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个人对儒家审美思想的认识?
气质，意境
儒家审美没有绝对的标准的
呵呵
其实呢，美，有标准的吗
也没有的
只不过呢，真喜欢呢
还是假喜欢呢
当然是能分辨清楚的哟
关雎反映了儒家怎样的爱情观和审美观?
而不淫 哀而不伤 ——从《诗经的成语看孔子所提倡的中国的爱情观 市余杭高级中学 姜桂芳(杭州市孔子研究会会员)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题材常为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但由于受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中已长久难觅描写爱情的诗文了。
而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解放思想，在新编高中语文第三册教材中大胆地编入了一系列描写爱情的古代诗歌，如《诗经》中的《卫风．氓》、《邶风．静女》，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汉魏晋五言诗《迢迢牵牛星》、唐代李商隐的近体诗《锦瑟》以及宋词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一剪梅》、秦观的《鹊桥仙》，这一系列描写爱情的诗歌给高中语文教材增添了应有的青春活力，给师生吹来了一股温馨的春风，深受师生的喜爱。
但由于师生（包括家长）已久违古代爱情诗歌，也许还心存种种顾虑，又因为现代的爱情观已与古代传统的爱情观大不相同了，如何正确理解新编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者的意图，如何指导学生接受和理解孔子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的爱情观，这是很值得我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去认真研究的。
因为《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从《诗经》中流传下来的爱情方面的成语特别多，这些成语中有的现在还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为此笔者特以《诗经》中的有关爱情的成语为例，谈谈如何利用成语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孔子对《诗经》中的爱情诗评价以及他所提倡的中国传统爱情观，我想这对当今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情操是很有意义的。
一、 必须加深认识和理解孔子所揭示的《诗经》爱情诗的教化作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共有305篇诗歌，故又称“诗三百”，它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是古代童蒙必读必背之书。
古人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把用诗歌来教育感化百姓称之为“诗教”。
“诗教”能起“正风俗”的作用，让人变得文明礼貌温柔敦厚。
《礼记 经解》中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温柔敦厚，《诗》教也。
”《论语 阳货》中记载了孔子一段论述诗歌作用的著名言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激发感情意志），可以观（观察风俗的盛衰），可以群（引起感情的共鸣），可以怨（批评现实政治）。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因为《诗经》305首诗歌大都产生于周朝兴盛之时，那时圣君重视教化百姓，民风淳朴，而所选之诗歌又是经过乐官反复挑选加工，后来又经过大教育家孔子的删定，因此《诗经》中的每一首诗歌都具有“正”（思想性好）的特点，能对百姓起教化作用。
《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写得特别好，爱情诗大都就在“风”这一部分里。
“风”最善于描写人之性情，最能感染读者起教化作用。
为何称它为“风”呢
朱熹解释说：“风者，民者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足以感人。
如物因风之动而有声，而声又足以动物也。
是以诸侯采之以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
”朱熹的话告诉我们，《诗经》中的“风”中的诗歌能像自然春风吹动万物而发出的“万籁之声”那样感染打动人心，因此能起“正风俗”的作用。
二、利用出自《诗经》中的有关描写爱情的成语扩大阅读，研究《诗经》中的一系列爱情诗，从而正确把握孔子在评价《诗经》时所提倡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爱情观。
（一）、从“信誓旦旦”“匪石匪席”“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成语和名句中看古代恋人或夫妻的山盟海誓之深情。
中华民族特别崇尚忠贞不渝的爱情，这可从以下祝贺新婚的对联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如：“求我庶士，宜其家人”、“白头偕老，同心永结”、“芝兰千载茂，琴瑟百年和”、“良缘一世同地久，佳偶百年共天长”、“凤凰鸣矣，梧桐生矣；钟鼓乐之，琴瑟友之”。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以上这些恭贺新婚的佳联都是来源于《诗经》中的爱情诗歌，由此可见，《诗经》所表现的爱情专一的这一主题一直是为我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家喻户晓人人赞颂的。
下面请看以下《诗经》中的成语： 1、信誓旦旦：这一成语出自《卫风·氓》。
“信誓”：表示诚意的誓言；“旦旦”，诚恳的样子。
这一成语可概括天下所有有情人热恋之时的情态，所以这一成语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
《卫风·氓》全诗详见高中语文第三册课文，具体介绍本文略。
2、匪石匪席：这一成语出自《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匪，通“非”。
这一成语的整体意思是：我的心不是石不是席，石可转而心不可转，席可卷而心不可卷，比喻对爱情的忠贞，永远不变心。
（全诗较长，本文略）这一爱情誓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也许它就是“海枯石烂不变心”式的爱情誓言的滥觞吧，后来汉代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所发的“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誓言明显是深受《诗经》中的这一句“匪石匪席”的影响的，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3、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这一成语出自《王风·大车》：“谷则异室，死则同穴。
谓余不信，有如 敫日”这是描写一位女子对男子的的坚贞爱情的誓言。
如果把这句誓言翻译为白话文，那就是“活着如果不同住一室，纵然死了也愿意同埋一穴。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有如天上明亮的太阳
”由此可见这位女子誓言的坚定和对爱情的忠贞。
4、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这一成语式名句出自《郑风·东门》，此诗写一位男子表示自己爱情专一的誓言，全诗如下：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门门，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茹虑，聊可与娱。
在这首诗中，这位男子的誓言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一开头他就说：“出了东边那城门，美丽的姑娘多如云。
虽然姑娘多如云，不能动我半点心。
”为什么不能动他半点心
因为他心中早已经有了意中人，这意中人就是“缟衣綦巾”那一位。
我们读者千万别取笑这位古代“死心塌地”的男子，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男子又何尝没有呢
他们能做到“有女如云”“匪我思存”，这样忠于爱情的男子实在是值得大赞特赞的。
《诗经》虽然写了一些负心的男子，但笔者认为象《郑风·东门》里这样的男子才是《诗经》所要歌颂的，因为在我中华民族中，这样的男子占了绝大多数，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忠贞不渝的爱情传统才得以代代流传。
5、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成语式名句出自《邶风·击鼓》，这是写一位戍边的战士久役在外，想念回忆与妻子分别之时情景的爱情诗。
全诗如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田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于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描写了练兵场上战鼓声声，战士手持武器踊跃冲锋的场面以及不能与妻子团圆的原因，然后自然而然地想起当时出征之时与妻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想到自己深情地拉着妻子的手而发出的“与子偕老”的坚定誓言，又想到了因战争的残酷难以生还以实现自己诺言的悲痛心情。
其中结尾那“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几句感叹的意思是：“唉，我要与你永别了，战争残酷将难以活着与你想见
唉，我要与你永别了，我那‘与尔偕老’的誓言将难以兑现啊
”这一唱三叹，感情之强烈，在爱情诗中实在是叹为观止，这位战士（役夫）对爱情的忠贞，对爱情誓言的恪守，真是令读者感动啊
这首诗歌开创了军人爱情诗那刚烈豪放与柔婉多情相结合的先河，对后世的军人爱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另外还有妇人怀念远征丈夫的爱情诗，也可归入这一类。
如《卫风·伯兮》中的“伯兮 曷兮，邦之桀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之句；如《邶风·雄雉》中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不支不求，何用不臧”之句，同样具有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
有人认为这些诗歌主要是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种看法还是不够全面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诗歌所具有的很强烈的爱国意识，表达了军人和军人之妻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保国家的崇高精神境界，如《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一例，这是很值得后人研究与学习的。
（二）从“采兰赠药”“邂逅相遇”“人言可畏”等成语中看中华传统爱情的含蓄多情和道德规范。
《诗经》中的传统爱情往往是以男才女貌为美，以含蓄多情为美。
在《关雎》中的君子眼里，那“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淑女多么美丽啊；在《陈风·月出》中的小伙子看来，那“月出皎兮”的月光下姑娘是多么动人啊；在《邶风·简兮》中的少女眼里，那“硕人 吴 吴，公庭万舞。
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的舞师是多么雄健有力啊；在《卫风·伯兮》中的少妇眼里，那“伯兮 曷兮，邦之桀兮。
伯也投殳，为王前驱”的丈夫是多么威风凛凛啊。
但无论是少男还是少女，无论是役夫还是少妇，他们表达爱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含蓄多情，“乐而不淫”。
请看成语： 1、采兰赠药：这一成语出自《郑风·溱洧》：“士与女，方秉兰兮”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全诗如下：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 方秉兰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 洧之外，洵 于且乐。
惟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 殷其勤矣。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 洧之外，洵 于且乐。
惟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这首诗歌描写一群青年男女在溱、洧水旁游春之时相赠以兰草（大泽兰）与芍药之花，那一江春水倒影着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男女，他们又说又笑，互相赠送表达爱情的鲜花，多么热烈浪漫啊。
你听，那姑娘说：“去那边看看好吗
”小伙子说：“我虽然已去看过，但我还是很愿意跟你一起再去看看。
”这首诗歌中所写的青年男女用鲜花传情达意和所说的双关爱语又时多么含蓄多情，于是“采兰赠药”作为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固定成语流传了下来，它成了中华民族表达爱情的一种特有的形式，《邶风·静女》中那“贻之以彤管”的传情形式是与“采兰赠药”完全相同的。
2、邂逅相遇：这一成语出自《郑风·野有蔓草》，此诗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野邂逅相遇的欢愉。
全诗如下： 野有蔓草，零露 专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 攘攘。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在这首爱情诗歌中，作者反复咏叹的是“邂逅相遇”，即这一对青年男女是在没有约会情况下的有缘相会，好象是老天特意安排他们在充满野趣的田野上相会，在这首诗歌中没有男女的山盟海誓，只有那美人的“清扬婉兮”的清秀飘逸的精神和“婉如清扬”的明如秋水的眼睛在男子的眼睛中熠熠闪光。
自然的田野，天然的巧合，无声的对视，这就构成了中国古典爱情的特有的含蓄之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
3、人言可畏：这一成语出自《郑风·将仲子》：“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全诗如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我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一位姑娘委婉地劝告自己的情人不要采取“逾墙”“逾园”“折杞”“折桑”等不文明的行为，要注意她的父母、兄弟以及邻里社会舆论的影响。
诗歌采用反复的手法，突出了姑娘所劝之语的委婉多情。
有人评论说这首诗歌中的“人言可畏”是写父母兄弟邻里以及社会对姑娘有压力，妨碍了她的恋爱自由，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这位姑娘所要强调的是谈情说爱应遵守道德规范，不能越轨，要注意社会舆论的影响。
从这首诗歌中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对人还是很有约束力的。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中男女爱情那含蓄多情的传统也是在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舆论的约束之下而逐渐形成的。
（三）从“在水一方”、“室迩人远”、“德音莫违”、“宴而新婚，如兄如弟”等成语中看中国古代男女爱慕思恋的纯真感情和爱情失败之后那“哀而不伤”的特点。
《诗经》描写爱情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所选的爱情故事是不论其成败只论其正邪的，它不仅记录了一次次成功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而且也真实地记录了一次次失败的爱情和痛苦的婚姻。
为何要描写并记录这些失败的爱情和痛苦的婚姻呢
那不仅是因为通过它能反映更多更广的社会现实，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或男或女）追求幸福爱情的行为与品德极其高尚和感人，他们的心地善良感情纯真，同时对那些“二三其德”的负心人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从而让读者自己从中辨别是非和正邪，起到诗歌应有的“教化”作用。
如通过《关雎》可以看到“君子”那“求之不得”（失败了）却仍坚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君子风度和高尚的品德。
另外让我们看下面几个成语： 1、在水一方：这一成语出自《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首诗歌描写了一位男子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上下求索追求意中人的动人情景。
全诗如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为唏。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砥。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溪。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止。
在这首诗歌中，这位男子所追求的伊人（那个姑娘）没有具体的外貌描写，但从那男子对她的“众里寻她千百度”式的不懈追求来看，她一定是一位才貌出众的美丽姑娘。
但她恰似天上的一道彩虹，又像水中的一朵金花，但见其影，难见她的真身，摘不下，又捞不起，真是让这位男子可望而不可即，但他并没有泄气，就像屈原所说的那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追求的是真理，但屈原在他的诗歌里有时也是将真理比喻为美丽的姑娘的。
也许这首诗歌中的美丽姑娘也是真理的化身吧，她那美丽的身影让人永远地追求不止。
这首诗歌中的男子对爱情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2、室迩人远：这一成语出自《郑风·东门之 单》：“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其诗如下： 东门之 单，茹虑在坂。
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 栗，茹虑在坂。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这首诗歌写了一位女子埋怨情人不来相聚娶，表示思念而不得见，虽然“室迩人远”这句话是对情人的埋怨之语言，但这位女子仍说得很有分寸，足见她是位很有修养的姑娘。
其中“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说的就是心里话：“不是我不思念你，而是你不来见我。
”，从中可见她那心地的善良和感情的真诚。
后来“室迩人远”这一成语常用来表示思念远人或悼念死者，这跟当初的意义已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运用这一成语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由《诗经》中的爱情诗的名句而凝结成的爱情成语还有很多，如由《小雅·车辖》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凝结而成的“高山景行”，如《国风·鹊巢》中的“惟鹊有巢，惟鸠占之”而凝结成的“鸠占鹊巢”，如《邶风·谷风》中的“泾以渭浊，是是其 止”而凝结成的“泾渭分明”，如《大雅 卷阿》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而凝结成的“风鸣朝阳”和“凤凰于飞”，如《国风·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花”而凝结成的“桃之夭夭”等，这样的成语举不胜举，从这些成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经》爱情诗歌的影响之深远以及孔子所提倡的中华传统爱情观的深入人心。
了解这些成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思想道德情操。
为了使学生便于记忆《诗经》中的这些爱情成语，笔者特从《诗经》中挑选了部分爱情成语，使之前后意义连接成韵文，把它编为一个爱情故事，这样读来朗朗上口，易诵易记。
愿以此而抛砖引玉，与教育界同人一起为弘扬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多作贡献。
以下哪一项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
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受到重创。
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儒家的音乐特点
一、前言 中国素以“礼乐之邦”称着于世，具有悠久的乐教传统。
纵观悠远流长的中国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音乐更多地承载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关注和推崇。
“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
从古至今对音乐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而的音乐思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
二、儒家音乐思想的基本观点 1.主张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 “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即合乎“仁”的政治思想）合一，是基于对音乐的体验而提出的对音乐的基本认识、要求。
说：“乐者乐(Le)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乐(Yue)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快感“乐”(Le)，这是音乐“美”的基础。
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
但是正如所说：凡作乐者，所以节（节制）乐。
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Yue)其如此也。
所谓“和”，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
音乐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当然只有“美”、“善”统一，“仁”、“乐”结合的音乐才具备这样的功能。
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是孔子为人生的艺术的最重要基础。
2.主张“礼”“乐”并重 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又把“礼”“乐”“刑”“政”同举，认为“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可见乐被赋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
当然，“乐”与“礼”与“刑”“政”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
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
因人心之乐(而以乐导之,，就是陶冶的功能。
以美善合一，合乎“仁”的要求的音乐陶冶教化人，可以让人心之乐(le)成为追求“仁”的力量，使得出治道也。
”这就达到了乐(yue)的目的。
3.提倡乐通伦理 儒家向来强调“修”（修身）、“齐”（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认为知识分子的通于天下，这是儒家的传统。
“诗”、“歌”、“舞”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和人类的其他艺术相比较，这三者是不须借助于别的客观事物就可成立的，所以说“三者本于心”。
因此这些乐器对于音乐而言本质上是第二义的，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应当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传统器乐缺乏独立性，有人说中国音乐史几乎就是一部“歌曲史”。
更重要的是,儒家认为乐为“德之华”，乐“通伦理”，同时儒家又认定良知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美好的道德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德者情之端也”，又说“乐者德之华也”，“乐者，所以象德也”。
君子作乐用来陶情养性，教化万民，移风易俗，当然就是本乎情性的最自然的事。
三、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主导地位 孔子在音乐上总结先秦以来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导地位。
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认为音乐就是快乐，是内心欢乐之情不可抑制的自然外露；认为人生来就有享受音乐的欲求与能力，人对音乐有共同的美感；认为乐的内容应是“仁”“义”之德，因而闻乐可以知德、知政；主张“与民同乐”以使天下得治。
孟子正是从这种人生境界出发来看待审美和艺术享受，反对国君垄断审美艺术，反对君主的“独乐”，并把“与民同乐”的思想纳入其“仁政”理论。
孟子不反对俗乐新声，正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和艺术发展的需要，对后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有很深的影响。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
荀子的《乐论》是我国古代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论着，对《乐记》以及后来的音乐美学思想有重大影响。
《乐记》对音乐本质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深度。
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它肯定音乐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精神状态。
它又是声音的艺术，由自然形态的声音变为艺术形态的音乐，正是艺术劳动的过程。
因此，对于音乐这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成因的解释，有着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的认识。
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上，《乐记》强调音乐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状况与社会风气，因而人们通过音乐又能认识国家的政治好坏，所谓“审乐以知政”。
它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它认为音乐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内容，因此音乐的审美感受是认识现实的重要形式，强调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学派一贯的音乐主张，它也符合当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历史要求。
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乐记》阐述的核心问题之一。
它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利用音乐的美感作用，端正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目的。
所以《乐记》始终将礼、乐并列，指出以礼、乐的互相配合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把音乐与道德、法律、政治同等看待，对它在国家上层建筑中所起的作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乐记》还非常强调音乐的伦理教育作用，指出音乐必须接受政治、伦理道德的制约。
这种适应统治阶级文治武功需要而形成的音乐观，在当时形势下，无疑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儒家孔子的思想理论经过发展形成了一套体系，并且有其一定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孔子当时就已经看到了音乐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意义，也为音乐的运用指出了道路，他对于音乐既有观点又有方法。
孔子强调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与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的一大闪光点。
今天，我们研究儒家音乐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当下的音乐教育与发展梳理一下历史的发展脉络，找到我们现今音乐中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精髓。
我们今天的知识应该说是来自对前人的经验与理念的总结与提升，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同样是来自对历史音乐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正是通过文化的世代性传承，我们的生命才体现出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以下哪一项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
应选“尽善尽美”。
原题：以下哪一项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A法贵天真 B尽善尽美 C先质后文 D非乐
举例儒家传统美学在当下审美对象中的表现
谦让和忠孝。
虽然不得不承认，受到很大冲击，但确确实实还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