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读后感三篇
第一个渊 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江南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
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
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
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
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
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
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
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
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
”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
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
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
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
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而是继续定居于江西南昌地区。
在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
辜氏族人大多尊奉辜正(林正)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 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
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从此传下一支辜氏家族。
在辜敦源(陈敦源)的后裔子孙中，有清末民初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的著名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第三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祭祀执疈辜，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执疈辜，简称执疈、或执辜，是西周初期就设有的一种官职，专职掌管在盛大祭祀活动中对牺牲的处置，隶属于春官府司管辖。
“辜”，在古代祭祀时分裂牲畜肢体的过程就称作“辜”，也就是“磔”；而“疈”，则是剖开牲畜身体的过程，与“副”的含义是一样的。
因此，执疈辜实际上就是官家屠夫的官称，只不过执疈辜只负责宗室祭祀活动中的牲畜宰杀、处置，并按规定和要求将牲畜的各个部位予以剖解，安置在祭祀台上的指定位置。
这在典籍《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记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注：疈，披牲胷也。
疈辜，披磔牲以祭也。
” 执疈辜这一官职多为其后裔子孙世袭，很早即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且非常受社会上人们的尊畏，称执疈辜氏、执疈氏、执辜氏，后皆省文简改为单姓执氏、疈氏、辜氏、宰氏、屠氏等，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有趣的中国近代历史故事
辜鸿铭??
杨念群的主要论文
毛春燕（江山市江山中学，浙江衢州324100）\ 从语言学习来讲，背书（特别是背经典）似乎是个妙招，受到许多语言教育者和学习者的推崇。
中国近代名士辜鸿铭经常用到学生身上的一个笨办法是：背书，而且是背名著。
他精通十几国语言正是得益于当初苦练背功。
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书里说，教辜某人练背功的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布朗先生。
你道是这布朗先生怎么教小辜鸿铭读书
就是把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卡莱尔等欧洲名著背下来，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什么《浮士德》和《法国革命史》，几万字几十万字一本，就这么背。
当然，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背书非常人所能，但这一硬办法倒是每一位语言学习者都必须亲身躬行。
\ 很多的英语教育专家和成功的英语学习者都十分强调背书的作用。
根据语言的输入与输出理论，背诵应是摄取语言原料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是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很多学生却对此畏之如虎。
一是由于他们的畏难心理。
他们总觉得背诵一篇文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平时背诵国语文章他们都觉得并非易事，英语文章的背诵更是难如登天了。
二是由于他们的功利心理。
他们觉得费了九牛二虎背熟了一些文章就应该马上让他们的英语成绩上一个新台阶。
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们的英语成绩在短期内可能非但没有多大起色, 反而所背文章过了一段时间却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背似乎等于没背。
出于这两种心理，他们总是对背书怀有一种排斥心理。
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背的越少，就越缺乏对语言的感觉，越没有感觉就越觉得英文语句很艰涩，开口时觉得口舌僵硬。
针对上述问题，英语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应考虑如何引导学生，让他们在背文章过程中体会到乐趣，从而摆脱对背书的恐惧。
\ 一、让学生明确背诵的益处\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英语学习也是如此。
脱口而出的英语正是得益于日常滚瓜烂熟的诵读。
它往往会给语言学习者带来如下益处：\ 1.有助于培养深化语感。
当把一篇文章诵读到烂熟于心时，文章中的短语、句子、表达方法就会被学生消化和吸引，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产生对语言文字敏锐的感受力，由此产生语感。
然而语感的形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有时学习者本人难以觉察到自己语感的增强,比如他语音的进步，语调的改善或语速的流畅等这些迹象可能无法在考试中显现出来，但如果敏感的教师对这些学生本人或许还没意识到的进步作出及时的肯定评价，那对学生背诵热情将是怎样的一种鼓励或促进呢?\ 2.有助于增加语言的储备量。
背熟一篇文章，必然建立在学生对文章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只有认真参透了每个单词的意思，句子的结构及含义，正确把握了单词的发音，句子的轻重音读，才算真正背熟了一篇文章。
通过诵读学会并熟记的语言及其表达的思想储存在大脑中，变成“经验成分”，以后便能运用于听、说、读、写当中。
只有储备了一定的语言“经验成分”，用时能信手拈来，说时能信口开河，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学什么语言都强调要“背书”的缘故。
\ 3.有助于摆脱开口难的困境。
长而久之的诵读有助于锻炼口腔肌肉，根据李阳“三最”口腔肌肉训练法，中英文两种语言发音所用到的口腔肌肉部位是不同的，长期习惯讲中文的我们汉语部分的肌肉非常发达、完美，那些英语特殊发音所要用的肌肉就相对落后(underdeveloped)、僵硬(stiff\\\/rigid)，通过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的操练,强行锻炼口腔肌肉，会使陌生拗口的英语句子脱口而出，从而克服那种口舌僵硬、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窘境。
\ 二、让学生正视背诵的困难\ 学生对背诵的畏惧是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2.长句。
这是文章背诵的另一个拦路虎。
长句的存在构成学生理解上的障碍,由于对长句结构的不清晰，学生难以理清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对含有长句的段落总觉得就像一块难解的疙瘩。
教师在平时课堂教学中应多传授使长句化繁为简的方法。
让他们知道记牢长句须借助于停顿，而这种停顿不是随意的间歇，而是基于句子结构间的逻辑关系。
有些人读书能读得抑扬顿挫，就是因为正确把握了这种逻辑关系。
例如，在读以下长句时，我们该停顿的地方是:Example: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earth is becoming warmer\\\/and that\\\/ it is human activity \\\/that has caused this global warming\\\/ rather than a random but natural phenomenon.在这个句中主句是一个there is no doubt that…and that…句型, 其中第二个that 从句后又用了一个强调句it is…that…，同时强调句部分又用rather than连接两个并列成分。
\ 3.遗忘。
快速的遗忘常让学生对背书缺乏成就感。
经常有学生说：头天背了半天的一篇文章，第二天醒来，好像什么也没有记住。
造成这种现象一般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所背文章的理解不够。
有些学生在背诵之前并没有彻底搞清字词句之间的关系，没有把握作者的整体思路。
因此在背诵过程中只能生吞活剥，似懂非懂的把一篇文章硬塞入自己的大脑。
二是人的自然遗忘规律。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的记忆规律：遗忘是必然的。
尽管我们能暂时把某篇文章背的滚瓜烂熟，但这种记忆只是一种短时记忆,它在大脑中保存的时间短，而且记忆的容量有限。
如果不经过及时的复习，这些记住过的东西就会遗忘，而经过了及时的复习，这些短时的记忆就会转化成人的一种长时的记忆。
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确这一点，并鼓励学生根据个人不同的遗忘规律制定适合自己的“适时复习计划”，确保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过渡。
\ 三、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背诵方法\ 细心的老师不难发现在同一个单位时间里不同学生背书效率高低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当然不同学生有不同的语言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出于方法上的有效与否。
教师可从以下三方面指导学生：\ 1.要让学生安排合理的背诵时间。
一般说来,一天之记在于晨,早晨是记忆的大好时机，因此要敦促学生利用好英语早读课的时间，明确每次早读课的背诵任务。
当然,不同学生可能在一天中记忆活跃期处于不同时辰，因此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特点选定不同的时间。
不管学生选取什么时候为自己的诵读时间，有一点要确保的是：每天都要持之以恒。
\ 2.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
有些学生在背诵过程中常只用眼看的默读。
这种默读方式常容易让人开小差，而且常只有助于泛读和快速阅读。
而在诵读时需要充分调动身体的各个部位，要做到“眼到、心到、口到、耳到，手到”，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不仅能帮助学生熟记课文中的语言，深刻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而且也训练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感受能力。
\ .帮助不同学生寻找不同的途径。
许多同学对一篇文章常久背不下，对这些背书困难户，教师可适当放宽要求，允许他们借助关键词或文章结构图的提示，或者让他们把一篇课文分成若干小段，各个歼灭，最后再联结起来。
或者结合汉意，背译同步，允许他们记下汉语内容，然后结合去背，这不仅是有效的背书方法，还能锻炼翻译能力。
\ 四、对学生进行背书检测\ 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应对学生背书进展情况制定一套检测体系。
每个学期应根据教学进度制定学生背书情况登记表，以督促学生按时完成既定的背书任务。
笔者在平时教学中通常制定两份表格张贴于教室墙上。
一份是课文背诵记录表，另外一份是课外文章背诵登记表。
前者是为了促使学生巩固所学课文，而后者是为了鼓励学生拓展自己的阅读内容，特别是对那些经典美文的诵读。
两份表格都直观易见，教师能掌握学生的背书情况。
同时，学生从表二中能了解其他同学的背书信息，从而形成一种互相交流，互相竞争的局面。
\ 教师也可以运用其他的手段激励学生背书。
如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班级背书比赛，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内能声情并茂，字正腔圆，行云流水般的背出同一篇文章，或者每隔一段时间交流背书心得,如在该段时期所背篇章中，哪篇文章让他印象最深，或者采用传统的手段，通过听写文章中单词或词组句子来进行检测或者综合上述检查方法。
\ 总之，背书是学习英语看似愚笨实际上是最有效的方法，它是学好语言的必要条件。
英语整体实力的奠定，外语语感的建立，单词量、句型量、篇章量的成倍增加，语法的掌握，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
对于英语的学习，背得越多，背得越好，就越能体会到句子文章的思想内容并受到感染。
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我每天做两种操，一是早操，一是记忆力操，每天早上背书和外语单词，以检查和培养自己的记忆力。
严复的矛盾选择，源于他思想上的游移 矛盾体现在哪些地方
一代宗师他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国歌竟成挽歌；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引入中国，自己却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他不肯充当袁世凯的幕僚，却因“被签名”而上了复辟的耻辱柱；他通过翻译和办报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但当政者从没有在意他治国经世的理想。
严复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
1911年10月4日，严复作词、“红豆馆主”溥侗作曲的，取代了之前的代国歌，成为法定的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几经推敲的32个字，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好运。
仅仅6天后，起义在武昌爆发，乱世的国运，已经经不起推敲。
人们还没有把这些复杂的歌词记熟，边远地方的人们甚至未及听到这段旋律，他们的兴致就被革命的热情裹挟而去。
国歌，竟成挽歌。
执拗的旧式文人 对革命不以为然起初，严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不以为然，半年前的“”就以失败告终，革命党匆匆留下70多具尸体，曾经拒绝过慈禧太后招安的黄兴再度流亡海外。
尽管人们已经对帝国普遍失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与繁荣，看起来又似乎牢不可破。
谁能相信，武昌的起义居然就能一蹴而就，甚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迅速扯去了覆盖在孱弱帝国脸上的那张楚楚动人的画皮。
20天后，局势已经日渐失控，清廷发布诏书，希望能挽回民心，然而为时已晚。
对于清廷的迟钝，严复在写给英国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信中颇有微词：“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
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这些姗姗来迟的誓言，已经无从重建公众对帝国的情感与信任，然而，严复却仍在固执地为立宪留存最后的希望。
尽管他一手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哲学引入中国，然而，对于一个失去帝王的中国，他依然无法想象。
就像张謇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将最后的赌注压在袁世凯身上。
人们一时很难理解严复近年来的转变。
袁世凯当初如日中天的时候，严复曾屡次谢绝他的邀请，不肯充当他的幕僚，以至于一向极善于用人、拉拢人的袁世凯，都失去了耐心，忿忿地发誓，“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
”然而，袁世凯后来被摄政王要求解甲归田时，严复却公开站出来讲他的好话，辛亥革命爆发后，更开始主动示好，似乎全然放弃了早年的气节。
严复显然没有放弃气节，他只是秉承着一个旧式文人的执拗。
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并没有让严复看到国家的转机，他目睹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混乱，接踵而至的危机。
举目天下，严复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严复别无选择，并且又一次一厢情愿地误以为身处局中。
思想上曾游移不定 回国后竟猛学八股严复的矛盾选择,源自他思想上的游移。
严复留学英国，学习的是轮船驾驶，但他却是那一批留英学员中唯一未上军舰供职的人。
据当年的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认为，严复的长项在理论、外文和交涉，“堪充教习”。
学成归国后，他长期担任水师学堂教职，为时长达20年，但并不如意。
留学英国的两年多时间，严复关心欧洲社会政治情形，旁听议会辩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
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时曾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即外文），举时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对自己热衷西学似有悔意，以至于转向科举，“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
从1885年至1893年，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却均遭落第。
这既表明严复不甘于平庸，也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游移不定。
而甲午海战惨败后，清朝士林风气大变，思想界西风劲吹，严复才有机会发挥其长，翻译等西方重要著作，几年间名满天下，成为一代启蒙大师。
补白跟袁世凯搞复辟皮后锋著，颠覆了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是被“盗名”的，而实际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
该书还写到了一些对严复颇为负面的评价，比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说：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而革命党人称严复：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章太炎说严复：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
跟梁启超辩文风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
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称，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误陷复辟漩涡隐于权力背后的改革派倒向袁世凯举荐梁启超民国建立之后，严复被迫与袁世凯捆绑得越来越紧。
他向袁世凯举荐过许多人，包括梁启超，他相信这个比自己小19岁的年轻人，像袁世凯一样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在报章上，他曾无数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所以他敦告袁世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他还警告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要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去南京任职，否则凶多吉少，对此，张謇也持有相同的态度。
而袁世凯马上心领神会地找到借口搪塞革命党，态度坚决地留在北京。
民国初年，张謇、严复和梁启超，都热衷于政治改革，却又选择匿身于权力背后，三人之中，严复隐匿得最深，距离权力中心也最远。
日本汉学家佐藤慎一后来这样点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贯穿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党派的意志的革命。
革命以这种形式展开，就是革命派也不曾预想到。
辛亥革命是以各种各样的利害或疑惑为背景、以超出所有中国人所能预想的形式而展开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期的革命。
相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捭阖博弈，严复的想法则往往过于单纯，他的声望让他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他的执拗与天真又总是让他与时局格格不入，他曾试图影响这场“不可预期的革命”，却每每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后马上选择了放弃，旧文人的敏感与自尊，塑造了他的性格悲剧，毕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局外人，满怀热忱，却又无能为力。
被唾弃的精神领袖 竟然为复辟而鼓噪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监督时，严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接踵前来应聘和举荐的朋友们，也让他颇感欣慰，他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力挽狂澜，他甚至满怀憧憬地策划了许多改革的计划，试图重整的风气，甚至试图以经学来统帅北大的文科，“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然而，他自身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以及来自革命党的抵牾，终究还是让他难以招架。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写给袁世凯的呈文，让严复的处境显得更加尴尬。
蔡元培不动声色地向袁世凯暗示，任命严复，没有经过教育部提名及批准，流程上欠妥当，大总统不宜越俎代庖，“堂今拟改称为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各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
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校长”。
作为更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仅仅在任上逗留半年，便被迫辞职。
北京大学的崛起，还需要长达五年的等待，从海外归来的蔡元培亲自出任北大校长，才终于开创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神话，那时，严复却被那些曾经景仰过他的年轻人们无情地唾骂。
他在为袁世凯复辟而鼓噪的“筹安六君子”宣言上被动地签名，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政治污点，许多曾经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转而开始攻击他。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
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
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
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
信达雅严复（1854.1.8－1921.10.27），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
思想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信”（faithfulness）是指能够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达”（expressiveness）是指译文应尽量保证通顺流畅，而“雅”（elegance）则是指翻译要有文采。
此后，中国的翻译家无不从这三条标准中起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补白一度消沉吸大烟严复的留英同学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时，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充当教习，自感失落，一度消沉而吸食鸦片烟。
严复屡屡抱怨：“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甚至悲叹“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李鸿章得知后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
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对此严复颇受触动。
辜鸿铭“杀严复”据说有一次，国学大师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相遇，酒过三巡，一向好发奇谈的辜鸿铭突然感叹，如果我大权在握，一定要杀严复，诛林纾。
严复只是微笑沉默，林纾则惊问其故，我们三人毕竟是同乡，请你刀下留人。
辜鸿铭却毫不客气地回应，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只知道有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烽烟迭起，生灵涂炭；林纾翻译《茶花女》，年轻人从此着迷于谈恋爱，视礼教为无物。
不杀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太平。
辜鸿铭这一番话，足见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严复的思想影响了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魏源第二严复的理想加速了中国的觉醒，然而，它们也被罹患国难的激进的国人简化并扭曲为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这个一向主张仁义道德的国家因此所受到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进化论”后来甚至被引入一切领域，尤其是根本不能用“进化论”粗暴对待的文化与思想领域，为这个国家后来的命运埋下悲剧性的伏笔。
而《天演论》的观点在中国过于耸人听闻，又过于暗合时代的脉搏，以至于严复翻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种种寻求富强与体制改革的探索，都被有意无意地漠视。
这些结果，都是严复无法预想的。
严复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掩盖了他的海军将领的出身，许多年后，人们渐渐遗忘了，他曾与在甲午海战中阵亡的刘步蟾、邓世昌们是同学。
在欧洲留学时，严复的老师曾经告诉公使郭嵩焘，按照严复的才能，“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才”，他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然而，他终究没有作为舰长死在海上，也没能如愿挽救垂死的帝国。
年老的严复对过去只留下悲哀的感叹。
史华兹写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像卡珊德拉似的站在一边，注视着不断增长的混乱。
在给他的门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厚禄也无高官。
”不过，他的笔还是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果实。
他成为了他这一代人中的魏源，他的理想碎片将嵌进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这些后世的年轻人身上，只有到数十年后，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残留下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巨大。
补白中共出世前的先进代表对严复的历史评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