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跪求一篇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读后感 不甚感激
读《敬告青年》有感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却屡屡碰壁。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
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序幕。
《敬告青年》正是这份杂志的发刊词,也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文章语言生动优美,时而热情洋溢,慷慨激昂,时而语重心长,意蕴隽永。
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
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他深刻地认识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必须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入手。
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
且听陈独秀分陈六义,娓娓道来。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亦即民主的。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一切之先决,“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在他心中,“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民主便是“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他从近代欧洲解放历史中总结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同时又强烈抨击国内的旧道德,认为“忠孝节义”是“奴隶道德”,从方方面面剖析了各种行为的奴性,呼吁青年们要独立自主。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宇宙万象,深谙宇宙之根本大法,“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
又“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
方兴未已。
”,并由此指出近代中国,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固步自封,死守“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之遗”,而不作改进,导致了“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的落后局面。
他指出了保守的毁灭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独秀说道,“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同时,他揭露了“退隐”的实质,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接着将东西方进行对比,认为“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
进一步揭露国内委靡隐沦的风气之后,他呼吁“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近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万国林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陈独秀以近代日本勃兴和欧战爆发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论证了“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近代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弊,“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他指出,闭关锁国,犹如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抵抗世界潮流,是缺少全球观的表现,终将被洪流所吞灭。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独秀再一次进行对比,近代欧洲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而我国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根植下,却逐渐丢掉了“崇实际而薄虚玄”的“初民之俗”,“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事事物物,若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便应断然舍弃,“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是客观理性的,想象是超脱客观缺乏理性的,陈独秀阐明两者的含义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并从士、农、工、商、医五个职业角度论述国人不知科学的危害性,告诫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才可真正斩断迷信无知妄作之风。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民族的弱点,向中国青年提出了上述六点希望。
读完此文,不得不佩服陈独秀先生当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提出了现今我们仍然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实利的而非虚文”则从更深层次上阐发了人性和理性的渊源,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纲常礼教而无法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讲,都是先进性的,也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然而,将这些观点放到今日来看,个人觉得有三点值得推敲一二。
首先,陈独秀先生对旧道德的抨击似乎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他将“忠孝节义”鄙视为“奴隶道德”,但我们不能否认“忠孝节义”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形成了现今在某些方面比法律还强有力的道德约束。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忠孝节义”重新定义,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美德。
另外,一味提倡“实利”,也容易造成功利主义的盛行。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倘不加些“虚文”来缓冲下,定会加深各种矛盾,而这些“虚文”,或许在当前看不出它的具体功用,但可能是因为其超前性而无法被人们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这些“虚文”不会大放光彩。
此外,对“想象”一词的定义也颇有不妥,想象也可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联想,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是知识的源泉”,现今我们所倡导的创新能力与想象能力也是分不开的,没有联想,便很难有突破。
或许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观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不妥,但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对其进行辨析,以更好地理解当时陈独秀先生的苦口婆心,取其精华,为当前所用。
《敬告青年》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体现出他们瞩望于青年但又必须改造青年国民性的深刻意识。
陈独秀先生的科学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认真学习。
求 陈独秀 敬告青年 的译文
陈独秀:青年[1915年9月]窃以少年老成,中人之语也;年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
抑将亡耶
非予之所忍言者。
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
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
奋斗者何
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
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
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青年乎
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
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
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
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
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
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
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
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皮之不存,毛将焉傅
”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
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
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
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
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呜呼
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
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
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
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
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
”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
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
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
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
——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
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
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
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
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想象者何
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
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
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
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
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白话文 译文,原文我自己有 ,就是看不懂,
陈独秀 名词解释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
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什么意思
“德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1915年,陈独秀创办年杂志》,发表抨孔复古的文章。
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
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
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
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
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是什么意思
非常详细哦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
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
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
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
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
《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
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
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
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
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
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
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
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
)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
)。
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
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
”(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
)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
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
)。
《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
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
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
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
“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
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
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
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
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
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
《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
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
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
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
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
”(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
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
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
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
)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
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
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
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
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
”(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
)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
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
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
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
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
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
“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
”(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
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
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
“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
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
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
”(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
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
“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
“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
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
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
”(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
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