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什么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
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
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
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在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
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
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
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
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
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
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
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
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
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
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
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
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
韦伯对组织理论的贡献，有点像如来佛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管理学家们在上面跳跃驰骋，最终却会发现自己依旧在韦伯所画的圈子里。
跳出韦伯的圈子似乎是可能的，不过还有待时日。
韦伯所描述的官僚组织有多种概括，但最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专业化分工。
分工原则本来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
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大厦，基石就是劳动分工。
但是，韦伯则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分工问题，他把专业化和人类理性紧密联系起来。
从斯密到韦伯，分工的意义也从劳动效率发展到社会结构。
韦伯的官僚组织，强调组织中根据专业技术的分工和人类理性的关系。
分工的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斯密强调的提高效率，而且在于消除等级社会的人身特权。
在韦伯的分工体系中，人的差别只有技术能力的差别，而不再是身份和社会差别。
所以，组织成员的选拔，必须采用考试方式。
专业能力替代了个人效忠，权力和责任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这些权力和责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在组织之中。
由此形成的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分工方式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形成新的以理性为准则的组织关系，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2.等级制。
等级制自古就有，而韦伯的官僚组织等级制与众不同。
官僚组织中的职位，按权力大小和“命令-服从”关系，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序列。
这种等级制同以往的社会分层有着实质上的区别。
以往的社会分层，如国王、贵族、自由民等等，是按人格身份形成的。
官僚组织中的等级制，则是按组织权力形成的。
这种权力摆脱了对人身的依附，其实质是专业技术和知识差异。
所以，这种等级制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特权。
在中世纪，家道中衰而穷困潦倒的贵族大爷，可以在精神上傲视那些珠光宝气却俗不可耐的下层暴发户，在物质上享有平民无法企求的各种优待。
但在官僚组织中，这种依赖于社会等级形成的上下悬隔不复存在，是制度而不是身份赋予等级权力。
在韦伯的官僚制组织中，成员有职权的高低大小之分，但却没有身份地位高低贵贱的区别，正是官僚制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中森严的社会等级，为建立近代以来的人人平等的契约型社会创造了先决性的条件。
3.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
在韦伯的理想状态中，官僚制组织的构建形成、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成员选拔，一直到组织的运作，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是由法律制度（不光包括成文制度，也包括不成文制度）明确规定的。
这些法律规则由组织成员协商而达成，或者由组织上层提出，但其成员以理性思考权衡而接受。
因此，组织的一切规则都是理性的。
任何组织成员，都依据这种规则而行事，上至组织的最高领导，下到基层普通职员，无不例外。
他们服从的是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的举措，或者是个人的偏爱喜好。
就连非常具体的报酬问题，也应当以固定薪金制来体现规则的力量。
在这里，“人治”被彻底摒弃。
但是，由于官僚组织只体现工具理性而排除了价值理性，所以，官僚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行政的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载体，所以，技术官僚不是法规制度的最终渊源，它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政治领袖或拥有所有权的更高主人（如股东）。
这种官僚组织，实际上必须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上。
4.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
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
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
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
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
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
但是，我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
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简述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
简述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
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
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
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
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
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
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
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
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
官僚制有哪些基本特征?
官僚制的主要特征有： (1)在劳动分工基础上，规定每个岗位的权力和责任制度化。
(2)按照不同职位权力的大小，确定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形成有序的等级系统，以制度形式巩固下来。
(3)明确规定职位特性以及该职位对人应有能力的要求。
根据技术资格挑选组织成员。
(4)管理人员根据法律制度赋予的权力处于拥有权力的地位，原则上所有人都服从制度规定，而不是服从于某个人。
(5)管理人员在实施管理时，每个管理人员只负责特定的工作；拥有执行自己职能所必要的权力；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服从有关章程和制度的规定。
(6)管理者的职务是他的职业，他有固定报酬，有按才干晋升的机会，应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某个人。
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是
官僚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与权力相分离。
官僚制摆脱了传统组织的随机、易变、主观、偏见的影响，具有比传统组织优越得多的精确性、连续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2)是理性精神、合理化精神的体现。
在典型的官僚制中，存在着一套有连续性的规章制度网，涉及组织管理过程的许多主要方面，它给每项工作确定了清楚的、全面的、明确的职权和责任，从而使组织运转和个人行为尽可能少地依赖个人。
(3)适合工业革命以来大型企业组织的需要。
早期传统的组织过分依赖个人和裙带关系、人身依附关系，采用任意的、主观的、多变的管理方式，不适合大型企业组织管理的要求。
工业化以来，大型企业组织规模大、分工细、层次多，需要高度统一，有准确、连续、稳定的秩序来保证。
缺点（1）过分强调了层级节制体制，要求下级对上级在职务上绝对服从，忽视了下级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民主精神。
（2）过分强调组织利益和组织效率，难以应付社会个性化的发展要求，难以应付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3）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和职能权限的划分，忽视了宏观协调以及消除本位主义的问题。
（4）过分强调人员的稳定性，无过失便终身任职的制度，最终造就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管理人员，造成管理人员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状况。
后官僚制的概念
后官僚制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它意味着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周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组织内部，组织模型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在组织外部，新技术时代—特别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正在日益改变和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
主要表现是：第一，组织变迁越来越表现出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善治”已经成为判断模型好坏的基本标准 詹·库伊曼（J.Kooiman）指出，因为政治系统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管理和治理本身也应该是动态的、复杂的和多变的。
〔7〕政府组织是实施管理与治理活动的主体，针对这种多样的、复杂的和动态的状态，仅以一种模型对应已经不可能。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实施管理与治理功能织更加多样化，公共部门的模型变迁并不完全依赖企业型政府范式，私营部门的情形变得更加不可琢磨，崛起的第三部门界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非政府与非营利的特点是人们不得不思考其究竟为什么而存在。
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出现，究竟是为了调整国家的矛盾还是解决家庭的问题都不甚清楚。
如果再把“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国家—公民社会—家庭”两组概念对应起来分析，问题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假设公共部门是代表国家的利益而存在，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的利益为重，那么，私营部门和家庭的关系是否更加密切?组织的多样性，组织利益的多元性，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与不稳定的结构使得模型的选择不再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下，实现善治就成为模型选择的唯一的标准。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8〕其有四个基本要素：(1)法治；(2)有效的行政管理；(3)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政治透明性。
〔9〕人们往往以是否具有这四个基本要素为标准，就能够对组织模型进行必要的科学的选择。
第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开放性”成为组织的显著特征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
公共管理时代是科学管理的时代，也是服务于人本主义的时代。
根据尼古拉斯·亨利的观点，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是组织具有开放性的显著特征。
〔1〕[P.93-127.]曾经流传的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但我个人认为公共管理时期组织开放性的意义更加深远：(1)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2)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
(3)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
(4)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企业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
第三、政治制度的规范与创新意识萌发，政府组织显示自己能力不再以是否对外国技术模仿、移植了多少为标准政府发展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对法律、制度、道德的追求远远超过其他，而把技术的创新交给企业与研究机构来完成。
在整个“重塑政府”的运动中，政府依靠法律、制度、规范“掌舵”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服务”也是政府从自身发展中切实感到应该做的事情。
许多国家并没有走相同的道路，制度创新更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
英国、新西兰所走的道路与芬兰、丹麦不同，“用更具体的概念来进行总结，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的是‘最小化模式’(minimization model)。
他们努力分解传统的公共服务机构，让国家提供最少的产品和服务，而最大限度地扩张私人领域的空间。
相反，北欧国家更多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 model)，较少使用私有化方式。
”〔10〕认可和创造某一模式始终与某一种政治制度的规范、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模式的选择正是制度规范的选择。
第四， 人事管理从公务员制度时代走向人力资源管理时代就公共部门而言，“人”与“物”两者之间对“人”的研究始终是最重要方面，行政管理时期侧重人事制度的安排，即政治任命制度、公务员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制度，而公共管理时期重在研究人事管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其中，寻求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方案成为人事管理的中心。
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的认识之后，学者们把人事管理的传统功能扩展，提出了人事管理的“PADS”四项新功能，即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开发、纪律与惩戒等。
〔11〕公共管理中更愿意把人看作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资源人”。
[1]更愿意把人事问题看作一个动态的系统，发展的系统，一个与目标紧密相连的系统，从而使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研究都得到重视。
第五，“虚拟政府”、“e政府”、“数字政府”作为同义词出现，代表着在传统公共部门之外出现了“影子公共部门”，并有能力分担和改善传统的政府职能互联网技术作为一个平台支撑着公共管理虚拟领域的存在，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或者第三部门，都可以借助这一平台扩展自己的服务功能。
网络的普及使得传统的政府职能可以延伸进家庭或者私人生活空间，传统公共组织的边界线、组织层级消失，有形组织向无形组织方向发展，直接的权力控制变成了间接的制度控制，权力权威变成了制度权威。
其中的好处体现在几个方面：(1)公共部门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2)公共部门更加开放，回应性更好；(3)公共部门信息资源利用率提高，信息的社会价值增高；(4)透明性好；(5)责任明确，公共责任全社会分担的趋势明显。
(6)催生数字城市、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概念出现。
在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宫官僚制时代，韦伯的理论在中国的政府改革中有什么意义
一、理性精神是中国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理性主义精神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的哲学起点。
他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把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基础上的，“克里斯玛”式的组织管理方式；二是建立在世袭习俗和血缘惯性基础上的传统型的组织管理方式；三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官僚制”组织管理方式。
理性主义精神是“官僚制”组织管理方式的核心，即走向合理性的合理化的过程。
工具性是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它主要表现为要求“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
而我们中国的行政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是缺乏这种理性精神的，更多的行政官员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而非法律本身，换句话说，中国的行政气候决定了在官员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对于上级的忠诚比对于制度的负责要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导致我国行政组织效率低下，人情行政现象严重，工作人员任意专断，缺少法律观念和腐败事情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现代性是中国行政管理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目标韦伯官僚制设计中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集中表现在，第一、法治化。
这是韦伯官僚制的精髓，表现为职责法定并依法行事。
第二、等级化，表现为行政职位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
即上级与下级之间基于职务等级序列具有稳定的命令服从关系，较低职位受到较高职位的监督和控制。
第三、非人格化。
上下级官员间的从属关系是基于法律制度和职务本身的组织结构规定，下级官员不是盲目服从上级官员个人的好恶需求，而是服从他拥有的特定职务上的客观的组织目标。
第四、专业化。
官僚组织中官员的公务职位活动，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定进行的，这类规定是一些根据行政组织目标的细化分解而形成的职位证明书。
官僚制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因素也是我国行政管理所缺乏的。
韦伯的制度设计和原则设计可以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性原则，中国社会并未实现现代化，而是处于自身步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世界其它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信息化并尽力摆脱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代背景之下。
我们要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又要尽可能避开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充分用现代化带动信息化，实现行政管理事业上的全面发展。
中国目前的行政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更多地受到了传统的科举制和封建官僚制的影响，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行政官理所缺失的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所以，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以韦伯官僚制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
三、官僚制是中国行政管理活动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具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经常把官僚制与官僚主义等同起来，以至于人们把官僚制视为官僚主义的必然原因而否定掉。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
而且仔细分析韦伯官僚制中的原则，就会发现，如果作为一种理想的坐标系来参考，官僚制是抵制官僚主义的工具。
这就需要分别搞清楚官僚制与官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具有明显的区别：官僚制是一种政府组织原则和管理形式，是一种遵循法律和客观原则进行管理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好坏。
官僚制以相对专业化的官僚成员作为主体构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和价值原则的总和。
虽然其具有客观性特点，但各国实施的官僚制也都具有本国的特色，带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存在官僚制是否符合具体国家的国情发展的问题。
而官僚主义则是指一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的，注重形式且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官僚主义的极端表现为行政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以权谋私，更甚则形成腐败。
可以看出，这正是官僚制依法办事，高效原则所极力反对的。
虽然韦伯设计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的作风相去甚远，但在各国实践官僚制的过程中，往往导致了官僚主义的盛行，所以可以说想要正确运用官僚制的组织原则而摆脱官僚主义作风关键就在于弄清二者的联系。
官僚制的某些原则过分僵化，就会走向极端，产生不顾客观实际需要，过分追求办事程序的形式主义的作风，即所谓“过犹不及”。
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人的价值选择和法规制度的完善程度。
行政人员如果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运用官僚制原则，就可能运用程序化，法律条文等形式作为谋利的工具，那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而如果选择以科学的组织目标作为利益出发点运用官僚制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法规制度的完善程序则更为重要和现实，一句话，要做到让“好人可以为善，坏人不能为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层读本读后感 800字 急需 谢谢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读后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党。
然而，找到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就能一帆风顺，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各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并且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对于踏出这个实际的路程，中国在经历了很多时期的阶段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总结：新民主主义：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国家，在这一段时期内，无产阶级政党是如何实现对中国革命领导的呢
近代中国，已经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是当时的基本国情。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不断的入侵，改变中国“封闭”的状态，使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加速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步的变为半封建的中国，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事实上讲，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也促进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的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路线，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原来的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这是一场为了挽救空前慎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20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以为主要敌啊便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过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初步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定，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定，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阶段的中国是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
由于新生的中国缺乏经验，对应中国的国情，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能照抄苏联”，这种潜在的思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会运动。
直至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现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完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