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拘奶
个人建议还是育婴师比较好
育婴师：是我国8个新工种之一。
劳动部最近开设了育婴师（育婴员、育婴师、高级育婴师）的技能培训及考试项目。
是保姆、早教中心、托儿所、幼儿园有关工作人员的职称标准，为这部分人员的职称评定填补了空白。
按照国这职业资格标准，该职业共设四个等级。
育婴员是育婴师的前半身，是初级的，育婴师是分中级和高级的。
育婴师是根据0--3岁婴幼儿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长发育特点，全面对婴幼儿生理、心理、营养、保健、早期教育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生活料理、护理和教育；同时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度的职业认同感。
育婴师的工作内容包括 ： 一、婴幼儿生活照料饮食、饮水、睡眠、二便与三浴；根据婴幼儿营养需求特点，结合不同季节婴幼儿进食心理，科学性的选择及制作营养膳食；婴幼儿运动量、生长发育规律、消化特点调配等。
二、婴幼儿健康护理生长监测、预防接种、常见疾病护理、异常情况处理及心理调节。
主被动操、婴幼儿瑜加；婴幼儿生理性表现和病理性表现的护理。
三、婴幼儿早期教育智能、体能、社交、心理及人格培养；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制定充分符合婴幼儿的个体化教学方案，并随时与父母沟通，互相交流。
婴幼儿非正常行为的鉴定与矫治方案；自理能力、交往能力的培养。
保育员：幼儿园或托儿所里负责照管儿童生活的人员叫保育员职业定义：在托幼园所、社会福利机构及其他保育机构中，辅助教师负责婴幼儿保健、养育和协助教师对婴幼儿进行教育的人员。
职业等级：本职业共分三个等级 初级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 中级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高级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保育员职责一、负责本班房舍、设备、环境的清洁卫生工作。
做到每天小扫除，每周大扫除，经常保持活动室内空气的流通，保证幼儿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
二、按照消毒制度的规定，认真做好水杯、毛巾、碗、筷的消毒工作，认真做好水杯架和饭前餐桌的消毒工作。
每天要定时冲洗厕所，做到厕所槽内无污垢，保持厕所内清洁无臭味。
三、在教师指导下，组织好幼儿一日生活，做好保中有教，全面了解幼儿的饮食、睡眠情况，保持幼儿仪表整洁，精心护理幼儿生活。
四、在医务人员和本班教师指导下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卫生保健制度，夏天防暑降温和防蚊、蝇工作，保证幼儿开水供应，每天擦净席子。
冬季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定时拆洗和翻晒幼儿的被褥、枕套、，定期清洗、消毒玩具，保持睡具、玩具的清洁卫生。
五、妥善保管幼儿的衣物和本班的设备、用具，防止霉烂、损坏、损失。
获鲁迅文学奖的有什么书
现在的父母都在喊累喊苦，孩子压力大，其实父母压力更大，有时候还在感叹，不知道在考父母还是考孩子。
对于儿童，父母、家庭意味着什么，该承担何种责任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一直关注中国年轻一代家长可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70后”、“80后”家长。
我们分享她的一篇长文，希望如文中所言：年轻的父母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教育者”的角色，应该来一次自我思想启蒙运动。
生养分离——反自然的行为必有代价 请允许我从一个真实而典型的例子说起。
我的一个侄儿，19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成家。
他的孩子现在刚过了一周岁生日，马上要被奶奶带回老家去。
原因是他们的房子不大，几个人长期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心理压力比较大。
另外，小孩的爷爷一个人在老家，生活上长期没人照顾，也是个问题。
作为“80后”的小俩口，已认识到长时间见不到孩子是件不可取的事，但囿于现实，又不得不妥协一下。
一家人最后商定的方案是，奶奶把孩子带回老家，每隔一个月来北京住一个月，这样交替着两头跑，虽然奶奶辛苦些，但可保证孩子有一半的时间能天天见到父母亲。
总的来看，这应该说是个比较“两全齐美”的办法。
近几年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家长，发现目前家长们面临的困惑或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几个方面。
如何解决和孩子的分离问题，应该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惑。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80后”比“70后”的感受更强烈。
我想，这个困惑的出现其实是个好现象，它意味着更年轻一代父母们越来越意识到和孩子相处的重要性，不再简单地把“生”与“养”分开来。
这可能缘于家长们学习的意识越来越强，从做家长的素质及水平上来说，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前几天看媒体报道关于各地“用工荒”的问题，往年是农民工进城找不到工作，现在是城市企业招不到工人。
媒体分析了几条原因，其中一条是，“80后”一代陆续成为父母，他们看到了农村留守儿童大面积出现的问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他们已比较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外出多赚一点钱，但因此失去了陪伴孩子的机会，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是件不合算的事。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用猕猴做过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
他把一些幼小的猕猴和母亲隔离开来，在笼子里安装了两个“假妈妈”。
其中一个妈妈用硬梆梆的钢丝做成，胸口上有奶瓶，另一个妈妈用绵软的绒布包裹，但没有奶水。
按照人们“有奶就是娘”的常理推断，小猴子应该和有奶的“妈妈”更亲近。
事实则不然，小猴子只是在饿了的时候才靠近钢丝妈妈，一吃完奶，就回到了绒布妈妈这里。
这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婴幼儿内心本能的向往和恐惧，他们对温暖的依恋和需求甚至超越了食物。
这个实验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到这些猕猴成年后，基本上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
实验人员把它们和另外一些吃母乳、在母亲怀抱正常长大的猕猴放一起后，这些从小没得到正常母爱的猕猴不能正常融入集体生活，大多数性情冷漠，不会交配或拒绝交配。
实验人员通过人工办法让这些有心理创伤的母猴怀孕，待它们的孩子出生后，这些母猴对小猴冷漠而无情，有的残忍地虐待小猕猴，甚至咬死自己的孩子。
猕猴和人的基因94%是相似的，它们身上反映的，与人类最初始的情感状态有关。
这个实验说明，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肌肤相亲，是一个有智力的生命能正常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东西。
自然的进化是有深意的，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男人的生育能力可以维持到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而女人的生殖能力只能到五十岁左右
这样的状态，就是要保证一个孩子出生后，妈妈有足够的余生来抚养他长大成人。
一个孩子失去父亲是失去了世界的完整；失去母亲，则是失去了整个世界。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这是无数人总结出的一种无奈但合理的选择。
父亲抚养都不能取代母亲，何况爷爷奶奶
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家长因为条件或观念的原因，早早地送孩子进“全托”幼儿园，一周才见孩子一面。
而在很多农村地区近年来又搞“并校”运动，合并幼儿园、小学、中学，这使得大量年幼的孩子不得不早早过上寄宿制生活。
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一些后续教育问题。
早早地让一个孩子离开家庭，把他抛入集体生活中，会导致儿童早期情感发育的损伤。
再好的学校教育也难以弥补早期精神发育所缺失的东西，反自然的行为最终都会付出代价。
“70后”这一代父母，很多已开始品尝由自己制造的“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寄养儿童”所带来的“恶果”。
有他们作为前车之鉴，更年轻一代父母们已有意识地避免和孩子分离，把和孩子相处当作“早教”的一部分。
在养育孩子和自己的事业形成冲突时，不少家长做出了痛苦而理性的选择。
比如，有的妈妈为了陪伴幼小的孩子成长，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或出国工作的机会；有的妈妈为了延长哺乳期，宁可放弃高收入的职位。
这是家庭教育出现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这是个积极的信号，但有了这样积极的意识不等于有了条件。
现在确实还有好多年轻家长为没有条件和孩子相处而苦恼。
比如职场中的女性往往承担了不亚于男性的工作，母亲这个角色又要求她和孩子有更多的相处机会。
这是年轻家长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竞争焦虑——始于童年的竞争很少有赢家 现在年轻的父母们普遍有焦虑感，这些焦虑可以说大同小异。
比如，我能否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教育
我是否有能力培养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孩子
这样，就会牵扯出很多具体的困惑：别人的孩子四个月就上早教班，我要带孩子去吗
如何选择到一所好的幼儿园，如何择到一所名小学，如何上一所不错的中学，如何帮助孩子取得高考的胜利，如何让孩子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70后”、“80后”两代人都是在竞争中成长的，并仍在竞争中生存。
他们绝大多数人目前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同时又怀有较强烈的成功动机。
所以竞争意识已强化为他们的内在性，这种“天性”必会迁移到对孩子的教育中。
再加上学校造就的竞争环境，社会倡导的竞争文化，“领着孩子去打拼”已成为他们抚养下一代的一种下意识心态。
人生并非完全不需要竞争，我们不否认竞争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能推动社会进步。
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竞争一定要守住两个度，一个是心理程度，一个是年龄向度。
前者说的是“适度”的竞争是好的，不要“失度”；后者说的是并非任何年龄的人都适宜参加竞争，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中就不该有竞争。
因为他们是弱势人群，体内能量本身就很少，竞争消耗能量，于老人来说会加速枯萎，于孩子来说会影响其正常成长。
老人的竞争现在不是问题；而儿童竞争的问题则十分突出。
家长们把自身的竞争心理和压力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进入了赛场，要上文化课，开始有作业，要比谁听话，比谁表现好。
上了小学、中学，以考试为主的、名目繁多的评比几乎控制了学校生活——反儿童心理、反教育的事发生得实在太多了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竞争是挫折的重要来源之一。
哲学家尼采说过：“竞争产生对自己的不满意。
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准备好了进行报复。
”可以确定地说，绝大多数竞争对绝大多数孩子没有成全，即使获得了证书，其背后也往往潜伏着久远的损害。
在竞争焦虑氛围下成长，并被迫进入竞争轨道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始于童年的竞争很少有赢家。
家长强权——最隐蔽但最锋利的刀子 我最想说的是第三种困惑。
它经常被人忽略或误读，所以一直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从我这些年的研究来看，这恰恰是最紧迫、影响最深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家长强权”。
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必须把“70后”、“80后”这两代人分开来谈。
区别是，“70后”自己扮演了强权家长，“80后”则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及孩子尚小等原因，即使现在长大成人做了父母，仍是“被强权”的对象。
“70后”出生在文革结束前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市场意识扑面而来，迅速塑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又前所未有地高于前辈。
他们自信有能力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可是有关教育的科学与民主意识尚未得到普及。
所以这一代人经常会以商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或是以技术思维方式来对待孩子。
比如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要求孩子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各方面严格要求孩子，家长的意见总是对的……总之，在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
“家长强权”的本质就是对儿童自由意志的剥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懦弱、逆反、没有上进心等等。
这些年来，人们一谈到现在孩子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时，都说孩子是被“溺爱”坏了。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归纳。
这种错误归纳长时间以来深入人心，使家长们迟迟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甚至错上加错地更往前走。
比如有人为了不溺爱，就更严厉地要求孩子，甚至打骂孩子。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肯定的，就是孩子更不如意。
其实，只要是正常的爱，给孩子再多也不会把孩子爱坏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健康成长。
如果说有些“爱”会让孩子变坏，那肯定不是“爱”，只不过是披着爱的外衣的“过度管制”。
比如小到吃饭、大到上什么课外班或选择什么专业，家长都要孩子按自己的想法来。
“听话”仍是我们在教育儿童时的核心审美心理。
人们说“四二一”家庭格局有问题，不错，是有问题，但问题绝不是孩子被爱得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几个大人管一个孩子，家长如果再说一不二地强势，孩子身上得捆绑多少绳索啊
一个被太多绳索捆绑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一个幸福、健康、有出息的孩子呢
“自由”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教育中还没成为共识，公众对它还有太多的误解。
每当我在不同的场合谈到给儿童自由的问题时，总会遭遇质疑，而质疑者总会把自由理解为“放任自流”或“无法无天”。
它显示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尚处于一个多么幼稚的阶段。
自由和尊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全社会都在谈“尊重孩子”，却在“自由”的观念上出现盲区，尊重其实就变成一句空话。
所以，年轻的父母们应该来一次自我思想启蒙运动，重新理解自由，重新估价自由在教育中的价值。
理解了人的自由意志在教育中何等有价值，在家长内心自会掀起一场“去强权运动”，这不仅是家长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的进步。
而“80后”父母，基于前面提到的时代差异，且他们的学习意识更强些；或者由于他们的孩子尚年幼，强权的问题还没有在这一代家长身上凸显出来。
但他们却必须面对自己父母的强势。
因为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50后”，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近年出生后，父母都还年富力强。
这些年富力强的“老人”们，自己年轻时只抚养了一个孩子，既积攒了一些带孩子的经验，又没过足带孩子的瘾，所以在孙辈出生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一手包办。
在很多家庭中，“80后”父母成了配角，孩子除了吃奶找妈妈，其余事情爷爷奶奶都包了。
长辈们在教育理念上固守过去的老习惯，甚至做得过分，又不肯去学习新的教育知识，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这样，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两代人就会不断发生冲突。
很多年轻人陷于两难境地，既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又无法阻止父母对孩子破坏性的教育。
很多教育问题其实无关“政策”或“制度”，而是人性的问题。
“家长强权”发端于个体，破坏力却波及整个社会，它是最隐蔽但最锋利的刀子，如果注意不到，就会伤人。
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直接诱因是什么
现在家长教育子女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要以一种负面的心态来看待。
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问题呢
有问题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才奇怪呢。
目前家长们面临的教育子女的困惑，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
分析起来，主要是这几种： 一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结构变化。
主要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家长们很多的改变是被动的，过去没有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自我认识是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未来暂时还看不到。
这时，如果个人的学习没有跟上的话，就会感觉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头茫然的境地。
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家长感觉焦虑的根源。
二是某些价值观的影响，最典型的比如竞争意识。
如果孤立地谈“竞争”，我想它是个中性词，有好有坏。
但如果放到教育中，从一个孩子的长远发展来考虑，它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我们现在却把“竞争”当作褒意词来崇拜，把它早早引入孩子的生活中。
家长和学校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们身上的这种压力又全部反弹给家长和老师，在恶性互动中，双方都不堪负重。
三是国民素养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遇到问题，就急于来拷问制度。
世上有完美的政策和制度吗
没有。
再完善的制度到了笨蛋和坏人手里，都会变成坏制度。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统治设施，不过是智慧与美德不足时的一个不完美的补救办法。
所以凡能够归功于政绩的东西，其背后必定有更高层次的人的智慧与美德。
” 我认为，错误的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管理方面浅陋的做法，都是降低国民素质的罪魁祸首。
提高国民素质本来不是那么玄而又玄的问题，可现在很多舆论却引导大家往太虚幻境中找原因找答案，动不动就“时代”、“政策”、“制度”的，板子总是打到空气中。
语文教育的功能其实很深很大，远远超过我们常识性的理解，它不应该和数学、物理、英语等这些课程的功能并列。
语文教育和所有其他学科教育的关系是果园和果树的关系，而我们现在却只把语文当一棵普通而孤立的果树来对待，没看到它对其他果树，乃至对整个果园状态的影响力。
有人说现在的语文教育在严重损害国民素质，我认为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
还有现在基础教育管理问题，当下最尖锐的是教育公平问题。
这个问题吵吵了这么多年，而不公平的现象却愈演愈烈。
事实上，“教育不公平”是个欲盖弥彰的假靶子，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人性的贪婪和市场的不择手段，它反映的正是人的素质问题。
探寻一些教育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的框框里，教育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触角会伸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角落落，解决一个问题时常常会拔出萝卜带起泥。
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通过变革来谋求解决的，有的只能交给时间，交给未来。
探究方法之一：不是更加西方化，而是回归优秀传统 在探究当下的教育时，我不止一次地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更好地接纳先进的西方教育思想
这个问题本身已有两个错误的前提假设。
一是认为现在家长们的一些困惑，是陈旧的传统观念所致，所以需要对“中国传统观念”进行拷问；二是认为我们之所以做得不够好，是因为还没有把西方先进的观念学到手——似乎我们解决教育问题的出路就华山一条道：向西方学习。
而我针对这一问题想首先亮明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其实非常先进，正是这种先进，使我们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的文明。
刀剑炮火曾使地球上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几乎完全消失，一些灿烂的文化基本覆灭；而中华文化，历经劫难，不但流芳千古，而且具有海纳百川的吸收和同化能力。
拿我们公认的比较先进的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来对比中国传统教育，我们可发现，西方教育者在一两百年前说的话，我们的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说过了。
“早教”的概念似乎是近年从西方引进的，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强调“教妇初来，教儿婴孩”；现代西方教育思想特别强调给儿童自由的成长空间，家长不要对孩子干涉太多，我们的前辈对此观念已概括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们现在学校大张旗鼓地引进西方的个性化教育，而两千多年前就出世的“因材施教”四个字，说的不正是这个观点吗
还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和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等教育家崇尚阅读、强调在做事中学习的观点又是多么吻合。
传统教育观念，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出很多。
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再到当代一些教育学者，他们的理论诉求惊人地一致，而且与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并无抵牾，只不过是呈现方式不一样。
现代人对传统思想不仅多有遗忘，而且经常错误地解读它们。
比如“师道尊严”四个字，它几乎被误读了一百年。
其实它的本意是，教师应坚守师道，这样才能有尊严。
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才有资格成为学生的心灵导师，才能得到学生的爱戴。
而师道又是什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还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心胸和平等意识。
这是多么宽广而纯美的为师境界，可后人却把这四个字误读为师生间的不平等关系，理解为对老师权威的绝对服从。
这是典型的歪嘴和尚念错经，然后以讹传讹。
传统还告诉我们，“子不教父之过”，可现在，孩子一有什么错，很多家长立即想到的是如何改造孩子，而不肯反思自己；传统中“恭宽信敏惠”的五字处世原则，已被竞争至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取代；传统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道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的漫长过程，可现在报纸上每天“三天学会写作文”“补习半个月提高200分”的宣传比比皆是，越是速成的越是受欢迎。
所以“中国传统观念”没有对不起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非常先进，是我们辜负了它。
如果说我们现在确有很多困惑，不是传统观念困厄了我们，恰是我们抛弃了优秀的传统观念后迷失了方向。
探究方法之二：重新估价学校和家庭的权重，给家庭教育以应有的地位 中国传统非常讲究家庭教育，以至于教育一直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比如科举考试沿袭了1300多年，却从未产生“科举考试培训班”之类的政府行为。
从民国开办现代学校后，家庭教育的功能大大退化，人们开始把教育的功能寄托给学校。
1949年后，由政府全面兴办学校并控制学校教育，学校一方面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专属地，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民思想统一的最重要的教育场所。
它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教师成了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同时，家庭教育更加边缘化，其功能几近被人淡忘。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70后”一代人纷纷成为家长，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年轻的家长们开始把很多精力投注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去。
但家庭教育到底对孩子有多重要，好的家庭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没有形成共识。
英国教育家、着名的夏山学校创办人尼尔认为，“家庭比学校更重要。
假如家庭中没有恐惧与处罚，孩子不会相信学校永远是对的。
家长应该诚实地告诉孩子，他们对坏学校有什么想法。
而荒谬的是，父母往往对最笨的老师也保持忠诚”。
我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个书名遭到一些批评。
批评者总是把“妈妈”和“老师”对立起来，以一种二元论调来说事。
他们并不想知道书中写了什么，只是不能容忍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提并论，就像不能容忍把钮扣和衣服相提并论一样。
其实我只是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作为家长的经验，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新的估价，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应把握的最基本原理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陈述，让人们看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可分割性，看到教育之美，获得了教育的自信。
正是基于这些，它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
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一个人发展中的影响权重，我相信它们会越来越趋于平衡。
学校教育凌驾于家庭教育之上的情况将会慢慢改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男女分工的模糊化，女性对社会生活参与的增多，以及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局限性会越来越凸显，家庭教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家庭教育即使不能形成像现代学校这样有组织的、系列化的教育实体，其地位也会在文化层面得到确认和巩固。
探究方法之三：提高教育者的素质，是保证教育运行良好的根本 我说的“教育者”主要指两类人，一是在学校工作的教育工作者，二是所有的家长。
年轻一代家长，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个“教育者”--这样一个角色，要求你不能简单沿袭自己父辈的教子方法，也不能仅仅凭感觉去胡乱管教孩子。
要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必须先保证它的科学性。
“70后”、“80后”家长看到“素质”这个词时可能会很自信，作为文化程度高于前面任何一代人的家长，当他们的孩子出生时，他们内心对自己的教育水平多半会很自信。
但事实上，作为教育者的素质和作为普通人的素质有时是会有出入的。
现在，“80后”的孩子尚小，还看不出什么端倪，不少“70后”则已陷入痛苦和困惑中。
我见过很多文化程度高、有事业心、自身素质不错、对孩子也有责任感的家长，结果却是把孩子“教育”得很糟糕。
一个有文化的破坏者，其破坏力要大大超过没文化的人。
面对自己辛辛苦苦制造的不理想的“产品”，很多家长无可奈何的归纳就是“孩子和孩子不一样”，以此来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
由此还衍生出另一个说法：适用于你的孩子的方法，不适用于我的孩子，孩子和孩子不一样——以此作为拒绝学习的理由。
孔子说天下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有的西方教育理论也都是建立在人的共同性这一部分上的，它研究的永远是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有规律可循的那部分。
可是我们却把这个概念错误地解读为“孩子和孩子不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办法”——我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一些人公然宣称这样一种观点。
说实在的，只要简单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教育真的没有任何规律，世界上有多少人就需要多少种教育方法，那么教育研究甚至教育本身还需要存在吗，做教育研究的人都回家卖豆腐去吧。
我认为教育常常可以和医学类比。
一个医生一生会遇到无数个病人，这些病人各不相同，但我们能因此就说人和人不一样，没有可以共同遵循的治疗原理吗
去痛片给黑人、白人、黄种人吃都可止痛，毒药给哪种肤色的人吃了都会要命。
人和人首先是一样的，张三头痛需要开去头痛的药，李四胃痛就开止胃痛的药，只有笨蛋才会把张三治头痛有效的去痛片用于李四的胃痛上。
可这种区别，是张三和李四作为人的差别吗，背后的医药原理难道不一样吗——所有的教育也是这个道理。
不要以为会生孩子就会做父母，就像不是穿了白大褂就会开药一样。
现在，想做一个好家长，就要怀有“学医”的心态，要去学习，要了解最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科学知识，这是帮助你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万能钥匙。
作为家长，面对儿童，面对教育，要有敬畏感。
你是否能不断地学习，不断“从师而问焉”，决定了你自身的分化情况，也决定了你所影响的孩子的未来发展。
正像前人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矣。
如果基础教育改革和无数家长观念的转变能形成良性互动，教育的美好新时代就会出现。
女性现代权力和过去权力对比
浅析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 妇女地位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问题，是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社会角色蜕变的生动写照。
我就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在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地位。
由于自然的、人文的原因，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因而也就成为社会的中心与秩序的代表。
在西方，上帝作为的力量是通过圣母玛丽亚这一中介的。
中的第一个女性形象是个创世纪的女神——女娲，乃至天帝在母权时代也为女性神祗掌管各个方面，而男性神则退居其次。
远古的母系社会里，女性掌管社会权力，体现了女性的优越地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拥有较强体力的男性在生产部门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
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产品的增加与分配的不均则产生了贫富差别，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战。
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团体之间的战争又强化了男性首领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增加的趋势，进而他们要求改变世系传承的传统，即由女系变为男系传承。
在这个历史阶段，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取代了以母子血缘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也就促成了男人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父系社会的兴起，女性逐步由主导变为男性的附庸，被驱赶到一个有别于男性的生活空间，从而导致女性集体的沉默。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
自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开始，男性就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步把女性推上了维护男性权威的礼教祭坛。
男性以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为女性规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使她们的一举一动都由礼教来约束，把女性身上的独立异质尽数洗去，然后以母、妻、女的具体社会职能把她们纳入社会秩序之中，把女性转化成传宗接代、操持家务的工具。
经过男性对和精神的双重改造，女性日益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
的塑造是以男性目光的标准来执行的，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一直被要求忍受那些既痛苦又使行动不便的做法来改变她们自然的身体，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紧身胸衣。
缠足一方面是按照男性的审美嗜好把女人的脚畸变成可供把玩的“三寸金莲”，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女人的寸步难行把其限制在狭窄、封闭的围墙和樊篱中。
这样，女人离自己真实的身体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真实的欲望越来越远。
在欲望和身体的双重萎缩中，她们逐渐被遗忘被尘封。
也使得男女人体的局部差别被人为地夸大和突出。
男人很早就给女人订下了“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自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不是屈居于服从之地位。
顺从是妇德的基础，从一而终是归宿。
“夫为妻纲”作为“三纲”之一成为中国整个中世纪处理的至上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另外还有专为妇女设立的“四德”来约束妇女的言谈举止。
这种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压抑着妇女，使其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
封建制在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剥夺了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表现智能的机会，女性被限于家庭四壁之内，其人生价值几乎全部体现在婚姻家庭中，女性只能做男性的依附，不可具有独立的意识和人格。
是时代进步的产物，特别是以来得到很好的体现。
1950年中国第一部诞生，该法对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男女权利平等给予明确的规定，废除了封建的‘一夫多妻’婚姻制度，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对妇女的合法利益给予保护，并且把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一项立法原则列入《宪法》中。
建国后，妇女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向人们展现了独立自主、健康向上的新时代妇女形象 。
妇女作为独立的主体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体现在政治、就业、教育、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
妇女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妇女的地位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导致大量社会成员角色认知发生转换，包括职业转型、生活地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完全转型，而受到直接影响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 ——家庭，不仅男性离开家庭与土地走向工作岗位，女性也大量地离开世代相守的狭窄家庭空间，进军各个行业，由单一的家庭角色向职业、家庭兼顾型双重角色转变，成为家庭的又一经济支柱。
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也发生了变化，按传统的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残酷剥夺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绝大多数妇女没有文化，许多贵族家庭中的女子也不识字，至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更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
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宣扬“ 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男刚女柔， 告诫女子如何做柔弱温顺的女人，给妇女套上精神枷锁。
而当今社会，妇女拥有和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在任何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同男子公平竞争。
婆媳关系也分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传统大家庭里婆婆掌握着家庭资源背道而驰的是，现代家庭中往往是媳妇掌管了家庭的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婆婆的赡养程度；加之现代社会中媳妇知识水平、视野见闻与接受能力等确实有婆婆所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使婆媳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婆婆在能力尚可的时候会担当起照顾孙子孙女的责任，使其更好地加入谋求家庭经济来源的工作与劳动中去，而媳妇在婆婆年老无着的时候也会尽赡养的义务。
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对有关妇女问题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如妇女的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情况等等。
其次，根据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了妇女地位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再次，对妇女地位的研究与国际上妇女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并受国际女权主义的影响，使人们对妇女地位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视角。
妇女对自己地位的关注度及为之提高而付出努力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从女性服饰的变化来看，从建国初期的“假小子”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粉红女郎”再到现代社会的 “中性女”的转变，说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并且向相对来说这方面占优势的男性学习，跨越性别定势，弥补自身缺陷。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学习与建国初的“向男性看齐”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建国初人们的性别意识淡薄，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女人把自己完全的“男性化”了，目的是体现“男女平等”，但这是建立在男女“相同”基础上的“平等”是被迫的。
而现代社会中的向男性学习，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是女性的自主选择，学习的情境和目的是为了弥补女性的不足，是从自己的主观方面寻找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劣势，促进男女的平等。
妇女地位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更是一种可喜的局面，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妇女的地位还会进一步的提高。
但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城乡就业持续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却隐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妇女就业再就业的难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大于男性。
主要表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潜规则作祟。
部分用人单位在下岗或招聘中，并不明显注明性别比例，但用人单位已经“内定”性别，从而使偏见在未进入公平竞争或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时就已经产生，女性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是生物学差异歧视。
一些用人单位，对怀孕、哺乳期妇女无理由辞退，极个别用人单位甚至要求被聘用的女性签订“禁孕条款”，从而使一部分女性被迫放弃劳动就业机会。
三是间接性男女不平等。
岗位安排、职务升迁等都可能偏向于男性，女性想获得较高的待遇和职位，就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
四是制度性歧视。
个别地方或单位通过制订一些规章制度，约束限制女性就业再就业。
五是从事职业与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
在2004年5月召开的“中国就业论坛”上，全国妇联一位专家指出：中国女性职业下沉现象开始凸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加大。
女性就业大量集中于报酬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餐饮业、纺织业；而在报酬较丰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女性就业所占比重就相对小的多。
女性要想真正实现与男性的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妇女地位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必须放在社会整体中考察。
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是：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地位呈现此长彼消的趋势。
虽然人们事实上离不开家庭，但在观念上却日益轻视家庭。
尽管家庭正在失去许多传统的功能，但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类生存有赖于合作，家庭就是一个密切合作的单位，家庭对人尤其是儿童的作用是培养其合作的精神，如果人们在观念上轻视家庭，那么女性自然不甘心于在家中做一贤妻良母，而要另求自我表现；如果能重视家庭，那么不单女性在家庭中能安于其位，就是男性也会尽力履行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他也会尊重妻子在家务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
提高妇女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关于母爱的故事（超感人）
午时茶是由苍术、陈皮、柴胡、连翘、白芷、枳实、山楂、羌活、防风、神曲、甘草、桔梗、麦芽、苏叶等制成的颗粒剂有茶叶香气，味甘、苦。
主要用于外感风寒，头痛咳嗽，全身酸痛，内伤饮食，呕恶腹泻，晕船晕车，水土不服等症的治疗
有关毕飞宇小说的评论 特别是《青衣》
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毕飞宇访谈录 2003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享受成果的一年。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的年度作品奖拿全了，然后又是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并入选了十个全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称号，年底，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在北京颁奖，第一个名字就是毕飞宇。
2004年，对于毕飞宇来说是诱人耳目的一年。
年初，四卷本的《毕飞宇文集》出版，接着，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经王朔推荐由叶大鹰搬上银幕，苏童小说《刺青时代》、《小偷》由毕飞宇担纲电影编剧被媒体热炒，11月，毕飞宇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其实，此前的毕飞宇早在年复一年地诱人耳目、享受成果了。
《是谁在深夜说话》获《人民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鲁迅文学奖，《青衣》获《小说选刊》奖……为张艺谋定身制作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名声大噪，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的《青衣》持续热播…… 拥有这些，毕飞宇早已跻身国内一线作家之列。
冯牧文学奖给了毕飞宇这样的获奖评语：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满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
他的文学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精悍、准确、具有反讽张力的语言，丰盈的细节，生动的、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对生活内在戏剧性的发现和想像，他的写作由此回归到小说艺术的基本审美理想。
作为一位能力均衡的青年小说家，他有可能走向宏大、浑厚的艺术境界，但这有待于他对生命和生活更广博、更奔放的感受和把握。
最近评论界将毕飞宇的现实主义界定为：毕飞宇使现实主义得到了发展，或者说，现实主义到了毕飞宇这里有了某种或某些变异。
2004年12月11日，毕飞宇回到故乡，来到泰州。
在故乡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毕飞宇说，好小说一定能够激发作者与读者相互之间的创造性，能够通过作品建立起遥远而又信赖的人际。
这不仅是小说的标准，也是小说的意义。
一方水土 问：历史上的兴化出现了诸多大家，像施耐庵、郑板桥，当今又出现了众多全国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比如你毕飞宇、朱辉、费振钟等等，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地域里出现这么多人物，你认为其中有什么说法
毕：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地方出现多了一些写作的，要找原因也只能去找那些民俗研究啊、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去完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问：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吗
毕：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你比方说，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做生意，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运动，出几个运动员，有一个地方的人，他特别喜欢唱歌，有一个地方它特别出弹钢琴的，这样的地方非常多，那兴化为什么不能出几个写作的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问：你在兴化生活了多长时间
毕：我在兴化的生活，从1964年出生，一直到1983年，19年。
问：那么兴化这个地方对你有怎样一种意义
记得朱辉曾谈到过，这个地方有些东西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当中，你有这种感受吗
毕：从常理来讲的话，一个人你要说对自己的故土不爱，那简直就不是东西，但话又说回来，你也不能撒谎，就是说，好像你对自己的故乡似乎每天都饱含着热泪，在怀念着它，可对我来讲确实又不是这样。
事实上我想起故乡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曾经问过自己，你是否在那儿生活过
问：这话怎么理解呢
毕：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对这块土地相对来讲反而是麻木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会给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一天又一天怎么过去了，这里面会给他内心哪些刺激。
从我从小懂事，长成一个爱憧憬的孩子，我就向往一个外部的世界，从懂事开始，到读大学的那一天为止，我的内心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死守着这块土地。
这个我必须说实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哪一天能离开这儿，这非常符合一个年轻人的心态，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想现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兴化人，许许多多的泰州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生活在故土里面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爱，他生活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命运，他必须生活在那个地方。
问：是一种必然。
毕：嗯，是必然。
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渴望出去也好，最后你是否真的出去了也好，这方水土给你的内心留下许许多多的密码，等你长大以后，我可以这样说，你每次回忆往往都是从这儿开始，这儿就是你的故乡。
所以你要问我故乡对我的意义在哪儿，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回忆从故乡开始。
我只能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从那儿长大的，虽然我离开它了，这就是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支撑了我。
问：这是一种无穷而又实在的意义。
毕：你要抽像地问我对故乡有多爱，我真说不上来，可是有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我的故乡没有了，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故乡了，那我可能就不能接受了。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每天都可以忘记它，没问题，因为我知道它在那儿。
一种驾驭 问：早年你在文坛亮相，是带着某种先锋姿态，而后来，你越来越关注普通人的日常处境，从一个对故事不甚感兴趣的叙述者，到一个说故事的好手，你自己如何评价这样的转变
毕：其实这种转变一点也不神秘，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学趣味的变化，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朴素，那就是年龄，因为你长大了。
你4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有多大，跟你20岁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你内心的冲击，它的分布点一定是不一样的。
二十多岁，年轻时候的创作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激情，比方说依赖于想像，比方说特别渴望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不那么贪婪了，你发现用一两部作品去穷尽你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作家跟世界的关系，和他生存状态的关系，它变得亲密，不那么对抗了。
问：体现到文本上来，它也一定会有所区别。
毕：是的，比方说早期的作品当中，那种夸饰啊，那种高强度的时空切换啊，他可能会不自觉地会把它放下来，然后呢，更关注一个人和他生存周围的生态关系。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特别关注他与生存状态的关系的时候，他的目光首先是写实的，这种目光写实了，他的作品必然就有写实的倾向，就是说，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特别渴望追求一种人内心对世界的判断。
年轻的时候，要不是无限夸大的，要不就是无限缩小的，他现在这个比例关系相对来讲协调了，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近似于1：1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内心是非常踏实的，他知道了生活大概是怎样的，他作品一定是在生活跟内心之间，在1：1这样一个比例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问：你刚刚提到年龄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也是你创作渐渐成熟的过程
毕：我愿意这样说，但事实上是不是成熟呢
也许我今天已经成熟了，也许明天才能够成熟起来，也许这一生都不能成熟，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并不关键，关键的是我一点一点地确认，我看到的生活与我体会到的生活，它是吻合的。
我不愿意看到这两者之间有过大的落差，而且我不愿意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用年轻人的激情，用年轻人的夸饰、那种想像，去拉开这种落差。
相对来讲，把它吻合起来，等找到这种吻合的时候，我会更平静。
问：读《青衣》的时候，感觉你在表现人物内心波涛汹涌、表现人物命运大起大落的时候，总是不动声色的，尤其在《玉米》当中，这种反差表现得更强烈，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
毕：对啊。
暂且把这个不动声色的判断放在一边，我先说一个文学上的命题，就是感情的表达和感情是两回事，激情的表达和激情是另外一回事，它们不对等。
激情是你内心的一个秘密，你内心是怎样一个澎湃的状态，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说你告诉人家，你内心感动了，不是的，艺术家的事情是把你的感动有效地传递给别人，把你的感动送到别人内心去。
如果你颤抖了，你让别人和你一起颤抖，那才是艺术。
所以说，你如何能做到把你的感动送给别人，把你的颤抖送给别人，这就需要你用心地控制好你的心情，控制好你的记性，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艺术上的方法，才能做得到。
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在演奏钢琴，你内心澎湃，你忘记了你的十个指头，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变成两个拳头，在琴键上拚命地砸，咣叽咣叽地发出一些噪音来，那个演出是失败的，你要做的工作，是把你的每一个音，精确地、生动地演奏出来，和谐地成为乐曲，成为乐章，然后让别人听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问：你叙述的那种大起大落的故事，作为读者他会特别感动，甚至潸然泪下，作为写作者，当时你是什么状态
你会感动吗
毕：会的，这个例子也到处都是。
《青衣》里面的筱燕秋，药物流产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在那儿跳的时候；《玉米》里面当飞行员的彭国梁，他跟玉米在灶台后面，温暖的炉火映照着他们，两个青春的肉体有了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深入人心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身临其境的。
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词，不用感动这个词来表达，而用颤抖，其实那个时候，我浑身在抖，浑身抖得我无法写作。
问：那怎么办呢
毕：我想没有一个读者愿意看见毕飞宇告诉他们，我在抖。
那我就停下来，用劲收缩几下，把自己抖干净了，放松了，然后我再写。
《玉米》里面就有那种非常触动内心感情的一些片段，我在打字的时候，我的太太过来给我倒水，看我的样子不对，她就跟我说，哎呀，你哭好了，哭完了回来再写。
但我不会哭，我很少会流泪。
那个时候，我会把工作先放下来，我知道自己内心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急于去说，而是点根烟，喝杯茶，把这个要表达的东西，把它理清楚。
举个例子吧：写作的时候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你吵架的时候，你被对方的一句话堵住了，然后你非常地愤怒，但你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晚上回家躺在床上以后，哎呀，我应该有一句话回他的，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
艺术创作和这是一样的。
问：就是说当艺术创作处在高度激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最佳的表达方法。
毕：对。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跟人吵架的话，你会后悔怎么没在第一现场把这些话讲出来，可写作不一样啊，你有的是时间，你有时间把它写上去就是了，这个时间可以隔两个小时，甚至可以一年，没有人知道，当你写上去的时候，人家以为你是两分钟之内写下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能着急。
问：今天下午，你参加一个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毕：是的。
其实中年写作、老年写作和青年写作，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从本质上来讲，就文学自身而言，没有特别多的区分，但是毕竟人和人不一样啊。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讲话的语速不一样了，腔调不一样了，呈现在作品当中，它自然是不一样的。
概括说来，就是你得控制住自己。
具体到我的体验，就是我内心想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文字一句一句地累积，然后比较恰当地把我要表达的意思，把它摁到那些作品里面。
问：这是一种文字的驾驭能力。
毕：对，这话说得很对，就是驾驭。
千万不要把艺术家理解成疯子，好像艺术家、诗人、画家他们很疯狂，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那才是艺术家，不是
起码对小说家来讲，他要能够表达，说到底他就是需要驾驭一下。
一个生态 问：据说为创作《青衣》，你还特意到省京剧团体验生活。
毕：对，到江苏省京剧团其实也就去了两个小时，就感受一下，看看那些人说话的腔调啊，走路的姿势啊，说话时的那个手形，他们跟别人的异同啊，主要是找一些差距，感受一下。
其实我不敢把这个生活体验得太深，把它每一个地方，把剧团里的那些人的状况搞得太熟悉，因为太熟悉之后，我就很难把握他们与日常生活里面普通人的区别，这区别非常强烈反而好。
问：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玉米》被认为是比《青衣》更见功力的佳作，你自己认为呢
毕：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更喜欢《玉米》，我这样说，丝毫也不影响我对《青衣》的喜爱。
我更喜爱《玉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衣》它不属于我的生活，而《玉米》属于我的生活，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但这并不是说哪个写得好，哪个写得不好。
玉米是一个和我休戚相关的人，她的疼痛和我的疼痛有切肤的意味，我能感觉得到。
筱燕秋完全是我艺术创造出来的一个人。
问：有评论说你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一个男子汉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毕：女性首先是人啊。
问：但是男人和女人有很大区别的。
毕：对，你愿意夸张这种区别，但是我更愿意认同他们相似的地方。
比方说，你给了我一拳头，我会觉得疼痛，觉得羞辱；我给你一拳头，你是一个女性，我想你的疼痛和羞辱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把人性的东西把握好，然后把它放在女性的身上，这样我想游离得就不会太远。
反过来说，你过份地强调人的性别特征，它反而离人可能远了。
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性别，重要的是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问：小说里面重要的不是男人或女人，是关系，只不过根据你的需要，近期作品中女性都是主角，男性居于配角的地位。
毕：当我打算做一个小说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如果《青衣》里面没有乔炳璋、面瓜这样的形象，筱燕秋这个人你是写不起来的。
同样，《玉米》里面没有玉米跟她父亲王连方的关系，没有玉米跟那个飞行员彭国梁的关系，玉米这个人同样是不存在的，人是由关系构成的，他们是通过内心和动态往来而呈现出来的。
当然，就《玉米》这个特定的小说来讲，玉米她是主人公，她不可能让位于其他的配角，但他们是相互的，他们是一个生态，是一个生物链，哪一块断了，对玉米都是不完整的。
问：《小说选刊》选载《玉米》的时候，当时还发了你一篇创作谈。
毕：对，题目是《我们身上的鬼》。
问：按照你当时的说法，这所谓的“鬼”指的是“人在人上”
毕：对对。
我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是延用一句“五四”以后文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是鲁迅先生多次强调的国民性。
当我们分析到中国人，分析到中国人内心的时候，官员们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推到下层，推到老百姓身上，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了问题，是由于国人的素质不够。
反过来说，对于我们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会觉得是由于做官的不好，没有一个好的官员。
那我的判断是其实都不对。
问：这很有意思，它都不对在哪儿
毕：你得把自己捆在一起来考虑，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内心有没有那些鬼
我的结论是有。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原来是好的，他地位变了，这个鬼去找他，不是，他在下层的时候，这个鬼就在他身上，只不过外面没有它的空气、阳光和水，那个鬼不能发育，等空气阳光和水有了以后，那个鬼它就跳出来了。
这不是通过外部手术强加塞给一个人的，移植进去的，它是植根于我们内心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不能把这个国民分开来，这个阶层的有这个问题，那个阶层的有那个问题，不是的，很可能这个阶层跟那个阶层合在一起，他们共同都有这个问题。
甚至于包括我自己写这个作品的人，可能内心也有这个鬼，这个鬼就是不甘心做愚民当中的一个人。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做一个人上人，用脚踩在别人肩膀上的一个人，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成功，人生才有快感。
所以我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
一个读者 问：你的写作有一个让你景仰、可以作为榜样参照的人物吗
毕：从写作意义上来讲，没有，就是我永远不渴望做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家曹雪芹是不可企及的。
虽然我并不渴望做他，但是《红楼梦》写得确实太好太好，太好了。
问：那你读了多少遍了
毕：我肯定没有我太太读得多，我太太每年都读一遍，我没她读得多，但是这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最近还在读，每天夜里面躺到床上读，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套广陵书社的线装绣像本《红楼梦》。
就像周作人讲的，他生病的时候不愿意看西方的书，喜欢看线装书，那个纸很轻嘛，书拿在手上就觉得特别可爱。
这段时间我虽然没生病，但每天晚上都在《红楼梦》的阅读过程当中睡眠，当然今天晚上读不了了。
问：昆德拉小说《无知》，得到了世界舆论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同，认为这是他近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但你却给《无知》这本书取了一长串的名字，“本真一点可以叫《流亡》，史诗一点可以叫《大回归》，青春一点可以叫《布拉格的森林》，老气横秋一点可以叫《就这么活了一辈子》，时尚一点可以叫《天还没黑就分手》，激情一点可以叫《革命，继续革命》，另类一点可以叫《我用幽把你默死》，下半身一点可以叫《把丈母娘睡了》，但是，昆德拉起了一个不着四六的名字：《无知》。
”你这么说，不会仅仅对这本书的名字有看法吧
毕：是对这个小说本身，只不过我觉得直接来谈小说，是要说很多话，那么我把这个问题集中在书名上来讲的话，谈起来可能会集中一点，切中要害一点。
问：《北京青年报》称是“毕飞宇妙语点评”，不妨展开一点，具体谈谈。
毕：昆德拉的《无知》这本书，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它的翻译者南京大学许均教授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非常喜爱他的法文译著，但这个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对这本书特别喜欢。
原因有这样几条：第一是针对我们的现实而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作家特别的短命，一般来讲，30岁左右走向成功，40岁走下坡，最后到50岁左右吧，基本上他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中国的小说家特别短命，这是在文坛内部引起批评家和作家们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快就销声匿迹，就没有了
而昆德拉已经那么大了，他为什么还具有那么强的小说叙事能力
在他的老迈的肉体里面，有那么强的小说功能，其实我是非常钦佩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对昆德拉一直不喜爱，我一直不喜爱昆德拉，他的许多作品就我的小说趣味、小说美学倾向而言，是不入我的双眼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不太懂得小说是什么的这样一个作家，尽管他有国际声誉，但在我这儿，他不享有特别高的地位。
我一直认为他的理性过强，缺少把血肉赋予作品中人物的这样一种能力，你看几页马上就能知道，昆德拉自己会从作品中跳出来，知道他作品要告诉你什么，所以相对来讲，人物比较苍白。
问：但《无知》不一样，《无知》相对来讲要鲜活得多。
毕：对的。
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昆德拉为什么那样理性，我现在特别能够原谅，特别能够理解他，可能也是年龄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流亡者，长期以来离开自己的国土，离开自己的母语，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其实内心是相当难的，如果他对自己的感性过于放纵的话，甚至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下去。
所以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他理性强一点，我特别好理解。
这几个原因加在一块，就导致了我对《无知》这本书的偏爱，所以我认为《无知》这本书是昆德拉最好的一本书。
一件事情 问：现在很多写小说的人像朱文，他们都在搞影视，为什么你难得去触碰这一块呢
毕：影视是挺热闹的，问题是我爱小说嘛，而且现在在写作，自己觉得调子很好，简单地说我现在在田径场上跑步，跑得浑身是汗，而且我觉得呼吸也很通畅，为什么突然要从跑道上冲出去，然后到那儿跳高去呢
或者去推铅球去呢
我没必要，那我就在这跑道上往下跑，我觉得挺好啊。
问：不会是你不喜欢，或者不适合你…… 毕：我都没想过喜欢或者不喜欢，我现在就是爱这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一件事情做下去。
哪一天你要是告诉我，毕飞宇，你的小说写得真臭，我不想看了，也许我去做别的事情。
一套文集 问：你的文集，一套四本的《毕飞宇文集》，现在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据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毕：对呀，三月份就出来了，那可能是发行的问题。
应该有，兴化就有得的。
问：这套书是你自己编的吧
毕：我自己编的。
就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决定出我的文集，然后告诉我，我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四本书的目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给他们排好，排好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蛇皮口袋，把所有有我这些作品的东西，很混乱地捆成一大包，扛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去了，然后交给谁我也就不管他们了，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目录一篇一篇编就是了。
其实所谓的我自己编呢，也就是花了三四个小时开了个目录。
问：里面收录了所有你感觉好的作品
毕：应该上去的全部上去了，不应该上去的也上去了。
问：为什么
毕：像《上海往事》这个小说，按照我最早的想法，我是想把它拿掉的。
因为我写过一个长篇叫《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我自己很不满意，当然我不能把它放进去，那不放进去以后呢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得凑成这四本书啊。
我在编那个文集以前我挺自豪，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出了挺多的书的，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一个作家，哎呀，结果等文集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就到我的这个脚踝骨这儿，我发现特别惭愧。
所以我就对自己说，你还很年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看到了这个结果呢，虽然惭愧也挺高兴，就是会给我一个力量，就是再多写一些。
问：谦虚。
毕：不是谦虚啊，事实上四卷文集就那么一点点。
问：这套文集出来之后，听到什么反响、反馈吗
毕：出文集的那段时间很特别，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手头现在的这个长篇写作了。
我基本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长篇上，当然配合为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也作了一些宣传，但是我也没有故意去打听这样的事情，朋友们也知道，反正那些作品都是旧作品，也没有给我特别多的表扬或者批评。
一部长篇 问：你手头写的长篇小说，能不能透露一些情况
毕：长篇小说从2002年的下半年开始写，写到现在，两年半了嘛，写了十七万字多一点。
问：是写当代题材的吗
毕：不是，不是当代生活，还是写的文革，写的农村。
完成后我估计大概是二十五万字左右。
问：现在这已写就的部分自我感觉怎么样
毕：自我感觉啊
你永远不要问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因为他写的时候，你要问的话他会很嚣张，这种嚣张并不是因为他浅薄，也不是因为他故意说多么好炒作自己，都不是，因为在创作的时候，人是没有判断力的，你沉静在创作的快感里面，你每天都很亢奋，像喝了酒一样，就跟恋爱中的一个小伙子，你问他对象漂亮不漂亮，是一样的，他可能到了七年之痒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太太有好多不足，恋爱的时候，他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不过如果我说自我感觉好啊，也是我真实的判断，但不是一个美学判断，不是一个文学判断。
就是说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得很快乐，就是这样。
一点忠告 问：作为家乡人，请你对泰州的写作者提一些建议。
毕：我只有一点忠告，就是谁的话都不要听，在艺术面前没有权威。
你可以喜欢一个作家，但这个作家不是你的范本。
别人的方法对他来讲可能是特别对的，但对你来讲可能完全不对。
这一点，就如同一个妇科医生对孕妇讲，我给你一个建议，希望你的孩子长得像谁一样可笑。
如果你写得好的话，你的文字跟你这个人很像，你的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精神信息、美学趣味跟你这个人很像，它只能是这样。
问：一个作家首先得尊重自己。
毕：是的，作家最重要的是向自己学习，就是说珍惜自己每一天的创作，从每一天的创作当中去找到自己，从而找到自己的创作方法，找到自己切入生活的方法。
比方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这是法国人认为的法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一个是高度写实的，用恩格斯所讲：用古典的、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场景，写人物，把人物放到场景里面去，然后在场景里面刻划它的细节，他用这种方法，小说完成得非常好，为什么
因为他是巴尔扎克，他天生的这个气质类型，他适合于这样写小说。
可普鲁斯特写小说完全不是这样的，普鲁斯特是个病人，他就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像巴尔扎克那样生龙活虎地切入法国社会了，他完全是靠他对以往生活那种零碎的枝枝节节的回忆，可是他同样完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活场景描绘。
如果说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巴尔扎克走到普鲁斯特面前，告诉普鲁斯特，小说应当怎么写，我只能说，巴尔扎克是愚蠢的，普鲁斯特同样是愚蠢的，甚至把普鲁斯特给杀了。
相关链接：毕飞宇长篇新著《平原》刊发于《收获》2005年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