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韩非子的故事
五 蠹(节 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
令尹曰：“杀之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
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以为孝，举而上之。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赏而鲁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固以知之矣。
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
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
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若夫贤良贞信之，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
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
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
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
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
”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
”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
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
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
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
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
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莫敢自顿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
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
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得到豢养。
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
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
结果判了他死罪。
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
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
”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
由此看来。
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
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
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
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
与“私”相背的叫做“公”。
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
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
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
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
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
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
对个人来说。
这是最美的事了。
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
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
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
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
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
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
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
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
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
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
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
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
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
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
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
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
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
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
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
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
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
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
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
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
而不欣赏忠信的人。
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
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
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
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
兵力不免于削弱。
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
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
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
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
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
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
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
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
而民众却愿意去于。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
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
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
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
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
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
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
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
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
正因如此。
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
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
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
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
不是太危险了吗
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
所谓合纵。
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
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
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
”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
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
版域缩小。
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
政治上就混乱了。
侍奉大国实行连衡。
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
君主地位就降低了。
”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
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
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
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
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
援救小国实行合纵。
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
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
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
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
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
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
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
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
”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
兵强就能打败别国。
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
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
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
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
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
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
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
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
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
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
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
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
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
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
如果让他们去打仗。
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
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
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
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
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
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
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
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
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
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
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
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
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
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
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
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韩非子的观点是什么
的管理思想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
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
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
韩非，有着强烈的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等几十万字的文章。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后来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
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
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
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
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
“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
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
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
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
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6）挟知而问，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7）倒言反听，就是本来想说一件事情，但却说一个与本意相反的事情，以获得下属的真实态度。
五是在管理过程中，韩非子强调要防微杜渐，从细节上消除消极因素。
《内储说》中提出了要查“六微”。
管理中有六种微妙而隐蔽的情况：(1)“权借在下”，要防止权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权是不可以借给别人的，它是领导者的专利。
(2)“利异外借”，就是防备内外勾结，组织内的人由于和领导利益不同会借助外力来削弱和反对上级的领导。
(3)“托于似类”，这是一种用相关的事情欺骗上级、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个人私欲的手段，必须要加以防范。
韩非子讲了一个齐国的故事，齐国的大夫夷射陪齐王喝酒，醉了之后坐在门廊上，守门人请他赏一点剩下的酒，结果被拒绝了。
夷射走后，这个守门人就在门廊下泼了一点水。
第二天，齐王出门后看到水，愤怒地问：“谁把尿尿到这里。
”守门人回答说：“没见谁，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这里站过一会。
”齐王就把夷射给杀了。
这是典型的小人栽赃陷害的例证，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明查。
（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总是同时出现，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国家受害就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下属受害也要看谁从中得到了好处，通过这种审查利害就会找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处理事情的关键所在。
（5）“参疑内争”，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臣下争权夺利是产生变乱的根源，领导者对此要给予关注和控制。
（6）“乱国废置”，敌对国家插手本国重要人员的任免这一点要极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十二生肖中每第一个字都念什么 最好注拼音
子zi 鼠 丑（chou)牛 寅yin 卯mao 兔 辰chen 巳si 蛇 午wu 马 wei)羊 申(shen) 猴 酉you 鸡 戌（xu)狗 亥（hai)
怎样鉴赏诗歌
《韩非子·说难》选自战国时代法家学派著作《韩非子》，是 《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说shuì，游说的意思；难nán，困难，说难，即游说的困难。
作者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帮忙找下明朝状元八股文
这是光绪二年（1876），新科状元曹鸿勋殿试考卷。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状元赵秉忠殿试考卷，也是我国仅存的清朝以前的状元卷。
如今“状元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泽，作为礼物它的复制品已随处可见。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清）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破题）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承题）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祗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
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
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起讲）回乎
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
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
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提比）回乎
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
舍耶
行耶
藏耶
（出题）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
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
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
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
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
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
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中比）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过接）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祇自行其性分之素。
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
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后比）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束股）「原文介绍」本文为康熙十二年（1673）韩菼参加会试的考卷，并以此文名列第一。
乾隆称赞他“雅学绩文、湛深经（文）术。
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术楷则“。
「原文作者介绍」韩菼，字元少，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
康熙十二年（1673），会试、殿试均名列第一，授修撰。
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尚书等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
「关键词：八股文」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
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等。
它要求文章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
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
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名家点评韩菼文章全文解析□王学泰韩菼的这篇文章是清代八股文中比较规范的一篇，其题目出自《四书》原文。
在科举历史上有许多题目属于怪题。
在当时也受到一些批评。
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因难见巧，怪题难，更可以显出作者的巧思。
例如考官出了个○作为题目，这只是书中的一个圈点，有的考生“破题”说“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人道本乎天道。
把没有意义的一个圈说得有意义了，非常巧妙。
这也是八股的特征：“没话找话”。
韩菼的这篇文章题目不怪，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讨论古代士人用舍行藏两种生活选择的。
在八股文中，题目就是对此文内容的界定。
全文只能就题目展开，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
仿佛挖井，从井口到井底要一样粗。
此题只能讨论“用舍行藏”、孔子颜回以及孔对颜说，这些问题。
八股文有一定的程式和字数。
关于程式的名称在文中一一注明。
“破题”是指开篇的两句（个别有三句的）解释或概括题意，但要换个说法，不能与题面重复。
破题是全篇最重要的。
本文的破题很好。
“圣人”指孔子，“能”指颜回。
“行藏之宜”，指恰到好处的“行藏”。
“微示”二字不仅体现孔颜的师生关系，也突出了颜回的悟性，响鼓不用重槌敲。
“承题”是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
此段言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人们很难理解、效法，只有颜回对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起讲”从文章说是第三段，可是从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个角度看。
它是文章的正式开始。
从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贤语气说话了。
所谓“圣贤”就是《四书》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
本文是以孔子语气说话的。
起讲是散句，可以不对仗，全段不能超过十句。
本文的起讲可见孔子循循善诱的情态。
起讲表面上只分析“惟我与尔”，没有讲“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独得”“独处”这些话语中。
“提比”起讲只是个过渡，提比则正式开始入题。
提比着重剖析“惟我与尔”，点明人需要益友与知己。
描写了获得知音和得到沟通的喜悦。
“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
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的问题。
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
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
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
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
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
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
中比“主要讲”用舍行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
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
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
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桩了。
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
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股”是结语。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
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
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
文中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
“提比”“出题”中“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
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
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
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
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
这种对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
（王学泰，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