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读后感400字左右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是著名杨志军最新的儿童文学力作。
该书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位于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草原，由于大气变暖和牲畜采食过度面临退化，藏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草原走向城市，最后因为对故土的眷恋、对信仰的坚持，重新返回草原，改造家园生态的故事。
作品再现了藏地少年诗意盎然的童年岁月与心灵世界。
气势恢宏，地域韵味浓烈，在展现藏族地区风土人情的同时，也流露出“落后”的牧民生活和“先进”的都市生活的矛盾与冲突、融合与调适，昂扬着蓬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韵。
作品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动物的和睦相处，表现藏族孩子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对父辈善良美德的继承、对信仰的坚守等，洋溢着藏族地区的原始血性、魔幻色质和史诗般的奇妙想象。
起点白金作家和钻石作家有什么区别
起点白金作家和钻石作家的区别1、称呼不同一个事白金作家，一个是钻石作家。
2、等级不同相对比较下，钻石作家的等级比白金作家更高。
3、深度不同一般来说，钻石作家的作品深度更深，更容易受到读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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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又名《水浒全传》、《忠义水浒传》，是一部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全书故事情节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第七十一回，写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吴用、武松、李逵、石秀、杨雄、卢俊义等一百零八名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是梁山好汉的个人英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从第七十二回至八十二回，写梁山起义军同官军对抗作战，后来又合伙受招安的过程，是梁山事业发展壮大的写照和梁山好汉的集体传奇故事；第三部分从八十三回至一百回（一百二十回至一百二十回）写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征方腊（一百二十回本包括征田虎、王庆的内容）直至最后失败的经过，是梁山起义的最终悲剧结局。
全书反映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面貌，是一部宏伟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朝中权贵肆虐凶残，专权误国；中层官吏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交结官府，鱼肉乡里。
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烈火，正是在这沉重压迫和剥削下爆发的，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从这一点来讲，《水浒传》写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
作品描写了农民起义如何由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的个人反抗发展为小规模起义，并最后形成燎原之势，揭示了农民武装斗争的基本规律。
作者虽然肯定农民起义投降受招安的道路，但又写了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写了起义军受招安的悲剧结局，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作品紧扣人物的出身、经历、地位和生活环境，成功地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一系列英雄的光辉形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且对历史演义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众所周知，四大名著各有千秋，《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三国演义》的史学价值，《西游记》的奇特想象，而《水浒传》很强的故事性，都是光彩照人。
其实对《水浒传》中的不少故事我们早就知道，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表演），俗话说得好：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今天在这儿，我想在给大家讲一些英雄故事的同时，就我个人读《水浒传》的感受，来谈谈其中的一些门道。
当然门道很多，由于时间问题我不能谈得太多，由于水平问题我也谈不了很多。
下面我就围绕“人”、“逼”、“义”、“智”、“悲”五个字试着带着大家走进《水浒传》，体味《水浒传》。
一、《水浒传》里的“人” 为什么先说人呢
因为它是小说三要素之一呀
俗话说得：名字有叫错的，但外号却没有叫错的。
（联系学生生活）。
梁山好汉108将个个是英雄，人人有外号，那么说英雄我们就先从他们的外号说起。
作者给这些英雄们加上外号，不仅简化了称呼，省了读者的力气，叫起来更顺口，有利于记忆，且提高了英雄们的“知名度”，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号确实涵盖了相当大的信息量，具体说来，这些绰号： 有以长相命名的：如长着豹头环眼的豹子头林冲、黑如炭团的黑旋风李逵等。
有以身体的某一特色命名的：如背上刺有花绣（纹身）的花和尚鲁智深、“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的青面兽杨志、鬓边有搭朱砂记的赤发鬼刘唐等； 有以个人特长命名的：智多星吴用、祖代屠户出身，杀得好牲口，挑筋剐骨的操刀鬼曹正，神医安道全、鼓上蚤时迁等； 有以所用兵器命名的：如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金枪手徐宁、铁扇子宋清等； 有以性格命名的：如拼命三郎石秀、母夜叉孙二娘等； 有比作名人命名的：如小李广花荣、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等； 有以出身身份命名的：如菜园子张青等。
大家还可以更细一点对他们进行分类。
这些外号代表性强，有趣，一看外号便对人物了解一二，自然成为《水浒传》的亮点之一。
其次，从性别比例来看，108将中只有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三位女性，占总数的2.8%，而男性有105人，占总数的97.2%，可谓比例严重失调，但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性别有时与“职业”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毕竟他们是“匪”，自然男性多一点，退一步来讲，尽管只写了三位女英雄，但是他们也都清一色具有“男性化”特点，（从外号上就能体现出来）让我们从她们身上看不到林黛玉式的阴柔美、病态美，她们的故事也没有太多的缠绵和多愁善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便真越发凸显出来。
其实，说到这，我们不难想到里面的另外几位女性：与西门庆通奸毒死亲夫的潘金莲、与张文远私通的阎婆惜、与和尚有染的潘巧云等均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潘金莲被小叔子武松砍了头、阎婆惜被宋江摘了脑袋，潘巧云更惨，被杨雄一刀一刀剐了去，如此一来，“男尊女卑”思想在这些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者，从英雄们的特长来说，正如文中所说：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著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
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
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人都能英雄有用武之地，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劣互补，相得益彰，也正因如此，所以水泊梁山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气候。
此外，我想谈一下文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吴用、晁盖、宋江、方腊、柴进和高俅。
名为吴用，实则用处大大，正如文中所说： 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
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
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
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
从“智取生辰纲”的锋芒初露、晁盖感谢王伦时的冷笑、引文:“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
不是这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
”吴用只是冷笑。
林冲火并王伦时的煽风点火，“不要火并”“头领不可造次
”，这些语言当时当地无疑是火上浇油。
到后面宋江放走高俅时的预言，无不说明他是智慧的化身。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智慧的高低，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看他的预见性如何，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吴用绝对无人可比，他把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可他却始终以“难得糊涂”的境界来做个“独醒人”：跟着晁盖，他游刃有余，随了宋江他不去做强硬的反抗，而去做宋江的忠实信徒，轻松应对，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活得流线，活得圆滑，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吴用这个人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梁山壮大他功不可没，梁山衰落他责不可脱
这很容易让大家想到一个歇后语：梁山军师——无用，他又确实无用
晁盖作为“智取生辰纲”的组织者，他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切口碑较好，心胸豁达，坐上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然而忠肝义胆的他却偏偏欠下宋江一个大人情，“太师符督下州来，晁盖逡巡受祸胎，不是宋江潜往报，七人难免这场灾”并且这个人情自然延续到他的弟兄，于是乎，宋江的地位便因为晁盖的影响而逐渐抬高，尽管“及时雨”早已声名远播，但我们还是不可否认晁盖给他拉了选票，宋江之所以能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我认为晁盖则是他最高的一块垫脚石
退一万步讲，假如晁天王能多活几年，结果可能会有些改变，可是他却提前撒手西去了，也正是他的英年早逝，为后面悲剧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所以从过渡这一角度来说，我认为正是晁盖这块“砖”而自然引出了宋江这块“玉”。
宋江是个好人，这一点我不怀疑，正如文中所说：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
疏财仗义更多能。
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
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冰月双清。
及时甘雨四方称。
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但小官吏出身的他，始终有着为官的意愿，为他宋氏家族光宗耀祖，始终寄希望于朝廷，正如宋江所言：“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
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此外，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也都有所体现，别人只要有侮辱朝廷的言谈举止，他都加以制止，或者不悦，文中有这样一段：“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只一脚，把桌子踢起，跌做粉碎。
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
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
’”并且“小吏”“受了招安”几乎成了宋江的口头禅，尤其是抓了高俅的所做所言，多次大喜拜谢，更是让人跺地捶胸，我们大胆试想，林冲与高俅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如何能同朝为官，从这一点来说，不难看到宋江的自私
由于大家都“义”字当先，谁去与他直接对抗呢
因此说“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
由于作者的“拥宋贬方”思想，使得方腊并不被人称道，方腊不与朝廷为伍，自立门户，从这一点来讲，方腊也可与宋江等人相提并论，堪称义军，水浒英雄大量死于“征方腊”，让我们不得不叹服方腊力量的强大，两股正义力量的较量不仅突出了水浒英雄的勇猛，更让我们在“自已人打自己人”的情境中体味水浒传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性的悲剧力量。
因此，我觉得方腊这个人物设计精妙，位置特殊，而且重要。
柴进号称柴大官人，作为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他“堂悬敕额金牌，家有誓书铁卷”，可见他有过硬的政治保证；同时他又是个大财主，又有着厚实的经济后盾，但是他却没有利用这些去作威作福，而是嘱咐酒店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尽可投到他的庄上，并给予资助。
让“犯人”欠人情，足见他的与众不同。
不过他确有这个实力，因为用现在的话讲他“钱”与“权”两样都占，自然威力强劲
从林冲入伙梁山时他的举荐等很多事例，我们都不难看到他的活动能力，如果是现在他一定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社会活动家。
所以他能够“仗义疏财欺卓茂，招贤纳士胜田文”，他的家也便成了江湖好汉信息交流的窗口，从而把众好汉由单独的个体逐渐连在一起形成整体。
下面再谈谈高俅。
提起高俅，大家都义愤填膺，文中恨他的人也不少，但看问题我们要有两面性，在我们鄙视他的阴险狡诈毒辣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折服他的能量：一个街头小泼皮到当朝手控大权的太尉，不可否认里面有幸运的成分，但细细想来一个人的成长仅靠运气是不够的，正如文中对他的描述：“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说明他确实也具有一定所谓为官的“基本素质”。
我们知道人物、环境和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而要想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有矛盾，而文中的大量矛盾都是高俅制造的，作为统治者的代表，他便成了水浒英雄的对手，在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中，他给水浒英雄们做了绿叶，然而，他的胜败与水浒英雄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失败正是给水浒英雄的光辉史增添材料，而他的一时或最终胜利却造就了水浒英雄最悲惨的结局。
宋江最终不还是死于高俅的毒酒
站在这个文学角度来说，我说高俅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像这些英雄们一样，是个成功的典型
因为不少时候，我们都要感谢对手
二、《水浒传》里的“逼” “逼上梁山”是多数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
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这部作品中好汉们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小说中梁山好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被逼上山的经历，但是，这些“逼”作者并不是千篇一律，我试着对“逼”进行了分析，却惊奇地发现“逼”得巧，“逼”得妙，完全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从“逼”的步骤来看，有直接逼、间接逼： 如高俅等人对豹子头林冲的“逼”当属直接“逼”；而秦明的入伙便当属间接“逼”。
从“逼”的形式来看，可分为文“逼”如 徐宁上山当属文“逼”；、武“逼”或软“逼”如牛二逼杨志；硬“逼”：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而一丈青入伙便是武“逼”了。
从“逼”的目的来看，可分为善意的“逼”、歹毒的“逼”：智多星“逼”公孙胜劫取生辰纲明显便是善意的“逼”；而高俅对豹子头林冲的“逼”归入歹毒的“逼”大家不会有异意吧
从“逼”的对象来看，可分为自己“逼”自己、敌“逼”我、敌“逼”敌、我“逼”我。
从逼的结果来看，有逼死自己的、有逼死别人的；也有把别人逼发达的。
（如牛二对杨志的逼） 其实，真正在写“逼”时，作者并没有孤立来写，而是把它们巧妙杂合，写成连环“逼”。
以《智取生辰纲》为例详谈。
一位名人曾说过：人有时候要学会强迫自己
不强迫就解决不了问题。
看来生活中有时也需要“逼”，我就是被“逼”又把多《水浒传》读了几遍。
三、《水浒传》里的“义” 纵观梁山英雄，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是一群血性男儿。
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但在“义”这一层上，他们是相同的。
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
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
鲁达拳打镇关西、宋江私放晁天王、李逵大闹忠义堂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梁山好汉前期的几次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
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
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他们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如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十五回）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一行业，从这一点来讲，是“义”把他们聚到一起
在这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
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
李逵便是这样。
如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回中有这样一段：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
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
戴宗喝道：咄
你这厮敢如此犯上
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
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
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
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
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
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
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
扑翻身躯便拜。
可见“及时雨”早已是声名远播；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
比如林冲、武松、宋江等人在到梁山之前都曾在柴进家住过，得到过他的资助。
且这些“义”士都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人，由此不难看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作用。
此外，在梁山英雄身上，我们看不到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然的阳刚之气，哪怕是女性，如一丈青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也都缺乏女性特有的阴柔美，他们活得洒脱，死得悲壮
鲁智深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
如果说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是好汉的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
他们所言句句肺腑，字字豪情，让人荡气回肠，他们所做不是受人指使，更不是什么爱情魔力，原来他们都把“见义勇为”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是“义”把大家紧紧地聚到一起，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义”也是起义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这一层面来讲，我很遗憾地想说一句：都是“义”字惹得祸
正是因此，我们不得不叹服作者把“义”写到极致，如Q糖一样让我们反复咀嚼回味，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歌中所唱“生死之交一碗酒”。
但是“义”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也不能不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如花绣） 四、《水浒传》里的“智”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水浒传》里充满大智慧
正面有：吴用智取生辰纲、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江智取无为军、石秀智杀裴如海、戴宗智取公孙胜、吴用智赚玉麒麟、吴用智取大明府、燕青智扑“擎天柱”、吴学究智取文安县、宋江智取润州城、宋江智取宁海军、宋公明智取清溪涧等直接用到“智”字的就有12处之多，此外还有戴宗定计赚萧让等定计之类字眼的用智。
反面的有：高俅对林冲的陷害，“误入白虎堂”“火烧草料场”都显示出他的阴险狡诈，祝家庄的险要难攻、征方腊时的困难也体现了其中的奥妙。
这里面的智慧尽管体现在个别人的身上，但最终我们只能把这一切归功于作者身上，这些都是作者的智慧，这些智慧正是作者精巧构思的体现，到底精妙在何处，请大家细细品读。
五、《水浒传》里的“悲” 读《水浒传》让我们体验到英雄们的豪情爽气，但更多的是其中让人动情的悲壮
水浒英雄们历尽磨难，聚在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下，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快乐生活，可是，最终却走上招安之路，显然是前功尽弃，自投罗网，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悲哀
下面我结合水浒英雄的结局来具体谈一谈： 从数字来看： 招安之时，水浒英雄，阵亡59人：（其中正将14员，偏将45员）占总数的54.6%，而这些人之所以上梁山，他们的敌人本是朝廷，因而他们理应在与朝廷的作战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然而他们却阵亡在征方腊、征辽的战场上，尤其是与方腊的斗争，两股正义力量的较量，无疑是兄弟相残
病故10人：（其中正将5员，偏将5员），这些好汉们徒有一身武艺，不能死在战场，却死在床上，这是何能残酷
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本属正常，但我仍然无法控制“心病”对他们死亡的促进作用这一点的怀疑。
从他们的死亡形式来看：被箭射死的曹正、王定六等；马踏身亡的宋万、焦挺、陶宗旺等；溺水的施恩、孔亮；苦竹枪并乱箭射死于水池内在涌金门归神的张顺；坠崖身亡的解珍解宝；自刎而亡的阮小二；中妖法而死的王英夫妇；飞刀伤死的孙二娘；被刀砍作两段的鲍旭；毒酒毒死的宋江、李逵；自缢而亡的吴用、花荣等等。
我们从这多样的死法中，不难感受其中的“悲”吧
此外，作者还注意从多样的对比中来表现水浒英雄的“悲”： 个人与个人的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两股正义力量的残酷对抗，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中“鹬蚌”的悲哀。
个人的独立对比：解珍、解宝兄弟本是猎户出生，擅长攀登，然而他们却是坠崖而死，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阮小二、张顺等人本都是水上豪杰，然而他们的死却与“水”有关，这是“塘里淹死会水人”的悲哀
以杏花春雨江南写一篇散文,要1000字左右的。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
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
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
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
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
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
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
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
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
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
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
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
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
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
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
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
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
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
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
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
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
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
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
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
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
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
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
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
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
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
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
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
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
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
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
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
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
“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
”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
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
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
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
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
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
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
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
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
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
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
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
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
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
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
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
(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
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
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
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
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
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
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
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
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
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
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
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
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
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
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
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
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
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
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
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
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
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
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
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
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
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
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
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
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
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立论的眼界颇高。
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
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
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
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
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
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
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
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
”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
”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
”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
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
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
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
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
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
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
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
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
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
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
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
《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
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
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
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
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
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
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
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
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
”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
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
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
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
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
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
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
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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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茶馆》描写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
老舍选取“茶馆”作为剧本的场景颇具匠心。
作者避开了对重大历史时间的直接描绘，只是描述些历史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将之化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避开了时代共名的简单、僵化和专断，发挥了作家熟悉旧北平社会生活与形形色色人物的优势。
而在结构艺术上，《茶馆》采取了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使剧本“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紧密联系当时的时代发展，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而神凝，并且构成了一副“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
边城》中人性的和谐 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
”所以，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
他说，《边城》写的是“湘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正因为作者痛感三十年代都市的堕落、乡村的变异，才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发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那颗与天地相谐的赤子“爱心”。
人性本善，善的本质所体现出的就是“和”为贵。
《边城》通过对亲属之情、男女之情、邻里之情和世态人情的描写，突出的核心是中国人传统“和”的思想，以人与人之间相处来体现一种人性中的和谐之美。
（一）亲人的和睦相处。
《边城》中一脉血缘的厚重主要体现在父女情、祖孙情，兄弟的手足情。
? 1.作者笔下，老船夫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
“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
”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
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
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
后来，士兵服毒死去，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
从来没有因身世冷落和影响翠翠，而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
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
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
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
但他的爱，都因这一脉血缘厚重。
2.天保、傩送兄弟俩同时为爱情抉择，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反目成仇，而按当地人所认可的对歌习俗，公平竞争。
“月夜两个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
” 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
傩送在对岸山崖上唱歌给翠翠听，尽管翠翠还不明白这是唱给她的，但她“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
摘虎耳草”。
翠翠在梦中、在潜意识里，已经与傩送心有灵犀一点通，并爱上了傩送。
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
不久，当天保在因老船夫把唱歌的人“张冠李戴”下船渡滩落水而死后，在常人眼里傩送少了竞争对手，机会难逢，但他还是去寻找长兄，使手足之情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二）邻里的和气相待。
船总顺顺 “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 。
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
老船夫“凡事求个心安理得”，把坐船人给的零钱托到茶峒里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腰间或是放在搭船人的包袱上供人抽。
在翠翠陷入无辜之后，茶峒城里的人在关心老船夫的去世的同时，给予翠翠这个孤女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安慰：对老船夫有些误会的顺顺带来了白棺木匣子，派人送来了米和酒肉，还准备在事情办完之后接翠翠到家住；就连当初被翠翠母亲拒绝的杨马兵，也来照顾陪伴她……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
这份浓浓的邻里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人敬佩。
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这里的邻里关系没有急功近利的成分，没有利益的争夺，在这块净土上似乎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邪恶强势，有的只是邻里人情，和气友好。
（三）人性的和善本质。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
他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
而作者笔下湘西这块山城中人的“人性”正是自己在希腊小庙所要供奉的：爱与善，真和美。
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
他所崇尚的生命之美是未经社会文化所浸染的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是一种和谐之美。
（四）和谐的人生形式。
在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很多人还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只有沈从文敏感的意识到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间的冲突，意识到社会性和整个人性的背离。
并且，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相对理想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一种社会和人类自身建造的参照。
“边城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健康的，是寄托着沈从文全部社会理想与美的理想。
他用这一“人生形式”去比照边城父老亲朋的博大与混沌，健美与庸懦，去鞭笞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市民的畸形与变态。
这也是当时社会所缺失的，更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的和谐。
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大概也不会有的。
人性本源在于爱，爱是最高境界的和谐。
和谐是人对人的尊重和友爱，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是他社会理想和美的理想的呈现。
所以说，《边城》的和谐正是在茶峒“小社会”与当时现实社会似有若无的对比互参中获得表现，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观照下获得显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沈从文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也可以说，这也是他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尺度和内涵进行的哲学思辨，对人生状态进行深刻反思的理想之作。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
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
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
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
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
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
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
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
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
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
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
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
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
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
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赏析：祥子为了“买车”而牺牲了许多许多，它用三年时间才买到它，当然激动不已，从他的语言、动作、想法上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情。
至于“祥子买车的日子也是他的生日”，虽说这只是个巧合，但可见老天爷在暗中帮祥子呢。
读到这段话，谁都会为祥子的成功而高兴，给他庆祝。
这就是老舍这个“人民艺术家”语言 《简爱》读后感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 ——《简爱》夏洛蒂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 大凡喜爱外国文学作品的女性,都喜欢读夏洛蒂的《简爱》.如果我们认为夏洛蒂仅仅只为写这段缠绵的爱情而写《简爱》.我想,错了.作者也是一位女性,生活在波动变化着的英国19世纪中叶,那时思想有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在《简爱》里渗透最多的也就是这种思想——女性的独立意识.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简爱的独立,早已被扼杀在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里;如果她没有那份独立,她早已和有妻女的罗切斯特生活在一起,开始有金钱,有地位的新生活;如果她没有那份纯洁,我们现在手中的《简爱》也不再是令人感动的流泪的经典.所以,我开始去想,为什么《简爱》让我们感动,爱不释手——就是她独立的性格,令人心动的人格魅力.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仅这一步就能独立吗 我认为,不会的.毕竟女性的独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种彻底的勇气,就像简爱当年毅然离开罗切斯特一样,需要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和胆量.我想,这应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也应该是走向独立的决定性的一步.而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却把她倔强的性格,独立的个性留给我们一个感动.所以她是成功的,幸福的女性. 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我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更多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它塑造了一个体现新兴阶级的某些要求的女性形象,刻画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 对简爱,我有的是欣赏和赞美.她追求独立的人格,追求男女之间精神的平等.虽经历不幸却热爱生活,并把爱带给每个需要她的人.为了自己的爱的信念,平等的真实纯粹的爱,甚至毅然放弃渴望以久的唾手可得的爱情,并最终也自己的爱人实现了精神上的平等,简爱的一生,虽谈不上轰轰烈烈,但却是平凡而不平庸.在我心中,简爱就像一个充满智慧,充满爱心并努力使自己生命得到最大张扬的精灵.她的生命,有如彗星的闪亮和美丽. 然而,最打动我心的却是海轮,一个同样充满智慧和爱心的小姑娘. 海伦——我心目中超凡美丽的天使.她超凡,是因为她完全放弃现世,达到了浩淼高远的精神境界,有着难以比拟的忍耐精神.她美丽,毋庸置疑,有哪个人心目中的天使不美丽呢 海伦的超凡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也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包括简爱. 海伦在人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发出了流星般耀眼的光芒.海轮的一生,有如落日一般辉煌与悲壮,这是一种崇高的美,豁达的美,气势磅礴的美,可歌可泣的美. 还记得那次梦中醒来,努力搜集所有有关海伦的语言和描述.不知为什么,对她的死就是有一种不甘.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发现了一段被自己忽略了的细节,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在海伦的墓碑上有这么一个拉丁文,Resurgam意思是我将再生. 一股郁结也心胸的感伤终于释怀了.我欣然,释然.Resurgam不正象征了海伦的崇高精神永存不灭吗 我想,这也是对海伦的死的最好的诠释. 人,不因为美丽而可爱,却因为可爱而美丽 喜欢《简.爱》,最主要是喜欢书中对爱情描写.没有任何露骨,低俗,色情的刻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种动人心弦,至高无上的爱. 她一直以为自己姿色平平,地位低下,贫穷,微不足道,只配过一种平淡,清苦的生活,象野花野草那样无人欣赏,无人攀摘,自生自灭.可没想到她和主人之间燃起了烈焰般的爱情.一开始她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喝茶,吃午餐和傍晚的散步,她尽可能地若无其事,平静处之,但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打开记忆的闸门,他们相处的一幕幕清楚的再现,陶醉在深深的幸福之中.她多次试探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的婚事,罗切斯特先生也佯装与英格拉姆小姐亲密.他们相互之间试探,相互审视着对方,其实他们早已在心灵上合为一体了.罗切斯特先生对简刻骨铭心爱的表露:我有时候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象现在这样,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左边肋骨下的哪一个地方,似乎有一根弦和你那小身体同样地方的一根类似的弦打成了结,打得紧紧的,解都解不开.要是那波涛汹涌的海峡和两百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的隔开,那时候,我内心就会流血对于只是以容貌来取悦于我的女人,在我发现她们既没有灵魂又没有良心---在她们让我看到平庸,浅薄,也许还有低能,粗俗和暴燥的时候,我完全是个恶魔;可对于明亮的眼睛,雄辩的舌头,火做的灵魂和既柔和又稳定,既驯服又坚定的能屈而不能断的性格,我却是永远是温柔和忠实的这话既打动了简,也打动了读者. 本该一帆风顺走下去结婚生子,但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搁浅.罗切斯特先生发疯的前妻的出现,简走了,为了她的自尊,也为了对爱情的忠贞.后来发疯的妻子烧毁了所有一切,跳楼身亡;罗切斯特先生为救疯女人被倒塌的房梁砸瞎了双眼.孤寂地隐居在森林间的小木屋......这时简又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的相见,没有了语言,没有了火一样的激情,他们紧紧相拥,平静走向小木屋...... 这是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过了许多年,可在我看来,仍常读常新.也正是被故事所深深打动,使我在对待生活,对待环境,待人处事和对待感情方面引为自鉴.在这个什么都和金钱相关联,人情比纸薄,人称之没有爱情的年代里.《简.爱》的故事的确让人感到一丝温馥和慰籍,让人明白爱的真谛.也特别适合从小生活在物资充裕,被爱包围的独生子女们来读,来领略简那自尊,自强,自立,平和宽容和充满怜悯爱心的精神世界.爱情,亲情和怜爱之心是人类最丰厚也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缺了它,等于白活一世.学会爱人,感恩很重要. 以小说《简 爱》的著名与经典,写过读后感的读者一定数不胜数,再此多上一位,叨叨对《简 爱》一书结局的感慨. 世界上最凄丽完美的爱情是男人想像出来的,是沙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纯粹的爱情也许就如空气中的氧气一样,它其实无处不在,只是你看不见又摸不着,纵使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要去质疑,考验,求证.很遗憾的是,爱情不像空气中的氧气那么容易求证它的真实存在性. 那么,要确证世上完美纯粹的爱情真的存在要怎么办呢 这件事科学家奈何不了便交由作家操纵. 也许,男人女人的思维差别决定了男作家与女作家在处理爱情的方式方法上巨大的不同.男人的笔头通常在顺境中比较清逸洒脱,他们一旦陷入了爱情便容易忘乎所以,全然无视于世俗的现实.一旦爱情触礁,为了维护心中那份完美的爱情,男作家此时的笔头变得绝决而极端了,他们会让爱情的拥有者以献出生命为代价,来成全爱情的纯粹完美的存在. 女作家则不同.女人在困境中不如男人那般果断,顺境中也不如男人天真.女人是细致的微言的敏感的,她们对任何事物都有着神经衰弱般的预见性与想像力.女人在沉迷于对纯粹爱情的炽烈追逐中仍然不会忘记世界的存在,热恋中的女人眼中,消失的不是世界上的物与质,而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所爱上的那个男人以外的所有男人.女人不会忘了世界的存在,又不忍失去心中至爱时,女作家笔下的爱情就变得复杂深邃沉重,不那么纵情于浪漫了.完美的爱情去哪里找 又不甘于承认说世上根本不存在这玩意儿.所以夏洛蒂 勃朗特在《简 爱》的结局里放了一把火.在其他的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结局如果是得到了纯粹爱情的,那么作者即使不是成为纵火犯也不得不制造了其它的悲剧诸如地震与破产之类. 作家最终决定为简放一把火,把罗切斯特给烧穷了,烧丑了,烧平等了.而此时的简反而从一位贫民变成了继承财产的财主小姐.昔日地位的尊卑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然而简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是真正纯粹的爱情,她爱上罗切斯特不是因为他有名利而是因为他的人,纵使他变穷变丑了,她仍然爱他并要嫁给他. 《简 爱》这本小说是以简的性格为脉络的,这样的结局是为简的性格取向服务的.但是对于罗切斯特呢 简从前有的自尊与自卑难道罗切斯特先生就一点也没有吗 难道他就那么容易做到与简在一片纵过火的废墟上重新开始新的幸福生活吗 作家是忽略了罗切斯特先生的真实性或挣扎性的.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为了成全一段纯粹的爱情的延续.如果让每一个古怪个性都不停地轮番作怪的话,生命哪里会留下爱情,只剩下争吵而已. 使杰出如夏洛蒂 勃朗特的女作家也仍然是个女人.但凡是个女人,写起小说来,总难逃给小说一个不管是否可以成立的其乐融融的蛇足结尾的弱处. 读者喜欢这样的结局,因为生活需要光明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