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写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读后感
今天，我通读了同志所著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的党外积极分子，或者是一名工作学习上积极上进，勤勉认真的普通劳动者，都应该做到对党对人民襟怀坦白、忠诚、老实、积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国家和人民而甘愿抛弃个人的利益和得失，同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不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人。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9月，当时，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中国革命正处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我党采取了一系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如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共产党和革命抗日团体的合法地位；争取两个政权、两种军队的独立，改苏区为边区，改红军为八路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等等。
随着策略的变化，党的活动范围扩大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些，是当时国内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表现，也是我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党必须首先进一步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以便增强党的战斗力。
然而，在当时，存在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严重地妨碍了党和革命队伍的高度统一。
为此，同志及时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以此来警示全党同志。
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蓬勃向上的政党，如果发现不良倾向而不加制止的话，那将后患无穷，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如果任其泛滥的话，不仅会侵蚀党的肌体，更会危及党的生命。
在文章中，同志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可以说，毛主席的这一论述真是太对了，从1921年建党开始，我党就开始了积极的思想斗争，也正是因为积极的思想斗争，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使中国革命的这艘航船一次又一次地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行驶着，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我党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并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党内的思想斗争，才使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的阴影中重新振作起来，要想使革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没有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不行的。
那么，要想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就势必要“得罪”一些人，而在这个时候，作为共产党员本身，就不能切不开面子，认为都是老熟人、老战友、老同志和老朋友，而不去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如果要那样做的话，势必要危害党的事业，同时也危害到个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如果不及时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党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如果要是按照陈独秀的那条道走下去的话，那就是向国民党缴械投降。
这样做的后果，我不说，相信大家伙也能明白。
再有，如果不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及时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重新确立了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的话，那我们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吗
可以说，我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政党，就在于它能及时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使之更加成熟。
但是，这思想斗争势必还是要得罪人，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做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
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
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是啊，如果同志当时要是顾忌到当时党内中央领导层内都是自己的老同志、老熟人、老部下，而不去同他们进行党内思想上的斗争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党还能存在到今天吗
答案只有一个，那时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任何一个失误，都会妨碍革命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话，那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这国家大事是如此，那基层单位的小团体也是如此，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在一个基层单位或者一个班组，如果我们这些基层领导者们要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老好人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基层单位、基层组织还能搞得好吗
答案只有一个，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心中装着这个集体、这个组织，那么这个人办起事来才能具有原则性，才能避免自由主义的发生。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
心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可以说，毛主席的这一席话说得可真是太一针见血了
有的人发现别人某些方面做得不对，却不当面指出来促其改正；或者对组织工作以及制度方面有某些看法和建议，当开会过程中当领导叫大家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时，他却沉默不语，一言不发。
而当散了会以后，他却对此大放厥词，横加指责；这种人心中啊可真是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而只剩下自由散漫了，如果这种人在一个集体中任其发展的话，那么对集体的危害可真是太大了。
说到这儿，我还是要说这无论是碰到什么人和事儿，或者是自己对这些人和事儿有什么想法，都要襟怀坦白地将其讲出来而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普通群众我们都要以集体利益为重，无论是对于什么人和事我们都要做到知无不言和言无不尽，而不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因为只有“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使我们这个团队保持旺盛的青春和活力，也才能保持其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斗志，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蒸蒸日上。
另外，在一个团体内，必须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步调一致。
试想，在一个单位、一个团体内，如果人人都是自由散漫，对领导的指示不服从，不执行，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个集体不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吗
如果要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又怎么能早日建设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
所以说吗，这个人利益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要服从集体利益，因为这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这大家搞不好，你这个小家也得跟着受害；基于此，我们决不能做同志所指出的“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
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种人，因为这种人对于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极大。
另外，他这么做，最终也还是害了自己，弄不好还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再有，“革命的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
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这是同志在文章中对自由主义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
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正是这样，在一个单位里，一些人不是想着怎样把工作干好，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而是每天走东屋串西屋地到处传播某些小道消息，什么张三长、李四短、某某领导怎么怎么地等等吧，这样不但自己所负责的那一摊子工作没有干好，相反，还弄得整个单位人心涣散，不少人没有心思好好干工作。
你说照这样搞下去这个单位还能有好吗
还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吗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腐蚀剂”这句话说的可真是太对了，可以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六十多年前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反对自由主义依然十分重要。
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名公民，如果不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摆正道了，那么，你就无法摈弃头脑中的那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更无法树立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
而要彻底消除头脑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必须要从根儿上去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危害，从而彻底地抛弃它并树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好思想和好作风。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可以说，同志的这一席话可真是说道问题的点子上去了，大家伙不妨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利益第一，其他都认为是次要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又如何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人民又怎么能够早日过上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呢
所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抛弃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树立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思想，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人。
而要抛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从此与之决裂，就要很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正确的思想占领和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力军中的一员。
由此，我想起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生前所说过的一句名言“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句话说的很对，也很形象。
如果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头脑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还恋恋不舍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能成为一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持之以恒、不懈奋斗，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呢
文章写到这儿，我要说，这通过通读毛主席所著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我才真正认识到了这自由主义可真是害死人。
因为它不仅能使人的思想受到毒害，受到腐蚀，而且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团体的健康发展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干啥就要像啥，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因此，在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一点上，作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做，以便使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
反对投降的青年军官想用发动政变推翻裕仁已经做出的投降决定结果是怎样的
刘谌（
~263），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蜀汉昭烈帝刘备之孙，蜀汉后主刘禅第五子，三国时期蜀汉北地王。
景耀二年（259年），刘禅封其为北地王。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军队兵临成都门下，其父刘禅决定投降，刘谌劝阻无效之后，自杀于昭烈庙。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有哪些
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2日到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审判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
1947年4月26日11时许，一名身穿草绿色呢制日本军服的矮胖男子被士兵架下汽车，拖入南京东郊雨花台刑场，面朝中华门方向按跪在地上。
11时30分，行刑士兵向该男子脑后开枪，子弹从面部射出，人倒地身亡。
四周围观的市民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这是一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决，死者是前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被认定为首犯的。
次日评论“此不可一世之杀人魔王，神色黯然，重临旧地，获得其应得的报应”。
2014年7月4日起，中共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刊布45名于1956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日本战犯供词。
这些人罪行累累，同样堪称魔王，却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在当年，这是“鉴于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的决定。
如今发布供词，则是为了“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民暴行”，谴责“日本安倍内阁上台以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的行为，更被媒体认为是中日紧张局势升级的表现。
其实，战后中国审判与处理日本战犯的整个过程，都与国际环境、尤其是中日关系息息相关。
天皇曾是头号战犯中国政府着手追究日本战争罪行始于1942年。
这年1月，被德国占领的九个欧洲国家在英国伦敦签署惩治德国暴行宣言，与会的中国驻荷兰公使（随荷兰政府驻伦敦）金问泗深受触动，提出应当以同一原则惩治日本在华暴行，并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汇报。
以此为开端，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门和各战区、各省政府开始搜集、调查日本战争暴行的工作。
1942年8月，外交部致函新华日报社，请其就报道的山东清河日军暴行提供资料。
1944年5月，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设立远东-太平洋分会，成员包括中、美、英、澳、荷等11个国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向设在伦敦的总会提交战犯名单。
6月，军令部以日军各部队作战经过和部队长名单为基础，拿出了《侵（华）战（争）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
作为初步调查成果，该表对战争罪行的描述十分简单，名列第一位的裕仁，罪行只有四个字“侵华罪魁”。
后，同盟国决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丙级战犯则交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
因此，确定向提交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问题。
1945年9月，行政院召集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军委会军令部、政治部，中央党部秘书处、宣传部、远东-太平洋分会等讨论日本战犯问题，之后专门组建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提出战犯名单。
中国各界强烈要求追究的战争责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前外交部长宋子文等都表示应当废除天皇制度。
但是，对此并不认同，他决心“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日本的国体应当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因此，当美国将天皇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1945年9月底，行政院提出了包括134名军事战犯和48名政治战犯的初步名单，包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首相和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为首的师团长以上级别军事主官，但天皇已被排除在外。
军政各界对这份名单意见不一。
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制造九一八之一班日军阀实不可恕，我应即开单提出，其余不必多罗织”，王宠惠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也各有看法。
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最终形成了20人的名单，经亲自审定，确定其中12人作为第一批提交逮捕审判的甲级战犯，此后又确定22人作为第二批甲级战犯。
这其中，除近卫文自杀外，均被缉拿归案。
与此同时，确定乙级、丙级战犯名单，以进行逮捕、引渡、审判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1947年，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步确定战犯名单的基础上，公布了共261人的重要战犯名单，涵盖了甲级和乙级战犯。
除了军事、政治战犯外，还包括主张侵华的政治社团头目，如神武会主持人菊池武夫；鼓吹侵华的报社主笔，如《东京日日新闻》的吉冈文六、《外交时报》半泽玉城，以及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兴中公司总裁十河信二、伪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等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战犯。
丙级战犯名单的确定以民间指控为主。
据司法行政部报告，截至1946年10月就收到敌人罪行案件171152件。
上海地方法院从1945年11月1日开始受理检举控告，原拟12月31日截止，但因登记人络绎不绝，到次年4月30日才结束登记，共受理案件13208件。
但是，民间检控的案件多数只有罪行，其他证据、信息一概缺失，难以继续追究。
如司法行政部已经受理的案件107040件中，有三分之二没有犯罪人的姓名。
处决日本战犯人数：110人在确定战犯名单的同时，逮捕和审判战犯的工作也陆续展开。
1946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
上海、北平、沈阳、武汉、广州、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这九座城市也分别成立隶属当地军事机关的军事法庭，陆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和审判。
虽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遣返投降日军的同时，严令各战区、各港口运输司令部逮捕查扣被检控的战犯，但是，战后接收的混乱和日本投降前对相关证据的销毁，使一批原本经过调查可以确定的战犯成为漏网之鱼。
同时，《同盟国互相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草案》又要求引渡战犯必须提出该犯之罪证，使检控材料缺失的中国战犯审判工作更加举步维艰。
对南京大屠杀战犯的逮捕和审判颇具代表性。
当时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列为甲级战犯，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已经死亡，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等则因退役等缘故未被逮捕。
最后被引渡到庭的，仅有第6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等数人。
引渡谷寿夫时，东京盟军总部曾担心其人是否能在中国受到“公平审判”。
为了有效追究罪责及审判公正，南京军事法庭的检察官连日搜集材料、传讯证人、制作证词，甚至挖掘了5处坟墓，检验尸骨上百具，以确定被屠杀者的死因和身份。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向各行业收集证据并进行鉴定。
南京市民也踊跃提供各种人证、物证，一份后来被列为“南字第一号”的关键证据，来历最为传奇。
大屠杀后不久，南京华东照相馆的伙计罗瑾发现，一名日军少尉送来冲洗的照片充斥屠杀国人的场面，便私下多冲洗了一套收藏。
后来，他迫于生计考入汪伪警卫旅交通电讯集训队，仍将放有照片的相册带在身边。
一次，日本教官到集训队营房检查，罗瑾将相册藏在厕所边泥墙内，事后却不见踪影。
罗瑾以为相册被发现，急忙离队逃亡。
其实，相册是被如厕的同队学员吴旋捡走的。
吴旋看后意识到相册的作用，便将其珍藏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提交给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审判谷寿夫，到场观众两千余人，王宠惠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都到场听审，场外围观者也有数百人。
法庭上宪兵森严，审判席前摆放着作为证据的被害者头骨。
庭上，检察官以集体屠杀、屠杀、强奸、破坏财产、抢劫五项内容起诉谷寿夫。
曾赴东京作证指控松井石根的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到场陈述所睹日军烧杀、强奸、抢劫行为及红字会收敛遗骨情形，法医潘英才说明第6师团进攻路线上发现的遗骨多为枪伤或铁器所击致死，证人金陵大学外籍教授贝德士、史迈士和被害人家属姚家隆、被害人陈二姑娘分别陈述所见所历事实经过。
当京字第一号证据等血淋淋的照片、影像资料呈上时，谷寿夫也“慌乱不能自持”。
虽然谷寿夫百般否认，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治军严格未有暴行”辩护，但并未为法庭所采信。
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证确凿，判处死刑，驳回申请复审。
一个半月后，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上演了本文开头一幕。
对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中、下级军官的追究，原本应当是军事审判中的重要部分，但限于证据缺失，仅将当时日本报纸刊载屠杀中国人照片的第6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和“百人斩”竞赛的两位当事人——第16师团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大队副官野田毅等三人引渡到庭。
这三人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媒体报道的行为。
田中军吉称这张照片中他穿着夏装，而南京战役发生在冬季，不能作为证据。
向井敏明、野田毅辩称“百人斩”是他们吹牛和记者编造的产物，目的是回日本后容易讨到老婆，但均被检察官一一驳回。
三人最终被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据统计，除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33名战犯外，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共颁布战犯名单15批，共列战犯1575名。
实际拘留战犯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战犯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战犯1029名）、嫌疑犯2104名。
经过审判，共有16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10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为无罪、不起诉、不受理、非战犯或未结案人员。
死刑犯除谷寿夫外，还有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参与者、前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大将，以及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第92旅团旅团长平野仪一少将、台湾步兵第2联队长田中透少将等5名将官，其他则多为杀害民众或破坏地下组织的宪兵，如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中佐等，还有被越南华侨指控的岘港宪兵队特高课长田岛信雄等3人。
以前山东督军张宗昌胞弟“张宗援”名义在山东组织伪军的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也被判处死刑，和他一样属于“其他”的死刑日本战犯共有35名。
“以德报怨”与“宽大政策”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最为后人诟病的一点，是释放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抗战胜利之初，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提出“现在我国境内当有日军一百零九万人，如骤将冈村列入罪犯公开发表，对于缴械事宜恐有影响”，参谋总长陈诚也曾要求蒋介石宽恕冈村。
因此，冈村虽被列入战犯名单，却始终未被拘留。
直到1949年1月，南京军事法庭以“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冈村宁次被判决无罪后，中共方面曾严厉表示反对，要求将其重新逮捕。
正在运作与中共和谈的代总统李宗仁也曾下了逮捕令，但在汤恩伯等人的掩护下，冈村已经搭乘轮船回国。
其他被关押服刑的日本战犯，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少将等人在内，也于1949年1月被运往日本继续关押。
随后，他们因减刑、有期徒刑期满、保外就医等原因陆续被释放。
1952年4月，台北当局与日本国签订了停战和约，4个月后在日本巢鸭监狱关押的剩余88名中国军事法庭判决的战犯全部被释放。
在1949年前，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战犯审判及其“以德报怨”政策持负面评价，多次发表社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审判结果是“第二次卖国”。
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也曾在其控制区内审判、处决了一批日本战犯。
如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以特务罪名处决了石灰公司经理小林德、宪兵准尉井上久男等9名被捕的日本人。
在中共控制的东北九省，也逮捕处决了伪满政权中的日系官吏，如三江省次长手岛明义、通化省次长菅原达郎、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及副市长、副县长等20余人。
但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49年后，中共关押着两批日本战犯。
一批是苏联于1950年7月移交的969名关东军官兵和伪满官吏；另一批则是国共战争期间俘虏的140名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残留军人及相关人员。
中国政府在太原、抚顺、哈尔滨等地设置战犯管理所关押这些战犯。
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开始处理这批日本战犯，并将其视为打通中日间关系的重要渠道。
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在日本发表了战犯名单，此时还有1069人在押，另外40人因病死亡。
到1956年准备对在押战犯进行审判时，又有7人死亡，其中包括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协助阎锡山留用驻山西日军的河本大作。
1956年4月25日，中国向苏联送交了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说明“中国检察机关为做好审判的准备工作,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了必要的侦讯和调查。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毕”。
但由于调查中存在“证据不全”、“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问题，最终确定了“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和对起诉审判的战犯“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的政策。
南宋李纲简介
李纲（1083~1140年2月5日）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
字伯纪，江苏无锡人，祖籍邵武(今属福建)，自祖父一辈起迁居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因无锡有河，名曰梁溪，故号称梁溪先生。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
历官太常少卿。
宋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
靖康元年（1126）金兵侵汴京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团结军民，击退金兵。
但不久即被投降派所排斥。
宋高宗即位初，一度起用为相，曾力图革新内政，仅七十七天即遭罢免。
绍兴二年（1132），复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不久，又罢。
多次上疏，陈抗金大计，均未被采纳。
后抑郁而死。
宋代著名爱国民族英雄，能诗文，写有不少爱国篇章。
亦能词，其咏史之作，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劲健。
代表作为《六幺令》、《水调歌头》（[一]、[三]、[六]）、《水龙吟》（三）、《永遇乐》、《江城子》（[二]、[七]）、《念奴娇》（[一]、[三]）、《雨霖铃》、《喜迁莺》（三）、《望江南》（[一]、[五]、[十]）等。
其中《六幺令》以江烟水云歌月以及玉树疏钟古寺高楼等背景映衬词人“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之感古伤今之情怀和“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之坚韧不拔之操守，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著有《梁溪先生文集》、《靖康传信录》、《梁溪词》 政和二年(1112)进士及第。
五年，任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去谏官职事。
宣和元年(1119)，上疏要求朝廷注意内忧外患问题，被宋徽宗赵佶认为议论不合时宜，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宣和七年七月，李纲被召回朝，任太常少卿。
其年冬，金兵两路攻宋，完颜宗望(斡离不)所率东路军直逼宋都开封。
在宋廷一派慌乱情况下，李纲向宋徽宗提出了传位给太子赵桓，以号召军民抗金的建议。
赵桓(宋钦宗)即位后，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就任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御。
他率领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兵。
金帅完颜宗望见开封难以强攻，转而施行诱降之计，宋廷弥漫了屈辱投降的气氛。
李纲因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宋钦宗罢官。
由于开封军民愤怒示威，迫使宋钦宗收回成命，李纲才又被起用。
完颜宗望因无力攻破开封，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遂于靖康元年(1126)二月撤兵。
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胜利。
[1]金兵撤离之后，李纲即遭到宋廷投降派的排斥和诬陷。
靖康元年五月，宋廷强令李纲出任河东、河北宣抚使，驱赶他出朝。
李纲就任后，宋廷又事事加以限制，使宣抚使徒具空名，无节制军队之权。
李纲被迫于九月辞职，旋又被加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先责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再谪夔州(今重庆奉节白帝城)。
李纲被贬不久，金兵再次两路南下围攻开封。
宋钦宗在被俘前夕又想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已无济于事。
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宋已经灭亡。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另建朝廷。
为利用李纲的声望，起用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
其时，李纲正在赴开封途中，接到任命，便赶到南京，竭尽思虑，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组织抗金，并同高宗周围的汪伯彦、黄潜善等投降派展开尖锐斗争。
他反对投降，主张“一切罢和议”，严惩张邦昌及其他为金兵效劳的宋朝官员，以励上节。
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
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
李纲整顿军政的设施，有助于宋朝廷支撑局面，尚能为宋高宗所接受。
然而，他主张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却为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所不容。
因此，他们又设法驱逐李纲。
首先，调李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另委黄潜善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
接着，又罢免张所、傅亮，撤销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蓄意破坏李纲的抗金部署，迫使李纲辞职。
李纲任宰相仅七十五天，就被驱逐出朝，不久贬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继又流放到海南岛的万安军(今广东儋县东南)。
直到建炎三年(1129)底才获自由。
建炎四年，李纲回到邵武居住。
此后，于绍兴二年(1132)二月至绍兴三年，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后改湖南安抚使)，又于绍兴五年十月至七年十一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他虽然被排斥在外，但一直关心国事，一再上疏陈述政见，继续反对屈辱投降，支持岳飞抗金斗争。
绍兴十年正月卒。
卒赠少师，谥忠定。
荀彧为什么反对曹操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而荀彧认为曹操一旦做了魏公，就意味着曹操要篡汉了。
所以他只好痛苦的离开了曹操。
至于是郁闷死的还是自杀死的，还是被曹操逼死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两个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镖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因为荀彧和曹操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们的理想发生了冲突。
荀彧的理想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曹操的是要重建新的秩序，一个不同于东汉秩序的秩序，要建立秩序、要统一中国这是一样的，问题是统一了以后走什么路
荀彧是想走东汉老路，而曹操是想走一条新路，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所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冲突。
曹操与荀彧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理想冲突，因为曹操想成就自己的霸业，而荀彧则一直以恢复汉室为己任。
既然如此，两个最终分道扬镖则不可避免。
英雄联盟多长时间可以投降
20分钟以后便可以投降，投降失败后2分钟以后可以再次投降。
建议不要稍微不顺就投降，除非是大逆风或者实在无力回天，谢谢采纳
祝你玩得愉快，谢谢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