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文集序读后感
本质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并没有到这个对于一个自然人的重要性。
正这个问题的真相没有被认知，已成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司马谈《论六家要诣》中论及道家治身，主张“神本形具”－－即视精神为生命之本，而形体为生命之具观。
但是，神（精神）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即使是生命之本，也并不一定就是人的本质。
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血肉之体，不是组成身体的细胞，也不是存在于身体中的个体思想和意识，那么究竟是什么
关于人的本质，我们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当然大都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意和立论条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说法并没有错。
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是指哲学概念上的“人”，广义即指人类，狭义是指人群，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
那么一个自然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并没有清晰地问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具体的自然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当把“一切社会关系”当成一个大系统时，一个自然人所承担的社会关系仅仅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元素而已，连子系统都算不上。
从整体上看，在人类思想史上，据称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命题：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
关于第一个命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这一思想，提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有的方式，即实践或劳动。
实践活动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产生和决定人的其他所有特性的根据。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生产，和作为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产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凡是识字的人就会看出这其中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现象。
首先，“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不是指哲学意义上“人”自身的本质，尤其并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本质。
其次，对于“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如上所述，这个“人”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否则结论非常荒谬。
其三，“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更为牵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何干
或许说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有一定的关联倒还说得通。
之所以说在偷换概念，是马克思的上述描述是将“本质”偷换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根本没有指出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或许并不是马克思的问题，是翻译者故意在混淆是非。
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算起来并不是抽象的或者是宏观的哲学体系问题，顶多是哲学的概念。
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如西方哲学家，只是观察问题的起点和角度不同而已。
事实上，中国的古代思想自成体系，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去硬套，好比是说“黄瓜不如西瓜，土豆不如地瓜”，两者没有可比性。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是立足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出发，大多是从个体的问题出发，继而从个体问题走向大系统甚至是宇宙的思考，也就是从实理、实学、实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照哲学体系的要求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甚至连哲学家都算不上。
因为哲学这一概念在近代才传到中国，而且“哲学”一词最初是一个日语名词。
是一个日本人所杜撰和拼凑的名词并通过在日中国留学生传回中国。
因此，把“哲学”这个名词当作高大上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冷笑话。
以西方哲学体系的要求衡量中国古代思想，它的荒谬在于把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硬塞进这个现代制造的瓶子中，从而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打断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传承。
当然“哲学”这个现代瓶子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清晰和透明，但实质恰恰是“削足适履”。
其实“哲学”体系是结合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思维模式所设计，原本由欧美学习的留学生带回中国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思想武器。
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或者说是不实用的东西。
由此也连累了现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认知和传承。
因为，现代中国人是通过“哲学体系”这个瓶子去看待装在这个瓶子中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把哲学体系作为观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工具。
因而，我们才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不如西方哲学，这正是我们所有搞哲学研究的大学教授所干的好事。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连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又怎么能够去真正治理好这个社会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直接把观察世界的人群分成对立的二类。
一类是“唯物论”者，一类是“唯心论”者。
说“唯物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而说“唯心论”者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精神或意识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即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
但是，搞懂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又有什么用呢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尝试过把人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甚至把古代的思想家也作了一个系统的划分，历史证明是一个笑话。
这种遗毒现在还存在，把一些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硬拉进“唯心主义”的阵营，比如把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定义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真比窦娥还冤。
首先，王阳明至死也不知道“唯心主义”为何物，第二王阳明并非符合西方认定的哲学家标准。
因为西方认定哲学家有一条基本的条件，即看这个哲学家“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范式和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
王阳明只是心学集大成者，并非是原创者。
因此，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或许成立，因为西方有宗教。
但在中国不成立，因为中国没有宗教。
而且，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何物，也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过对立。
中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都在务实地探究着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即认识人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的真相。
如果硬要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分装进“唯物论”和“唯心论”就会出现一个天大的难题，无法把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分装进这两个瓶中。
事实上，就连西方的哲学家也并非一定是分为唯物的或唯心的，并非非白即黑。
在现代，西方真正的哲人正在抛弃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反而向中国古代哲学靠拢。
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方向接近中国哲学，以及对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认为，“我们研究宇宙的起源问题，不能排除中国哲学关于“有生于无的理论”。
创建“隐序物理学”的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波姆认为，“事实上隐序和显序的实质不外阴阳两态”。
之所以在上述表述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因为中国的近现代没有思想家，或者仅仅是西方哲学的学舌者，或者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译者和演绎者。
最多是到位或不到位之差。
回归到对于人的本质的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人的本质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呈现为一体二面，用现代词来看，其中的一面是社会属性，另一面是存在属性，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一体均由阴阳两方面所组成的基本思想（阳表示显序，而阴表示隐序）。
其社会属性的表述就是“人心”，是相对于由人类形成的社会而言。
而存在属性的表述就是“道心”，是相对于自然界的固有属性而言。
一切社会变迁源于“人心”变异的聚合反应，而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源于“道心”变异的聚合反应，均不是某一个自然人可以直接操控的。
所以，古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荀子?第十七?天论》）。
此外，古代的思想家提出天地人的分工分职的问题。
如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
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荀子?第十七?天论》）借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体系（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表述无法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是说“道心”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心”虽然变化但最终取决于“道心”的规律而趋于均衡状态。
“人心”的道德取向依据“道心”而建立。
所以，儒家专攻“人心”，它是逻辑是，人心治而人治，人治则世治。
对于个体自然人就要求克已复礼，修身成仁。
最后演绎成包括“明明德，亲民、止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容的三纲八目体系。
因此，明代王阳明先生说，“圣人之学，心学也。
学以求尽其心而已。
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此心学之源也”。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对于社会管理，儒家要求建立君贵民贱，尊王攘夷的金字塔型秩序，这是后世的儒家结合了法家的君本位思想所提出的。
事实上，孟子本人并不赞同“君贵民贱”的观点。
儒家继尔提出三纲五常的社会运行规范。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以此作为约束社会中个体自然人的行为规范。
从此把人的思想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而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较大进步，与历来的统治者独尊儒术有较大关系。
在这个层面上，现代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问题在于，打倒儒家学说后，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比儒家学说更好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劫难所在。
而道家专攻“道心”，认为“道心”才是世界的本源，并以“道、德、仁、义、礼”作为解释和规范社会的结构体系。
“道心”明，则道德正，道德正则仁义现，仁义现则行为正，行为正则世治。
所以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所为有所不为。
而“道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解释为“事物的本质属性”。
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并不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
将中国古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浅薄的行为。
所以，在当时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无疑是明智之举。
其它的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和阐明人和社会的本质，但百变不离其宗。
但是，各家学问，有所长也有所短，需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
所以，中国人所提倡的“和”（融合、融通）的思想，是中国人智慧的集中体现。
因此，不论古代和现代，“人心”和“道心”都是任何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中国古代思想的“理”、“气”、“心”、“道”等概念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解释西方一切哲学的现象，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
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工商皆本”、“允执厥中”、“以法治国”等观点在当今中国仍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不能迷信西方哲学，犹如不能迷信西医一样。
西医可以治病，中医同样也可以治病。
不能以科学的名义，排拆其它“非科学”的问题，世界的真相并非简单的非白即黑。
西方哲学大行其道，也应当允许给予中国古代思想介入社会管理的空间。
至少从目前而论，唯物论或唯心论的分类已经有些落伍。
假如要问及现代人人皆知的“信息”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恐怕就难以回答了吧。
因为，信息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非物质的。
那么，了解了人的本质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的困惑，从而产生了种种杂念，造成了生活道路选择上的错误，一生浑浑噩噩，患得患失，直至生活即将结束之时才发觉要是重新活一次该多好。
假如，真的能让他重活一次，也不见得会好到那儿去。
只有了解了人的本质，以及这个本质中所存在的社会属性与存在属性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认识到把一个自然人的本质理解成社会关系总和的荒谬性，才能抛弃对于增益人的本质属性毫无用处的一切牵挂，才能获得自由之身，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其实，这也就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所在。
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理论上人的细胞每6-7年全部更新一次，也就是说经过7年，7年前的细胞全部死亡了。
那么，怎么认定7年前的你，一定就是现在的你
那么你在7年前的犯罪为什么法律还要制裁你
也就是说，人的物质属性决定了人每七年要“死”一次，为什么法律会有7年以上的刑罚
。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罪犯被判死刑后，愿意捐出所有的器官。
当他的大部分器官移植到其它人身上并存活下来。
是否是说这个罪犯并没有被执行死刑
纯从“唯物论”的角度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
事实上，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要从人的本质说起。
人的本质包括人心和道心二个层面。
首先，从“人心”而论，一个人无论多大年纪，他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并没有改变，他本身的记忆以及社会公众对他的认知并没有改变。
正因为他的社会属性没有改变，所以治理社会的法律体系就要对他产生作用。
而枪决这一简单的行为，就彻底改变了社会对这名罪犯的社会属性的认知。
第二个问题可从“道心”论之，一个人无论他多大年纪，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即他的“存在属性”并没有改变。
而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的总和按通俗的说法就是“秉性”。
也就是人的秉性难改。
所以，正因为人的秉性难改才可以按他的罪行判罪。
即使他把他的所有器官捐给别人，并在别人身上存活，那么他的肉体器官已与他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范式作了分割，罪犯就已经在法律意义上伏法了。
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才有了最初的“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这一创举，作为法律惩罚的补充或替代，目的就是想达到作为物质层面的肉体与作为精神层面的行为方式以及思维范式作一个分割，事实证明这种分割是不彻底的，也是无效的。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足为凭。
然而，当今社会精神压力巨大，心理疾病越来越多，尤其抑郁症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
如果真正能从人的本质这一点入手，可能会找到相应药方。
这或许才是认识人的本质的真正用途吧。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者，人生而得自于天，具众理而应万物之至善本性。
其发则为中节之“和”，“和”者，无悖于理故无乖戾之称。
“中庸”者，“用中和”之义，为儒者之至德。
“中”本为人生而具有之性，“和”则是此性自然之发，依此解则“中和”应为人人能为，“中庸”应为人人先天具有之德行，何须再来强调
盖人性虽本中本善，奈何尚有人欲之私及恶俗染习，使人先天具有之“中”性隐蔽不显，则其所发亦不能为中节之“和”，故须后天修养功夫来发明此至善“中”性，以使个人所发皆“和”，此即是“致中和”，待能重得本性之中，并能发而皆和，则谓之“中庸”。
至于如何达到
儒家一切典籍尽是在说这个事。
如孔子传授颜渊之“克己复礼”，如《大学》之“三纲八目”，如横渠之“大其心”，如明道之“识仁”“定性”，如伊川之“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如朱子之“居敬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如象山之“发明本心”，如阳明之“致良知”。
欲致力于此道者，但择最合己意者，详加研习，尽力践履而已，或可侥幸得之，毕竟千年来，能达“中庸”者不过寥寥数人，如在《中庸》文本中，只有尧、舜、禹、文王、周公、颜渊等人被认为具有“中庸”之德。
儒家有几个圣人
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
提倡仁、义、礼等价值，挺立道德主体，开创了儒家学派。
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战国初年成《论语》一书。
公元前479年卒。
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子思生。
孔子嫡孙。
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
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
卒于公元前402年。
公元前379～前372年（周安王二十三年～周烈王四年）孟子生。
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
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
卒于公元前294～前289年之间。
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荀子约生于此时，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
着有《荀子》。
卒于公元前245年。
公元前200年（西汉高祖七年）贾谊生。
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
公元前168年卒。
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董仲舒生。
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
公元前104年卒。
公元前134年（西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观点。
公元前53年（西汉宣帝甘露元年）扬雄生。
着《法言》、《太玄》等。
公元18年卒。
公元79年（东汉章帝建初四年）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论五经异同，由皇帝裁决，班固奉诏撰《白虎通义》，是儒学独尊和阴阳五行化的标志。
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韩愈生。
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
824年卒。
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李翱生。
着有《复性书》，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841年卒993年（北宋太宗淳化四年）胡瑗生。
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
卒于1059年。
1009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李觏生。
批评儒家贵义贱利的观点。
有《直讲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礼论》七篇。
1059年卒。
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邵雍生。
象数之学大师，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为北宋重要思想家。
着有《皇极经世》等书。
1077年卒。
1017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周敦颐生。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天道论观点。
其所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有《周子全书》。
1073年卒。
1020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张载生。
创关学。
提出「太虚即气」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
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
有《张子全书》。
1077年卒。
1032年（北宋仁宗明道元年）程颢生。
次年，程颐生。
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
程颢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着。
其学称为洛学，为北宋理学之大宗。
主性即理，然亦重视天道。
程颐主性即理，于工夫尤多措意。
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
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
1085年，程颢卒。
1107年，程颐卒。
1050年（北宋仁宗皇佑二年）谢良佐生。
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认为心为仁，为天之理。
着有《上蔡语录》。
1103年卒。
1053年（北宋仁宗皇佑五年）杨时生。
思想接近大程，有《龟山集》。
1135年卒。
1106年（北宋徽宗崇宁五年）胡宏生。
以道为体用总名，倡言「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创湖湘学派。
着有《五峰集》、《知言》。
1162年卒。
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生。
其学本二程而又能汇通各家，故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复以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
其学说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
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1200年卒。
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张栻生。
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有《南轩集》。
1180年卒。
1134年（南宋高宗绍兴四年）薛季宣生。
创永嘉学派。
1173年卒。
1137年（南宋高宗绍兴七年）吕祖谦生。
有《东莱文集》等。
1181年卒。
1139年（南宋高宗绍兴九年）陆九渊生。
为心学派的开创者，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观点。
有《象山先生全集》。
1193年卒。
1141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杨简生。
陆九渊弟子，有《慈湖遗书》。
1225年卒。
1143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陈亮生。
永康学派创始人，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有《龙川文集》。
1194年卒。
1150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叶适生。
主张功利之学，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等。
1223年卒。
1167年（南宋孝宗干道三年）蔡沈生。
耽于象数学，有《书经集传》等。
1230年卒。
1175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朱熹、陆九渊有鹅湖之会，前者代表理学学派，后者代表心学学派，两家就工夫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178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真德秀生。
有《西山文集》等。
1235年卒魏了翁生。
有《鹤山全集》。
1237年卒。
1181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学，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义。
1185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陈亮访问朱熹，此后三年两人书信往还，讨论「王霸义利」问题。
1187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陆九渊登贵溪应天山讲学。
居山5年间，与朱熹辩论太极、无极问题。
12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许衡生。
有《鲁斋遗书》。
1281年卒。
1249年（南宋理宗淳佑九年）吴澄生。
与许衡齐名。
1333年卒。
1389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薛瑄生。
着有《读书录》，为河东学派代表人物。
1464年卒。
1428年（明宣宗宣德三年）陈献章生。
重心性之学，有《白沙集》。
1500年卒。
1465年（明宪宗成化元年）罗钦顺生。
主张理在气中。
1547年卒。
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王守仁生。
发扬光大陆九渊之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形成阳明学派，是明代理学的大宗，影响至今不息。
有《传习录》、《大学问》等。
1529年卒。
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王廷相生。
主张理根于气，有《慎言》、《雅述》等。
1544年卒。
1483年（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王艮生。
创立泰州学派。
1541年卒。
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钱德洪生。
王守仁学说的传人，有《绪山会语》。
1574年卒。
1498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王畿生。
王守仁之学传人，有《王龙溪集》。
1583年卒。
1509年（明武宗正德四年）王守仁在贵阳书院讲授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何心隐生。
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有《何心隐集》。
1579年卒。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李贽生。
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见。
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及「圣人与凡人一」等，皆别有所见。
着有《焚书》、《藏书》等。
1602年自杀。
1528年（明世宗嘉靖七年）王艮讲学于阳明书院，讲百姓日用即道。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刘宗周生。
反对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张诚意、慎独之学，创立蕺山学派，是明代理学的殿军。
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1645年卒。
1584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孙奇逢生。
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1675年卒。
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陈确生。
反理学和佛学。
1677年卒。
顾宪成、高攀龙始讲学东林书院。
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黄宗羲生。
启蒙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张「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学观点，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
1662年着《明夷待访录》，1676年《明儒学案》成书，并着有《宋元学案》等。
1695年卒。
1611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方以智生。
着作宏富，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等。
1671年自杀。
1613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顾炎武生 。
以音韵治经，开清代朴学之风。
1662年着《天下郡国利病书》，1670年始刻《日知录》8卷。
1682年卒。
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王夫之生。
宋明理学的总结者。
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变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观点。
着述甚丰，着作被集为《船山遗书》。
1692年卒。
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李颙生。
讲学关中，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
1705年卒。
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刘宗周讲学蕺山，黄宗羲侍讲席。
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颜元生。
提倡实学。
1704年卒。
李塨传其学，世称「颜李学派」，二人着作编为《颜李遗书》。
1642年（明思宗崇祯十五年）李光地生。
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奉命主编《性理大全》、 《朱子大全》等书。
1718年卒。
1723年（清世宗雍正元年）戴震生。
主张理存于欲，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工具。
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1777年卒。
1763年（清高宗干隆二十八年）焦循生。
认为人有智慧，能进化，进化必有赖于习行，同时主张人性善。
有《孟子正义》等。
1820年卒。
1775年（清高宗干隆四十年）凌曙生。
公羊学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
1829年卒。
1776年（清高宗干隆四十一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成书。
1791年（清高宗干隆五十六年）刘宝楠生。
有《论语正义》等。
1855年卒1792年（清高宗干隆五十七年）龚自珍生。
开近代以公羊议政之风，有《定庵文集》。
1841年卒。
段玉裁编《东原先生文集》。
1794年（清高宗干隆五十九年）魏源生。
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
师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相友善，并称「龚魏」。
宣传变法，有《海国图志》、《古微堂集》等。
1857年卒。
1811年（清仁宗嘉庆十六年）曾国藩生。
理学家，有《曾文正公集》等。
1872年卒。
1837年（清宣宗道光十七年）张之洞生。
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劝学篇》等。
1909年卒。
1848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孙诒让生。
着有《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等。
1908年卒。
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康有为生。
以公羊学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动。
1927年卒。
1865年（清穆宗同治四年）谭嗣同生。
主张变法，有《仁学》。
1898年遇害。
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章炳麟生。
古文学大师，有《章氏丛书》等。
1936年卒。
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梁启超生。
与其师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倡言变法维新。
倡导用新方法研究学术史，启蒙之功不可掩。
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卒。
1884年（清德宗光绪十年）刘师培生。
国学大师，着作由钱玄同编为《列申叔先生遗书》。
1919年卒。
1885年（清德宗光绪十一年）熊十力生。
当代新儒主要开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着有《新唯识论》。
1968年卒。
1893年（清德宗光绪十九年）梁漱溟生。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
1988年卒。
1895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钱穆生。
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是当代中国学术重镇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
1990年卒。
冯友兰生。
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多种，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
1990年卒。
189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
1902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贺麟生。
有《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
1992年卒。
1909年（清宣统元年）唐君毅生。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为心灵九境说。
代表着作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1978年卒 。
牟宗三生。
当代新儒家大师，与唐君毅并称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学及两层存有论的哲学系统。
着有《心体与 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和物自身》、《圆善论》等。
1995年卒。
1921年梁漱溟所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是书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文化哲学着作。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名为《人生观》的讲演，「科学与玄学论战」展开。
1949年梁漱溟完成《中国文化要义》，认为中国文化的支柱是孔子精神及儒家思想。
1950年钱穆、唐君毅等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成为现代新儒家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学术基地。
1958年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在香港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表述当代新儒家的文化现代化观点。
1966年唐君毅所着《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出版。
1968年《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出版。
1973年《中国哲学原 论．原道篇》出版。
1975年《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出版。
1971年牟宗三所着《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出版。
1975年牟宗三所着《现象与物自身》出版。
1977年唐君毅所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出版。
1985年牟宗三所着《圆善论》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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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国吧很多古文帝
心学大师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余秋雨的同乡. 阳明先生是蒋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蒋虽不堪，却亦有其过人之处，由此可见阳明先生之过人。
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想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构成的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
陆九渊乃公认之天才。
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
”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权威喝止他。
——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已而立了罢。
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
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
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
——后王阳明也有类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
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 确实无他这般人。
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
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
”直到十八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
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株连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
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
”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必定听得此论。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烦的：“些许消失，你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权势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的，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境。
对于阳明来说，这里实在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候自然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
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在每一天都要经历生死之境且早已经过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军事上，这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来。
用存在主意的话说，即：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无法看清楚“在”的本质。
阳明却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而行的“理”。
于是当他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把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之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顿悟了，这即是著名的“龙场顿悟”。
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
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
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
”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又道：“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
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
”驳斥理学，正式竖起心学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陆九渊。
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吾物”。
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 “风动邪
幡动邪
”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
” 这其实缘于王阳明的求思经历。
与陆九渊近似，王亦曾经向虚幻之佛理寻求心学之突破，不同的是，陆是由于不屑于求名师，王则是求明师而不得。
曾经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说是王到一座寺庙游玩，见一房门紧闭，好奇之下不顾知客僧苦劝，执意开门，结果大惊，原来房中有位圆寂的老和尚与王之面容极其相似，身后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 此事极玄，显然属于不可信之说，但是王阳明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佛理之于王的影响。
第二是“致良知”，关于此点，后世学者毁誉参半，甚至有人极端的认为。
这是王拿来愚弄老百姓以利于统治者统御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谬。
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
而改观今日之社会，道德底线已近于崩溃，恶人几无所畏惧，善者几无所依仗，骇人听闻之事，伤天害理之举，时有发生，岂可曰今日之道德论远胜于阳明之“致良知”邪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
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想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
黑格尔、费尔巴哈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他们的唯物主义何辩证法不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吗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也成功的指导了王的一些特殊行动，最著名的是平宁王之。
王阳明不是军事家，也不是阴谋家，宁王反叛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阴谋家都束手，独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他站出来作战。
王是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的，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阳明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
——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不是“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一，却在得胜之后，毁去所有宁王与朝臣通密之信，几乎是“故意”为朝堂上一帮早睁红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于是这帮小人发难的时候，王终于再度被贬，飘然入山，从容地做他的心学大师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 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
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
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1．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
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
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
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
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
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2.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
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
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
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
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
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
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3.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
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
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
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
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
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
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
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4.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
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
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
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
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
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
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
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
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
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
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
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
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
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5.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
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
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王阳明先生，受到很多人的崇拜。
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
中国近代一代枭雄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的,败退台湾时间把台湾草山改为阳明山.现在浙江余姚还有个阳明医院. 王阳明的一生行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学术方面，他的“心学”独成一家，和程朱学派意趣迥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死后从祀文庙的人。
他首先主张“学贵得之于心“，以“心“作为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开始对孔子偶像有所持疑， 扩大了内心自我的作用。
大家知道，心是活物，一向最难把握，所谓的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了。
王阳明将一切都归结 于“心“，显然在客观上具有更多的感性血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对于“六经“，王阳明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以重新的认识，提出 了“五经亦只是史“的新见解。
他一贯主张不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迹，强调反求诸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
这样， 王阳明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势必会走向冲击“圣经贤传“的地步。
明朝正德六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奉命平乱.从开战到抓住宁王，整整二十二天，王阳明就运用聪明才智将这场蓄谋八年之久，震动朝野上下的大叛乱彻底平定。
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的足智多谋，用兵如神。
王阳明为明王朝屡立奇功，“事功”卓越，地位显赫，官职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被皇帝封为新建伯，在朝廷上下极有声望。
如果王阳明仅以“事功”闻名天下，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将才也有千千万。
而后人更关注的是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殊不知，他是我国历史上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他开创的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我国，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探索救国之路的孙中山都曾潜心研究过王阳明的著作，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徐特立也大加赞赏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后来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
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漂洋过海，从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
高鼻子、蓝眼睛，不屑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欧美人在本世纪，也出奇地对阳明学说着了迷，竟还要远渡重洋，来拜访王阳明的故居，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势头。
我们赞叹王阳明为中国，为世界所做的贡献。
身为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伟大哲人感到自豪.
宁波文化
宁波是国史名城，是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发，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文物之邦”之美誉。
全市共有文物史迹遗存1020处，已公布文物保护单位255处，其中有11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保国寺、上林湖越窑遗址、它山堰水利工程、镇海口海防遗址、天一阁、奉化蒋氏故居、庆安会馆、东钱湖石刻群、庙沟后与横省石牌坊和虞氏旧居。
全市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6个，剧院9座，电影放映单位及演出场所155个。
精品创作成绩喜人，越剧《国色天香》、舞剧《满江红》、舞蹈《水乡三月天》、舞蹈《小巷记忆》、镇海龙鼓等分别获中国艺术节、全国舞剧“荷花奖”、“群星奖”、“蒲公英奖”、“山花奖”等国家级大奖。
近年来，市“小百花”越剧团先后赴法国、匈牙利、香港等地访问演出，广受海内外赞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甬剧、姚剧以演现代戏而闻名。
每年元旦邀请世界各地的乐团来宁波演奏新年音乐会，已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广场文化、社区文化的蓬勃开展，不断增强了都市文化氛围。
全市文化设施的品位和内涵日益提升。
近年来新建、改建了天一阁书画馆、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民光影城、宁波影都、宁波逸夫剧院、市图书馆、鄞州区沙孟海书画院、梁祝文化公园、月湖一期工程、中山广场、时代文化广场、宁海潘天寿广场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品位的文化设施。
“三江文化长廊”和宁波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美术馆等八大文化设施建设已经启动；同时，兰江剧院、宁波剧院、市图书馆的全面改造，将使宁波市的文化设施更显辉煌。
补充： 最有名的是宁波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