廉洁自律的小故事
清正廉洁的故事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
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
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
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的一生，大部为官。
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
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
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严令其如数退回。
警卫员不以为然，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
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带头送子参军。
不幸老年丧子。
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
礼品一律交公。
对亲友从不循私。
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
正因为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
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
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
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
为给其治病，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
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
案发后，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
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
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
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
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
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
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
在瑞金时期，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
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
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
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
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
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
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
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
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9年。
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
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
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如，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
1942年至1945年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
1951年5月1日。
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
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
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
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
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
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
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的理解与坚决支持。
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
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 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
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
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
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
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
李自成这个陕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
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
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
对此却欢迎之至。
遵照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
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
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
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的吏治思想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关于此方面研究的文章和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
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在其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五六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2. 重视教育，以史为鉴。
十分重视进行普遍性思想教育，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是防腐养廉的根本保证。
因为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的党政干部，如果思想道德防线崩溃，就难免产生腐败行为。
因此，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77后来，又提出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1] 92抗战时期，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2] 1094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
”[5] 522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的复电中指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
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
”[7] 213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他认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实践证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经常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对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非常重视学习历史，经常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应当重视历史，懂得历史。
因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
历史知识渊博的，十分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嬗替的历史经验。
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更是扼腕长叹，反复告诫全党引为鉴戒。
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推翻明朝三百周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失去民心，以致陷入失败的历史过程及教训。
延安整风期间，看到了郭沫若的这一历史论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立即把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 147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很有益的。
”这不仅表达出对李自成和洪秀全因骄傲、腐败而失败的惨痛历史的关注，更表达了在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成功跨越胜利之师难以逾越的这道难关。
所以，1949年3月23日，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8] 进城以后，也不忘以史为镜，鉴戒自己。
的反腐倡廉思想正是他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晶。
3. 强调自律，以身作则。
在反腐败思想中，自律是反腐败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
而所谓自律，就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为准绳，增强党性，严于律己。
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5] 361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个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5] 5211951年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同时对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
全党的自律，堪称典范。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
他一再拒绝亲友杨开智、毛煦生、李淑一等人进京“谋事”的要求，再三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要自食其力[9]。
他还将自己刚刚新婚不久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
他自己一生不忘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与广大群众保持一致，不忘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他从1952年到1962年没做过一件新衣服，线袜子、睡衣都是补了又补。
他粗茶淡饭，最好的伙食改善不过是一碗红烧肉。
3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为农民吃糠窝头而流泪。
自己7个月不吃一口肉，坚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的自律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正地说，建国初期清正廉洁的党风和健康向上的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4. 发扬民主，强化监督。
民主与监督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反腐倡廉的重要策略思想。
在看来，仅靠思想教育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禄之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走民主治腐的路子。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
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没有能够解答出来的一个问题。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黄炎培的忧思，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 的回答体现了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的正确思路。
没有民主，难以保证执政党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
中国共产党要最终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意味着要在中国特殊的条件下开创一条民主新路。
这里说的“民主”，不但是一种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
如何从工作上和制度上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正是建国后着力解决和不断探讨的问题。
与民主治腐相联系的就是要强化监督。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提出过这样一句具有长远价值的醒世恒言：“不受制约的权力总会产生腐败”。
西方的资产阶级遵照这个观点实行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没有照搬这个观点，他曾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作“人民公仆”。
所谓的人民公仆，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永远代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也十分重视监督。
他说：“互相监督是个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
”[7] 155为预防和遏制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
一是党内监督。
党要管党，即是说党要管好党员，特别是要管好党的干部。
二是群众监督。
这种群众监督，首先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政府的监督。
其次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者的权力加以约束。
同时，还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认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也应该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
三是信访接待。
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把它“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并要求各省市党政机关根据情况，设置承办群众来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四是舆论监督。
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3年，又再次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7] 13以发挥报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5. 严厉惩处，从严治党。
一向主张从严治党。
对于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决不手软。
早在1929年12月，由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件，及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1]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党和政府中都出现了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侵蚀，“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
”于是，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
在运动中，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敢打“老虎”，将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13] 特别是处决原天津地委和行政公署主要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充分反映了以为首的党中央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
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刘、张二人的老上级的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求情，希望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4] 152据统计，在这次反腐败斗争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14] 150。
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二 的反腐倡廉思想，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创新的年代，反腐倡廉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1.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反腐倡廉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解决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社会的其他问题，才能为反腐倡廉构建强大的经济基础，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
同时，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
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的破坏。
只有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把“十一五”规划落到实处。
因此，必须坚决纠正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切实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做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持不懈。
2. 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
党要依照党章党规治党，国家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党和国家都要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制度要具体，操作性要强，防止流于形式。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法规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的要求，保证全党监督制度的统一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各级党政部门也要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制定和落实防治腐败的规章制度。
惩治腐败，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腐败分子，不论其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彻底查处、严惩不贷。
3. 要以党的领导干部为重点。
多次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实践证明，从党内抓起、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是反腐倡廉的正确途径。
近年来，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时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
从党内制度建设的情况看，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
因此，要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要有力打击各种腐败现象，使腐败分子受到严厉惩治和震慑；才能有效地做到“关口前移”，牢固树立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而要“管住干部”，从严治党，首先，在思想上必须从严要求。
所有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的先进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其次，在组织纪律上必须严格管理。
任何党员干部都不能游离于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之外。
对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那些顶风违法乱纪，极端奢侈腐化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查处。
4. 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一种世界现象，也是一种中国现象。
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
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因此，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要抓住反腐败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
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彻底”行动就会把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扫除干净。
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不能有丝毫懈怠，要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打算，要警钟长鸣。
同时，惩治腐败要态度坚决，措施严厉。
要像处理张子善、刘青山案那样，立场鲜明，雷厉风行，决不姑息养奸，否则将贻害国家和社会。
娄山关战役的简介
1935年1月7日途中占领遵义。
贵州军阀、候之担闻讯，慌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老巢。
为确保在黔北遵义建立新战略根据地，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命令第二师第四团率部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夺取娄山关，以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
1月9日红军以猛烈火力从关南发起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
2月25日凌晨，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再度向娄山关挺进，指挥红一、三军团，与敌军为争夺关口展开激战。
敌人仓皇应战，凭险据守，红军向黑神庙猛烈攻击，并在点灯山急调部队从东侧迂回，歼灭敌军4个团。
随后又乘胜追击，击败敌军2个师，攻占娄山关，黔军被歼灭600余人，红军伤亡100余人，取得以来的首次大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