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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但它始终占据着世界精神的一席之地，它的魅力何在呢
儒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心性”哲学，从人的存在引申天理和人事，引申出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完善，引申出国家的伦理秩序和丰功伟绩。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
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
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
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
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
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
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
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
儒文化与实证哲学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儒文化也好，希腊哲学也好，宗教学说也好，它们都是对真理的探求，对自我价值的寻找，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是人的精神升华和境界的提高，是一种“德”的培育。
实证哲学是对事物性质的确定，是对客观关系的认可，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下的知识，是对世界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一种“功利”的需要。
前者回答世界为什么这样
后者回答世界就是这样。
前者追问世界之根，后者描述世界之实。
前者为了价值，为了人格，为了真理；后者为了利益，为了实用，为了权力。
儒文化是形而上的知识，是对天理的领悟，是对人格的完善，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也无法传授的，只有特有的灵魂，在片言只语中引起共鸣，在生存体验中感悟到它的魅力。
如果用理性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产生歪门旁道。
诗书是对情操的陶冶，礼义是人格的一种自然流露，三纲是天理的一种社会显现，“存天理，灭人欲” 是精神升华的一种途径，忠孝仁义信是人本真的一种实践，伦理社会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揭示。
它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示了人的一种责任和美德。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它与现代社会的个性解放是否矛盾呢
“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商品经济冲破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儒文化真的阻碍了社会发展吗
现代社会本来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它的劣根性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揭穿，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实证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功利，但是，人却失去了本真，家庭失去了温情，社会失去了和谐，人类失去了家园。
如果不再改变，人类将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和受害者，现代制度和现代科技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沙滩上的，它只能给社会带来道德的沦丧和理想的破灭，带来利己主义的泛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
社会发展了，现代性表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宗教和儒文化把人类从自然状态这解放出来，回到了精神的怀抱，现代性是把人类从内在的精神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人地位。
现代性不是不要宗教和儒文化，不是不要终极关怀，而是希望通过人把整个世界精神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前现代社会是与自然界是分离的，世界处在文明社会和自然变化莫测的对峙之中，宗教和儒文化只注意内心的宁静，以不变对万变，面对着世俗和自然，精神也显的软弱无力。
人类要成为主人，必须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力纳入人类社会自身之中，自然才能精神化，社会才能显露出他的崇高和伟大。
社会前进了，人的责任加重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加以改变。
封闭式的自我修养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儒文化的伦理道德也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人们不但要真理，还需要经验知识，不但要道德，还需要科学，不但要理想，还需要求实精神。
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科学和实证之时，抛弃了真理、道德和理想，用理性和实证来认识真理，以功利来取代道德，以实用主义来对待理想，所以尼采说：“我看到的不是人，只是残缺不全的肢体。
”有个性的人只能是那些保存传统文化并能运用理性功能和求实精神的时代新人。
如果丢掉终极关怀的实证哲学统治了人类，人类只能走向深渊。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1、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作用。
2、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
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
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3、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二、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1、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影响（1）首先，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儒家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2）其次，是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3）再次，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儒家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2、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2）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3）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4）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
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
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5）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
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
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3、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
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消极方面: (1)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4、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
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
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
（二）由“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重视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
儒家在继承西周“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改造和补充，将之视为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根本途径，这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
此外，儒家还抬高了德的地位，置之于国家法律甚至君主个人权力之上，作为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
当然，儒家的“德治”并不完全否认刑法的功用，其实，儒家和法家一样，都认为刑法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才是政刑。
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
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的不同后果，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刑罚的后果是消极的，因此，儒家更青睐于德治。
5、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
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
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
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
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
“《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
听失之大者也。
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
”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
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
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
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学习红船精神心得体会12篇
学习红船精神心得体会12篇篇一“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的优良传统，具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至今仍指引着全体党员干部不断前行。
今天弘扬“红船精神”，就是要从“红船精神”中汲取思想力量，不忘初心，实现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庄严承诺。
新时代面临新问题、新形势，我们共产党人面临新任务、新使命。
我们要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有敢于突破前人的勇气和智慧，自觉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坚持用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创新的思想观念谋划工作，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恪尽职守、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红船精神”需要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继续发扬“红船精神”，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
篇二什么是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指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学习儒家思想
四书五经。
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是四书。
五经则是相对次要的辅助内容了。
求儒家思想主张
儒 家 思 想 2004-1-3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
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
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
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
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
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
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
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
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
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
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
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
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
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
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
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
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
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
如“民本”思想。
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
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
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
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学派哪些思想观点对青少年
一、误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痛 《对策》一文只笼统地提到了“仁学”、“中庸”、“重义轻利”、“礼治、德治、人治”、“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学术流派、时代变迁、深刻内涵则没有涉及，尤其是近现代新儒家思想及其影响机制未能阐发。
这使人感觉儒家思想好像自孔子以来只有几条干巴巴的、毫无时代感的“语录”条，许多人对儒家思想有着同样的误解。
这种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敌视、近代儒学未能完成转型、中国尚未形成公认的普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痛苦的根源，也是它现代化转型的契机。
其实，儒家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哲理深刻，而且流派繁多、顺应时变，否则怎么会成为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核心统治理念呢
1.儒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经受了三次危机的挑战 孔子确立的原始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对策》一文认为：“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儒家思想是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
”实际上，孔子确立儒家学说是在春秋末期，此前夏、商、西周、春秋约1500余年的文明时代并没有系统的儒家思想。
而且，儒家思想真正上升为统治思想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至清末约两千年历史。
秦汉时期儒学进入第二个阶段。
战国末期到秦朝，儒学在法家“焚书坑儒”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重压下，出现了第一次危机。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改造了原始儒家思想，形成了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的全新儒学，被武帝赏识而获得“独尊”，通过成功转型战胜了政治危机。
魏晋南北朝以后儒学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佛教、道教、玄学在战乱中逐渐兴盛起来，从思想文化上挑战儒家思想，儒学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经过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形成了宋明理学。
最后一个阶段是清末以来，儒学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出现了第三次危机，一些新儒家如近代的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当代的杜维明、成中英、蒋庆等，试图实现儒学的第三次转型以摆脱危机。
2.儒家思想是丰富而多元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学派 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了八个学派；汉代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也有师学与家学的传承；宋朝时，除了正统儒学外，还有理学、心学等流派，尤其是以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主张“为天下国家之用”（王安石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以至清朝后期出现儒商、官商，等等。
可见，儒家思想并不是像《对策》一文所说“出仕做官、辅佐君王”，而且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知行合一。
3.儒家思想是适应古代社会发展的，不仅是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要影响 儒学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正体现了它关心实务、报效君国的人生理想。
它既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也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林则徐语）的情怀，更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崇高理想。
儒家这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精神鼓舞着历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鲁迅语），书写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历史。
儒家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行政官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隋朝以后发展成为科举选士制度，提升官员的文化层次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也使知识分子有了发挥自己才智的人生舞台，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益的，明清时期逐渐僵化则另当别论。
儒学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契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实际，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苛求古人，批评儒学未能倡导革命、建立民主制度，或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需要。
4.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急务，儒学不由分说地被批判打倒，未能获得向现代转型的宽容与机会 儒学的前三次转型都是自觉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近代儒学的转型则被西方工业文明阻止了，没有完成自身的蜕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近代以来新儒家努力传承儒家学统和道统，乃至政统，尝试改造儒学以适应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的需要，取得一定的进展。
因此，主张将儒学应用到现代企业创业和管理中，并不意味着保守与落伍，近代儒商的成功、新加坡的儒学治国、日本企业中的儒家文化等都证明这一点，如果儒家思想进行适应时代的改造，完全可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儒家思想成为泱泱中华帝国两千年的核心意识形态，自然有它的合理内核和普世价值。
我们应该从儒学原典出发，以历史的眼光来正确评价儒学的合理内涵、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否则，依然沿用“文革”思维，人云亦云地进行批判，这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更不利于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
当然，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就是其致命弱点，但我们不能因此抛弃中国的本土思想，不顾实际国情，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学说。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兼收并蓄，将中西方各学说融会贯通，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核心精神。
二、假设：儒学滋养创业精神 研究者认为“文化是区域创业精神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文化心理是影响创业胜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儒学普遍传承已经断裂，只剩下某些专业机构在进行学术研究，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极为有限。
如果重视儒学研究与传承，尤其是正确引导大学生理解儒学的合理内涵，那么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思想并不是最好的创业理论或管理思想，但它经过两千多年的淬砺，是最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人际关系、社会现状的理论。
如台湾著名“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就运用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创立现代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取得了成功。
创业精神在西方多指创立企业之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资本主义创业繁荣时期，但其含义一直在不断演化。
《对策》一文转引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创业精神定义，即“追求商机的精神”，这实际上只是创业的一种商业上的表现，而非全部。
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创业精神决不仅局限于经济型机构”。
《对策》中认为“创业是开拓一个新事业、新领域的过程”，对于创业者自己来说，所创之业可能是新事业、新领域，而对于社会来说则不一定。
儒家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诸多文化智慧，尤其是“知行合一”思想促使大学生积极地进行创业实践。
1.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精神动力 儒家思想具有进取精神，只是它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政治追求上，我们可以借鉴用在创业中。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应该博学多闻、择善而从。
“修齐治平”思想有助于大学生培养自己素质，从小事做起，循序渐进地为创业做好准备，并且树立远大创业理想，通过创业来成就人生使命。
“忧乐天下”使大学生创业与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具有更加高远的意境。
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思想，让大学生做好“动心忍性”的心理准备，有助于培养直面挫折、百折不挠的精神。
儒家善于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反求诸己”的内部归因，从而激发自身创业潜能。
儒学修养能够造就创业者的儒雅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语），也可以将创业者个体的创业精神扩大到整个创业团队，影响到每一个团队成员。
2.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智慧 儒家思想对创业者来说是极其丰富的智慧源泉，儒家的创业故事可以直接成为创业的经典案例。
“仁者爱人”思想使大学生创业中注重人的因素，管理企业注意“以人为本”，给员工以必要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使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能够看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
“知行合一”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克服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毛病，使他们明白创业要量力、量财而行，创业过程要循序渐进，把日常的点滴工作做好是创业成功的基础。
“中庸”思想可以避免大学生创业急功近利、过犹不及，甚至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做人做事要刚柔相济。
提醒创业者儒家的权变思想更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能够及时捕捉信息、审时度势、顺应时变、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经营战略。
儒学可以促使企业形成独特的、和谐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提高创业成功的机率。
3.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道德基础 创业精神包含着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又是创业成功、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当今中国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些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对企业职工欺压蒙骗，毫不顾及职工利益诉求，企业人心涣散；对客户则虚假承诺、掺杂使假、隐瞒事实；为获得项目投标或股票上市，进行虚假宣传，甚至不惜使用贿赂等手段。
这种企业虽然可能一时得意，但最终必然不能长久。
儒家倡导的道德原则对当前浮躁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啻为一剂良药。
因此，大学生创业应该重视儒家的职业道德教育，当然要去除忠君等糟粕。
儒学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不是不要“利”，而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见利思义”，提倡通过自己努力来获得正当的利益，反对谋取不义之财。
这样，所“创”之“业”才能长久，创业者才能避免沦为赚钱工具，而成长为强国富民的民族企业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对策：儒学进入创业教育 国际高等教育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鼓励自主创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创业成功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条件如创业环境、条件、机遇等，内部条件如自身能力、心理素养、创业精神等。
因此，大学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将儒学融入其中，不仅对大学生创业具有积极意义，对从事其他职业也是有益的。
1.加强青少年的儒家思想教育 目前，青少年只是在语文、历史等教材中零星接触到儒家思想，了解有限，不成体系，更不会构成其文化心理的主体。
虽然有一些中小学开设了“读经”课，但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初级读物，而且不是国家法定课程，读物本身未能经过现代解读，引起了一些争论和非议。
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在通识教育中尝试引入儒学内容。
实际上，无论是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国情角度，还是从青少年健康成长角度，都应该加强儒学教育。
这需要国家将其上升为国家课程，进行符合现代社会的改造和引导，使儒学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源泉。
2.引导学生认识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接受一定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学教育。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古老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如忠君、歧视妇女等，但也不必过于惧怕，试想即使背诵了“四书五经”难道还要建立君主专制吗
相反，可以引领学生正确理解、评价儒学的历史价值，合理分析儒学的文化内涵。
如屡受批判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讲清这是古老的社会观念，不能照搬，但其中有遵循规则、尊重家长、夫妻家庭分工等合理成分，而忠君可以引申为报效国家。
最好能够结合现实问题和学生自己的人生困惑讲解儒学的现实意义。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的“于丹讲论语”等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响应，虽然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这可以作为一种儒学大众化的尝试，不甚完美却是一种突破。
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可以开展更深入、更丰富的儒学教育，如组织讨论会、讲座、论坛等，并可以结合大学生创业进行专题讲座。
3.完成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和特色课程，帮助大学生实现由“被动地适应社会”到“主动地挑战社会”的转变。
2002年，创业教育在中国正式启动，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创业课程的学科地位、教学方式、专业程度等都有待提高。
如何形成中国本土化的创业教育课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因此，将儒家思想渗透进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中，对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颇有裨益。
当然，我们同时要进行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以适应新时代，可以借鉴台湾、海外等新儒家的学术成果。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积极意义要远大于消极影响，但儒家思想传承的断裂、大学生对儒学的陌生阻碍了创业精神的丰富与完善。
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不是太大了，而是严重不足。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经过现代解读，完全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文化营养，丰富创业精神，对大学生创业精神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儒家，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
九大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更是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仁 义 礼 智 信 中华民族发源于大河流域，沿岸的肥沃土地滋养着先民的幸福家园。
而频繁的洪水是打破完美的一大忧患。
由此而必须的长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使先民们习惯于服从统一的领导，颂扬着勇敢忘我的治水英雄。
而集众人之力抗拒自然之力并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亦是先民们很好的认识自身的契机。
较之于缥缈无迹的上帝，先民们更多的崇拜传授给自己生存本领的祖先和领导他们治水的英雄，也更多的关注得之不易的安宁生活。
这种理性的关怀映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便出现了关怀人本身和生活本身的思想言论。
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形成的先秦儒家思想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应变、发展中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他的特点便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在日常生活中、在小事中。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
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
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简述儒家思想，其核心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之九大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之九大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
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
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
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
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论语。
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
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
为仁由已，而由人乎
”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
（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
）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
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云礼云，玉帛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乎哉
”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
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
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
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
“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
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
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
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
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
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
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
为儒家的五常之一。
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
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
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
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
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
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
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
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
然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中的很多命题、范畴与孔子的思想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是因为儒家文化经过朝朝代代的变更，已与孔子原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出入，也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文化，对我们固有的思想形成一种冲击。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
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
在现时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
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
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
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
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
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以求得社会更快的向前发展。
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作为他思想核心的“仁”的思想也是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人的修养中的最高境界，是指导人们生活行动和衡量人们生活行为的最高准则。
对于这个标准，孔子定的很高，他认为尧、舜都很难做到，自己更是不敢当，所以多数“仁”的思想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提出，只要求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而孝道被提为“仁”之根本的地位，也足见孔子对孝的思想的重视。
况且，孝道也是在孔子思想中能够被实现、被达到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人类发展中一种不可推卸的一责任。
所以，即使是现在将孝道提出，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意义的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
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
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
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
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
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
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
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