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 ——惶惑 读后感
300字左右
一口气看完了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仿佛置身于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古老的北平城中那处小小的小羊圈，谨慎持家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老人、文雅略带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无耻的瑞丰、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青年的高弟，还有孙七、小崔夫妇、陈长顺、小文夫妇、丁约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仿佛在眼前跳动，漫长的八年，发生在小羊圈的人们身上、一切北平人身上、一切中国人民身上的困苦屈辱不幸死亡反抗斗争，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那段历史，那些从历史教科书上获取的比较抽象空泛的认识，仿佛有了血肉，而激发出无比的责任感、爱国心；虽然没有正面去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却仍然能使人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的灾难，这部书堪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无悔这近乎不眠不休的一日一夜。
老舍先生是我非常欣赏的中国作家，之前也不过看过他的话剧茶馆和几个短篇，‘马裤先生’、‘抱孙’、‘眼镜’ ... 他那不着痕迹的幽默让我彻底折服，他笔下的人物仿若一幅幅漫画肖像，看似夸张滑稽，可是琢磨之下却又发现如此神似。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人物也许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可是却也会一代代遗传到今天的我们身上；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在先生的笔下，总会看到活生生的自己，让人掩卷深思......
读名著有感10篇100字左右
是理想主义的旗帜与人生的教科书.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故事。
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作者为什么以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
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
” 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性格。
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小说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中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革命者在斗争中百炼成钢，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通过揭示保尔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刚毅性格，小说形象地告诉青年一代，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如何为共产主义理解去努力奋斗。
革命战士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小说的又一主题。
保尔在凭吊女战友娃莲的墓地时所说的那段话，就是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白，也是对小说这一主题的阐述：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 可以这样来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的一生应当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去度过。
钢铁是在骤冷与炎热中炼成的，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是在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出来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 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的代表作。
本文痛斥了压迫人民的无德之人，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控诉了旧社会活生生把人‘变’成鬼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批判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也揭示个人奋斗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主题。
更体现了人是随环境变换而改变的动物，可谓是最不堪一击的。
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
由此可见人真是比禽兽还“野蛮”的生物。
主要讲述的是旧北京人力车夫的心酸故事。
（作者：老舍） 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配合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
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
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
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所谓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
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可怜。
——五猖会是一个迎神赛会，在童年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节日。
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
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
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江湖庸医治死，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
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
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
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学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
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旧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作者：鲁迅）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奇书，它不是单纯的少儿读物，而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生中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
”因为在这本书中，斯威夫特的叙事技巧和讽刺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小说以外科医生格列佛的四次出海航行冒险的经历为线索，一共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卷】『利立浦特游记』叙述格列佛在小人国的游历见闻。
这里的人，身长不满六英寸，他置身其中，就象巍巍的大山一般。
小朝廷里充斥阴谋诡计、倾轧纷争。
穿高跟鞋的一派与穿低跟鞋的一派互相攻击，势不两立。
【第二卷】『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记』格列佛在利立浦特人的心目中是个庞然大物，但一到布罗卜丁奈格，他就象田间的鼬鼠一般小了。
格列佛被当作小玩艺装入手提箱里，带到各城镇表演展览。
后来，国王召见他，他慷慨陈辞，夸耀自己的祖国的伟大，政治的贤明，法律的公正，然而均一一遭到国王的抨击与驳斥。
【第三卷】『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日本（无名岛）游记』主要描述格列佛在勒皮他（飞岛）和格勒大锥（巫人岛）的游历。
飞岛上的人长得畸形怪状，整天担忧天体会发生突变，地球会被彗星撞击得粉碎，因而惶惶不可终日。
在科学院里，设计家们正在从事研究如何从黄瓜中提取阳光取暖，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繁殖无毛的绵羊，软化大理石等课题。
在巫人岛上，岛主精通巫术，擅长招魂，他们博览古今，发现历史真相被权贵歪曲，娼妓般的作家在哄骗人世。
【第四卷】『慧骃国游记』叙述格列佛在智马国的游历在这个国度里，居主宰地位的是有理性的公正而诚实的智马，供智马驱使的是一种类似人形的畜类耶胡，后者生性淫荡、贪婪、好斗，好吃懒做、喜欢在田间寻找、争夺一种发亮的石头。
（作者：乔治·奥威尔） 《繁星》、《春水》的内容，是诗人平时随便记下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
冰心以其特有的女性纤柔，用清新秀丽的语言写成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哲理性强是《繁星》、《春水》的一大艺术特点。
《繁星》、《春水》中，有许多诗都是蕴涵着深刻思想的哲理诗。
这些深刻的思想往往都是和诗中描绘的具体形象以及诗人深沉的思绪揉合在一起的，因而仍然具备着诗的情绪，有着诗的美感。
第二，纤柔是冰心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色。
冰心的诗，无处不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纤柔。
以她“满蕴着温柔，带着忧愁”的抒情风格，感情深沉浓烈地歌吟着纯着的爱，描绘着大自然的美；同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
第三，文字轻柔雅丽，韵律浑然天成，意境优美清丽。
《繁星》、《春水》中词句的运用仿佛信手拈来，处处透露着轻柔雅丽的风格。
（作者：冰心） 《鲁滨孙漂流记》（《鲁滨逊漂流记》）于1719年4月25日出版，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 纪念鲁宾孙离开赫尔(Hull)的金属装饰片鲁滨孙出身于一个体面的商人家庭，渴望航海，一心想去海外见识一番。
他瞒着父亲出海，第一次航行就遇到大风浪，船只沉没，他好不容易才逃出保住性命。
第二次出海到非洲经商，赚了一笔钱。
第三次又遭不幸，被摩尔人俘获，当了奴隶。
后来他划了主人的小船逃跑，途中被一艘葡萄牙货船救起。
船到巴西后，他在那里买下一个庄园，做了庄园主。
他不甘心于这样的发财致富，又再次出海，到非洲贩卖奴隶。
船在途中遇到风暴触礁，船上水手、乘客全部遇难，唯有鲁滨孙一个人幸存下来，只身飘流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孤岛上。
他用沉船的桅杆做了木筏，一次又一次地把船上的食物、衣服、枪支弹药、工具等运到岸上，并在小山边搭起帐篷定居下来。
接着他用削尖的木桩在帐篷周围围上栅栏，在帐篷后的山洞凿洞居住。
他用简单的工具制作桌、椅等家具，猎野味为食，饮溪里的水，度过了最初遇到的困难。
他开始在岛上种植大麦和稻子，自制木臼、木杵、筛子，加工面粉，烘出了粗糙的面包。
他捕捉并驯养野山羊，让其繁殖。
他还制作陶器等等，保证了自己的生活需要。
虽然这样，鲁滨孙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离开孤岛的办法。
他砍倒一棵大树，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做成了一只独木舟，但船实在太重，无法拖下海去，只好前功尽弃，重新另造一只小的。
鲁滨孙在岛上独自生活了18年后，一天，他发现岛边海岸上都是人骨，生过火，原来外岛的一群野人曾在这里举行过人肉宴。
鲁滨孙惊愕万分。
此后他便一直保持警惕，更加留心周围的事物。
直到第26年，岛上又来了一群野人，带着准备杀死、吃掉的俘虏。
鲁滨孙发现后，救出了其中的一个。
鲁滨孙救下那个野人的日子是星期五，所以把被救的土人取名为“星期五”。
此后，“星期五”成了鲁滨孙忠实的仆人和朋友。
接着，鲁滨孙带着“星期五”救出了一个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的父亲。
不久有条英国船在海岛附近停泊，发现船上的水手发生了叛乱，绑架了船长，把船长、大副等三人抛弃在岛上，鲁滨逊与“星期五”帮助船长制服了那帮水手，夺回了船只。
他把那水手留在岛上，船长带着鲁滨孙“星期五”等离开荒岛回到英国。
此时鲁滨孙已离家28年。
他在英国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
妻子死后，鲁滨孙又一次出海经商，路经他住过的荒岛，这时留在岛上的水手和西班牙人都已安家繁衍生息。
鲁滨孙又送去新的移民，将岛上的土地分给他们，并留给他们各种日用必需品，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作者： 丹尼尔·笛福） 意大利小说家德·亚米契斯（1846—1908）的《爱的教育》（或译《心》）是一本描写少年生活的特写集。
通过描写四年级小学生恩里科身边发生的各式各样感人的小故事，反映了意大利中下层人民穷困的生活和淳厚、朴直、友爱的品德，提倡爱国、善良、勇敢、宽大、无私和博爱等精神。
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把“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写对国家、社会、民族的爱，还是表现对父母、师长、朋友之间的爱，处处都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爱的教育其实就是素质教育，是启蒙孩子如何为人的根本，也是其他素质的基础。
《爱的教育》采用日记的形式，以孩子的口吻、孩子的笔触来写孩子的生活和思想，读来写得真实，富有亲切感，因此也更容易被孩子们所接受。
虽然这是一本主要写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学生看的书籍，但对于为人父母、为人师长、为人子女也是一本颇有裨益的教育经典。
（作者：德·亚米契斯） 《童年》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作品。
三部曲分别是《童年》（1913年）、《在人间》（1916年）、《我的大学》（1923年）。
《童年》讲述的是孤独孩童“我”（阿廖沙）的成长故事。
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
“我”寄居的外祖父家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
此外，小说也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
小说通过“我”幼年时代痛苦生活的叙述，实际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广阔社会画卷。
（作者：高尔基） 《名人传》，又称《巨人三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家、小说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写的，它包括《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三部“英雄传记”。
从结构上看，《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传主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另一重要的思想，即欧洲统一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名人传》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人物传记，著者倾注他全部激情，成功地让读者在传记中跟三位大师接触，分担他们的痛苦、失败；也分享他们的诚挚、成功。
《名人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
纵观三传，罗兰的英雄有着共同的命运图式和方向：经历长期的磨难，激流一般的生命力，体现生之意志的艺术创造和用痛苦换取欢乐的追求。
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
他的英雄观点，不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
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倾心为公众服务。
罗兰自己也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为了突出英雄的这一本质，罗兰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人物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们的敬仰激情。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这些被罗曼罗兰尊为英雄的人，他们或受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因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
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
贝多芬“用痛苦换来欢乐”的音乐；米开朗琪罗以一生的心血奉献出震撼心灵的杰作；托尔斯泰始终关心万千生灵的伟大与渺小，借以传播爱的种子和宽容的理想。
《名人传》记叙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
（作者：罗曼•罗兰） 《汤姆索亚历险记》 小说的主人公汤姆，是个聪明爱动的孩子，他善良、勇敢、富有同情心,然而在姨妈眼里，汤姆却是个顽童，调皮捣蛋，喜欢搞恶作剧，而且满脑子总是想着绿林好汉的生活，姨妈罚汤姆刷墙，汤姆却想尽办法让另一个同伴自愿的成为了俘虏，而且这个同伴为了能刷上墙，连自己的苹果也赔上了．这让汤姆暗自高兴
就这样，姨妈一次又一次地被汤姆的“足智多谋”给软化了。
（作者：马克．吐温）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昆虫记》不仅仅浸淫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某种精神。
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
这就是法布尔精神。
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
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
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
《昆虫记》作者被当时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
在晚年法布尔出版了《昆虫记》最后几卷，使他不但在法国赢得众多读者，即使在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文学接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没有等到诺贝尔委员会下决心授予他这仪大奖，这位歌颂昆虫的大诗人已经瞑目长逝了。
《昆虫记》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他被誉为“昆虫诗人”，我国也翻译出版了他的大量作品。
《昆虫记》是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
《昆虫记》十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 （作者：法布尔）
前方 曹文轩 赏析
大地上的者——轩《前方》赏析 《前方一篇摄影散文。
文头概括描写了人物的神情：“一车人，神情憔悴而漠然地望着前方。
”如果让我们顺着这句话先看图片，你一定会觉得画面中的人物神态各异，有迷茫，有惶惑，有对未来充满期望。
他们中有的可能是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有的是为了理想而打拼天下。
不管属于哪一种，反正画面上破旧的车厢足以衬托出生活的贫困，可以想象出他们在贫困中奋力改变现状的可贵，以及读者对他们的理想实现不了的悲哀的同情。
而曹文轩先生却用睿智的眼光看出了照片中一个带有人类生存的哲学共同的轨迹：“离乡——思乡——返乡——再离乡”。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在异乡的人总是魂牵梦绕自己的故乡
故乡对于一个游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的表情到底说明了什么
作者在文章开头用连续发问的方式引起了人生的思考：“他们去哪儿
归家还是远行
”答案为“他们正在路上”。
这里正道出了生存的真谛。
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时起，实际上已经走在路上了。
这是一条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虽然有的人欣然逢着顺境，但是“人间毕竟不总是充满了温暖的，你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总是铺满了玫瑰花。
”（季羡林《人间第一爱》）绝大多数人免不了坎坷逆境，只好在这条路上苦苦地求索。
正如文章所描写的那样，人们在路上充满惶惑、茫然、不安、无奈、焦躁不宁、索然无味的心理状态。
“车吼叫着，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把一车人摇得东歪西倒，使人一路受着皮肉之苦。
那位男子手托下巴，望着车窗外，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个将要开始艰难旅程的人所有的惶惑与茫然。
”这是作者用细节描写的乘车人的表情。
通过这一表情的描述，印证了文章第二小节所说的“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
个中立意虽有反弹琵琶的味道，而作品的新颖之处也许就是从逆向思维中得来的。
文章对人类的离家行为进行了叙述和分析。
“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概括起来，作者说了离家的四种情况：“人有着离家与远行的习性”；“外面的世界总是在诱惑着人们”离家远行；“离家也许是出于无奈”；而“人的理想决定着人要不断向前走”。
因此，作者在文中围绕人类离家的行为的同时阐释了这样的乡愁的主题：首先是人有着离家与远行的习性。
如“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
这使我们回想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将领奥德修斯凯旋途中抵拒女神的场景中的乡愁；我国古代《诗经·采薇》写的是普通士兵在离乡出征的生活场景中的乡愁。
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等等漂泊的旅人，尤其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人王维的这首诗应该是异乡游子抒发乡愁的先声。
等等。
至于“人离乡贱、物离乡贵”的古训早已成为游子们思乡情愁的人生经验。
其次是外面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们，人在外面的世界中回获得生命的满足；由于种种原因，人不得不离家。
再就是人的理想决定着人要不断向前走。
作者通过思乡的呈现方式与乡土情结来形象化地诠释，即为什么思乡（我心归去），远行与回望（永在路上）；最后揭示了故乡的价值指向，即通过“我的故乡”“今生今世的证据”来说明思乡是恒久的烙印。
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更多的是精神上、情感上的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不难发现，作者从哲理层面来思考人生的悲剧性存在，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无法还家”，“即便还了家”“还在无家的感觉之中”。
一如作者文末的发问：“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这些是由实就虚——将实指的“家”转变为抽象化了“精神家园”。
从而形象化地阐发了“人无法还家”的原因。
记得柯蓝《道路》说过：“人们寻找的，不是道路，而是那道路的终点，是那广阔的、平坦的终点。
只是为了通向终点，才寻找路，才从最难最难的路上走过……” 二十世纪德语诗坛最杰出的表现主义诗歌的先驱，特拉克尔有一句名言：“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人在世间漫无边际地游荡，追寻着他所不能确知的梦想，这一切也许仅仅是因为生是一种偶然，而理想总在彼岸，因此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身处异乡。
寻找归宿的终有一死者身处异乡，直至踏上永恒而崎岖的归途。
正如散文大家周国平所说：“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
人当然不能总活在社会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闹中沉沦。
”（《记住回家的路·小序》）是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易经·乾卦》）。
家，尽管“温馨与安宁”，但是人总要面对“前方”，走出家门。
那么，有一幅对子说得好，“漫观天上云卷云舒，笑对庭前花开花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应该是人类“向前”的理由。
总之，本文作者由离家，谈到离家的原因，再谈到路上的表现，由起初的激动到“早已认识到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而产生的惶惑、茫然、不安，而从“具象化的旅行” “抽象化为人生的旅途”，谈及“人生的悲剧性实质”，层层深入，一步一步的上升到哲理思索的层面。
针对一幅图片，大家往往会抓住图中人物的表情神态来做文章，但是曹文轩先生却抓住他们“离家”这一点来写，分析原因和离家后在路上的心理表现及其成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从常规思维中跳脱出来，而有了全新的诠释。
“家”，是人精神的归宿和精神的栖身之所。
全文既继承了古典文学淡淡的忧愁的美学意蕴，又具有当代人生创新思维的哲理思考。
语言优美，主旨深刻。
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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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书系列之一 -- 慢语细声简介: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求职，段林大概没料到，生活从此不平静。
身为补习班老师的他，接下都是女生的班级，但是，过分安静的教室、学生的警告、时不时会嗅到的臭味……种种的疑问，却在一面镜子中得到了解答--教室里赫然只有那警告他的学生，那么其他的学生呢?他知道，他到了不该来的地方，但诡异的事情才正要开始……记住，永远不要惊动死去的人留下的念，保持安静，慢语细声。
这个地方很…… 很大? 很荒凉? 很……正想着，段林忽然又闻到了那种味道，眼前瞬间一暗，段林急忙往周围看去，这才发现自己所在的居然不是自己原本待的洗手间，而是一个乌黑一团的地方。
这地方异常狭窄、潮湿，彷佛是一个崩塌的所在，自己的身体慢慢下陷，彷佛正在被泥土吞噬……
傅雷的死因
上吊自尽
茅盾《虹》中的梅最终结局如何
《虹》以女主人公梅行素为小说推进主线; 两者所选取的事件都是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和1927 年国共分裂, 北伐革命失败, 并且着重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想通过对《虹》的分析来说明茅盾在20 年代末期, 如何藉由小说的形式来回顾、厘清和反省五四运动之后到20年代的革命历史。
由于茅盾的《虹》和叶圣陶的《倪焕之》有许多相近之处,在分析《虹》的过程中, 将以《倪焕之》作为对照, 以此突显茅盾的特色。
二、《虹》的小说结构 《虹》是以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长和社会经历为小说发展主线的, 茅盾借此描写了五四新女性从五四到五卅的精神历程和转变。
小说第一节描写梅行素从四川出夔门前往上海的行船路途中的感受。
这一节既是对长江巫峡险峻壮丽的自然景致的描写, 也同时透过梅行素对风景的感触, 概括地呈现梅行素的人生观和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她的已往的生活就和巫峡中行船一样; 常常看见前面有峭壁拦住, 疑是没有路了,但勇往直前地到了那边时, 便知道还是很宽阔的路, 可是走得不久又有峭壁在更前面, 而且更看不见有什么路, 那时在回顾来处, 早又是云山高锁。
过去的是不堪回首, 未来的是迷离险阻, 她只有紧抓着现在, 脚踏实地奋斗; 她是“现在教徒。
”[i] 梅行素是经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 凭着勇敢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挣脱了家庭婚姻的束缚,在社会经历的冲撞中摸索人生的定位和方向, 她不能回头, 但也还没有看清前面的目标, 所以只能把握“现在”,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一步是一步。
茅盾曾提到对巫峡的描写不仅仅是以写实的手法呈现三峡风光之险峻, 也暗喻梅的身世,当行船穿过夔门时, 同行的文太太感叹“出了川境的长江一路都是平淡无奇的! 夔门便是天然的界线”, 但梅行素的感受却是:“呀, 这就是夔门, 这就是四川的大门, 这就是隔绝四川和世界的鬼门关!从此也就离开了曲折的窄狭的多险的谜一样的路,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自由的世间!”[ii]对文太太来说, 这段行船的旅程纯粹是欣赏三峡美景,但对于在人生的道路上磕磕碰碰的梅来说, 三峡之旅就是她生命历程的象征。
她将远离多险的四川(过去),她将怀抱着信心和勇气投向未来广阔的世界。
第二节起至第七节开始倒叙梅行素在出川之前的经历。
第二节至第五节描述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勇敢地挣脱传统婚姻的束缚。
这是全书中最出色的一部分。
梅是个生长在封建家庭,凭着做中医的父亲对她的疼爱而得以接受新式教育的益州女校学生。
第二节开始时, 正是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一个月,这股 “爱国运动”和“启蒙运动”结合而成的浪潮扩散到四川成都的时候。
当梅跟着同学去参加少城公园的抵制东洋货的爱国运动时, 她对所谓“爱国”并没有深切的感受, 但在此时她被父亲许配给经营苏货铺的姑表兄柳遇春。
即将成为“偷卖日货的苏货铺女主人”的耻辱反而将她推向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中。
茅盾利用这样的安排将五四“爱国”的概念和“个人解放”的概念结合起来。
梅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思考自我解放的道理, 并寻求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方法。
她勇敢地向青梅竹马的姨表兄韦玉提出私奔的要求, 但抱持着“无抵抗主义”的韦玉却退缩了。
私奔的愿望因韦玉的退缩而破灭, 但梅却在学校排演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时, 思想有了更激烈的转变。
她崇拜剧中的林敦夫人, 认为她可以为了救人将“性”作为交换条件而丝毫不感到困难, 因为她是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
这样的观念逐渐加深,使梅同意了父亲为她定下的婚约,她把自己的婚姻当作解救父亲债务的方法,并立志要使柳遇春成为她的俘虏。
婚后的梅,虽曾一时感到昏沉、沮丧和惊惧, 但是因柳遇春的寻花问柳而再度燃起“战斗”的意志。
她一方面努力使自己保持学生时代的坚定和勇敢,不被安稳的生活、丈夫讨好的温柔以及性欲的渴望所征服,另一方面也努力让自己和丈夫保持抗衡的姿态, 避免自己成为丈夫的玩物。
同时她也积极地向同窗旧友徐绮君求援, 盼望时机成熟可以逃脱家庭的牢笼。
一直到小说的第五节中, 梅前往重庆, 在路途中与旧情人韦玉擦身而过, 而柳遇春巧妙地阻止了梅和韦玉的重逢, 使梅下定决心离开父亲和丈夫,这时梅作为一个新女性独立自主、坚定勇敢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
梅从家庭婚姻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过程中的挣扎可以说是《虹》最精彩的一部份。
茅盾对于梅性格的完整塑造和心情、思想转变的细腻描写是成功的主因,而茅盾对柳遇春的塑造也增强了梅这个人物在描写上的成功。
茅盾并没有把柳遇春安排成一个恶人,只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庸俗的普通男人他很会赚钱, 婚前婚后都嫖妓,和梅那种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理想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女人很不相配。
但是他的庸俗来自于他的成长环境,他是个孤儿, 出身贫苦, 从小被送去苏货铺当学徒,吃了许多苦,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爬到老板的地位。
茅盾给予柳遇春以直接引语的方式为自我辩驳的机会, 展示了他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感受,也冲淡了读者对于柳遇春的恶感。
同时柳遇春很喜欢梅, 他以商人的务实观点投梅所好来讨好梅, 常常买许多有“新”字的杂志给梅阅读(如“新潮”、“新青年”,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新思潮的意涵, 常常连“棒球新法”、“卫生新论”都包括在里面, 搞得梅哭笑不得) 。
这样一个丈夫,使得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艰辛, 因为她的对手不是一个专制强横的压迫者, 因此她必须克服的是自己在面对丈夫的殷勤和生活的安定时所产生的松懈、软弱的心理, 锻炼自己独立勇敢的性格,她的敌人事实上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自己好逸恶劳的惰性:对于柳遇春这种殷勤,梅女士却感得害怕, 比怒色厉声的高压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当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几分真心,不是哄骗,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
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 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
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
她是个女子。
她有数千年来传统的女性的缺点: 易为感情所动。
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 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 她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女主人公自我成长、自我超脱的心理描写, 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出色也最细腻的部分。
小说到第五节时, 梅逃离与柳遇春住宿的旅馆, 藏匿于同窗好友徐绮君处, 再辗转来到泸州师范学校的小学部任教。
第六、七两节描写梅在泸州任教时的社会经历。
对梅来说, 她是凭着五四个性解放的力量冲出家庭的牢笼,但是对人生却缺乏明确的目标:明白的自意识的目标并没有, 然而确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么时候占据了她的全心灵的一股力,也许就是自我价值的认识,也许就是生活意义的追求,使她时时感到环境的拂逆,使她往前冲;现在可不是已经冲出来了,却依旧是满眼的枯燥和灰黑。
这不仅仅是梅的问题,也是泸州的同事们共同的问题,只是他们不像梅那样具有强烈的自省能力。
这些同事并不专注于教育工作, 也没有在社会经验中追寻人生的方向, 却利用个性解放之便大搞恋爱游戏, 甚至闹出醍醐阁的丑剧, 事后却担心名誉受损。
梅在这一群目光狭小、庸俗无聊的教员中显得鹤立鸡群,男同事对她的美貌的追求、讨好或觊觎,女同事因为她的出众而欣羡、嫉妒或鄙夷造谣, 她都表现得不以为意, 毫不动心。
对她来说, 真正的痛苦不只在于同事的胡闹和攻击排挤, 更在于无法找到人生广阔自由的大路。
第七节结束时,梅离开泸州师范学校小学部。
在简单地交代梅在惠师长公馆又做了两三年的家庭教师之后,梅终于踏上离开四川的旅程, 小说结束自第二章起占了六章篇幅之多的倒叙, 时序与第一章梅出三峡相衔接。
第八章至第十章写梅到了上海, 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小说结束在梅参加“五卅运动”的示威活动。
第八章开始时,以“江浙战争”点明时间是1924年十月下旬。
从遥远的四川来到大城市的梅为复杂的上海感到迷乱, 如同梁刚夫对她说的:“太复杂, 你会迷路”。
五四之后在生活的历练中变得坚定而勇敢的梅面对上海复杂的社会大环境, 以及对她的美丽丝毫不假词色的“英雄”梁刚夫时, 却也不由自主地生出缺乏自信心、优柔寡断的“第二个自己”。
然而好强的她却不愿意走回头路, 她决定要像从前一样“高视阔步, 克服这新环境”。
于是她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参与了秋敏女士所主持的妇女会工作, 在与黄因明同住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这些书籍如同五四时期“新”字排行的书报, 给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之后她在与梁刚夫的接触谈话中, 逐渐对中国的社会局势及中外关系有所了解。
在梅被梁刚夫所吸引, 而梁刚夫却专注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 梅决定: “我也准备着失恋, 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iv] , 于是梅毫无私情地投入了热血磅礴的“五卅运动”。
《虹》以梅行素自五四至五卅的成长和思想转变为小说的发展主线,表现梅行素从五四接受新思潮而启蒙——以行动追求独立、自主的个人——度过五四退潮期的茫然苦闷——逐步了解社会情势, 并投入群众的社会运动中的转变。
如同茅盾所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 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三、梅行素人物形象分析 梅行素和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相比,作为女性的梅行素, 所走的道路与身为男性的倪焕之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是在五四时期,当倪焕之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站稳脚步,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时,梅行素还在与家庭斗争,与丈夫进行角力战,这突显传统观念给予女性的限制和束缚远比男性更大。
在五四时期, 倪焕之所扮演的角色是“启蒙者”,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以教育的方式加以实践,而梅行素则是个“被启蒙者”,在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她面对自我个人、家庭和婚姻的态度。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 最大的课题在于打破传统家庭与婚姻给女性的束缚,以及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虹》可以说是梅行素作为一个“五四女性”解决这两大课题的过程, 通过这两大课题的考验, 梅行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小说的前二分之一, 着重在梅行素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努力摆脱父母之命的婚姻的束缚, 勇敢地只身在社会中闯荡, 这一部份强调梅行素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建立; 小说的后二分之一,从梅行素在泸州教书,到梅在上海受到共产党员梁刚夫的影响而走上群众运动的道路,参与五卅运动,这个过程是梅行素在社会上找寻人生方向的过程。
在作家的安排下, 梅行素最后确立的人生方向, 就是集体群众运动的道路。
如同《倪焕之》一样,《虹》也呈现了知识分子从“个人”到“集体”的道路, 不同的是, 对叶圣陶而言, 他着重在表现知识分子陷落在“个人”与“集体”的断层中的窘境; 对茅盾而言, 梅行素参与“集体”,不但不是丧失“个人”, 反而是成就“个人”。
这样的差别来自于茅盾对“时代性”的要求。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强调小说的“时代性”, 而他所谓的“时代性”又包含强烈的“革命性”倾向: “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换言之, 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
”对于“革命性”的要求,使得《虹》可以说是茅盾在20 年代末期以共产党的史观重塑五四以来的“革命历史”的作品, 而主人公梅则是“革命历史”的象征, 以她个人的人生历程规划出“革命历史”的道路。
将梅行素放在茅盾“时代女性”的系谱中, 有学者认为:以《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方太太、孙舞阳、章秋柳、《野蔷薇》里的娴娴为序,以《虹》的梅女士为终结, 从各篇小说创作的先后时序来看, 她们呈现某种曲线的运动, 向“革命”的历史运动与方向愈益靠拢。
换言之, 随著作者描写技术的改进, 她们在思想气质上更具时代性或社会性, 她们的主体意识表达得更具革命性。
梅所展现的“革命性”,可以从《虹》这部小说“小说的倒叙结构”、“人物性格的塑造”、“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小说的结局”等几个方向来证明。
为了突显《虹》的“革命性”, 仍然以同为“教育小说”的《倪焕之》作为参照的坐标。
首先, 在“小说的倒叙结构”方面, 虽然两部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成长转变为小说的发展线索,但同样的两部小说都采用一部分的“倒叙”手法,在第一节以“乘船”的意象象征着主人公行驶在人生的河流上,并以“主人公怀抱着梦想迎接新生活”作为小说的开头: 倪焕之乘着低篷船沿着吴淞江来到新的学校,在本节结束时到达目的地, 赞叹着:“啊! 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 第二节起倒叙倪焕之过去的成长背景、学习过程以及产生教育理想的过程,第三节时序接上第一节,倪焕之展开实践理想的新生活。
梅行素则如前所述,乘着大轮船沿着长江出三峡,行船出夔门时, 梅满怀喜悦: “从此是进入了广大, 空阔, 自由的世间!”, 第二节起倒叙梅在四川的经历, 这个庞大的倒叙一直到第八节才接上第一节的时序。
强调这个倒叙的结构目的在于突显出两位主人公同样乘着船,期待着新生活时,他们所面对的“理想”的差异:就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倪焕之是结束辛亥革命以来的消沉,他所向往的理想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教育”;但对梅行素而言,她所要结束的是五四走出家庭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她的理想是走到宽阔自由的世界(社会),她即将面对的是热血沸腾的“五卅运动”。
对安排小说布局的作家而言,叶圣陶所着重的是“五四”,而茅盾则更强调 “五卅”。
“五四”的精神是启蒙运动,而“五卅”的精神是(反帝) 群众运动。
茅盾强调“五卅”,在于“五卅”是许多知识分子认识 “群众”的转折点,也是20 年代中期中国大革命的开端, 同时它能够鲜明地划出从“个人”到“集体”的“革命历史”的路线。
其次, 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 倪焕之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相当的差距,他的小家庭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以世俗的眼光来看, 倪焕之完全没有遭遇失败, 但是倪焕之却有深深的幻灭感, 因为失败的是他的 “理想主义”。
与倪焕之的“理想主义”相对照, 梅是个“现在主义”者。
她的信念是“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 只抓住了现在用全力干着。
”她靠着“现在主义”摆脱了婚约的苦恼所产生的自怨自艾, 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离开丈夫,并马上付诸行动。
她“现在主义”的决断力和行动力赋予她勇敢坚决而耀眼的“雄强美”, 使她周围的男子不论是苍白的韦玉或庸俗的柳遇春都显得胆小懦弱和平庸。
即使到了泸州, 在众多学校同事之间, 梅依然显得大方坦率, 就连行事作风大胆的张逸芳也相形失色。
第三, 在“面对五四新思潮的态度”上,同样可以看出茅盾重新梳理历史的态度。
小说的前半部描写新思潮随着五四运动扩散到遥远的四川成都, 对于《新青年》等刊物的热切期待使得梅行素和仅仅识面的徐绮君迅速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在吸收新思潮的过程中,每一个陌生的新名词都给梅强烈的愉快和极度的兴奋。
虽然梅毫无偏见地吸收着各种驳杂的新思潮,但是小说冷静的“叙述者”却站在更高的位置,不无批判意味地点明这些思潮对梅的人生困境而言都是“架空的理想”:个人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政府主义,各色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往往同见于一本杂志里, 同样地被热心鼓吹。
梅女士也是毫无歧视地一体接受。
梅行素的行动力使得她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就是茅盾所谓“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地影响”和“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五四时期的梅深受“时代”的影响成为“被启蒙者”,在五四浪潮的推动下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虽然前方的目标朦胧 但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历史”推着向前冲;而到小说末节时梅加入了“五卅”示威的行列,小说结束在“包围总商会去!”的“行动命令”中,这个命令充满着主动、积极、前进的力量,集体的人群反将时代推进了群众运动的新方向。
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发展也同样展现了“个人”到“集体”的道路。
五四时期的梅行素受到个性解放的影响追求自己的前途,并且靠着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闯荡,和社会上的丑恶斗争,她将自己“个人”与环境恶势力相抗衡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她只相信自己。
如同她的自述:“什么团体, 什么社会, 这些话, 纸面上口头上说得怪好听, 但是我从来只受到团体的倾挤, 社会的冷淡。
我一个人跑到社会里, 社会对我欢迎么?”[v]她从来不曾意识到“群体”的存在, 因为“群体”对她而言只是压迫她的力量,而不是支持她的力量。
梅带着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来到上海,当她因为想探知梁刚夫、黄因明的秘密活动而不得,好强的她竟想靠自己的力量 “独立门户”来从事梁刚夫他们所谓的“活动”, 完全不了解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意义。
即使后来梅接受梁刚夫的安排到妇女会工作,她依然只感受到腻烦和无聊,无法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力量。
一直到使人激动而愤怒的“五卅惨案”发生时,事件的严肃性使梅决定放弃对梁刚夫的迷恋而投身于工作,才感受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集体”的“纪律”。
在5月31日的游行中,义愤填膺的梅一再被热血所激动,想凭着快意行动,但她却时时提醒自己:“纪律是神圣的!”,她了解到革命运动的严肃性,如果放任自己的冲动单独行动,只会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在“五卅运动”热潮的洗礼之下,虽然不能证明梅从此便顺遂地走上集体的道路,但是她终究认识到集体革命的重要性,同时有意识地压抑自己强大的“个人主义”。
四、《虹》的成就与意义 《虹》通过梅行素的一段人生追寻,不但真实地展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惘、痛苦与追求,而且生动地刻画了梅的性格。
“虹”这一意象,既象征着梅女士对理想的一种感觉；既美丽、又虚空,那么诱人,却又那么缥缈；同时,这一意象也暗示着作者本人对于美、对于理想的深刻的幻灭感。
《虹》的叙述,始终依循主人公梅行素的人生轨迹,但由于主人公的性格与思想始终是探索的、追求理想的,因而她的人生轨迹总是与时代大潮相追随,这就使作品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度与宽广的视野,有史诗的韵致。
由《蚀》到《虹》,我们看到茅盾小说的审美情趣的确是崇高的、有史诗感的。
他总是在寻求以一种美的形式,为中国现代风云变幻、可歌可泣的大时代“留一印痕”。
《海底两万里》《名人传》精彩片段的赏析
一) 凡尔纳的作品是我所十分热爱的。
之前看过他写的《神秘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震撼。
他描写的场景和人物的生活真的可以用“栩栩如生”来形容，谁能想到这是纯粹的科幻小说呢
想不到
《海底两万里》是他写的三部曲第二部，风格和我儿时看的《神秘岛》非常相似。
这本科幻小说讲述的故事真可谓是大胆至极。
凡尔纳以第一人称写了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和仆人康赛尔、加拿大人尼德·兰误进“鹦鹉螺”号后的种种经历。
尽管凡尔纳没有下过海，但是在他的文章里丝毫看不见虚伪的痕迹，反而真实又惊险的冒险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凡尔纳真是太厉害了
凡尔纳是个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也许有人说他是卖弄知识，可他的确是很富有智慧地将许多科学知识结合到了文中，细细看来竟然涉及了许多领域。
比如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等等。
（真是厉害的人物呀），由此可见，他能把海底世界写得如此生动和美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很喜欢和佩服《海底两万里》的原因是它有众多的知音。
现在的中小学生都很前卫，不太喜欢看传统的名著，也包括我，对于语文新课标推荐的小说、古文我不仅不喜欢，而且有点厌恶的。
而它的风格可以跟当代风靡全球的《冒险小虎队》、《鸡皮疙瘩》书系相媲美。
一本写于八十年代的外国作品等在当代仍然有那么多的知音，这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撇开别的不谈，就来说说内容情节吧
开头小说就让我走进了它所描述的世界，什么飞逝的巨礁啊、巨大的怪物啊，都让我看了激动不已。
法国人阿龙纳斯、康塞尔及捕鲸手尼德·兰进入神秘的“鹦鹉螺”号之后，和尼摩船长一起在海底作类似的环球旅行。
海底的世界非常美妙，我记得“海底森林”那一章，虽然没有真正的树木，但是海里柔软的珊瑚礁让我极为享受，闭上眼睛似乎也能看见那飘动的海底生物。
而文章也不失惊险，其中在南极被困冰下的缺氧经历写得最为精彩。
几个人在海底无法呼吸到新鲜的氧气，对缺氧症状的描写让我都不禁感到难受，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也让我不由由衷的感叹：人能活着，真好
虽然文章的结尾让我有些恍惚，但我是真地沉浸在这部优秀的作品中了。
其实我觉得文章中的人没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包括尼摩船长。
尼摩船长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自己隐瞒了全世界造成了性能非凡的“鹦鹉螺”号，并和着那么多忠心耿耿的水手们在海底探险，这并非是常人能够完成的。
也许他的思想有些扭曲，他的做法有些偏激，他的行为是在逃避。
但是他仍然是位勇士，是位尊重大自然的勇士。
他的消失也是凄美的，让我看后感觉鼻子也是酸酸的。
无论如何，这次在书中的勇敢者的探险让我深深热爱上了浩瀚的海洋，让我更加明白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怀着好奇心，和书中的主人翁探险者生物学家阿龙纳斯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海底之旅。
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
让我知道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水艇的构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感叹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预料到未来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
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性格阴郁，却又知识渊博。
他可以为法国偿还几百亿国债；看到朋友死去会无声地落泪；会把上百万黄金送给穷苦的人；会收容所有厌恶陆地的人；会把满口袋的珍珠送给可怜的采珠人；会逃避人类，施行可怕的报复……尼摩船长对人类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的心中充满无尽的痛苦，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南极缺氧的时候，当时只有潜水服上的储蓄罐里还有一丝空气，那时由于缺乏空气，他们几乎虚脱。
这时，尼摩船长没有去吸最后一丝空气来维持生命，而是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了教授。
他为了别人的生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行为感动了无数读者，也感动了我。
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作者还同时告诫人们：在看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要重视防止被利用、危害人类自身危机的行为。
儒勒.凡尔纳提出要爱护海豹、鲸等海洋生物，谴责滥杀滥捕的观念……面对这早在两百年前的先知者的呼吁，我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此书只是让读者感受丰富多彩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吗
不，它是在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对自然科学有更大的收获。
儒勒.凡尔纳是在告诉我们：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有当时具备一定的科学背景，才可能有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否则不是科幻只是空想；而如果连想象都没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更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
(三) 《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个想象力惊人的科幻作家，他的惊人之处不但他所写的内容很夸张，动人又富有科学意义的小说，更惊奇的是，这本书中所写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已是不足为奇，但在他那个时代里，还没有潜水艇呢
但凡尔纳以他惊人的想象力与丰富的知识底蕴在《海底两万里》这本书中成功地塑造了“鹦鹉螺号”潜水艇，还有兰可夫探照灯。
作品中所描绘的科学幻想在今天都得以实现。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使他的作品闪现着永恒的魅力。
所以凡尔纳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书中的主人公探险者、教授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康塞尔与尼德·兰，一起乘坐“鹦鹉螺号”开始了海底之旅。
鹦鹉螺号的主人是尼摩船长，他是个性格古怪，性情忧郁，知识渊博的人，船上的人都以一种阿龙纳斯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听不懂的语言交流，阿龙纳斯先生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只有尼摩船长听得懂三个人的语言。
尼摩船长邀请他们一道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及南极与北极。
遇见了许多见也没见过的海底动植物、海底洞穴、暗道与人们至今没发现的遗址。
书中包含了很多科学知识，地理、文化、地质学，这么多的知识，这本书里都有，作者通过阿龙纳斯先生的仆人，知识面很广的，爱给动物分类的康塞尔，告诉我们海洋的知识，与海洋里的奥妙。
如红海一种名叫三棱藻的微小生物，它分泌出的黏液是造成红海的颜色像血一样的红的原因。
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通过这本书我都知道了。
阿龙纳斯先生对尼摩船长的无可伦比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钦佩，我也同样对尼摩船长的才华与学识产生了敬佩，并且我下定决心多看海洋知识的书，体会海洋的奥妙与神奇，探索深海的宝藏与财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能造出像鹦鹉螺号那样优秀的船只。
《海底两万里》不是作者空凭想象捏造的，它是由远见加博学累计成的科幻小说。
我很佩服作者惊人的想象力，丰富的知识，高超的描写手法，比如在写穿越南极冰山的时候，作者把冰海、冰山、巨大的冰缝写得活灵活现，让我们身临其境，仿佛自己就在南极的冰山之中，《海底两万里》你真是我的好老师
本书由罗曼·罗兰（法国） 著 《名人传》，又称《巨人三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家、小说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写的，它包括《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基罗传》三部“英雄传记”。
传记里的三人，虽然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塑家兼画家，另一个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
创作时期《名人传》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中文翻译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名人传》就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一流的传主、一流的作者加上一流的译者，使这部作品很快即成为经典名著，时至今日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人类历史上风云激荡也苦难深重的时期，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傅雷先生翻译《名人传》，都是有感而为，是要从这些伟人的生涯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
傅雷先生说，“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他从《名人传》中得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对于读者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
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
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
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
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
我们要的是一夜成名。
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因此，读读《名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新出版的《名人传》在尊重傅雷先生原译的基础上，校订了旧版本的排印错误，对一些常见的人名和地名采用了现行译法，原来夹在文中未译的一些外文人名和地名也尽可能地补译成了中文，这是为今天的读者做了一件好事，使他们能够更方便、更好地阅读这部作品。
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贝多芬出生于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歌剧演员，性格粗鲁，爱酗酒，母亲是个女仆。
贝多芬本人相貌丑陋，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困苦，还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
贝多芬十一岁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当大风琴手。
十七岁丧母，他独自一人承担着两个兄弟的教育的责任。
1792年12月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波恩，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
不久，痛苦叩响了他的生命之门，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听觉越来越衰退。
起初，他独自一人守着这可怕的秘密。
1801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朱丽埃塔的姑娘，但由于自己的残疾(此时他已耳聋)以及朱丽埃塔的自私、虚荣，两年后她嫁给了一个伯爵。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幻想奏鸣曲)、<克勒策奏鸣曲)等作品中。
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了维也纳，贝多芬的情绪开始高涨，这时的作品有《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
1806年5月贝多芬与布伦瑞克小姐订婚，爱情的美好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品。
不幸的是，爱情又一次把他遗弃了，未婚妻和另外的人结婚了。
不过这时贝多芬正处于创作的极盛时期，对一切都无所顾虑。
他受到了世人瞩目，与光荣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经济困窘，亲朋好友一个个死亡离散，耳朵也已全聋，和人们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
面对生活苦难，似乎没有什么能使贝多芬屈服，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风气。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风雪交加的日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米开朗基罗传 《米开朗基罗传》：该传记分上下编，上编“战斗”，下编“舍弃”和尾声“死”。
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出生于卡森蒂诺地方的卡普雷赛，父亲是法官。
母亲在他六岁时便死去，米开朗基罗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
十三岁时，他进入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画室。
据说由于他的成绩优秀，使他的老师为之嫉妒。
一年后他们分手了，米开朗基罗转入一所雕塑学校。
不久，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他离开了那里，先后到过威尼斯、罗马等名城，雕塑水平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1505年3月，米开朗基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征召去替他造陵墓。
不久，又让他去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
此后几年，他一直受着历任教皇的差遣，携带着痛苦去创作他并不满意的作品。
1527年米开朗基罗卷入了一场革命的漩涡，差一点丧命。
革命结束后，教皇克雷芒又将他从隐避地找了出来，米开朗基罗不得不重新为他所抗拒的人劳作。
1537年9月克雷芒教皇驾崩，米开朗基罗原以为从此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了。
但他刚到罗马，又被他的新主人——保罗三世抓住了。
似乎命运注定他只能在无休止的干涉中替别人干活。
1564年2月12日，米开朗基罗站了一整天来创作《哀悼基督》。
14日他开始发烧，18日下午5时，这位杰出的雕塑家兼画家终于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青少年时代的托尔斯泰，不仅常为思想苦恼，还为自己丑陋的相貌感到绝望。
1851年，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群山环抱的清明环境使他纷乱的大脑清醒过来。
第二年，他创作出了《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优秀作品。
俄土战争期间，托尔斯泰曾亲临战场，常常处于危险之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然写出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那样令人激赏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托尔斯泰是比较充实而快乐的。
1862年托尔斯泰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创作出了震动19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
但是，托尔斯泰是苦恼的：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
因此，他厌倦自己的生活，决心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他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
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
八十二岁的时候，他选择了出走，并病死于一个小火车站上。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
老大的欧罗马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
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
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
人类喘不过气来。
——打开窗子罢
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
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名人传》写作目的崇高，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呼吸英雄的气息，使人们在痛苦、失望的现实中获得心灵上的支撑。
《名人传》洋溢着一股旺盛的激情。
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首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而怦然心动。
整体结构从结构上看，《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传主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另一重要的思想，即欧洲统一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名人传》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人物传记，著者倾注他全部激情，成功地让读者在传记中跟三位大师接触，分担他们的痛苦、失败；也分享他们的诚挚、成功。
《名人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
纵观三传，罗兰的英雄有着共同的命运图式和方向：经历长期的磨难，激流一般的生命力，体现生之意志的艺术创造和用痛苦换取欢乐的追求。
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
他的英雄观点，不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
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倾心为公众服务。
罗兰自己也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为了突出英雄的这一本质，罗兰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人物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们的敬仰激情。
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这些被罗曼罗兰尊为英雄的人，他们或受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因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
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
贝多芬“用痛苦换来欢乐”的音乐；米开朗基罗以一生的心血奉献出震撼心灵的杰作；托尔斯泰始终关心万千生灵的伟大与渺小，借以传播爱的种子和宽容的理想。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法国作家，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的反战主义者。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对音乐十分喜爱，这对以后的罗兰热爱音乐、崇敬贝多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80年，罗兰一家从法国中部城市克拉姆西移居巴黎。
1886年，他考取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著作。
罗兰怀抱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热情，而周围的现实却让他苦闷困惑，他于是给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寻求生活的答案。
托尔斯泰很热情地写了一封二三十页长的回信，详细解答各种问题，并高度凝练地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
”托尔斯泰“慈祥”的言行对罗兰的一生构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四世同堂文学评论
论的文化忧思董炳月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老舍创作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
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
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统文化角色。
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
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
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
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
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
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
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
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
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
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
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
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
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③]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
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
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
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④]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
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
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
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
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
”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
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
……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
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
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
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
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
“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
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
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
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
”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
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
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
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
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
……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
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更深刻的层面。
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
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
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
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
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
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
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
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
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
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
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
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
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
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
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
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
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
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
“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
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
——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
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
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
——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
”“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等等（第三十六章）。
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
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
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
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
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
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
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
”（第二十七章）。
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
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
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
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
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
——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
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
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
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
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
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
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
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
……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
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
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
“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第八十二章）。
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显然，老舍是以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比为背景，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原始文化的吸收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的。
但应注意的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精神这个参照物，因此，老舍的文化理想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明显的例证就是老舍谈及中国人性格时常与西方人作比较。
例如关于瑞宣的描写：“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为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第三十八章）。
而瑞全之所以能走出北平、背叛“四世同堂”、完成文化性格的重铸，也与“洋书”的影响有关：“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象跳骚似的又黑又亮。
……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使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的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
假若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第八章）。
这里强调的是西方科学精神对瑞全的影响。
可以说，老舍的文化理想不仅是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的有机融合，而且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
在《四世同堂》中，这种文化理想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时甚至超越了老舍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出发，北平人作为受害者无疑应当受到同情，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无疑应当被控诉，事实上这种同情或控诉也确实是《四世同堂》的重要内容。
但是，老舍从自己的文化理想出发，不仅对不符合这种理想的北平人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是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肯定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符合“猎人文化性格”的成份（虽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第四十一章对住在小羊圈胡同一号的日本人家两个男孩的泼辣、顽强作了生动描写，虽然老舍愤激地说“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将来的杀人不眨眼的‘英雄’，”但对于日本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然是肯定的。
将这种描写和小说第二十八章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描写作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十八章曾写到瑞宣因为孩子受老人袒护而发感慨：“这就是亡国奴的家庭教育，只有泪，哭喊，不合理的袒护，而没有一点硬气儿
钱老人盼望有个会打仗的孩子，这表明钱诗人——受过日本人的毒打以后——彻底的觉悟过来：会打仗的孩子是并不多见的，而须赶快的产生下来。
”在小说第七十九章，老舍不仅肯定了日本人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与庄严，而且将这冷静、庄严与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哭天号地相比较：“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
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泪存在心里
”“他（瑞宣——引者）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
哪一回死亡，大家不是哭得天昏地暗呢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
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
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呢
”在这两组对比中，日本人都被肯定（虽然是有限度的），北平人（中国人）都被否定。
显然，这种评价的尺度是老舍的文化理想，而老舍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则暂时受到抑制。
老舍确实非常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对老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超越，造成了《四世同堂》主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文化理想形成的主题与由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主题互相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