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
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
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
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
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 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 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 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 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 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 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 “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 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 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 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 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 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 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
先迁往湖 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 合大学。
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 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 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 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 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 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充分表现出 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
他始终有一种不 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 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 其文化复兴之时
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 整理中国传统文化。
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 《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
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 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 兴的坚定信念。
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 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 应自期许者也。
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 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非日能之，愿学焉。
此《新理学》、《新事论》、 《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
同年，冯友兰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 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 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
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 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 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 评议会委员。
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 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 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 顺利。
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
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 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
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 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 磨。
直到1968年秋，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 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 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
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 棚，勉强恢复自由。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 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
在自 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氏后 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 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
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三松 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 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
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 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
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 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
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
在“四人帮”的“顺者昌， 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
冯友 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 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
不久，《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75年，他的 《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
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
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 的违心之作。
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 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
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 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对解放后事态纷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
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
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
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 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 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
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 己任。
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 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 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 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 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 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 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 传统哲学为鹄的。
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 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这明显地体 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
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 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
”（《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 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 以为某种事物者”。
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
这 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
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 极”。
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
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 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 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
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
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 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
‘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 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
前者之有，是现代西 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
”（《新原道》）经过这 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 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
为此，冯氏提出了 “气”的概念。
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他说：“一切事物 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
”（《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 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
“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 “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 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 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 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
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 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 事物，而却可指任何实际的事物”（《新知言》）。
因此，“气”不是物质一类的 东西，而属于精神性的范畴。
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 据的条件。
因此，宗际的存在便是“理”、“气”不离，是“理”（太极）在“气” （无极）中的实现。
显然，冯氏对理、气范畴作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新的解释。
在朱熹那里，理、 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区分，气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物质性的东西。
但在冯氏 这里，“气”的物质性被抽除了，“理”、“气”都是通过分析经验中的事物而得 来的共相，都是纯粹的逻辑观念。
既然“理”、“气”不离，二者对于实际事物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 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而成实际事物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冯氏提出了“道 体”的概念。
他说：“存在是一流行。
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
事物的存在，都是 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
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
这里，他把 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 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
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
他首先 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 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 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
而“道 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
由 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 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 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 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
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 成“宇宙”。
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
何谓“大全”呢
按照新理学的逻辑，既然每个理为某种事物之“极”，那么，众 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实际世界的“太极”，他说：“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 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
”既然“太极”为众理之全，故又称为“大全”。
因此，他说道：“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
借用中国旧日哲学 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谓“一切的有”，既 包括实际的有，也包括真际的有，这个“总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学中 所说的宇宙”。
但这个“宇宙”并不是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
从范围上讲，它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讲，他先于实际世 界。
它是整个世界的本原。
由此看来，同前面的理、气、道体一样，“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逻辑的观念性存在，是将理世界与事世界通通包融于自身的所谓“哲学 中所说的世界”，其目的在于想依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这就是冯氏构造的以“理”、“气”、“道体”、“大全”为中心范畴的新形 上学，它构成了冯氏“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套“不 着实际”的新形上学体系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
冯认为，建立形上学 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是从正面提出“形上学”的观念，所 以又称为正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因是从反面表现“形上学”，所以又称为负 的方法。
他自称，新理学的“形上学”是以正的方法为主兼采负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冯氏的解释，所谓正
《南渡北归》读后感
看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
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
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
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
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
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
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
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
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
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
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
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
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
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
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
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
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
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
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走狗”的小儿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
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
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
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
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
1946年，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
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
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冯友兰人生经历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
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
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
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
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
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
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
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
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
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
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
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
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
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
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
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
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
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
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望采纳
清华百年校庆读后感 今天急要 一小时内发来 分加
四万万中国人带着被区区3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攻破首都的耻辱，走进了20世纪。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9.8亿两白银，换得了苟延残喘。
1904年，战争善后过程中，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洽对美赔款是用白银还是黄金之事时，偶然间获得了海约翰无意间的一句话：“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 梁诚敏锐地抓住这个信息，不断追问，终于搞清楚，连同美国战争所费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是1165万美元，但美国人却要了2444万(合3294万两白银)，多出了1279万美元。
经过在美国国会议员间的多年奔走游说，1908年，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归还虚报不实赔款，并规定退款必做办学之用。
于是，中国诞生了“留美预备学校”。
开篇：危难中崛起的民族希望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之教授西学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是，清华事实上是具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着一些都要归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1908年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成立。
由于留美预备学校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退回的“庚款”，所培养的都是将送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因此又被称为“国耻学校”。
清华大学虽诞生于屈辱之中，却是赤县神州上崛起的民族希望，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
正因如此，清华大学的命运从最初就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代代的清华学子也都怀抱着一份强国之梦，铭记着自强不息的校训围着祖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奋斗终生。
短暂而辉煌的国学院 提及清华，人们惯有的印象便是一所全工科的大学，清华的前身留美预备学校也被认为是“洋奴学校”，是一所只教授西学而忽视国学的地方。
但清华事实上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的大学、“人文日新”的思想也融入了每个清华人的骨血。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立。
清华成立之初，各项教学活动在美国的掌控下以传授西学为主。
为此，梁启超曾批评道：“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处于来势汹汹的“欧风美雨”的压力下，国学萎靡不振，为此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先后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胡适也多次建议清华成立相关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筹建之初，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曾拜访胡适求教办学之法，并想请其出任导师主持国学院。
胡适谦虚地婉拒并说：“非一流之学者，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初，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
吴来到王国维的住所，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才表明来意。
当时王国维刚刚辞去北京大学国学院的职务，原本无意前去清华任教，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
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来清华教书。
梁启超也受邀担任导师。
梁任公与清华素来关系密切，他在清华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所引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
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他所讲授的《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
因此当得知要到国学院担任导师之时，任公先生十分乐意。
拥有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的国学研究院很快走上正轨。
学院所设的课程，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前沿性的，所讲授的内容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范畴。
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
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了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圣地。
但好景不长，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先后辞世，国学院元气大伤，又加之其他因素，国学研究院在创立四年时被宣告停办。
不过，它所开创的国学研究新方向散发着新的学术气息，被誉为国学研究史上的奇迹。
从罗家伦到梅贻琦 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北洋政府覆灭，清华大学也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
然而政治局面的稳定并没有给清华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相反却带来了一段校长频繁轮换的时期。
美国所退还的那一笔“庚款”，在各方眼中都是一块肥肉，不想与他人分享。
经历了明争暗斗之后，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罗家伦，登上了清华的历史舞台。
1928年9月，罗家伦奉国民政府之命出任清华校长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清华改办大学初期，罗家伦认为不加上“国立”两字不能体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并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了学校归属问题，于是清华进入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
之后他又解决了清华发展中的财务问题，彻底理清了“庚款”，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
罗家伦之后，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先后出任校长。
校长的频繁替换直接导致的是学校领导思想的不停变动，学校发展近乎停滞。
清华就在这“几经易手”的过程中迎来了梅贻琦校长。
1931年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校长本人对于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曾多次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办学理念成为了日后清华大学发展的启明星。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清华成为了一个名师荟萃、大师云集的最高学府。
清华雄厚的师资基础正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
同时梅贻琦在学校内积极推行民主的领导体制，对清华大学在30年代的迅速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梅贻琦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决定南迁并在湖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底，战火直逼长沙，三校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有官职在身，时常不在学校，实际上只有梅贻琦校长常驻昆明，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西南联大。
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地局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
” 关于那段时期，众多校友的共同回忆便是一起泡茶馆。
李政道先生曾描绘说，因为茶馆里晚上也是有灯的，每天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茶馆中坐上一个晚上或者一天，那时很多学生都去茶馆里讨论问题。
尽职尽责的老师、奋发图强的学生共同造就了西南联大时期的辉煌。
那里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
民族救亡与闻一多 美国化呀，够了
够了
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
东方的文明啊
支那的国魂啊
“盍归乎来
”让我还是作我东方的“老憨”罢
这是著名诗人、民族傲骨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时，目睹学校过分美国化现象所发出的源自肺腑的呼喊。
闻一多在清华学堂苦读整整十年，随后赴美留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感民族歧视的屈辱：“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1932年，他回国后开始执教清华中文系，卢沟桥事变之后，随同清华南迁至昆明。
在南迁的路途中，他蓄着胡子，拖着羸弱的病体，发誓：日寇一日不除，绝不剃掉胡须。
在西南联大时期，文、理学院甚而工学院的学生宁肯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也不愿错过他的一堂课。
学生们回忆起他的课程说：“《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
”他的课程总是很受欢迎，有时候教室里没有了位置，连窗户外面都会有人站着听。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更是一名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清华学子。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先生义愤填膺，他在题为《最后的演讲》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
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在大会之后闻一多先生便在自己家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清华的历史上，许多清华师生像闻一多一样，有着铮铮傲骨，英勇投身于苦难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无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抗战胜利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都留下了清华学子活跃而坚毅的背影。
中篇：肩负民族工业化开启重任 “清华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由南迁到复员，经历帝制、军阀、国民党各时期的统治，到今成为人民的清华大学。
校史与国运，息息相关。
此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培植之下，必能日益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尽其应负的使命。
” 1949年，清华园里处处生机勃勃，清华人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清华园解放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先生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表达了全体清华师生真切的心声。
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重要年份。
新中国根据当时工业基础极端落后，急需培养工业领域人才的新形势，对清华院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科大学，进而为中华民族工业化的进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
在新中国各项重大工程和事业的建设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清华人活跃的身影。
建设密云水库改善华北水荒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家大搞水利建设，京郊大地，先后建成了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
但这两座水库库容不大，作用有限。
于是，修建密云水库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周恩来总理将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清华水利系，水利系的领导及广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秉持蒋南翔校长“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主张，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一光荣任务。
为了做好设计及施工工作，水利系组织几乎所有师生都投入到密云水库的工作中，学校还组织了电机系、建筑系、土木系的一些教师参加协助。
设计组以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为首，学生则以1958年毕业班为骨干。
1958年7月水坝毕业设计完成，与全校一同举办了教育成果展览会。
周总理十分高兴，亲自来校参观，赞扬师生的成绩，并把密云水库白河部分的设计任务也一起交给清华大学师生。
1958年9月，密云水库正式开工。
在当时，要建造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条件极为艰苦。
清华师生除了几位年长的教授住在工棚中外，所有年轻师生全都住在半地下的土窖里，在地上挖个坑，上面做一道矮围墙，盖上席子，搭上通铺就是他们的宿舍。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有清华师生仍然情绪高涨，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努力克服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一道道难题，在各方面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完成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艰巨任务。
40多年来，密云水库为保障首都北京、天津、河北北部的生产生活用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水利系广大师生谈起密云水库既亲切又自豪。
有一位当年的小伙子，如今的退休老教师说：“我这一辈子的人生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在密云水库的贡献中。
” 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三钱” 提起“三钱”——这个最初由主席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1956年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次十二年科学规划，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
而“三钱”都与清华有着不解之缘。
钱学森1934年被清华大学选派为留美学生，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 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专业人才， 为之后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师资力量。
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
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
而钱伟长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
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是他的物理和数学加起来20分不到，英语为0分。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年轻学子的爱国热血被唤醒，他执意要学物理，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本是一个文质彬彬、偏科的书生，却为国家与民族生存激发了生命活力，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他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
“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
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就这样，钱伟长成长起来。
后来，他出国留学，又义无反顾地放弃高薪待遇，回到清华教书，当时每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两个暖水瓶。
之后，钱伟长成为“三钱”中唯一被打为右派的人，受尽了屈辱折磨。
然而他无怨无悔，对祖国的忠诚从未改过变。
1956年科学规划大会上，他力排众议，提出了5项国家科学优先发展重点，为周总理和“二钱”所肯定。
钱伟长逝世前曾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 “三钱”是中国在重工业建设时期的清华杰出校友的代表，此外，还有更多清华培养的优秀人才们，走出校门，走进了简陋的实验室，走向了报国之路，走向了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生道路。
清华大学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下，在十年“文革”浩劫的艰难抗争中，坚持教学活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终篇：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 所有清华杰出的校友们，他们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无论洒播在天南地北，也无论土地的富饶或贫瘠，都生根、开花、结果。
在培养科技人才之外，还有很多的学子成为当代中国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释发出光和热。
在未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将是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先驱力量、中流砥柱。
说起清华的科技人才，人们总是如数家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周光召、王大珩、朱光亚，核能力学专家郭永怀，人造卫星专家赵九章、陈省身、王希季、陈芳允、杨嘉墀，导弹专家屠守锷，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但是，别忘记，那些同样引人注目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都是清华的校友。
“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99年来，清华园共走出9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诞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6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人。
99年来，清华大学共为共和国培养国务院各部部长104人，各省省委书记、省长81人，以及62位将军。
以上各项数据均居全国首位。
清华大学共为祖国培养了359位省部级干部，而位居第二的高校只有41位。
可以说，百年清华，不但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同时也是红色政治家的摇篮。
朱镕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毕业于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
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
朱镕基所在的19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4个，朱镕基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
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
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
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
还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
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在祝辞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朱镕基在常务副总理和总理任上治理三角债、打击房地产泡沫、治理通货膨胀、带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均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他还留下了“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样的豪言壮语。
从综合性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将科学与艺术、科技与人文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想在科技、人文科学或艺术领域中培养出卓越人才，是困难的。
”清华校友、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声音反映了清华大学曾经面临的文科缺失的历史尴尬。
“文革”之后，清华大学在文科复兴之路上大踏步迈进，逐步改变了单一工科的历史面貌，转而朝向建设“综合性大学”道路方向前进。
1993年，清华大学又提出从建设“综合性大学”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再到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主席为清华大学亲笔题词。
全场掌声雷动，整个学校都在向国家和世界表明坚强的决心和意志：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奋斗
2011年3月7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样是清华校友的吴邦国专程来到清华大学，再次对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希望。
吴邦国强调，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成为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汇聚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希望清华大学认真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凝练百年大学文化，把高水平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起来，把攻克科学难题与培养创新人才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之路，再创清华新的辉煌。
作为中国顶尖的高校，清华承载的不仅是荣誉的光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过去，责任是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兴衰；现在，责任是要做全国高校的表率，人才的集散地；将来，责任是要成为世界高校的领袖，在世界代表中国教育界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相信，清华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终有一天，清华将屹立于世界顶尖高校之林，引领世界之光
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
第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1. 《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样的诗句，掩卷而思，是一幅极其凄美的画面。
我们今天的一切情感，古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也都替我们描绘出来了。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这本略显古奥的《诗经》。
2. 《楚辞》 屈原、宋玉等著??《楚辞》代表了中国文人文学最早的辉煌成就，对于中国美学及中国文人的思想有持续的巨大的影响。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文义诗人，其《天问》中的反复追问，对于我们今天的航天和天文工作者仍然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3.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季羡林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思想的世纪”。
不管怎么说，它是一部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的教科书，不读它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生活。
4. 《老子》 李聃 著??老子五千言，字字玄机，渗透了无上的智慧，也道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想倾向。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
据说，当代学者提出“宇宙的大爆炸说”时，他们在老子的“道”的思想中找到了哲学依据。
5. 《庄子》 庄周 著??这是我全文抄录和诵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之一。
先不说其生死达观的思想，光是那汪洋恣肆、丰瞻华美的文字，就值得我们击节叩赏。
每当我背诵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庄子逍遥游）这样的语句，我仿佛触摸到了中国散文的源头。
6. 《史记》 司马迁 著??鲁迅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的“世家”和“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史记》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更是一本文??学著作。
读这本书之前读一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许会体会到史记中作者所倾注??的深深情感。
7.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而这种风度成了一代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我一直把这本书当成古代的“微型小说集”来读。
8. 《颜氏家训》 [北朝]颜之推 著耕读世家治家的金科玉律，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并非没有启迪。
9. 《唐诗三百首》??识字的中国人，谁没有读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的诗句呢。
而这的诗句，因为你的反复诵读而失去韵味了吗
没有，这就是唐诗的魅力。
10. 《宋词选》从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到兴国安邦的豪情壮志，宋词中有一个极为广阔的文学天地和思想境界。
宋词是适合于大声朗读的，不要为应付任何考试，去读读宋词吧
11. 《元曲选》??元代散曲与杂剧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开创了中国戏剧的新局面，使中国戏剧与希腊古典悲剧、文艺复兴戏剧站到了同一高度。
12. 《菜根谭》 [明]洪应明 著??俗语云：“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这是这本书得名的由来。
这不是一部逻辑严密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谈论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格言集。
“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在一个浮躁的年代，读一读这样的句子有好处。
13. 《古文观止》??上大学是我外公送给我的《古文观止》，至今仍放在我案头触手可及的地方。
外公送书给我的初衷是希望我能够学会写文言文，他固执地认为，这是大学生应掌握的基本技巧。
虽然我至今也没有学会，但我却从这本书中窥探到了一个博大的世界。
14.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即使有了电视电影，也有些书是不能取代的，比如说《三国》。
15. 《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小时候，有多少人曾经可以完整地背下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外号
16. 《西游记》 [明]吴承恩 著相信不会没有人没看过本书吧。
如果看过，再看一遍。
17.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 著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18. 《红楼梦》[清]曹雪芹 著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没读过《红楼梦》的中国人，不能说你曾经读过书。
19. 《聊斋志异》[清]蒲松龄 著很优美的文字，很奇诡的想象，很缠绵的故事。
20.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 著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最高成就第二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21. 《鲁迅选集》 鲁迅 著22. 《家》 巴金 著23. 《骆驼祥子》 老舍 著24. 《边城》 沈从文 著 25. 《雷雨》 曹禺 著26. 《围城》 钱钟书 著27. 《京华烟云》 林语堂 著28. 《倾城之恋》 张爱玲 著 29. 《顾准文集》 顾准 著30. 《傅雷家书》 傅雷 著31. 《城南旧事》 林海音 著32. 《舒婷的诗》 舒婷 著33.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34.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35. 《文化苦旅》余秋雨 著36.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37. 《长恨歌》 王安忆 著 38.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著39. 《三毛文集》 三毛 著 40. 《李敖文集》 李敖 著 第三部分：外国文学41. 《圣经故事》42. 《荷马史诗》[古希腊]荷马 著?? ??别推荐由傅东华译的《伊利亚特》和由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两部译著都非常传神43. 《堂吉诃德》[西班牙] 塞万提斯 著44. 《莎士比亚戏剧集》[英]莎士比亚 著45. 《鲁滨逊漂流记》[英]丹尼尔笛福 著46.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 著47.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48. 《呼啸山庄》[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49. 《牛虻》[英]伏尼契 著50. 《忏悔录》[法]卢梭 著51. 《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52. 《悲惨世界》[法]雨果 著53.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 著55. 《茶花女》[法]小仲马 著56.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 著57.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法]莫泊桑 著58. 《恶之花》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59. 《追忆逝水年华》 [法]M普鲁斯特 著 60. 《约翰克里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著61. 《小王子》 [法国]圣埃克苏佩里 著 62. 《局外人》 [法国]阿尔贝加缪 著 63. 《情人》 [法国]杜拉斯 著 64.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 著65.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66. 《死魂灵》[俄]果戈理 著67. 《罗亭》[俄]屠格涅夫 著? ??耐读。
特别是他的四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每68.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69. 《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70. 《战争与和平》[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静静的顿河》，都是由俄罗斯民族贡献给世界的。
71. 《复活》[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72.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俄]契诃夫 著73. 《静静的顿》[俄]肖洛霍夫 著74. 《日瓦戈医生》[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著 75.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马克吐恩 著76. 《草叶集》 [美]惠特曼 著 77. 《马丁伊登》 [美国]杰克伦敦 著 78. 《老人与海》 [美国]海明威 著 79.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80. 《喧哗与躁动》 [美]威廉福克纳 著 81. 《第22条军规》 [美]约瑟夫海勒 著 82.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塞林格 著83. 《在路上》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 84.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85.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86. 《博尔赫斯文集》[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著 87. 《城堡》 [奥地利]弗朗克卡夫卡 著 88. 《雪国》 [日本]川端康成 著 89. 《挪威的森林》 [日本]村上春树 著 90. 《泰戈尔诗选》[印度]泰戈尔 著91. 《中国历代史通俗演义》[民国]蔡东藩 著92. 《万历15年》黄仁宇 著 93. 《中国哲学史简编》冯友兰 著94. 《西方哲学史》[美]梯利 著95. 《苏菲的世界》[挪威]乔德坦贾德 著96.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尼采 著97. 《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凡尔纳 著98. 《宇宙》[美]卡尔萨根 著99.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 著100.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著 ]你的邮件，上面的书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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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1. 《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样的诗句，掩卷而思，是一幅极其凄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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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的源头，是这本略显古奥的《诗经》。
2. 《楚辞》 屈原、宋玉等著??《楚辞》代表了中国文人文学最早的辉煌成就，对于中国美学及中国文人的思想有持续的巨大的影响。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浪漫文义诗人，其《天问》中的反复追问，对于我们今天的航天和天文工作者仍然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3.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季羡林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思想的世纪”。
不管怎么说，它是一部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的教科书，不读它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生活。
4. 《老子》 李聃 著??老子五千言，字字玄机，渗透了无上的智慧，也道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想倾向。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
据说，当代学者提出“宇宙的大爆炸说”时，他们在老子的“道”的思想中找到了哲学依据。
5. 《庄子》 庄周 著??这是我全文抄录和诵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之一。
先不说其生死达观的思想，光是那汪洋恣肆、丰瞻华美的文字，就值得我们击节叩赏。
每当我背诵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庄子逍遥游）这样的语句，我仿佛触摸到了中国散文的源头。
6. 《史记》 司马迁 著??鲁迅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的“世家”和“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史记》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更是一本文??学著作。
读这本书之前读一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许会体会到史记中作者所倾注??的深深情感。
7.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而这种风度成了一代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我一直把这本书当成古代的“微型小说集”来读。
8. 《颜氏家训》 [北朝]颜之推 著耕读世家治家的金科玉律，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并非没有启迪。
9. 《唐诗三百首》??识字的中国人，谁没有读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的诗句呢。
而这的诗句，因为你的反复诵读而失去韵味了吗
没有，这就是唐诗的魅力。
10. 《宋词选》从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到兴国安邦的豪情壮志，宋词中有一个极为广阔的文学天地和思想境界。
宋词是适合于大声朗读的，不要为应付任何考试，去读读宋词吧
11. 《元曲选》??元代散曲与杂剧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开创了中国戏剧的新局面，使中国戏剧与希腊古典悲剧、文艺复兴戏剧站到了同一高度。
12. 《菜根谭》 [明]洪应明 著??俗语云：“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这是这本书得名的由来。
这不是一部逻辑严密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谈论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格言集。
“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在一个浮躁的年代，读一读这样的句子有好处。
13. 《古文观止》??上大学是我外公送给我的《古文观止》，至今仍放在我案头触手可及的地方。
外公送书给我的初衷是希望我能够学会写文言文，他固执地认为，这是大学生应掌握的基本技巧。
虽然我至今也没有学会，但我却从这本书中窥探到了一个博大的世界。
14.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 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即使有了电视电影，也有些书是不能取代的，比如说《三国》。
15. 《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小时候，有多少人曾经可以完整地背下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外号
16. 《西游记》 [明]吴承恩 著相信不会没有人没看过本书吧。
如果看过，再看一遍。
17.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 著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方法。
18. 《红楼梦》[清]曹雪芹 著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没读过《红楼梦》的中国人，不能说你曾经读过书。
19. 《聊斋志异》[清]蒲松龄 著很优美的文字，很奇诡的想象，很缠绵的故事。
20.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 著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最高成就第二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21. 《鲁迅选集》 鲁迅 著22. 《家》 巴金 著23. 《骆驼祥子》 老舍 著24. 《边城》 沈从文 著 25. 《雷雨》 曹禺 著26. 《围城》 钱钟书 著27. 《京华烟云》 林语堂 著28. 《倾城之恋》 张爱玲 著 29. 《顾准文集》 顾准 著30. 《傅雷家书》 傅雷 著31. 《城南旧事》 林海音 著32. 《舒婷的诗》 舒婷 著33.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34.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35. 《文化苦旅》余秋雨 著36.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37. 《长恨歌》 王安忆 著 38.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著39. 《三毛文集》 三毛 著 40. 《李敖文集》 李敖 著 第三部分：外国文学41. 《圣经故事》42. 《荷马史诗》[古希腊]荷马 著?? ??别推荐由傅东华译的《伊利亚特》和由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两部译著都非常传神43. 《堂吉诃德》[西班牙] 塞万提斯 著44. 《莎士比亚戏剧集》[英]莎士比亚 著45. 《鲁滨逊漂流记》[英]丹尼尔笛福 著46.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 著47.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48. 《呼啸山庄》[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49. 《牛虻》[英]伏尼契 著50. 《忏悔录》[法]卢梭 著51. 《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52. 《悲惨世界》[法]雨果 著53.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 著55. 《茶花女》[法]小仲马 著56.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 著57.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法]莫泊桑 著58. 《恶之花》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59. 《追忆逝水年华》 [法]M普鲁斯特 著 60. 《约翰克里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著61. 《小王子》 [法国]圣埃克苏佩里 著 62. 《局外人》 [法国]阿尔贝加缪 著 63. 《情人》 [法国]杜拉斯 著 64.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 著65.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66. 《死魂灵》[俄]果戈理 著67. 《罗亭》[俄]屠格涅夫 著? ??耐读。
特别是他的四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每68.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69. 《安娜卡列尼娜》[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70. 《战争与和平》[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静静的顿河》，都是由俄罗斯民族贡献给世界的。
71. 《复活》[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72.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俄]契诃夫 著73. 《静静的顿》[俄]肖洛霍夫 著74. 《日瓦戈医生》[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著 75.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马克吐恩 著76. 《草叶集》 [美]惠特曼 著 77. 《马丁伊登》 [美国]杰克伦敦 著 78. 《老人与海》 [美国]海明威 著 79.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80. 《喧哗与躁动》 [美]威廉福克纳 著 81. 《第22条军规》 [美]约瑟夫海勒 著 82. 《麦田里的守望者》 [美]塞林格 著83. 《在路上》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 84.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FS菲茨杰拉德 著 85.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86. 《博尔赫斯文集》[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著 87. 《城堡》 [奥地利]弗朗克卡夫卡 著 88. 《雪国》 [日本]川端康成 著 89. 《挪威的森林》 [日本]村上春树 著 90. 《泰戈尔诗选》[印度]泰戈尔 著91. 《中国历代史通俗演义》[民国]蔡东藩 著92. 《万历15年》黄仁宇 著 93. 《中国哲学史简编》冯友兰 著94. 《西方哲学史》[美]梯利 著95. 《苏菲的世界》[挪威]乔德坦贾德 著96.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尼采 著97. 《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凡尔纳 著98. 《宇宙》[美]卡尔萨根 著99.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 著100.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著 ]你的邮件，上面的书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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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议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来维系中华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求有关孔子的文章…1000 字左右…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