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著作有哪些
除了24史以外还有近现代史学家著作，比如：一、概论 01《历史是什么》，爱德华?H.卡尔著，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02《历史的观念》，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03《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二、中国史 03《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版。
04《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版。
? 05《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06《观堂集林》，王国维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07《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版。
08《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09《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陈兼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1《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释》，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李伯重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13《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中国通史纲要》，翦伯赞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是建国后较早编定的通史教材，出于史学大家翦伯赞之手，体系结构严谨，内容详略得当，叙事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直为国内高校作为教材使用，并且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选》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论文选》与其配套使用。
2．《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大出版社出版。
【简介】 这是北大新一代史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
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例上回避了习用已久的用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基本上按照朝代顺序进行叙述，辅以帝系年表，并兼顾一些贯穿历史演进脉络的专题，因此历史线索清晰，能够给人以明确的印象。
3．《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介】 范老写了前四卷，其余的由其学生续完。
范著的特点是叙述详尽，并且侧重于文化，续作亦以叙述通俗流畅见长，详细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及文物典章制度，甚为可读。
4．《国史大纲》，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简介】 此书与国内通史在理论体系和叙述体例上都有很大不同，有着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的历史分期和学术视角，议论不多，基本以直接引证史料说话，在不大的篇幅内（上下册）以精选的史料勾画出了中国历史的梗概，可为治史的入门读物。
5．《剑桥中国史》，费正清等著，（先秦至明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简介】 这一套书由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主编，集中了世界上许多著名汉学家参加编纂，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集中了国外（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观点上能够代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动向，并能给人以很大启迪。
6．《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出版。
【简介】 黄仁宇是近年来对国内史学界影响很大的史学家。
他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对国内史学界已有范式和方法的转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本书是以随笔散论的形式纵论历史，议论独到，有一定的知识准备后可以阅读。
7．《中国近代史》，李时岳等著，中华书局出版。
【简介】 这是国内所出的一部较好的近代史。
虽然在观点、体例上难以有大的创意，但是在具体史实上力求客观，可供初学者作为知识准备的入门读物 8． 《中华民国史》，李新等主编中华书局出版。
【简介】 与前书一样，是在现有体系下力求客观叙述，反映历史真实的严肃的史学著作。
作为多卷本的民国通史，它对于民国时期的一系列人物、事件有着较为详尽的阐述，是了解那一段历史的较好的入门读物。
9．蒋廷黻著 《中国近代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作者主持编纂过中国近代史料丛书，对中国近代史的史实极为熟悉。
他运用这一优势，在一次公务交接的间歇闲暇中，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此书。
书中以他所掌握的大量史料，对于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事件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体现出一种历史的理性态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10．《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出版。
【简介】 多卷本著作，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叙述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史，内容详尽，可作为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参考读物。
11．《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简介】 这是著名史学家的名作，不但内容详尽，材料丰富，而且结合了史家的严肃、严谨与有正义感的当代知识分子的鲜明立场、态度和政治激情，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黑幕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读后令人掩卷沉思。
12．《西方民主与近代中国》，耿云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史学家的新力作，侧重考察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以及这种认识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中国当代历史和现实都有重要的启发。
13．《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三联书店出版。
15．《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侯宜杰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介】 这几本书都是当代学者对于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
鸦片战争及其后的西方列强东侵和西学东渐，以及在它影响下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巨大变化，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这些都是了解现代中国不可回避的主题。
这几本书能在这些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初步的知识和思考。
中国哪个大学的室内设计专业最好
清宣统3年（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获中国各省响应，最终致清宣统皇帝溥仪逊位成功，中,华,民,国肇建，中国政,治,制,度由维持两千多年的帝制走向民,主,共,和。
20世纪初，李叔同身处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年代。
李曾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如演出《黑,奴,吁,天,录》)，歌唱“民,国,肇,造”。
但李自离开《太平洋报》时起，很明显地是从时代风涛中退却了下来。
面对孙,中,山,让,权、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卖,国、张,勋,复,辟，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变幻，以及个人家庭的突然变故(李家的百万资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金,融,风,暴,中荡然无存)，李叔同感到对社会情势越来越不能适应。
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确有看破了红尘的意味。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中，佛,教和佛,学思潮盛行。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只将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作为个人奉献的精神力量，也把佛,教的彼岸说作为改造社会的参照。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李叔同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反,动,统,治不满，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只能通过艺术作品抒发个人内心矛盾。
从而出现了《送别》中的“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充满了感伤色彩和苦闷失望情绪的歌词。
可以说《送别》的背后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象征。
这股思潮，对少年时代就推崇康、梁的李叔同，是会有影响的。
在他的意念里，自己无力它顾，只有一心念佛，多多行善，才能使社会美好起来，已使天下苍生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彼岸。
在艺术领域，李叔同极富创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缺乏实践尤其是社会实践能力的人。
他所钟情执著的艺术门类，又都比较抽象空灵，易于远离现实而接近宗,教。
从小就有佛化倾向、在艺术上又进入了较高层次的李叔同，当他在现实中看不到人生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时，是很容易到非现实中去探寻究竟的。
1914年5月9日23时，北,洋,政,府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
5月25日，完成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
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
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
天,津,南,开,学,校的十七岁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
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决定，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
从总体结构看，《送别》很像一首古词(类小令)，共三段，其中一、三两段文字相同。
第一节，着重写送别的环境。
作者选取了“长亭”、“古道”、“芳草”、“晚风”、“暮色”、“弱柳”、“残笛”“夕阳”八个典型的意象，渲染离别的场景。
第二节，着重写送别人的心境，是全曲的高潮。
通过“天涯”、“地角”、“知交”、“零落”、“浊酒”、“夜别”、“离梦”，诉诸感官，触动心弦。
第三节，是第一节的重叠，进一步烘托别离的气氛，是意象上的强化和音韵上的反复。
其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两句周而复始，与回环往复的旋律相配合，形成一种回环美，加深了魂牵梦绕的离情别意。
其实，李叔同出家为僧的真正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的身体疾病息息相关的。
当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交叉和反复，使得一向追随时代潮流，呼应维新变法，讴歌唱“民国肇造”的李叔同，感到难以适应。
他对社会和个人命运无力把握，失去了信念与信心，产生了看破了红尘的观念。
十九世纪美,国,音,乐,家J·P·奥德威作有一首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这首歌流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以原歌的曲调（可能作过略微的改动），填上日文的新词，作成《旅愁》这首日,文,歌。
1904年《旅愁》发表后，在,日,本被广泛流传。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故接触到了《旅愁》，他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所打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后于191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便以J·P·奥德威的曲调配上中文歌词，作成了在中国传颂至今的《送别》一歌。
《送别》用的是J·P·奥德威作的曲调，但李叔同本人在作词时对曲子作过少量修改，故《送别》与《梦见家和母亲》的曲子并不完全相同。
在歌词上，《梦见家和母亲》、《旅愁》、《送别》则分别是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是三个独立的作品，之间无直接联系；当然由于曲调的一致基础，或许在艺术神韵和表现感情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送别》的歌词类似中国诗词中的长短句，有古典诗词的文雅，但意思却能平白易懂；整个中文歌词与曲调结合得十分完美，几乎不能发现是谱曲后重填词的歌曲。
《送别》这首歌的歌名常被误作为“《骊歌》”，虽然《送别》是一首骊歌，但“骊歌”并不是它的歌曲名字。
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送别》是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深爱。
1970和1980年代，《送别》作为插曲或主题曲分别出现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中，更使其脍炙人口，传唱不息。
有论者认为李叔同的作词是浓缩了元杂剧王实甫《西厢记》中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意境。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古人离别重送行，文学描写极多。
送行处所的景物环境，往往成为借以抒情的载体，其中便有“亭”。
早在秦汉时代，交通驿道上就设置“亭”，以为邮驿之所，亦供行旅之人休息食宿等多种用途。
后代沿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可谓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中。
所谓长、短者，亭之大小而已。
行人初征途上的 “亭”，无疑是“挥手长劳劳”的首选场所，以其可以遮蔽风雨酷日而进行握别、饯行、吟诗作赋等活动，因之便最是“天下伤心处”了。
“离亭’’的意蕴产生了。
如三国时吴地之“劳劳亭”，即为送别之所。
一般说来，普通送别，送至五里，即短亭处，已不为近。
情谊深挚者，往往送至十里。
那十里长亭的别意，竟是何其浓至!如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送张生，便有那催人泪下的“长亭送别”。
送行者，被送者，都不免一种深深的离伤。
倘是诗人词人，至情至性，举目所及，唯有别意，乃是移情于物，长亭及其周围之景物环境，便都染上了人的主观色彩，如唐司马扎《送归客》：“寂寞长亭外，依然空落辉。
”以长亭为视角中心，向外望去，落日笼被，犹似离情，表达的是送走友人之后的落寞惆怅。
元魏初《沁园春·留别》：“长亭外，望野烟春草，不尽离情!”也是以长亭为视角点，广袤的空间中，野烟春草凄迷，充溢着远行者无穷的愁绪。
道，是行旅经由之路。
“古道”之“古”字，极其沉重，贯穿着古今，演绎着人情。
多少人离家别亲，衷情忉忉；行役奔劳，忧心孔疚；飘泊浪游，凄凉孤独……宋代林逋《途中回寄阊丘秀才》：“行人古道上，落日破村西。
”张耒《将至都下》：“弊裘疲马古道长。
”元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古道西风瘦马。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路上行人欲断魂，历来“古道”刻录着多少人生旅途况味。
多情自古伤离别，别意总是凄然，何况在积淀着那旷古之情的古道边。
所以在古道边为即将前去经历“古道”的艰难行旅生活的行人送别，别是一番滋味。
宋张蝗《拟苏少卿寄内》：“话别河梁上，踟蹰古道边。
”古道边的踟蹰，演漾着难分难舍的情谊。
又离亭、古道，乃相连属，如明杨慎《阳关图引》：“行程征马短亭前，弱柳垂杨古道边。
”意象叠加，意蕴厚重。
对于离别、游子，见无边芳草，则往往感物伤怀。
如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宋唐仲友《迟日春遍丽》：“芳草连天生。
游人自适意，客子偏伤情。
”元无名氏《集贤宾·伤春》：“人生今古别离难，芳草连天望眼。
”所以，无边芳草的景象，一旦与离情别意相系，便多有伤感意蕴。
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意蕴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春草与离别最早相联系的，是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在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已经作为思远怀人的比兴意象：“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后人更是生发无穷。
表达送人意，如南朝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宋汪莘《玉楼春·赠别孟仓使》：“问君离恨几多长，芳草连天犹觉短。
”清朱彝尊《山阴道歌送沈十二进》：“客舍高歌一送君，江南愁思盈芳草。
芳草碧迢迢，离人千里遥。
”表达怀思远人意，如欧阳修《虞美人》：“楼高不及烟霄半，望尽相思眼。
艳阳刚爱挫愁人，故生芳草碧连云，怨王孙。
”宋媛无名氏《踏莎行》：“断肠芳草连天长。
”元王娇红《记怀》：“断肠芳草连天碧。
”表达客子愁情，如宋蒲 寿成（宝盖头）《用翁雪舟送春韵》：“芳草连天起客愁。
”元叶yóng（大头；仰望 禺页）《清明有感》：“芳草连天野客悲。
” 芳草与其他意象连用，如晏殊《踏沙行》中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句，便是关乎离别的几个意象叠加，意蕴非常深厚了。
亭、道、春草三者乃相连属，如李白《灞陵行送别》：“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而李叔同歌词前三句，也正是三者连属的。
此句亦是多重离别意象组合。
“晚”字意，显然用唐人傍晚送别的惯例；杨柳、笛声，均甚得离别传统意蕴。
杨柳作为送别或思归意象，古诗词中最具典型，那是自《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来就奠定下的。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道：“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作为离别意象使用的情况，不胜枚举。
“晚风拂柳”，乃所谓“杨柳晚风嗟客路”，离情何极；“笛声残”，乃所谓“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14l，友情难舍，别意悠悠。
此情此境，借用《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称赞王维《渭城曲》之言，可谓“情味俱深，意境两尽”。
吹笛送别，或闻笛悲离，传统诗词写之甚多。
笛曲往往是《折杨柳》、《杨柳枝》，或倚《渭城曲》。
北朝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李白《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吴绮《九日次书云韵》：“千古伤心杨柳笛。
”又清褚人获《坚瓠集》说：“唐人饯别多唱《渭城》。
”《渭城曲》源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时人谱为曲，又称《阳关曲》，用于送别。
《唐音审体》云：“刘梦得诗云‘更对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听唱《阳关》第四声’，皆谓此曲也。
相传其调最高，倚歌者笛为之裂。
”笛，成为一种抒情的道具，笛声及其所表达的情意，在行者、送行者的心中，都会不绝如缕，如唐钱起《送张将军西征》：“玉笛声悲离酌晚，金方路极行人远。
”韩愈《韶州留别张使君》：“鸣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缓送感行人。
”清吴伟业《送林衡者归闽》：“五月关山树影圆，送君吹笛柳阴船。
”宋人戴复古《世事》诗：“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
”成为诗评家谈说的名句。
元人任昱将“夕阳”句用到了自己的散曲[南吕·金字经)《湖上僧寺》中：“凭栏看，夕阳山外山。
”从这两篇作品中的原句意蕴看，本与离别无关。
既然有论者指出李叔同《送别》中用了戴复古此句，则本论不妨说个明白。
明人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七说：“宋人诗话称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以为奇句，余观唐韩君平‘夕阳山向背，春草水东西’，意同而语尤工。
”按，“夕阳山向背”二句实际是刘长卿的诗句(《中兴间气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全唐诗》等均作刘长卿诗。
)凭心而论，戴诗“夕阳山外山”与刘诗“夕阳山向背”并不“意同”。
倒是戴诗之后，诗家爱之，模仿或意取翻新者，不乏其人。
如宋人方岳，在他的《次韵行甫小集平山》和《四用韵》两首诗中，拆用“夕阳山外山”：“骑鹤重寻烟雨句，征鸿欲没夕阳山”、“茫无措手句中句，悔已噬脐山外山”。
宋释文垧《随寓》：“微茫春水渡，平远夕阳山。
”元仇远《题王师尹宜晚楼诗》：“去天一握屋上屋，斜日几重山外山。
”明文征明《题溪山秋霁图》：“凉风数点雨余雨，落日千重山外山。
”其实，“……ABA，……山外山”，这一诗句结构，也并非是戴复古的发明。
复古之前，有北宋会稽法云长老重喜诗句：“行到寺中寺，坐看山外山。
”又北宋郭祥正《次韵元舆临汀书事》：“城池影浸水边水，鼓角声传山外山。
”戴复古似乎很喜欢这一语言结构以及表现的阔大之境，他在《李计使领客游白云景泰》诗中也用了这一形式：“沧波万顷海南海，翠碧几重山外山。
”又在《世事》中用这一结构，于“山外山”前笼罩以“夕阳”意象，成就了“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的名句。
而后人在离别、怀远等环境中，用“夕阳山外山”句，意蕴生新，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
这得从构成其浑融意境的几个意象“夕阳”、“夕阳山色”、“山外山”来说。
夕阳，落日景象，就别情的语境而言，它通常是唐人在傍晚时分送别的一种气象环境，所谓“行人挥袂日西时”，故常常被借景抒情。
如李白《送友人》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后世送别，虽多不在傍晚了，但常用唐诗写法。
夕阳又是最易引起行客游子或怀人念远者心境落寞的景物，如宋晏几道《鹧鸪天》：“年年陌上生春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
”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元无名氏[商调·集贤宾]：“吃紧的唱《阳关》不肯消停，西风南北路，落日短长亭。
”夕阳山色，在不同语境和意脉中有许多意蕴。
宋人张炎说“好诗尽在夕阳山”，是从景美诗好来说的；清人厉鹗说“诗愁都在夕阳山””，是从牵愁惹恨、伤感来说的。
也就是说，同是夕阳山色的物象，心境、语境的不同，意蕴就不一样。
而离别、游子心境及语境中的夕阳山色，便属于后者。
如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元贡师泰《送国子掌仪魏居仁还山东》：“夜雨溪声连客枕，夕阳山色满归船。
”明徐烟《舟行》：“空山驻夕阳，山色更苍茫……此际溪行者，能无思故乡?”“山外山”的意象，既表示山的重叠起伏、连绵逶迤，还包含方位、处所、距离等。
从离别的语境来看，万山修阻，便有离隔之意；因其方位、处所、距离感，因山觉遥，便有飘泊之意；同时，山牵别恨，离人可能因它的视觉效果而触目生情。
无论亲友送别、相思、盼望，或是行客游子表达这类对应的情感，都可能把视觉、情思指向了“山外山”。
诗词中颇多这类描写，如宋欧阳修《踏莎行》：“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元张翥《菩萨蛮》：“何处望归鞍，暮云山外山。
”明陈大声(陈铎)《蝶恋花》：“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
”明嫒王风娴《长相思》：“忆乡关，盼乡关，迭迭南云山外山。
”因此，当这些意象组合为“夕阳山外山”，用以表达离情别绪、旅情时，是极其自然、恰切的。
前人与此写景取意类似的颇多见，如唐权德舆《岭上逢久别者又别》：“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
”明文嘉《自题小画》：“夕阳西下山千叠，木落空江生远情。
”清王士祯《将至桐城》：“几行红叶树，无数夕阳山。
”天涯、地角，古人以形容“远”或行域广大。
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陈徐陵《为陈武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
”唐骆宾王《畴昔篇》：“地角天涯眇难测。
”唐杨凭《湘江泛舟》：“湘川洛浦三千里，地角天涯南北遥。
”宋曾糙编《类说》卷四十六“李太保家青衣”条：“妇人曰：‘我天之涯，地之角，下入九泉，皆不见子，子只在此也!’。
”元王礼《槎轩记》：“穷天之涯，极地之角……”由“远”或行域广大意，古人常以言离别、阻隔、飘泊诸意。
“天涯”、“地角”二词常连用，亦可单独用。
若单独用，则“天涯”意象用得最多。
言阻隔，如韩愈《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宋孔平仲《别友人》：“离筵劝我一杯酒，送我万里天之涯。
”言离愁相思，如唐独孤遐叔妻白氏《梦中歌》：“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
”宋晏殊《踏莎行》：“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言飘泊，云萍踪迹，如宋苏轼《老人行》：“浪迹常如不系舟，地角天涯知自跳。
”郭祥正《游子吟》：“远游如飞蓬，飘泊天之涯。
”宗泽《上郑龙图求船书》：“全家百指如飘蓬断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言时空交变，会合之难，生命无常，如宋胡寅《祭杨殉》：“眷地角兮徘徊，忘天涯兮悲辛。
予旧交兮日疏，尔既久兮弥寅。
”赵汝鲢《题下阳怀沈叔忱》：“故人不可见，回首天之涯。
”明朱同《横洲书堂记》：“老成凋谢，霜木晨星，朋友旧游，天涯地角。
” “地角天涯总别离”，由送别而用“天涯”、“地角”意象，将上述诸意均涵容、蕴藉其中。
古人全面聚合别离意绪下的长亭、道路、春草、天空、杨柳、风、夕阳、天涯、地角等意象，为一篇之咏，宋人万俟咏《春草碧》可为代表：“又随芳绪生，看翠连霁空，愁遍征路。
东风里，谁望断西塞，恨迷南浦?天涯地角，意不尽、消沉万古。
曾是送别长亭下，细绿暗烟雨。
何处，乱红铺绣茵，有醉眠荡子，拾翠游女。
王孙远，柳外共残照，断云无语。
池塘梦生，谢公后、还能继否?独上画楼，春山暝、雁飞去。
”则李叔同《送别》之作，非有以乎?零落，乃生命的飘零、衰残。
本由草木的凋谢、脱落而比兴人事。
《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零落伤逝，人之常情。
吊挽情境中伤逝，由此及彼，连类伤悲，如宋 韩维《谢师厚挽词》：“交亲半零落，衰泪下沾衣。
”元马复初《挽诗》：“交游半零落，挥泪独伤神。
”明刘嵩《悼严焕》：“交游半零落，梦寐增惨凄。
”感事感物中伤逝、哀残，常有深沉之思。
晋 陆机《们刁有车马客》：“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
”唐孟郊《溧阳秋霁》：“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
”白居易《再到襄阳访问旧居》：“故知多零落，闾井亦迁移。
”宋王安石《次韵张子野竹林寺》：“十年亲友半零落，回首旧游成古今。
”离散飘泊，常会使人感到生命之无常。
故言别情境中伤逝、哀残，有生离死别之悲。
宋张宋《送孙志康赴高阳》：“三觞草草岂足饮，聊具数刻留君欢。
年来故友半零落，每念及此伤肺肝。
”明韩邦奇《浙上送邃谷无涯白石……》：“知已半零落，生离几怆神。
”酒为饯别之物，饮酒是饯别必有的仪式。
宋李若水《别向德深》：“旗亭有浊酒，挥泪与君倾。
”杜范《又送汤国正五十六字》：“一尊浊酒送君行。
”元许有壬《和大别石壁禅师韵》：“物外寻常清浊酒，人间多少短长亭。
”清吴绮《周屺公澄山堂词序》：“别后相思，又送君于劳劳亭上。
哀弦浊酒，把离袂于河梁。
”离别饮酒，有其重要的功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宋赵蕃《送王汝之江西》：“一杯浊酒慰飘零。
”酒尽馀欢，宋叶梦得《临江仙》：“肠断陇头他日恨，江南几驿征鞍。
一杯聊与尽馀欢。
”明石瑶《答侍御宋先生次韵》：“回首故山应怅望，一尊新酒尽馀欢。
”畲翔《赠别驾陈观甫之金陵》：“沽来浊酒且为欢，后会不知复何所。
”分别在即，强为欢饮，分手之后，不复有欢乐也。
故“一觚浊酒尽馀欢”，有万不能已之情在焉。
梦暖或暖梦，如宋释惠洪《闻龚德庄入山先一日作诗迎之》：“梦暖不知窗雾白，眼寒初爱毅罗轻。
”彭止《题辛稼轩斋中》：“午窗诗梦暖于春。
”元刘将孙《题谭梅屋所藏杨妃上马图》：“芙蓉暖梦醒来晚。
”总之是甜梦好梦吧，且不去说它。
古人言梦寒，往往与离别、独处有关，而借身边的景物、情事，描写别梦“寒”的况味：元刘秉忠《秋怀》：“归心又落宾鸿后，别梦还随夜雨多。
”李昱《七月辞》：“别梦茕茕冷秋烛。
”明徐烦《怀高凉李大》：“别梦萦千里，愁心隔五湖。
乱山风雨里，相忆一灯孤。
”此数例为未用“寒”字，而寒意逼人者。
直接用“寒”字，传递离别后的孤独凄清之意，无论是梦境，如宋郑刚中《宿长安闸口》：“一夜魂梦寒，乡国劳远想”、元尹廷高《桐江舟中》：“敲篷雪霰和愁碎，拍枕江声人梦寒”，还是梦醒后的境况，如宋满执中《次逢原秋夜见寄》：“霜苦乱虫清叫夜，梦寒孤竹冷敲风”、明胡应麟《清源道中别裕卿》：“浮云万里幽期隔，明月千峰旅梦寒”，用“寒”字言别梦，看似抽象，实则由于传统诗词中往往因了一些具体景物意象的展示，其意蕴积淀得甚为丰厚，故极令人寻味，而“寒”砭肌骨。
清人吴绮《再次前韵送愚山》：“作客如君未易安，离觞虽满不成欢。
云飞弁岭诗人去，叶落樵溪别梦寒。
”该诗言离别、饮酒、别梦，李叔同《送别》之作 的结尾，其构思、诗境，与之比较，等无差别。
李叔同《送别》歌词所荟萃的意象，是经过千百年来诗词作家长期锤炼、并深为人们所接受的，其意蕴积淀丰厚，诗味浓郁，很容易引起共鸣。
李叔同本人的古典诗词修养极深，他熟谙这些意象，在“送别”这一情思意兴的统照下，精心采撷，进行组合配置，一意贯注，和谐完美，意境浑融。
语言自然畅达，毫无拼凑之痕。
《送别》情意醇厚，深婉绵邈，诗意凄美，令人回味无穷。
为什么会有此效果?人类的性情，是千古相通的。
傅庚生先生曾说：“人类之思想，固与时俱进，向之所以为新奇者，旋已变为陈腐；而人类之感情则今古终无大异，枝节之处虽小有变迁，其大本大源，未见歧背也。
”【13】此言甚确。
意象是性灵、情感的结晶，鲜活的灵魂就存在于意象语汇中。
后人在使用这些意象的时候，既是与古人发生共鸣，也是在开发、激活其意蕴。
李叔同的这首《送别》，实际上并没有写到具体的人和事，可以说是对人间送别情景的高度提炼和概括，以表现在送别这一场景中人对生命和人情本身的认识、体验。
甚至可以说，人生之旅，作者通过送别这一场景来表现，其象征意义巨大，言近旨远，它的暗示性适合了种种人生经历的 人，从多角度去解读。
“送”与“被送”，这一主、客角色，人人都可以扮演，或者曾经历过。
因为人是有血性的，“送别”，人生之旅的这一情与思，永远不会过时，对以往而言，它是一种旷古之怀；就将来看，它也是万世长在的。
李叔同这首歌词，善于取境，凭己心裁，传统、典型的离别意象叠加、整合，意蕴辐衍，意脉潜通，肌理细密，显示出整篇作品绪密而思清、内涵丰富的特点。
同时，作者采用近似于词的格式，声韵谐婉，极具抒情性，真正称得上情韵俱佳，从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送别》歌词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于应有的思索，即古典诗词优秀遗产在当代的继承问题。
传统的意象意蕴非常具有感发人心、熏染情怀、丰富语汇、惠人以锦心绣口的价值。
当今流行歌曲的歌词，有许多是不令人满意的，原因何在?一是作者掌握的意象语汇贫乏，仅有的词汇表象达意不足，意蕴短缺，干瘪、断源，有如白水，寡淡无味。
二是不知取意的一致，关键不懂意象语汇所蕴藉的深微意蕴，整首歌词的意象语汇在达意上，散乱而缺乏整体性，不能形成合力，造不成叠加、渲染的意象语境，难以形成意境。
李叔同的《送别》对今天的歌词创作具有启示意义，歌词作者需加强古典诗词修养，得其沾溉滋润；创作中根据需要，适当汲取传统诗词意象意蕴，“菁华时揽撷，珠玉散辉光”。
但要注意防止堆砌豆丁（均为食字边）、符号化和类型化等倾向，真正做到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创造新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
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草碧色，水绿波，南浦伤如何。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
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宋朝到底富裕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国历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
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
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
要宇宙可汗才爽
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
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ZF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
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
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
“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ZF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ZF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ZF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
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ZF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 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
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