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我怎样与《史记》结缘
【作者简介】韩兆琦，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
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至2005年任教于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执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史记》选讲”等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和好评。
本文摘自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图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敬请关注）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
1959 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
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
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
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
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
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
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
”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
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
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
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
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
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和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
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
这对我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都有许多好处。
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
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
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汉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做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你们要记着这件事。
”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水平太低，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
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
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地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熟练、比较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
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的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
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
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
1963 年夏天我为了《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
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做学问的事情。
他说：“做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
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 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相同。
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熟悉的东西。
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就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认识、我的体会，通通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
同学们都很高兴，甚至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也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
1964 年2 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
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
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
《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
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
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
总之我是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
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
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
可惜这是我“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
1978 年夏，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试点招收研究生，我有幸跟着郭预衡先生、聂石樵先生三个人集体招收了九位古典文学研究生。
这些学生于1978 年9 月正式入学。
按照教学计划，这些学生第一年是统一学习基本的古代文化课程，除了我们三个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外，还请了系里的许多著名老师如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邓魁英等来给学生上课。
在这期间我给学生讲了《史记》专题，内容包括“司马迁的受宫刑与忍辱著书”、“《史记》的基本内容与其思想倾向”、“《史记》的悲剧特征与《史记》的艺术性”、“历代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与几种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对此我主要介绍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四种。
与此讲课同时，我请中文系资料室的同志帮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史记》的图书展览。
有些书是中文系资料室有的，有些书是从图书馆临时调拨来的，共有六七十种。
这些书不仅同学们大都没有见过，而且有一些是连我自己过去也没有见过的。
1981年春，我在给本科七七级、七八级已经讲过古典文学基础课的情况下，开设了一门“《史记》专题”课，听课的对象以高年级的本科学生为主体，同时也有系里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一百多人。
我开这门课的目的主要有三：其一是想引导学生让每个人能至少阅读《史记》中的30 篇作品，争取能让一部分人超过50 篇；并对《史记》能有个基本准确的理解。
其二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能写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作业，能为日后写毕业论文打点基础。
因此我用前三分之二的课时辅导学生读原著，每篇只讲解其关键段落，并指出读该篇应该注意思考的问题；后三分之一的课时用以归纳、总结性地讲述司马迁与《史记》的种种问题。
其三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每个人手头都有书可看，并使大家能趁机接触到一些好的注本。
我与图书馆联系好，请他们把馆内所藏的日本原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都调出来，给中文系高年级的每个宿舍都发一套，由班长集中办理，每个宿舍都找一位同学负责保管，一共借出了十本一套的共二十多套。
也幸亏是在当时那种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每个人都想为报效国家社会而自觉出力、各尽所能的年代吧，结果都一路绿灯，毫无障碍地通通实现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主管人员感谢不已；也为当时学习这门课的同学们的那种积极、热情而内心激动。
从此“《史记》专题”列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每隔一年开一次。
第一次讲课，还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到第二次再讲这门课时，我自己编写的《史记选注集说》就已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再过两年，我的《史记评议赏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者是作品选，后者是讲课的教材，两者相辅相成，给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接着这门课又被列入了函授大学、夜大学、助教研究班、骨干教师进修班，以及自学考试的教学计划。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大学的设点远播到了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文系古典组的许多中青年老师、访问学者、博士生都曾为此出差千里乃至数千里到许多地区辅导过这门课。
应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开设“《史记》专题”课最早的，也是为普及、宣传《史记》这部经典出力最多的高等院校。
我是1998年办理退休，2001年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基础课的同时，给全校开过“《史记》专题”课；又受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特聘教授时，除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外，又为本科生开了一门“《史记》研读”课。
我的讲授方法是将《史记》的作品分成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体现着司马迁写史思想的一个方面，以作品为例证，穿插着介绍这些作品的重点段落，以求既保证每次教学思想的明确清晰，又能让同学们熟悉作品，能抓住每篇作品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艺术特征。
除课堂教学外，我仍坚持课外辅导，隔三周辅导一次。
期末考评时，我们的《史记》课获得的分数最高。
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史记〉解读》与《史记品鉴》两本教材；而我培养的那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该文章的一部分已经发表在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第5期。
我自己的《史记》研究也就是这么伴着“《史记》专题”课的教学开展起来的，我的第一篇关于《史记》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崇实精神》，发表于1978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我的第一本《史记》教材是《史记选注集说》，1982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82年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史记》的教材与专著共计二十多种，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五种，在韩国用韩文翻译的一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
一提《史记笺证》我就不由地要想起白寿彝先生与蒋天枢先生。
1991年春，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燕起、北京祥云培训公司的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二次国际《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讨论会”的时候，白寿彝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 分钟的发言。
会后大约20天，他让古籍所的龚兆吉先生把我请到他的家里。
白先生和我谈起研究、整理《史记》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来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
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
经费上有困难，古籍所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我听了很受感动，并立即又想起了蒋先生在30 年前说过的他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尽管觉得自己学力不足，人微言轻，但从思想上还是接受了这一重要嘱托。
我从1992年、1993年开始做资料方面的准备。
从1994年开始就把主要精力转到整理《史记》方面来了。
开始想搞300万字，后来越滚越大，达到了550多万字。
《史记笺证》于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觉得此书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它对当时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一些重要的标点失当，为之校改了三百多处；其二，它吸收考古资料、利用出土文物以验证《史记》文本叙述的史实，从而大大提高了史实的清晰度，也纠正了文本叙事的某些偏差；其三，它访求、采录可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互印证的地面遗留，它收集、引用新的研究成果，对《史记》旧注与一些欠妥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辨正。
此外还对古帝王的纪年以及其月日干支都加注了公元某某年以及某月某日；对古代的度量衡都加注了约当现今的近似值；以及附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某些区域、某些城市的地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图片一百多张。
《史记笺证》获2006 年“全国高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除《史记笺证》外，其他较重要的还有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岳麓书社出版的《史记评注》等。
最后谈谈我参加过的与《史记》有关的社会活动：1986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老一辈的《史记》研究学者程金造先生约我见面，我高兴地到他家拜访。
两人畅谈了一回有关《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后，程先生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讨论会。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先生。
于是我们商量了召开会议的细节，并拟定了一个邀请来宾的名单。
经过一些准备，此会于1987 年5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待所召开了，会期两天，完全是民间性质。
来宾们的路费与住宿费由个人自理，两天的伙食费由我尽地主之谊。
应邀到会的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兰州大学的张大可，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郑州大学的郭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少雍、陆永品、施丁、赖长扬，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光勇、徐兴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可永雪，陕西省韩城民盟的张天恩，《光明日报》的肖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有聂石樵、邓魁英、辛志贤、杨燕起、李元太、吴万刚等。
因事因病未能出席，而寄来论文或写来回信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吴忠匡，中华书局的吴树平，北京大学的张衍田，浙江师范学院的陈兰村、俞樟华。
白寿彝先生因住院未能出席，启功先生在会下到招待所看望了与会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校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了话。
研究生、进修教师二十多人列席了会议。
遗憾的是程金造先生这时已经去世，没能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会上成立了“《史记》研讨会全国联络组”，作为今后组织国内学术活动与对外进行联络的临时组织。
会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
接着1988年，经赵光勇、张天恩两位先生的努力活动，这年10月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韩城市政府联合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次《史记》国际讨论会，到会八十多人，有日本、美国的专家参加。
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都是第一次参观司马迁祠墓与司马迁故里。
第三次《史记》讨论会，原定计划是1989年夏天在徐州召开，由徐州师范学院的吴汝煜教授操办，结果由于那年发生学潮，吴汝煜教授又不久逝世，于是徐州会议遂未开成。
1991年5月，我又与杨燕起、李卫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史记》研究与《史记》教学讨论会”。
其后还有由吉林师范学院的宋嗣廉教授操办的第四次讨论会；由安徽师范大学的袁传璋教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五次《史记》讨论会；由河南大学的白本松、王立群教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六次《史记》讨论会。
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对宣传普及《史记》知识、对联络国内与国际的《史记》专家、对推动全国各地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活动的开展、对推动各地《史记》研究组织的成立，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为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年是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50周年，刚好80岁，廉颇老矣。
但我每当从《史记》研究会的年会上听到中国海峡两岸的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史记》研究学者们讲述他们的研究心得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特别是今年恰好又欣逢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导换届，与经过重新修订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再版发行，我想，在这两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我们的《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加欣欣向荣的动人的局面。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120师抗日誓师纪念碑作文怎么写写300
八路军120师等三支主力部队抗日誓师出征，是我们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迈出的重要一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在此危难关头，我们党秉持民族大义，以抗日事业为先，推动国共合作抗战，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
9月2日，由贺龙同志任师长、萧克同志任副师长、周士第同志任参谋长的120师在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隆重的誓师出征抗日动员大会，庄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9月3日，120师8000多名将士分别从庄里镇和觅子镇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侯马的抗日前线，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
写一片关于游记的中学600字作文写什么地方
第一次董事会的议程主要有：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成立各专门委员会，聘任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审议内部相关制度。
具体还需要根据公司实际需要来确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注册上跟国内的有较大差异，但其运行需遵循《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故董事会的议程与国内的差别也没什么差别。
中国有哪些革命英雄人物，还有其主要事迹。
急求
武钢剧院拆掉后，原址建中国武钢博物馆 武钢剧院地处青山冶金大道于工业四路的十字路口，对面是武钢总医院和青山青少年宫。
“九一三”是为了纪念毛主席1958 年9 月13日视察武钢 这个武钢剧院原来叫九.一三剧院 兴建于1979年，兴建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建成后的武钢剧院，即成为武钢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场所 80年代至90年代，武钢的一些重要的职代会、党代会等公司级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这里还承办了一些重大的演出，一些演艺界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三大亮点 馆内处处“武钢造” 一条三米宽、百米长的“钢铁大道”，从门前广场一直延伸到博物馆内，所用材质全部是武钢优势产品——热轧薄钢板。
博物馆内的所有钢铁材料，几乎全部“武钢造”，包括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地面上的螺纹钢板、各种钢铁门窗等。
综合展厅内有不少栩栩如生的场景雕塑，如一楼介绍青铜时期冶炼的展区内，20多个30厘米高的陶俑向人们展示了冶炼青铜器的全过程。
这些艺术作品，有很多来自武钢艺术家之手。
武钢人捐出辉煌50年 一幅老照片、一件旧工装、一顶安全帽、一个医药箱……数千件印证武钢历史的物件，是武钢50年光辉岁月的缩影。
这些珍贵的藏品，全部是武钢人自愿捐献的。
一位老工人捐献的蓝灰色工装上，还有斑驳的油污和补丁。
工作人员请教了很多老工人才知道，这是炼铁厂在上世纪70年代时期的一种工装，能保留到现在的已经没有几件了。
一张1958年9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头条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建设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投产》，报纸已经发黄，需双手捧起来才不会弄破。
2小时玩转红钢城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需要多少时间
就算粗略浏览，也至少需要2小时，但2小时内能了解整个武钢的大致情况，还能了解中国钢铁冶炼历史和钢铁工业发展历史。
在博物馆内，你能按照历史顺序梳理武钢发展的全部历程，哪一年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具备通用钢板生产能力；哪一年兼并襄樊钢铁集团公司；哪一年武钢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些情况都能一目了然，还有很多武钢产品实物和设备模型展出，能让你大致了解武钢的生产情况。
两大揭秘 镇馆之宝是武钢第一炉铁 早在去年武钢博物馆筹建时起，什么是“镇馆之宝”就一直受到各方关注，是代表武钢诞生的第一炉铁水，还是见证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定汉神铁”
昨日，这个谜底终于揭开。
1958年9月13日，武钢诞生的第一天，第一包铁水就要出炉之时，主席走上炉台。
在毛主席的注视下，流出高炉的第一炉铁水，被铸造成第一批铁锭，“镇馆之宝”就是其中一枚。
《集结号》技师打造仿真展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高科技仿真区，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高科技仿真展示厅，这里的一切都让你真假难辨。
一进展厅，就仿佛置身一个幽暗的矿洞中，这是按大冶铁矿矿区1∶1的比例仿制而成的。
一车车铁矿石，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从深邃的矿洞中运出来，几台仿真挖掘机械正紧张工作，站在旁边，甚至可以感受到挖掘时的抖动。
转过矿区，就来到炼铁和炼钢车间，轰鸣的机器、火红的铁水、飞溅的火花，让人感觉置身火热的车间内，走过“铁水包”旁边会不由自主地闪躲，担心会被“钢花”烫到。
不过不用担心，这里的一切都是用声光电系统模拟出来的。
随后参观的将是武钢的“二热轧车间”和“硅钢生产车间”，所有模型均能全程模仿生产过程。
据介绍，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负责展览陈列的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几十名工程师，到现场观察上百次，集合了模型制作、光电效果、布景绘制等多种电影技术，电影《集结号》的2名绘景师也参与了制作。
武钢散记 作者：石路 更新时间：2008-9-6 今年是武钢投产50周年，人生没有两个50年，再不发个言，就要后悔一生。
我是1962年参加武钢工作，1996年退休，34年的武钢生活，历历在目，就从我的名字，路的变化说起吧。
路 变 武钢建厂初期，只有从工人村通往厂区工地的一条乡间泥巴小路，1958年修了和平大道两车道的窄马路。
那时上班主要是从八大家到厂前坐火车，没有座位，全部是“站票”，天热时，棚车里闷热难挡，便爬上车顶像玩杂技的，还要准备一些小石块，以对付沿路顽童的泥巴袭击。
有时厂里加班搞晚了，没赶上火车，就只有坐“11号(双脚)”汽车回家了。
后来取消了火车上班，就骑自行车上班。
因为只有一条冶金大道，上下班高峰时，人车挤道，几万人熙熙攘攘，常出交通事故。
早期只有长江一桥，遇上大风大雾大雪，轮渡停航，武钢跑月票的职工都往大桥上挤，不是迟到就是干脆不来。
后来修了长江二桥和白沙洲大桥，跑月票的职工方便多了。
厂区运输也在巨变。
上个世界末，武钢的铁路大大改观了。
一是线路延长了，满足了双千万吨钢铁产能生产的需要。
二是淘汰了蒸汽机车，车速加快了。
三是道岔平整，事故大大减少。
开辟了水路。
原来武钢的矿石进口和钢材外发，单靠铁路运输，上个世纪末，武钢又兴建了工业港，不和南京港等联运，满足了武钢产能提高的需要。
等我1996年退休时，武钢职工上下班的条件大大改观了：一是车多，主体厂都有数辆职工专车，而且还是冬暖夏凉的高级旅游车，出了家门就到了厂门。
二是骑自行车的锐减，骑摩托和电动车的多了。
三是对冶金大道动大手术，加宽、垫高、绿化、修美了，尤其是把某企业旁边的那个陡坡降低了，消除了一个大交通事故隐患。
四是新辟了宽阔平坦的三干道(友谊大道)，缩短了生活区到厂前和武昌的距离。
五是近几年装备技术不断进步，用人不断减少，上班的人少了，人车挤道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六是新建了阳逻大桥和开通了北湖外环公路，为加快武钢阳逻江北加工基地创造了条件。
七是从2006年起，武钢取消了电车，又新辟了环行通勤车，方便了职工。
八是武钢厂区实行门禁管理，并开通了公务车和厂区服务车，方便了进出武钢办事的外地人。
关 饷 1978年以前，13号发工资这天，在武钢各厂矿可热闹啦。
财务科四周，都站满了人群，白班、中班、夜班都有。
有的扒在窗户上，看见会计用手指往嘴里沾口水，再去数钱，他的口里仿佛也在流口水。
那时职工工资偏低(比现在低保户还要低蛮多)，1958年参加武钢工作的才二级(俗称“鸭子工”，三十九块五毛六，老婆孩子喝稀粥)，每月13日把工资一发，14日把粮食煤球(都定量)一买，房费一交，就剩几个菜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应付突发事情，有的挤出三两块钱存入互助会里，根本无钱存什么银行。
就是工资稍高一点的，在13日这天也非开支不可，心里总是担心“错了这个村，怕没那个店”，工资拿到手才算数。
有的出差在外还专门写信回来，13日开支，家中谁去拿，找谁领，别忘了带私章，几多元几多角几多分，一一叮嘱详细。
就连住院的病号，13日这天也拄着拐棍来厂，带病坚持“工作”。
如果遇到年节，需要借支半个月，到底在哪一天借支，公司头头还要开会讨论。
借早了，后半个月的日子难过，不借支，逢年过节也难过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钢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据笔者观察，13日这天，有这么几个变化：13日前一两天，没有人问“明天发不发工资
”下夜班的工人，一般不在当天上午等着开支，“身体(睡觉)比钱值钱”。
出差的，在后方及市区办事的，住院的一般不在当天赶到厂里领钱，晚几天都行。
领了工资存互助会存银行的不少。
到了上个世界末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武钢产能大幅提高，效益翻番，职工收入也翻了一番，又(拐)弯了再弯，每月工资打到职工银行的卡上，不用排队领，就是几个月几年不领钱也不缺钱花，没有互助会，只有互联网，真是哑巴谈恋爱，没有话说口罗
会 餐 武钢从1958年投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二三十年间，每逢重大节日，职工食堂都要会餐，也叫打牙祭。
由于物质匮乏，粮油鱼肉蛋糖，乃至豆制品，都实行计划供应，职工平时吃得很苦，由于粮食定量，职工进餐后往往把碗一放，嘴巴一抹，肚子就提意见(又饿了)。
平时见不到鱼肉，连萝卜白菜里的油星也很少见到，只有到节日会餐时，才可以和三五小块鱼肉亲亲嘴。
会餐的头一两天，要发会餐票。
按说应该是人手一份，但有的单位食堂屁得有瘾，规定平时很少吃食堂，而是自己带米蒸饭带菜的不发，因为他平时对食堂没作什么贡献，弄得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找领导说情，会餐变成了汇眼泪，有的把会餐票弄丢了，一般是不补的，就是补给你了，也要派人监督你，怕你“多吃多占”。
确切地说，职工会餐其实是全家会餐。
会餐那天，上班的职工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中午买点菜混一混，只是象征性的尝尝咸淡，看看鱼丸或肉丸的颜色，然后用大饭盒一盖，拿回家全家资源共享，晚上再加点素菜炒一炒，或添点水多点汤，全家老少团团圆圆美一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票证取消了，物资供应充足了，鱼肉随便买，武钢逢年过节不再在食堂里会餐了，改发节日物资。
哎呀，那镜头比会餐还要热闹。
节日的头几个月，公司派人派车到全国各地采购，摇船划桨运回武汉后，又在好几个大冷藏库里一冰，节日前两天，各厂再派车到冷库去拖，拖回来行政科的人员全体出动，将大包分成小包再分给职工。
职工拎着大包小包印有“武钢节日物资”字样的红绿塑料袋，川流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体现武钢的兴旺发达。
到了上个世纪末，这种大哄大嗡的做法又取消了，随着武钢做大做强，职工荷包暖和了，节日不再发物资而改发奖金，平时鱼肉不断，再也用不着会餐了，不少人还想方设法减肥，如果哪个职工还存有“会餐票”，赶快交到武钢博物馆，说不定还是“珍品”哩。
包 包 以前，凡是参加武钢工作的，每人都发个大白帆布包包。
用处大得很，装工具，装衣服，购物，出差，回乡，一看就是武钢的工人老大哥，神气。
在那炉子保温人保命的几年困难时期，有的职工还“以厂为家”，偷点焦炭柴禾回家生炉子取暖，那时人的胆子小，没人偷钢材去卖去发财。
后来，不知怎么就不发这种大帆布包包了。
男的夹个小皮包，女士拎个小坤包，再也用不着也装不进焦炭、柴禾衣服之类的粗东西，而是装的全家福精美照片，美容用品、现金和这卡那卡，以前在路上掉个大帆布包没人要，有的嫌碍事还要踢它一脚，现在你要是捡个小坤包、小皮包还给失主都有重金奖赏。
先前背大帆布包和穿工作服大头鞋坐火车、骑自行车上下班是相配套的，如今夹个小包包和西装革履坐豪华旅游车或者骑电动车上下班也是配套的。
有个物质不灭定律。
你看，原来武钢发的大帆布包，现在被民工背着了，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修热水器的、水电装修的、破烂回收的，一人背一个，又是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
不能团结的“团结户” 大概是1974年某夏日，我在一炼钢上班，有两个小孩，爱人在汉口上班跑月票。
领导分给我红钢城14街二楼的一间房子，哪晓得我要搬家时，我那间房里又来了个“团结户”——机动车间一位带一小孩的单身妈妈。
那时分房比较简单，领导讨论给谁，谁就可以搬进去住，没什么手续。
另外，由于“文革”的影响，有的人“踢开党委闹革命”，动不动就抢房。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这房子是分给她的，是车间头头叫她搬的，再问是哪个车间哪个头头叫她搬的，她干脆搁铺挂帐子不回答我。
我忙下楼问机关党支部书记吴俊杰(财务科长)，怎么一女嫁二夫。
吴说，“叫你搬你就搬，出了问题我负责。
”有了书记的指示，我就壮着胆子往里搬，那女工见“椰风挡不住”，只好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
到了晚上，爱人因事不能回，我就有点“那个”了，没办法，我在凉台也搁了个临时床铺，我和她都是和衣躺下，两人整夜根本没睡，我听见她不停地翻身，她也听见我出出进进上厕所…… 第二天，厂领导又在8街坊给那位女工分了一间带地板的房子，临走时，她还跟我握手，顺便小声笑着告诉我：“这种激将法真灵，我不这样做，还不晓得房子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到手。
” 中国武钢博物馆——国内唯一的钢铁主题博物馆，于2008年9月13日在武汉开馆，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武钢博物馆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馆内收藏了大量图片和见证性历史实物，主要展示了武钢和中国钢铁行业50年来的发展历程。
武钢博物馆2007年9月20日动工兴建，内容承载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国钢铁史。
武钢博物馆不仅是国内唯一的钢铁主题博物馆，也是一座集智能型、数码型、知识型于一体的现代博物馆。
一楼的汉冶坪历史展现区，有一本水泥筑的无字“书”。
通过投影仪，可将汉冶坪的发展历史等海量知识投影到“书”上，参观者只需简单操作，即可轻松“翻阅”这本电子书。
三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高科技仿真区，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高科技仿真展示厅，为参观者重现从采矿到炼铁、炼钢，再到热轧、冷轧钢的出钢全景。
参观者一进展厅，声光电控制的系统就会接受感应，自行启动，让人瞬时仿佛置身火热的炼铁和炼钢车间内，“钢花火龙”在身旁飞溅。
博物馆处处体现钢铁文化的厚重特质：4层楼的外墙全用钢皮包裹，内部用钢板隔出一个个展区，立体感很强。
整个博物馆使用钢材2000吨，均出自武钢专门的加工基地自产设计的热轧薄钢板。
最绝的是，做大梁用的钢筋与沉台是用螺丝钉连接。
这要求在事先浇筑好的沉台上要预留好若干螺口，并与钢筋完全吻合。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每根钢筋都有精细的图纸。
正是有了这些“钢筋铁骨”，博物馆设计为10级抗震，使用寿命将达到一百年。
1958年9月13日，武钢诞生的日子，第一包铁水在一号高炉就要出炉之时，主席走上炉台。
在毛主席的注视下，流出高炉的第一炉铁水，被铸造成第一批铁锭，“镇馆之宝”是现在仅存的其中一块马口铁。
尽管博物馆的布展只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可搜集藏品的时间，却用了半年之久。
武钢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绝不是一座文物博物馆，馆内收藏的大量是见证性的历史实物，或许不具备文物价值，但它们在与武钢联系起来时是最珍贵的。
一盏上工时用的煤油灯、一把老扳手、一顶安全帽、一块旧电表……数千件印证武钢历史的物件，全部是武钢人自愿捐献的，是武钢50年辉煌岁月的缩影。
这能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募集的物品太多，大部分只能作为藏品先保存起来，展品还不到藏品的四分之一。
除此之外，四千余幅历史照片、三百余幅珍贵照片也是武钢博物馆内的亮点。
博物馆的视角更注重的是知识的转播，希望通过展出告诉大家更多的科学技术和知识。
据介绍，在冶金简史展区，展出的四羊方尊等青铜器均是仿制品，还有许多展品，观众只能在馆内看到图片和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