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 罗马 赏析有没有读后感
读后感是议论性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事例来阐明从“读”中的道理.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写读后感一般应做到三点：1、要读懂原文的内容.“读后感”,顾名思义,就是先读后感.因此,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读,抓住了原文的重要内容,才会写出自己的真实.2、写自己体会最深刻的部分.一篇文章叙述的内容很多,要抓住文章中你自己体会最深的内容来写.体会不深,感想不丰富,读后感就写不成功.读后感需要真情实感，因未阅读过原文，故下面提供写读后感的写作方法与要点以供参考：
汉赋四大家是哪四位
四大家：指司马相如雄、班固、张衡。
这四人都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
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
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
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明人辑有《杨子云集》。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
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
著有《班兰台集》。
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
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有哪些令人叫绝的心理学效应
1.瓦拉赫效应 奥托·瓦拉赫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的成功过程极富传奇色彩。
瓦拉赫在开始读中学时，父母为他选择了一条文学之路，不料一学期下来，教师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语：“瓦拉赫很用功。
但过分拘泥，难以造就文学之材。
”此后，父母又让他改学油画，可瓦拉赫既不善于构图，又不会润色，成绩全班倒数第一。
面对如此“笨拙”的学生，绝大部分老师认为他成才无望，只有化学老师认为做事一丝不苟，具备做好化学实验的素质，建议他学化学，这下瓦拉赫智慧的火花一下子被点燃了，终于获得了成功。
瓦拉赫的成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学生的智能发展是不均衡的，都有智慧的强点和弱点，他们一旦找到了发挥自己智慧的最佳点，使智能得到充分发挥，便可取得惊人的成绩。
后人称这种现象为“瓦拉赫效应”。
2.门坎效应 所谓门坎效应，是指一个人接受了较低层次的要求后，适当引导，往往会逐步接受更高层次的要求。
该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做无压力屈从：登门坎技术的现场实验中提出的。
3.共生效应 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显得矮小、单调，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
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
事实上，我们人类群体中也存在“共生效应”。
英国“卡迪文实验室”从1901年至1982年先后出现了25位诺贝尔获奖者，便是“共生效应”一个杰出的典型。
4.刻板效应 社会心理学认为，那种用老眼光看人造成的影响称为“刻板效应”。
它是对人的一种固定而笼统的看法，从而产生一种刻板印象。
在学校经常可见到这种现象，教师对那些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脸上往往流露出喜爱的神色，并受到器重和青睐。
而天资愚笨、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则往往受到歧视，教师表现出急躁、厌烦的情绪，令人沮丧的话常挂在嘴边。
实践证明，经常受到这种“待遇”的学生，会顿觉凉水浇身，丧失了学习信心，失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以至产生颓废情绪。
5.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有时又称为第一印象的作用，指的是知觉对象给知觉者留下第一印象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作用。
具体说，就是初次与人或事接触时，在心理上产生对某人或某事带有情感因素的定势，从而影响到以后对该人或该事的评价。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决策中收集正确的情报加以分析而言，这种效应是不利的。
无论第一印象是好或是坏都是片面的，不利于全面地了解、分析。
第一印象所产生的作用称之为首因效应。
根据第一印象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往往比较偏颇。
如果在招聘考试和考察员工绩效时，只凭第一印象，就会被某些表面现象蒙蔽。
首因效应在招聘过程中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貌取人。
对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应聘者容易赢得主考官的好感，二是以言取人，那些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者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因此在选拔人才时，既要听其言、观其貌，还要察其行、考其绩。
6.近因效应 近因效应指的是某人或某事的近期表现在头脑中占据优势，从而改变了对该人或该事的一贯看法。
近因效应与首因效应是相对应的两种效应。
首因效应一般在较陌生的情况下产生影响，而近因效应一般在较熟悉的情况下产生影响。
两者都是对人或事的片面了解而主观臆断，使得决策信息失真。
7.晕轮效应（光环效应） 晕轮效应是指某人或某事由于其突出的特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忽视了其它的心理和行为品质。
它有时会产生“积极肯定的晕轮”，有时会产生“消极否定的晕轮”，这都会干扰对信息的评价，要克服晕轮效应就必须坚持客观，不掺杂主观成分。
8.蝴蝶效应 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研究“长期天气预报”问题时，出现了疑难问题：她在计算机上用一组简化数据模拟天气的演变，原本是想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
但是，事与愿违，多次计算表明，初始条件的极微小差异，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心理情绪也是如此，有一组漫画显示，一个人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心里很恼火，回家冲妻子发起了脾气，妻子无来由地被训，也很生气，就摔门而去。
走在街上，一条宠物狗拦住了去路，“汪汪”狂吠，妻子更生气啦，就一脚踢过去，小狗受到踢打，狂奔路过一个老人面前，把老人吓了一跳。
正巧这位老人有心脏病，被突然冲出的小狗一吓，当场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
洛伦兹发现了微小差异导致的巨大反差，她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这个发现，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上空振动翅膀，它煽动起来的小小漩涡与其他气流汇合，可能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会引起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
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中，人事管理工作者如果灵活运用人事心理效应，就能充分调动下属或人才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才尽其能，从而使工作效能达到最优。
9.罗森塔尔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考查某校，随意从每班抽3名学生共18人写在一张表格上，交给校长，极为认真地说：“这18名学生经过科学测定智商很高。
”事过半年，罗氏又来到该校，发现这18名学生的确表现超常。
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期望心理中的共鸣现象。
运用到人事管理中，就要求领导对下属要投入感情、希望和特别的诱导，使下属得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领导在交办某一项任务时，不妨对下属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好”、“我想早点听到你成功的消息。
”这样下属就会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人才也就在期待之中得以产生。
10.贝尔效应 英国学者贝尔天赋极高，有人说他毕业后若研究晶体和生物化学，定会赢得多次诺贝尔奖。
但他却心甘情愿地走另一条道路，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高峰，此举被称为贝尔效应。
贝尔效应要求领导者具有伯乐精神和人梯精神，要以单位和集体为先，慧眼识才，放手用才，敢于提拔任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积极为有才干的下属创造机会。
11.鲶鱼效应 从前，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它们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只有一条渔船能做到带活鱼回港。
后来，人们发现这条船的鱼槽内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类”后，也会因紧张而加速游动。
如此一来，沙丁鱼便延长了寿命。
这就是“鲶鱼效应”。
运用鲶鱼效应，通过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它符合人才管理的运行机制。
目前，一些机关单位实行的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就是很好的典型。
这种方法能够使人产生危机感从而更好地工作。
12.海潮效应 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
此乃海潮效应。
人才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也是这样。
社会需要人才，时代呼唤人才，人才便应运而生。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要通过调节对人才的待遇，以达到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本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
现在很多知名企业都提出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待遇吸引人，以感情凝聚人，以事业激励人。
13.名片效应 14.异性效应 15.责任分散效应16.詹森效应17.“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 “18.“南风效应” 19.心理学中的巴纳姆效应 21.迁移效应 23.马太效应 24.水桶效应 25.奋起效应26.糖果效应 27.齐加尼克效应 28.霍布森选择效应29.定势效应30.得寸进尺效应31.破窗效应 32. 触摸的心理效应 33.权威效应34.边际效应35.投射效应
五小福 是谁
七小福包括：1 洪金宝 2 元奎 3 元华 4 成龙 5 元俊 6 元德 7 元彪 于占元当年创办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名字虽然取得唬人，但要论规模在香港众多戏校中也只算得中等，而且校舍破败，条件简陋，所幸师傅并未误人子弟，教得认真。
学生拜师、学艺、签生死约依足了旧式梨园行的规矩，父母一旦将孩子送入戏校，契约期内便要完全听凭师傅的教导照顾了。
其时香港的梨园行当还未被电影击垮，尚有很多观众捧场，因此需要大批戏曲演员，于占元正是看此机会才办起戏校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已。
“七小福”是一出京剧，也是一个戏班，更是于占元这群得意门生的总称。
很多朋友都以为“七小福”指的是成龙等七个人，实际却不止。
原来于师傅在一次京剧表演中，选了元龙、元楼、元彪、元奎、元华、元武、元泰七人担任的主角（注：成龙当时的艺名为元楼，元龙则是大师兄洪金宝的艺名。
待到后来，年长成龙五岁的洪金宝约满先行出师闯荡影坛时，成龙才顶了元龙之名），因为演出非常成功，于占元便借此组了个“七小福“戏班，既让徒弟们多增加些演出经验，又可赚些银两，正所谓“一箭双雕”了。
“七小福”戏班成员共有十四人，除去刚才提到的七人外，尚有元德、元俊、元彬、元振、元宝等人。
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如今再回看这群师兄弟，元俊、元泰、元武几个在八十年代初期即销声匿迹；元振、元宝也只是混迹影坛，默默无闻；而洪金宝、成龙、元彪、元奎、元华、元德、元彬七人则成为当今香江影坛的赫赫人物，由此大众眼中的“七小福”便顺理成章地具体到他们七个身上。
地球人都知道，成龙师兄弟的电影成就完全体现在动作功夫片上，“七小福”除了能演动作戏外，而且个个是有名的动作指导。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香港电影金像奖设立至今一共发出二十个最佳武术指导奖杯，其中十二个落在了“七小福”手上，台湾电影金马奖九十年代以后开始设最佳动作指导奖，迄今已有八届，“七小福”却得了六次（注：其中包括与别人合作得奖次数，比如程小东、元彬合作的、成家班、曹荣合作的等），说占了香港武指和功夫片的大半壁江山实不为过。
至于他们为何都能在功夫片领域做到游刃有余，进而成为一代大家，归根到底还是和他们当年做戏曲演员有关。
于占元本是京剧名武生，带的徒弟也主攻武生或者净行，所谓唱念坐打，动作杂耍皆须样样精通，可是要论起唱来，“七小福”中也只成龙一副好嗓子，而于占元也惟独对此要求低些，其他方面则是务必精益求精——后来洪金宝、元彪主演的中两人大练猴拳，身手敏捷，面部表情又活脱一副猴样，便是当年“七小福”合演等猴戏的结果。
而中洪金宝、成龙扮贼唱戏一段，中元彪花旦打扮舞动银枪的台姿英风则更是作为戏曲演员的基本功了。
另外，戏曲演员和舞蹈演员一样，因为舞台表演的关系，尤善于掌握身体动作的节奏，运动起来，姿势潇洒，轻重缓急，错落有致，如果和音乐鼓点相配的话，那就可以称作舞蹈了。
这一点在中成龙伴随着音乐和洋拳手对打可以得到印证——也正因为节奏感对于功夫片的特殊重要性，我们才不难理解跳舞蹈出身的杨紫琼、李赛凤、杨丽菁甚至章子怡缘何都能迅速成为一代打星了。
其实早在“七小福”的童年时代即与武侠功夫片结缘，原来于占元的女儿于素秋乃是六十年代香港最红的武侠片女星，于占元本人也经常在粤语片中做武师，有了这层关系，洪金宝、成龙这帮师兄弟很早就参与了电影演出，但和萧芳芳、冯宝宝这些当红童星比起来，“七小福”也只能算是跑龙套的，能够得到像中六霸、七霸这等次要角色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在镜头前的历练和大银幕上的演出经验，却奠定了“七小福”日后辉煌的基础。
1971年，由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于占元的“中国戏剧研究学院”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成龙、元彪等师兄弟只好各自谋生。
当时他们这些戏班出身演员走的都是进电影圈做龙虎武师的路子，似乎这样才算得上人尽其才，没辜负自己学戏时苦练的本事。
成龙、元彪等人的运气还不错，在邵氏电影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后，他们遇到了三年前先他们出师的大师兄洪金宝，当时他已经从龙虎武师升到武术指导了。
经洪金宝介绍，成龙、元彪、元华等人开始为嘉禾电影公司做特技替身和龙虎武师，而在这段时间里，对他们来说最难忘的经历则是参与李小龙影片的拍摄工作。
是李小龙从好莱坞回港后的第二部功夫片，在该片中，李小龙的刚猛有力的截拳道展露无疑，双截棍的威力，一人独斗群寇的豪气都令人观之热血沸腾。
当时成龙、元彪在片中扮演的都是被李小龙暴揍的日本浪人，成龙还做了片末被陈真一脚踢飞撞在墙上的铃木先生的替身。
“七小福”的另一位成员元华则幸运地做了李小龙的替身，片中需要李完成的一些杂技动作几乎都由元华完成，另外，元华还扮演了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前戏耍陈真的日本学生，还有几句挑衅的台词——后来元华在喜剧片《龙的传人》中街头卖艺时，就曾吹嘘过给李小龙做替身之事，有趣的是片中扮演他儿子的周星驰就是李小龙的忠实FANS，他在《喜剧之王》中表演《精武门》“踢馆”一场将张柏芝凌空提起倒摔在地下那段的原版本则是由成龙扮演被摔的那个，而成龙在《喜剧之王》中也客串了一回“死跑龙套”的，观众看得搞笑，殊不知当年他也和星爷一样都是此等出身，想必他对片中“临时演员也是人
”一句也会有深刻的体会。
可以说香港的功夫片至李小龙才真正从武侠片中分化出来，历史背景也由古代变为近代甚至现代，呈现出一派崭新气象，并开始为世界影坛所瞩目，同时对洪金宝、成龙师兄弟日后的走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小龙之后香港功夫片大行其道，连武侠片大师张彻也开始涉足《马永贞》等近代豪侠功夫片，而模仿李小龙功夫片风格的打星也层出不穷：吕小龙、梁小龙、黄小龙….还有成龙。
“七小福”中和成龙是最早成名的，洪开始以武术指导闻名，后来开始自导洪金宝自演电影，首部作品是《三德和尚与春米六》，其后主演的《老虎与田鸡》《林世荣》等片亦颇受好评。
成龙则在李小龙暴毙后，被其原来的合作者罗维发掘，作为李的接班人。
不过无论是跟风李小龙的《新精武门》，还是改编自古龙小说的武侠电影（《剑花烟雨江南》等），都没有取得成功。
直到1978年吴思远借成龙拍《醉拳》才令其迅速走红。
该片的谐趣风格及袁和平设计的活泼灵巧兼具杂耍性的武术动作简直就是为成龙量身定做，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天赋，同时也令成龙找到自己日后在功夫片领域的发展方向。
自此，李小龙之后的又一位功夫巨星正式登场。
由于成龙谐趣功夫片的大受欢迎，也使得素来爱跟风的香港电影人纷纷改拍此类影片，其中自然滥作居多，却也不乏精品。
除了成龙的《蛇形刁手》、《龙少爷》《师弟出马》外，洪金宝导演的《杂家小子》和《败家仔》也堪称上佳之作，这两部影片故事情节与《醉拳》大体相似，皆是少年受辱，遇高手学艺报仇的套路。
片中诙谐幽默的武林高手（类似于《醉拳》中袁和平之父袁小田饰演的苏乞儿形象）都是由洪金宝担纲，成龙似的调皮闯祸少年则由元彪演绎，而两兄弟设计的武打动作则愈加精彩刺激，丝毫不逊于成龙的《醉拳》，因此也取得了极佳的口碑及票房——更重要的是，《杂家小子》和《败家仔》令元彪迅速出位，成为一代打星，在整个八十年代风头不让洪、成两位师兄。
至于“七小福”其他几位兄弟，元奎、元德、元华、元武、元振等人此时也都聚集在洪金宝、成龙的周围，同气连枝，大家有饭吃，或做武术指导，或在银幕显形，较之以前做武师的日子要好得多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可能不太合适）：朝中有人好做官——不过话又说回来，靠人不如靠己，虽说师兄弟好得没话说，但如果自己没有实力，早晚也会被淘汰的，更何况这几位本身亦非等闲之辈，凭本事照样能出位，只是早晚的事罢了。
元奎为成龙的《龙少爷》、洪金宝的《皇家师姐》等片设计的武打动作已显示出自身实力。
作为导演，他与刘镇伟合导、周星驰主演《赌圣》曾创下1990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
而当他遇上李连杰后，更是一展平生所学，充分发挥了李连杰的敏捷身手，经典的武术设计更是层出不穷。
单以他与师弟元德联合为《功夫皇帝方世玉》设计的动作场面来说，李连杰与胡慧中在看热闹人群的头顶比武高来高去尽展潇洒身姿，而赵文卓与李连杰于监斩台里低矮的夹层中的打斗则是闪转腾挪却以灵巧取胜；再加上李、赵二人在染布坊内长棍对短棒的对攻——这一高一低，一短一长的巧妙对比真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元奎、元德以该片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武术指导奖确实也是实至名归的。
至此，元奎与元德师兄弟联手在李连杰主演的《新少林五祖》、《中华保镖》、《赤子威龙》、《鼠胆龙威》等影片中设计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动作场面，李连杰鲜明的造型，潇洒的亮相，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矫健身手无不体现着元奎师兄弟的心血，从而也令他二人在香港的武术指导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
元华给人的银幕印象一直是反派形象深入人心，在八十年代成龙、洪金宝、元彪主演的许多电影如《飞龙猛将》、《急冻奇侠》、《东方秃鹰》中，元华总是扮演功夫最厉害的反派，有时需要成龙他们师兄弟同时出招才能战胜他，其实以元华的瘦削身体，若没有些真功夫还真不足以抵挡自己三个师兄弟的轮番进攻。
只是不断重复这等只靠拳脚功夫显威的反派角色，难免会令元华最后沦为如卢惠光、周比利等纯脸谱化的陪练打星。
于是这位留着和林子祥一样的小胡子（《急冻奇侠》中元彪对其相貌的评价）开始在演技上下功夫，与周星驰合作的《龙的传人》、《情圣》、《漫画威龙》和与李连杰合演的《龙行天下》等片都充分展现了元华的喜剧表演才华，比之在成龙、元彪的影片中充当一号打手自然要生动、形象得多。
另外，他为《急冻奇侠》和《龙行天下》设计的武术动作也干净利落，不落俗套、颇有新意，只可惜后来他在武术指导这一行当并未有太大发展，而是专注于银幕前的演出，还别说，倒也算得上别具一格，小有成就。
即便在“七小福”早年学艺时期，元彬也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八十年代其他师兄弟开始各领风骚时，元彬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何建树。
他也甚少与洪金宝、成龙等师兄弟合作，相反倒投在另一位著名的武术指导程小东门下，与马玉成共同做了程小东的副手，辅助他为《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新鹿鼎记》等武侠片设计了许多经典的动作场面，因此深得徐克赏识，后来竟提拔他在《黄飞鸿三狮王争霸》中做了武术指导的正职，又在《黄飞鸿四王者之风》中担任了执行导演，一时声名鹊起。
不过，元彬、马玉成设计的武术动作虽然深受程小东的影响，但却各有侧重：马玉成颇得程式凌空飞舞，飘逸潇洒风格之精髓，只是有时过于夸张，虚与实的结合差了些；元彬则武术招式的拆解上下足功夫，因此写实性很强，只可惜有时候又想学程小东的天马行空，结果难免弄巧成拙，这点在《黄飞鸿四王者之风》和《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中体现得很突出——至于后来元彬为“银河映像”的许多经典枪战片做指导的动作场面，固然精彩写实，但较之拍功夫片可以任意发挥，他在杜琪峰等人的导演意图控制下却又显得有些缩手缩脚了。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洪金宝、成龙、元彪是香港最红的功夫片的明星，只要是他们领衔主演的功夫片，几乎都能获得极佳的票房收入，如果是三人合作的影片则更是票房卖座的保证了。
因此当年这三兄弟曾合作过多次，最早是在《奇谋妙计五福星》中，该片是嘉禾为对撼新艺城的卖座动作喜剧系列《最佳拍档》开拍的，由洪金宝导演，开创了豪华明星阵容的群戏先河，影片以洪金宝、吴耀汉、冯淬帆、秦祥林、岑建勋（后来换为曾志伟）的搞笑戏为主，剧情主要是这五个好色男人调戏美女的桥段，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洪金宝、成龙、元彪师兄弟三人硬桥硬马的动作功夫场面，（《奇谋妙计五福星》中元彪只露了一面，没甚戏份，待到后来的《福星高照》、《夏日福星》便是三人同时对敌的精彩武斗了）。
只是在这套由洪金宝控制影片整体风格的“五福星”系列，成龙、元彪的戏份也只限于打斗，并无多大发挥。
但到了成龙自编自导自演的《A计划》时，则是完全围绕成龙展开情节，无论洪金宝、元彪怎么卖力的打斗表演，却也抢不去成龙的风头。
说起洪金宝与成龙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据说成龙的许多功夫就学自洪金宝，而他入电影圈以来一直受到这位大师兄的照顾。
因此两人之间的合作也是最多的，而且互相启发，对香港类型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单说洪金宝，他不仅以《提防小手》和《五福星》系列开创了黑色功夫喜剧潮流和时装动作片，监制的“僵尸”系列电影更风靡一时。
而且他除了动作功夫少有敌手外，还主演过几部颇受好评的文艺片，如在《八两金》中与张艾嘉谈情说爱，影片淡淡的乡愁和略显悲伤的爱情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而洪金宝出色的演技也为该片锦上添花。
另外，他在与成龙合演的《龙的心》扮演一个天生弱智的成年人，演技着实精湛，只可惜与同年郑则仕主演的《何必有我》题材撞车，不仅口碑不佳，票房也只收几百万，堪称洪金宝与成龙合作以来最失败的一次，使得成龙以后再不敢轻言演文艺片，而洪金宝却毫不在乎，后来又有与张曼玉主演的《过埠新娘》文艺片问世。
此等勇气和对自身演技的突破在“七小福”中绝对可拔得头筹。
再说洪金宝对成龙的启发，因在《奇谋妙计五福星》中成龙首次扮演警察，才触发了成龙的创作灵感，才有了《A计划》中的民国巡警马如龙，才有了后来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的《警察故事》中的陈家驹。
而洪金宝在八五年为德宝监制了《皇家师姐》系列，成龙就在八七年为嘉禾监制了《霸王花》系列——不知这个算是启发，还是对撼呢
另外，成龙、洪金宝、元彪在八十年代都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成龙的是威禾，洪金宝的是宝禾，元彪的则是泰禾，很明显都是依托嘉禾电影公司开创的。
有了各自的事业，他们的合作就开始渐渐少了，三人合作的影片除了“五福星”系列和《A计划》外，尚有《快餐车》和《飞龙猛将》。
《飞龙猛将》是三兄弟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片中设计了一段洪金宝、成龙、元彪三人因误会展开混战的动作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殴成一团，非常经典，谁知这竟是三兄弟合作的绝唱了呢
不过，洪金宝与元彪倒是陆续有合作，比如《东方秃鹰》、《乱世儿女》（此片中洪金宝破天荒地演了一个大反派，与元彪恶斗一场最后被炸死）、《九五牛皮胶》等——其实近年来个人最喜欢的“七小福”作品当属元奎导演，元彪、元华、元奎、元德、金城武主演的《马永贞》，拳脚刀斧，枪战武斗的动作场面精彩绝伦，兄弟情义，帮派厮杀，情感阴谋、搞笑悲情，虽用传统手法演绎，却也令人荡气回肠。
元彪的英雄、元华的搞笑，元德的反派都很出彩，只可惜该片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票房极差，不知何故。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七小福”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发展重点不太一样，比如成龙、洪金宝、元奎在好莱坞，元彪留守香港，元华转投无线电视台做了电视剧演员，元彬则在内地混饭吃。
但现在又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作拍片了。
洪金宝为成龙的《highbinders》担任动作导演，元彪为成龙的《龙旋风》担任动作指导，洪金宝在元彬导演的电视剧《断仇谷》中担纲主演，元彪则与洪金宝在《拳神》中再次聚首……也许“七小福”作为演员在银幕前表演（尤其是成龙、洪金宝）已经开始老了，但他们作为动作指导对香港甚至世界类型电影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却越来越重要——谨以此浅陋文章纪念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带来无数欢乐的几个香港电影人
成龙於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国戏剧学院。
他的师父就是着名的京剧大师于 占元师父（于素秋的父亲）。
于师父为成龙起了一个名，叫元楼。
其他 的师兄弟也是以元字为名。
每天的操练包括脚上功夫、打斗方式、特技 动作等。
另外还有如拉筋、劈腿、翻 斗等动作。
除了练功外，他们更 要做清洁、洗碗等的事务。
成龙就是在每天接近十九小时艰苦训练中成 长。
在一次京剧的表演中，于师父选了元龙（洪金宝）、元泰、元华、 元武、元奎、元彪和成龙，担演一套京剧《七小福》的主角。
从此人们 便称他们为七小福，而成龙亦从此获得很多舞台演出的机会，以后他们 就不断在荔园表。
中国的民间技艺有哪些
民间艺术表演的形式有：抬轿娶亲、高跷、舞狮、舞龙、旱船、秧歌、跑驴、二鬼摔跤、大头娃娃民间艺术：玩具类 ：泥玩具 布玩具 节令玩具 花灯玩具 棉塑玩具染织绣类： 传统刺绣 民间印染 中国织锦塑作类 泥塑艺术 面塑艺术 木偶艺术剪刻类 剪纸与刻纸 皮影雕镌类 :玉雕 木雕 石雕 砖雕绘画类: 彩画 农民画 年画编织类：竹编 漆器扎糊类： 纸扎 彩灯 风筝表演类 民间音乐 舞蹈 戏曲建筑装饰 脸谱 面具 瓷器
海上有一个山山顶上顶着一个跷跷板，板的一头是只黑熊一头是个拿枪的猎人这句话想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百爪挠心百足之虫，至死不僵百足之虫，至断不蹶百足之虫，断而不蹶百足不僵百紫千红百拙千丑百啭千声百中百发百折千回百折不移百折不屈百折不摧百战百败百载树人百下百着百下百全百无一堪百无所成 百无是处 百万雄兵 百岁之盟 百岁之后 百死一生 百顺千随 百顺百依 百事无成 百事大吉 百世一人 百世流芬 百世流芳 百世不易 百舍重趼 百忍成金百巧成穷 百年之约 百年谐老 百年好事 百年大业 百谋千计 百密一疏 百媚千娇百虑一致 百口同声 百口难分 百孔千创 百举百捷 百结悬鹑 百结愁肠 百计千心百计千谋 百计千方 百喙一词 百喙如一 百喙难辞 百喙难辩 百喙莫辩 百鬼众魅百怪千奇 百福具臻 百凡待举 百二山川 百二金瓯 百二关河 百堕俱举 百端交集百动不如 一静百川 朝海百尺
宋代的文化生活的繁荣景象
宋代是我国社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期，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
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
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
”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
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
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
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
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
”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
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
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
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
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
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
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
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
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
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
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
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
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
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
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
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
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
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
”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
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
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
话本、唱本的发展。
《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
《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
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
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
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
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
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
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
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
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
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
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
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
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
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
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
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
……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
”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
”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
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
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
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
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
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
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
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
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
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
……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
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
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
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
”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
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
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
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
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
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
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
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
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
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
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
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
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
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
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
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
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
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
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
”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
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
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
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
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
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
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
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
”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
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
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
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
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
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
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
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
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
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
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
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
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
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
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
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
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
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
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
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
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
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
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
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参考资料：人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