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心得体会
学习合同法及物权发的心得与体会 合同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在我们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中，合同无所不在。
有交易的产生常常伴随着合同的成立。
所谓合同，又叫契约，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引起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合法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第二、合同的目的和宗旨是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合同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表示，是他们之间的协议。
这里的意思表示一致是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均要作出意思表示，且其意思表示是平等、自愿、真实和完全一致的。
如果某一方是因为被强迫或者在其它不志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则该合同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
合同是债发生的最重要、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所谓债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是债务人。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债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是待定的债的主体是指债的当事人，具有特定性和相对性债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债的内容则是主体所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由合同引起的债叫合同之债。
但无论是债的关系或合同关系，均须纳入法的调整范围之中。
合同法就是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旦纳入法的范围，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要仔细考虑这个合同到底该不该签，该怎么签，因为当合同生效之后，如果自己不小心有违约的行为，可能就会使自己负上法律的责任。
特别是自己作为第三方进行担保时，要清楚自己作为担保人所要承担的风险。
否则，当法院发给你一堆债务单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有了合同的签订，就有合同的履行。
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以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只有通过合同的履行，这种目的才能达到。
因此，合同的履行是实现当事人权利的重要途径。
合同的履行以有效合同为前提，无效合同谈不上履行的问题。
合同的履行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来进行，并遵守适当履行、协作履行、经济合理履行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适当履行又叫全面履行，是指当事人合同规定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
由适当的主体在适当的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以适当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问义务。
协作履行原则要求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协助对方当事人履行其义务，并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经济合理履行则要求当事人讲求经济效益，以较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一般来说，合同生效以后，当事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
但实际的复杂性，会使合同履行出现一定的困难，从而导致合同的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暂时不能履行这些情况除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方可以免责外，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合同法从现实的客观情况出发，对双方合同的履行规定了三个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方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一方在另一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可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的权利。
它要求当事人互负债务、且该债务没有规定改履行的先后顺序，有给付的可能，并已届清偿期。
该权利的行使以对方当事人未履行债务为前提。
先履行抗辩权则是强调互负有债务的当事人，后履行债务一方在先履行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有权拒绝对方要求自己履行债务的请求。
不安抗辩权是指负有先履行债务的一方当事人确有对方当事人下履行或可能不履行其债务的证据时，可暂时中止自己的债务履行，并通过对方当事人。
在对方当事人提供了担保，或履行债务以后，应履行自己的债务。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三个抗辩权行使不当，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作为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前或履行过程中。
这是由于合同成立后，因某些宏观情况的变化，导致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如一味地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
因此，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可使当事人避免更大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
合同一旦解除，当事人最初订立合问的目的显然不可能实现。
同时，不适当的解除合同，或许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损害。
作为员工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这对我们来说不无裨益，一毕业我们就会签订一系列的合同，就业合同就是大学生要签订的最典型的合同。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关于毕业大学生的在签订就业合同后，在就业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合同问题。
一些用人单位在和毕业生签订合同的时候，用一些口头合同，含糊合同，单方合同，生死合同等不平等合同剥夺了求职大学生应有的权利。
所以，了解一些合同法的理论和知识，知道合同法中违约责任作为一种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当事人是需要承担这种民事责任的，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的求职道路上，在碰到一些有关自己的合同的签订和纠纷时，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会用法律这把强有力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一、物权法立法进程的简单回顾 物权法已颁布，并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那么，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是否已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民法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前者专指系统编纂的民事立法，即民法典；后者则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民法典(在我国是民事单行法律)，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物权法属民事法律规范，这点应没有异议。
民法通则设“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规定了实际上属于物权的一些权利类型及其取得与保护。
但该法回避了“物权”的概念，另仿照前苏联的法律体系将抵押、留置设在债权一节中，作为担保方式而加以规定(同样是抵押与质押不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房地产抵押等作了规定。
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规定。
担保法对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作了系统的规定，另最高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对此作了完善，初步建立了担保物权体系。
另外，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渔业法、海商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文件中，也有许多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规定。
可以说，我国现行法上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在内的物权体系已初步形成，只是欠缺形式意义的物权法而已。
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立，该小组的成员有六位教授、一位退休法官、两位退休人大法工委干部。
1999年10月，由梁慧星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2000年底，由王利明教授负责的课题组也完成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拟定。
在两个物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并印发广泛征求意见。
后由于立法计划的变动，物权法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出台的方案被修改，该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经修订后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审议稿)，于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因“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为宜，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故十届全国人大恢复了以单行法的形式先行制定物权法的立法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七次审议后，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在物权法(草案)三审和四审之间，巩献田教授于2005年8月12日通过网络渠道发表了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一文。
“违宪说”最主要的四大理由是：第一、物权法(草案)对宪法和民法通则核心条款的废除是违宪的；第二、“平等保护”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冲突违宪；第三、物权法(草案)背离宪法和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违宪；第四、物权法(草案)未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违宪。
但巩献田教授并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进行学术性的论证，只是以“三问物权法的某些起草者”和“关于物权法四答友人”的方式通过网络渠道发表观点。
后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到“违宪说”的阵营。
现物权法已通过，是否违宪
相信各位可作出判断。
其实，关于公有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民法学者内部一直存在“一元论”与“三分法”的争论。
前者认为物权法不应该规定所有制，后者则坚持确认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不同的所有制。
如果各位看过两个学者建议稿及相关的论文就清楚“一元论”与“三分法”并非水火不容，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之间是可以做到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理由是：采用所有权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方案，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出于迁就现实，偏向于对公有财产特殊保护的需要，而是基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宪法及其他法律现有规定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基于对所有权一编整体结构设计方面的技术斟酌。
已颁布的物权法就是采用这种立法方案，在总则编第一章“基本原则”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又在所有权编第五章规定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
二、有关物权法的体系 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引入，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德国民法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法律的形式理性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后来被称为概念法学的原因在于：抽象归纳而形成概念；概念与概念相互联结形成规范；把规范与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协调平衡地、一层一层地按照不同的对接将其搭建起来构成一个体系。
当这个体系达到完整的程度时，就出现了一部法典。
为何在介绍物权法体系前谈概念法学的基本要点，主要在于我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时的一些体验和感觉。
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物权法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概念法学的方法。
当然，我们应清楚概念法学的弊端在于其所主张的逻辑崇拜和逻辑万能。
我们要超越概念法学，但超越的前提在于对它的掌握和理解。
下面谈xxxx问题。
1、物权法上的概念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继受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这点应该没有异议。
因德国民法在整个法律表达的过程中充满了抽象思维，而这种抽象思维，它和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现象是有一定距离的，故物权法上的概念比较难懂。
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
自物权是权利人对自己所有的物所享有的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
他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之物上所设定或成立的物权，他物权均派生于所有权，是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使所有权中部分支配权能与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
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均属于他物权。
而他物权，依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再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以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地上权(物权法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属之。
地役权，是指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为了满足自己土地的某种便利的需要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邻地利用权的定义与其相同，比较通俗，但未被采纳)。
用益物权的实现常以对标的物的实体加以支配为基础，故又有实体物权之称。
担保物权，系以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内容，以保障债权的实现为目的的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均属此类。
担保物权着重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并通过对标的物的变价而实现，故又称之为价值物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由日本学说与立法创设，它是指由区分所有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共用部分持分权及因共同关系所产生的成员权所构成的特别所有权。
物权法上也有比较通俗的概念，如相邻关系，它是指相邻各方在对各自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互间依法应给予方便或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下面说一下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等，它的权利种类、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可不可以自己来发明一种物权
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这个物权的内容改变
不可以。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和改变物权的内容，这就叫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情况。
我们通常讲的公示，系针对物权变动而言的，但物权存续也是需要公示的。
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不动产)与交付(动产)。
2、体系问题。
物权的类型体系，是指在法律上、学理上对物权的基本种类所作的区分以及由各类物权的次级类型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么，物权法所认可的物权是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编排而形成系统呢
是根据物权的标的物为自有还是他有，将物权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再将他物权按其对标的物所支配的内容不同，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这样的分类编排，使物权的逻辑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那么，物权法的结构、内容设计又是怎样的
有总则，有分则。
总则的内容主要是对物权制度所涉及的共同性问题所作的抽象概括和一般规定，但总则离不开分则的支撑，一般规定不能游离于具体规则而单独存在。
分则的内容主要是对各种物权形态及其细类所作的具体规定，其在内容与规则的设计、制度的安排上自然也不能脱离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的统领与制约。
物权的概念与性质的界定、“物”的范围的限定、物权法定主义、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效力等基本问题的规定，均对判定某种权利是否属于物权及属于何种物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3、体系化解说问题。
根据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意思的作用，将物权变动区分为“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两大类型。
先说“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
以不动产交易、抵押权设定为研判对象，涉及到的法条有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15条、第20条等。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物权法第6条前段有明文规定。
那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呢
买卖双方签订的不动产转让合同、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否无效
当然不是，因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这就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
在这样的情形下，买方或抵押权人可以追究卖方或抵押人的违约责任。
再说“非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类型，相对应的法条为物权法第28条至第31条。
以继承或受遗赠为研判对象。
其物权的取得“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那处分物权呢
如果标的物为不动产，则“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该办理登记手续如前所述，换句话说，在未办理登记手续前，虽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独自所有或共有)，但不能处分不动产。
如果标的物为动产且为其他继承人占有，能否依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又称返还请求权让与，是指在动产由第三人占有的情况下，卖方将其对该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方，以代替交付)的规定转让该动产
当然不能，因物还没有特定。
该动产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当然是在遗产(动产)共有人达成分割遗产合意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为特定物。
反过来，如果该动产由出卖人(遗产共有人之一)占有并交付，则适用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
无权处分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
物权法第97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
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
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
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
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
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
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2001年版，第22页。
)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
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2001年版，第22页。
)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
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
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
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
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
(注：黄茂荣： ，2001年版，第471页。
)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
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
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
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
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
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
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
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
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
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
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
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
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
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
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
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
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
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
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
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
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
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
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
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
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
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
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
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
(注：拉伦茨：，第356页。
)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
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
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
(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
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
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
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
(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
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
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
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
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
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
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
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
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
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
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
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
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
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
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
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
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
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
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
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
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
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
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
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
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
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
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
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
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
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
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
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
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
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
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
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
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
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
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学习合同法心得3000字论文
合同法是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 「编者按」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至此，历经六年修改的统一的《合同法》终于诞生了。
《合同法》的颁布，无论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落实《合同法》，本刊邀请了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就《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重大突破及得失等问题撰文，以飨读者。
今年3月15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合同法》颁布以来，可以看出人们对《合同法》是充分肯定的，对其不足之处的评价则有分歧。
正确理解与评价《合同法》，既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又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因为一项立法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其科学性，还要看其可行性。
（一）从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到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 合同本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签订合同，合同主要是落实产品供应、工程建设及货物运送等的时间、地点，标的物与价款的交付方式等具体细节，而标的物的数量、工程项目、价格等主要内容，是计划或行政法规规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协商决定的。
合同的变更必须依据计划的变更。
一方不履行合同造成他方损失，由主管机关通过行政手段协调解决，不讲违约责任。
在旧的经济体制下，计划就是法律，合同实际上是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
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实行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情况下制定的。
当时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合同法》第1 条规定制定本法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
该法还专章规定了经济合同的管理。
“经济合同”这个概念是采用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概念。
该法的规定说明，合同仍被视为执行国家计划的形式。
与过去不同的是由不讲违约责任的经济形式，转为强调违约责任的法律形式。
这是重要的转变。
1993年9月2日公布的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主要是删去了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计划的规定，明确了《经济合同法》属于民法的范围。
修改是小修，但它反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学观念上的重大变革与进步。
《合同法》在我国立法上的进步，突出体现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由将合同视为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转变为把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
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决策以来，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在自愿的基础上交易。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计划形式相互联系，相互约束，而是用合同形式相互联系，相互约束。
合同是一种法律形式，而不是经济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而后才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423页。
）有效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市场交易需要有交易规则，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相互约束的具体规则，合同法则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在指导思想上把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法律形式，而不再视合同为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形式，主要体现在《合同法》贯彻了自愿原则，而不是计划原则。
《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自愿原则（通说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本质的体现。
合同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自愿基础上发生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即双方达成协议，合同方为成立。
无自愿则合同不能有效成立，因此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对当事人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合同内容的确定，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合同方式的选择，违约责任形式的选择，都给予充分的自由。
《合同法》的许多条款具有任意性，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在起草《合同法》过程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合同法应当对行政合同和国家订货合同作具体的规定，立法机关没有采纳。
因为《合同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应贯彻自愿原则，不应与行政关系相混淆。
《合同法》对合同自由作了适当的限制。
例如：当事人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但应当依法订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无效（第4条、第52条）。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其免责条款无效（第53条）等。
对合同自由的适当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现代合同关系的共同规则。
（二）从宜粗不宜细到原则与具体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立法指导思想上有一种观点是：宜粗不宜细。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经验不足，条件不成熟。
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仅47条，加上《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三个合同法只有145条。
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不制定了一系列合同条例、 实施细则。
新颁布的《合同法》共428条， 是原有三个合同法条文总数的三倍，可操作性强。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原则与具体相结合。
总则有八章，129条。
第一章为一般规定，明确规定了合同关系的基本原则。
分则有15章，298条。
分则规定的合同有15种，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实际上有18种有名合同。
关系知识产权、保险、保证等方面的合同，有关法律中已有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未再作规定；上述有关法律未作规定的，可适用《合同法》的总则的规定。
由此可见，《合同法》既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又是民事合同关系的基本法。
《合同法》既有总则与分则之分，又有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别。
总则的规定基本涵盖了传统民法典债编通则的内容，体系严谨，颇有特色。
值得重视的是《合同法》第124 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从学理上看，这是关于无名合同适用法律的规定。
合同根据法律上有无明文规定，区分为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两类。
关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学者早有论述；但是外国民法典或合同法，对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均无反映。
我国《合同法》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具有开创性。
民事合同关系涉及面广泛，内容纷繁，随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合同逐渐增多，法律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合同关系规定无遗，合同分则只能规定典型性的合同的基本法律问题。
同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对合同的名称及相互的权利义务可以协商决定，即使与法律规定不一致，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就应认定有效。
当事人订立的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合同，即无名合同。
对于有效的无名合同的纠纷的处理，应当依据合同的规定。
合同规定不明确的，则应当类推适用有名合同的规定，即《合同法》第124条所规定的“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无名合同的内容多种多样，有的与某种有名合同最类似，则应类推适用该合同的规定。
有的一部分与某种有名合同最相类似，另一部分与另一种有名合同最相类似，则应分别类推适用相关合同的规定。
还有的完全找不到类似规定，则应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或直接适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总则与分则相结合，又有关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的规定，既克服了原有三个合同法条文过于简略的缺陷，又没有把合同种类规定得过多。
《合同法》不仅能适应现实需要，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能与合同关系的新发展相适应。
至于有名合同规定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为好，《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种类是否十分恰当，不无商榷余地，但这是细节问题，可在今后实践中总结与改进。
（三）从总结自己经验到与世界接轨 建国之初，我国的立法基本上是借鉴前苏联的立法，60年代开始强调总结自己的经验。
任何国家的立法，都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
同时，借鉴外国的立法也很重要。
哪些法律应以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主，哪些法律应以借鉴外国立法为主，应视不同情况而定。
民事立法领域里，在婚姻家庭关系与继承关系方面，由于民族传统习惯的原因，自应以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主。
在合同关系方面，由于我国自古商品经济不发达，立法滞后，则应借鉴商品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为主，并应注意世界立法的趋势。
在这方面我们走过弯路，例如19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不用“法人”的概念，而用“单位”；不用“合同”的概念，而用“关系”等等。
《合同法》既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又注重借鉴外国立法，特别是考虑国际上合同法融合统一的趋势，尽可能与国际法接轨。
1.运用债权的原理丰富了合同法的内容。
合同是债的主要发生根据，在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的情况下，为适应现实需要，《合同法》的总则吸收了传统民法典债编的很多内容。
例如，针对我国企业之间久拖不决的“三角债”问题，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中增设了债权人的代位权（第73第）和撤销权（第74条）。
在第五章合同的变更与转让中，对债权转让与债务转移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中，借鉴了债的消灭的规定，较为周全。
2.运用民事法律行为原理，增强了合同效力的规定。
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一章，对附条件的合同（第45条）、附期限的合同（第46条）、合同效力的补正（第47～48条）、表见代理（第49条）等，都作了规定，比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前进了一步。
3.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完善了合同法。
《合同法》制定中，除主要借鉴民法法系国家的立法外，注意吸收普通法系的某些规定，重视国际合同法统一化。
《合同法》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第42～43条）、附随义务（第60条第2款）、后合同义务（第92条）、 同时履行抗辩（第66条）、不安抗辩（第 68～69条）、合同的解释（第125条）以及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后果（第50条）等规定，完善了《合同法》的内容。
关于要约与承诺、缔约过失、不安抗辩等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体现了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合同法的融合。
合同的订立一章关于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到达期限的规定（第16条、第24条、第26条），关于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权利归属的规定（第137条）、技术合同的规定（第18章），颇具时代气息。
总之，《合同法》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部佳作。
不足之处，有实际工作操作上的原因而存在，也有因学理上的分歧而产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总结。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
草案第三编“合同”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合同制度。
第三编共3个分编、29章、526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通则。
第一分编为通则，规定了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转让、终止、违约责任等一般性规则，并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完善了合同总则制度：一是通过规定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规则、多数人之债的履行规则等完善债法的一般性规则（草案第四百六十八条、第五百一十七条至第五百二十一条）。
二是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增加了预约合同的具体规定，完善了格式条款制度等合同订立制度（草案第四百九十一条、第四百九十五条至第四百九十八条）。
三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草案第四百九十四条第一款）。
四是针对实践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不办理报批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问题，草案明确了当事人违反报批义务的法律后果，健全合同效力制度（草案第五百零二条第二款）。
五是完善合同履行制度，落实绿色原则，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草案第五百零九条第三款）。
同时，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草案第五百三十三条）。
六是完善代位权、撤销权等合同保全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细化了债权转让、债务移转制度，增加了债务清偿抵充规则、完善了合同解除等合同终止制度（草案第三编第五章、第五百四十五条至第五百五十六条、第五百六十条、第五百六十三条至第五百六十六条）。
七是通过吸收现行担保法有关定金规则的规定，完善违约责任制度（草案第五百八十六条至第五百八十八条）。
2.关于典型合同。
典型合同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应用普遍。
为适应现实需要，在现行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15种典型合同的基础上，第二分编增加了4种新的典型合同：一是吸收了担保法中关于保证的内容，增加了保证合同（草案第三编第十三章）。
二是适应我国保理行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增加了保理合同（草案第三编第十六章）。
三是针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增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草案第三编第二十四章）。
四是增加规定合伙合同，将民法通则中有关个人合伙的规定纳入其中（草案第三编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还在总结现行合同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其他典型合同：一是通过完善检验期限的规定和所有权保留规则等完善买卖合同（草案第六百二十二条、第六百二十三条、第六百四十一条至第六百四十三条）。
二是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草案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
三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立租购同权住房制度的要求，保护承租人利益，增加规定房屋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草案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
四是针对近年来客运合同领域出现的旅客霸座、不配合承运人采取安全运输措施等严重干扰运输秩序和危害运输安全的问题，维护正常的运输秩序，草案细化了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草案第八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八百一十九条、第八百二十条）。
五是根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赠与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等典型合同（草案第三编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二十章）。
3.关于准合同。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既与合同规则同属债法性质的内容，又与合同规则有所区别，第三分编“准合同”分别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一般性规则作了规定。
（草案第三编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
目前民法典编纂工作情况如何
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编纂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为参加单位。
为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五家参加单位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并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编纂民法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思路进行：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2016年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次审议，2017年3月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制定民法总则，完成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法总则通过后，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续努力、抓紧开展作为民法典编纂第二步的各分编编纂工作。
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民法典编纂工作各参加单位全力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系统梳理、研究历年来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开展立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以现行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事法律提出的新需求，形成了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6个分编在内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2018年8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其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
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民法典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草案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部署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工作，征求代表意见。
同时，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草案印发地方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在北京召开多个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
各方面普遍认为，编纂民法典，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栗战书委员长多次就贯彻落实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
我们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民法典编纂工作，对与疫情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对草案作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
2020年4月20日、21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代表研读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民法典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认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草案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为进一步做好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更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4月29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改后的民法典草案再次发送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请各地方以适当方织有关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听取意见。
内容来源自：中国政府网
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区别
《民法通则》是我国民法立法过程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妥协之作。
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不适合进行大的民法典的立法，于是先出来一则性质的民事立法，以为救急。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按照传统的民法体系，都是民法典的组成部分。
《民法通则》类似于民法典的总则和各编的总则，是原则性很强的规定，《合同法》相当于民法典债编的合同部分，是很具体的规定，从这个上讲，合同法是合同领域的主要调整法律，现行法条件下，相对于《民法通则》属于特别法，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只要是合同领域的案件都优先适用合同法，合同法没有规定的，才上溯至民法通则。
至于两法的效力位阶，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效力上没有区别。
民法典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一）关于对民法自身的认识 如前所述，清末继受外国民法和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动因是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新中国成立后因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的原因而继受苏联民法，直到1978年后民法经济法论争中将民法理解为“商品经济法”[70]，及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统一合同法和物权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法学一直为某种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长期遮蔽了中国民法学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
例如，什么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标或者民法的本位
民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
为什么中国民法学已经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公法观念支配之下
为什么很少涉及私法、私权、私法观念、私权观念，而一旦涉及这些个概念时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中国继受外国民法学，时值西方社会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潮高涨之时，所谓“社会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会化”被视为民法学发展之必然趋势。
中国民法学自诞生之始即深受影响，甚至一些民法学者将所谓“社会本位”误解为历史上“义务本位”之回归。
此种所谓民法发展趋势和发展潮流，恰好与中国在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学的“异化”，因片面强调社会公益、否定私权、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
最终“社会公益”也异化了。
“公益”、“公益”，多少违法、恶行假汝之名以行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关系，恐怕是中国民法学必须面对的最大课题。
（二）关于民法的“本土化” 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是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因此决定了中国民法学始终面对 “本土化”的命题。
如果说，“法律移植（继受）是法律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 ，则同样可以说，如何实现继受而来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国民法学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数代民法学者最终的目标。
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继受的外国法与本国国情不合甚至冲突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因而在学界内外引发争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自清末继受外国民法之始即发生过类似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立法也始终伴随着这样的争论。
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及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
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
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
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风美俗”
改革开放前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做法是否“淳风美俗”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轻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传统，加之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遗产”、“习惯”和“本土资源”
这些问题都必须首先澄清。
谢怀栻先生指出，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
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不仅继受外国法的制度、条文，还要继受制度和条文背后的民法理论。
这就是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所谓“立法继受”与“学说继受”。
鉴于德国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论两方面）在成文法国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主要是继受德国民法，德国民法的影响在近期会更加扩大，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研究、探讨德国民法典，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为中国民法学者的重要任务。
当然不限于德国民法。
我们一定要密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实际，广泛参考借鉴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民法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坚持参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最终使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三）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 中国民法学的第一项使命，当然是制定中国民法典。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二是为本朝修律。
这两件事的意义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并亲自过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
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九位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和物权法的起草。
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决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权法；第三步，编纂中国民法典。
2002年1月，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托学者起草[76]，当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并于同年12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次。
因此，鼓动了中国民法学界的激情和关于民法典编纂思路的论争。
2004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变更立法计划，搁置民法典草案的审议修改工作，恢复物权法草案的修改、审议。
现今物权法已经颁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员会透露的信息，还将依次制定侵权行为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总则，待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再编纂民法典。
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
中华民族这位老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虽然有点步履蹒跚，却在向前奋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正是如今。
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伟大成就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已经具备编纂民法典的政治经济条件，应当是没有异议的。
问题在于，中国民法学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而做的理论准备是否充分
为什么一定要编纂民法典
不仅因为，相对于刑法典、诉讼法典甚至宪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表明中华民族已经攀上历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 中国民法学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继受史。
无论历史上继受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1949年后继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民法，或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继受”即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外国经验。
质言之，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始终是扮演“学生”的角色。
当然，将来即使制定了一部进步、科学、完善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也还要继续研究外国民法、继续汲取外国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亦即还要继续扮演“学生”的角色。
问题在于，何时中国民法学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与一切国家的民法学比肩而立
何时才有不以参考借鉴外国经验为目的的对外国民法的学术研究
何时才有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
这样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将经常出席国际的和外国的学术会议，与外国民法学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讨外国民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报告其研究外国民法的学术成果。
这样的民法学者，将不同于现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国民法学者。
中国民法学，只有造就出这样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民法的学者，才能终结中国民法学单纯扮演“学生”角色的历史，届时中国民法学既当“学生”也当“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为中国民法学争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现今中国民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外国法的学者，虽不是专门研究外国法，虽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习外国经验，产生了一批研究外国法的学术著作。
但其研究的对象，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现在看来，中国民法学不应继续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已经旧貌换新颜，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要求中国民法学放眼世界，不仅密切关注和研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法，而且密切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法。
凡有中国商品、中国旅游者、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到达的国家，就有必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该国民法。
遗憾的是，中国民法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且不说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亚国家民法，就是对周边邻国包括对俄罗斯的民法，也缺乏关注和研究。
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要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跟上国家、民族复兴的步伐，勇于承担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敞开胸怀，放开眼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实施“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结语 中国民法学，这条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已经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虽然历经曲折、艰险、转向、停滞，终究没有改变前进的方向。
因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机遇，中国民法学以其长足的进步、优异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已成为一门“显学”。
一位研究中国民法学史的学者说过，当“民法学这条大河沸腾起来的同时，也是从容思考的空间突然失去的时候”。
愿中国民法学能够从容面对各种诱惑，排除各种干扰，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
民法典是什么东西
民法典是新中国部以法典命名的，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先河，具有里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将编纂民法典列入党中央重要工作议程，并对编纂民法典工作任务作出总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高度重视这一立法工作，将编纂民法典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重点项目，积极持续推进。
为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先后多次向党中央请示和报告，就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总体考虑、工作步骤、体例结构等重大问题进行汇报。
2016年6月、2018年8月、2019年12月，总书记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民法典编纂工作所作的请示汇报，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
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有关中央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切实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必须遵循和体现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贯彻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民法典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民法典成为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好法典。
三是坚持立足国情和实际，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事立法和实践经验，以法典化方式巩固、确认和发展民事法治建设成果，以实践需求指引立法方向，提高民事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有效性、适应性，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
五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完整性，既保持民事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又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开放性，同时处理好、衔接好法典化民事法律制度下各类规范之间的关系。
内容来源自：中国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