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学了卫生法律法规，求一篇1000字心得体会
为贯彻落实市卫生局《关于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学习活动的通知》的通知，落实我院《中医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加强医院管理，规范执业行为，改善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保证医疗服务安全，我科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开展了医务人员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的活动。
此次活动从强化组织领导入手，提高全科职工的认识，坚持抓落实求实效，使全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现将我科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学习活动总结如下： 一、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明确，普法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治国方略。
卫生系统学习法律法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管理，依法执业，减少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发生，保证人民群众的就医质量和就医安全。
我院在学习卫生法律法规的同时，不断优化服务环境，规范服务言行，积极开辟“急救绿色通道”，努力为病人提供全程、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
此次活动已被我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二、为了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我科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并且明确科主任为科室法律法规学习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形成了院科两级普法网络。
三、此次卫生法律法规学习内容丰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对与医疗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科室还开展了专题学习活动。
我科于1月6日起多次利用晨会时间进行了卫生法律法规学习，要求全体人员均参加学习，学习结束于1月30日进行了考核。
此次活动与“医院管理年”活动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通过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学习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医护员工遵纪守法、依法维权和治安防范意识及自觉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意识，使更多的医务人员成为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法律知识丰富的人员，为加强普法教育依法治理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强化了医院管理，使科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稳步发展的大好局面，两个效益同步增长。
当前，虽然我科在本次卫生法律法规学习活动中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对照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将发扬成绩，纠正存在的不足，继续按照本次活动的要求，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案，再接再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把医院管理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工作长久地延续下去。
学科与专业教育心得体会
香港“全校参与”的融合教育模式及启示纵观香港“全校参与”融合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政府的直接干预、教育立法和经费拨款，成为推动特殊教育发展的核心支持，因而，建立健全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从宏观上加强指导和管理，同样是深入推进中国大陆“随班就读”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前提条件。
此外，透过香港“全校参与”融合教育的基本思想与学校特色，给中国大陆“随班就读”的发展以如下启示： 整合调适普教与特教课程，开发设计满足儿童特殊需要的融合课程 我国普通学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2007年2月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背景下，三类特殊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出台，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并具有自身的特色与亮点，而且将进一步丰富和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
然而，随班就读的课程设置却完全是普教课程的拷贝，强调了入学机会的平等，而忽略教育质量的提高，强调了面向全体，而忽略了个别差异，强调了均衡性，而忽略了特殊性，强调了满足正常儿童的发展需要，而忽略了特殊儿童的个别需求，迫切需要将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课程进行整合、调适，开发设计适合于随班就读中特殊需要儿童的融合课程，改变随班就读实际上是随班“混”读或随班就“坐”的状况。
培养融合性师资，推动教师教育的变革与提高 “融合性师资是指在融合教育这个环境中实施教育的师资，他们拥有适应这个环境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8]“随班就读”要求普通学校接纳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是融合教育在中国实践的独特方式，随着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未来的普通学校都将发展成为融合学校，这就要求有一定数量规格和质量要求的既懂普通教育、又懂特殊教育的专业队伍来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的个别差异和不同需求，并采取相应措施，具体实施所有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疏导与康复工作。
此外，以后的一般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不再是，或者主要不是到封闭式、隔离式的特殊学校从事特教工作，而是更多地到普通学校从事正常儿童与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教育教学工作”[9]，但目前我国学历合格和具有专业水平的特殊教育师资严重匮乏，专门的融合教育师资培养基本上属于空白，教师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而随班就读学校的普教教师转型为融合性师资是当前一种推进融合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快捷而有效的途径。
①职前与职后的融合。
高等院校不仅是职前新教师的培养基地，也是在职教师进修学习的重要场所，因此，教师教育新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立足中小学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多重需求，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的融合教育教师，另一方面又要了解、研究中小学教师的素质现状和存在问题，找到职前、职后的衔接点和连续点，实现职前与职后的融合。
②特教与普教的融合。
融合教育需要普通教育和教师教育在指导思想、培养目标、管理方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一系列改革，同时，高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或高等特殊教育学校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到招生方法、课程设置等也应在融合的理念下有新的设计和思考。
做到“特普融合，追求双赢”。
③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不论是特教人才培养还是在职教师培训，既要具备扎实的特殊教育理论基础、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要培养独立从事特殊儿童的诊断鉴定、咨询服务、教育训练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
④数量与质量的融合。
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不能仅仅只是为了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文凭学历的提高，更应该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特殊教育技能的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的养成，确保数量与质量的协同提高。
实施同伴作用策略，拓展融合教育的发展可能
教育局共有几个科室
各科室都是干什么的
学习大学语文后的总结 1500左右 悬赏分：2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23 小时总结 不要太专业的 大二的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作业
报考条件：1．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2．初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3．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4．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并应当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5．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三年级以上学生，可凭学校学籍管理部门证明及规定的有关证件等报考。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学习心得体会 1000字
益智课堂与思考力研讨会学习心得体会荣幸地了这次研讨会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收获颇大，感想也颇多。
对小学的数学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出发点，对我以后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启发。
我是一名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在忙于传授知识的时候，可能就忽视了孩子们能力的培养。
有了这次的学习，让我停下了脚步，思考我也应该让我的孩子们，也在游戏间学习，获得能力的提高。
小游戏大智慧这个活动，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我就此次学习培训的经历，简要地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一、学习培训的经历回顾这次观摩了六节数学课，也聆听了这五位教师的设计思路，以及他们团队对课的解说，同时专家对他们的课进行了点评。
我的回顾：第一节课《七巧板的奥秘》，授课教师王庆伟。
从七巧板的历史引入，古代根据人的多少，对桌子进行拼摆，学生使用的桌子正是七巧板的拼摆，巧妙的从过去转化到现在，同时也告诉我们七巧板对我们的未来也会有影响。
每一个环节王老师都巧妙的选用了一个成语，每个成语都告诉我们了，这一环节要干什么。
从形影不离到如影随形再到形由心生，从简到难、从部分到整体、从布置任务到创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边动手操作边叙述过程，培养了孩子的观察力、动手操作能力、语音表达能力、思考力。
有一处情景我记忆的特别深，在形影不离这个环节中第四位孩子和其他孩子的拼摆方式，当着个男孩拿出不同板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孩子拼错了，可是当他完成这个小猫的图案时，我
急需电工安全心得体会
电力安全电工心得体会安全，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理解这个词的涵义的，但我知道安全对于一个电力工作者来说是多么地重要，电力安全电工心得体会。
电力安全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安全工作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它不仅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他人的安全。
电力职工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讲奉献的队伍，这是我从事电力工作以来最大的感受。
为了确保用电安全，为了规范电力市场，我们电力职工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如果再不注意安全，不把安全时时刻刻记在心头，那么我们职工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大家都知道“水火无情”，但如果对安全麻痹大意，电就象一个杀手。
我更想说的是，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责任重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的安全，牵系着母亲的心，牵系着儿女的心，更是维系着幸福家庭的纽带!我真心期望，每一位电力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千万要当心，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保护好自己，杜绝一切悲剧发生，工作前一定要进行“三措一点”分析，千万不要违章作业，真正的做到：“高高兴兴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因为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六月，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活动月，可见安全的重要性，安全生产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心得体会《电力安全电工心得体会》大力倡导安全文化，提高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氛围。
从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出发，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电力知识，达到启发人、教育人、提高人、约束人和激励人的目的，进而提高全员安全生产防范意识。
“人人事事保安全”即要求全体员工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重视安全，做到“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不被别人伤害”，也特别要求每一个电力员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确保电力设备和电力职工的安全，还要准确地把握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的轻重缓急。
安全生产管理者也应把“安全重于泰山”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把安全提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
近年来，电力安全生产虽然慢慢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但安全生产的现实提醒我们，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还有许多的不足和漏洞，我们每一个电力职工都不能高枕无忧，一定要不断地加以改进。
电力事业是充满朝阳的事业，电力企业是不畏艰苦、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敢于创新的企业，我们将用实际行动筑成一道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钢铁长城，让我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了长青公司更美好的明天唱响安全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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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大学生就业指导心得体会随着我国市济的建立和完善，全球化不断深进，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进，现在毕业生就业实行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自主择业的办法，因此，在高校开设就业指导课，帮助毕业生释疑解惑，调整好心理状态，使其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开设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目的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择、就业思想和技巧的教育。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正确地把握目前就业市场的需求形势和国家、各省市有关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和政策，按照社会需求确立就业期看和就业心理，树立正确的择就业观念和就业取向，了解大学生就业程序，把握一定的就业技巧，以保证毕业生顺利就业。
同时，进行相关的职业知识、道德、素质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目前的就业趋势和职业必备素质和技能，尤其是了解独立创业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进行独立创业，为国家排忧解难。
1.1 指导和帮助学生完毕学业，促进全面发展 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要求，指导和帮助学生在学制系统中完成学习任务，完毕学业。
并在此基础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告知学生全面发展，并逐步确立职业生涯设计目标，并从思想上、能力上和心理上预备求职。
1.2 指导和帮助学生了解职业发展趋势，树立公道的择业观念 高校学生接受的是专业化教育，将来面临的就业方向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学习进一步的了解所学专业及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帮助学生树立公道的择业观念，使学生萌动的、安闲状态的求职期看，上升为实在的、自为状态的择业行为；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到祖国建设最需要人才的边远地区、县和乡的基层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干出一番事业，达到人才资源的公道配置。
1.3 指导学生正确把握目前的就业形势和用人趋势，了解和熟悉国家、省市相关大学生就业政策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是国家为完成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有关就业的行动准则，它将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各地，各部分也根据国家当年颁布的有关政策并结合本地区、本部分的实际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
因此，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毕业生了解国家的就业政策是择业求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
1.4 指导毕业生把握求职对策，促进顺利就业 求职是高等学校毕业生走出校园的第一步，面对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招聘会和用人单位，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来完成就业。
由于高校毕业生刚刚结束学生生涯，开始职业生活，社会经验的不足，在面临求职抉择是，他们经常无所适从。
而一个人的发展和成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职业。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就是给毕业生提供了一些解决求职对象和应聘规则的途径和办法，从而为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创造条件。
1.5 激励学生以新的姿态继续学习，走向成功 目前，终身性学习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
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把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终身学习将成为社会的时尚。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在完成就业前的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也鼓励学生终身学习，并预祝他们走向成功。
2 就业指导课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9条第一款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原国家教委教政厅〔1995〕4号文件指出：“开设就业指导课旨在帮助大学生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参与求职择业活动，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同时，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目标，把握求职技巧，解决求职过程中出现的题目，正确选择职业，为将来的发展与成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说明对高等学校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贯彻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原则，帮助学生顺利择业求职的重要措施。
也可以说，这既是对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指导思想、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的具体要求，也是对课程内容的基本规定。
结合学生实际，就业指导课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 就业思想教育 择业标准、择业方向是受人的支配的。
就业的思想指导即对学生进行职业价值观教育。
职业价值观简单说是人们对职业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主要是通过对学生进行职业理想、职业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调整择业期看值，正确选择和对待职业，确立“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观念，倡导“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国家就业政策。
基层也是成才地，在平凡的职业中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2 就业政策指导 政策指导是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基础。
它系统地向学生先容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题目的宏观指导政策、劳动人事法规。
通过具体的就业制度、政策、方针和有关劳动人事法规、个人在择业过程中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义务的学习，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国家关于毕业生分配的政策，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走出择业的误区；尤其是要让大学毕业生加强对国家就业鼓励与倾斜政策的了解，使学生就业能在政策范围内有的放矢地进行，克服择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学校既落实国家宏观调控计划，又完成毕业生资源公道配置。
2.3 就业心理教育 心理题目是心理不健康的现象或倾向，是心理压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相互作用，使人失往应有的心理平衡。
“双向选择”的就业办法在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对很多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出现了攀比、盲目求高、自卑、自负、依靠等就业心理题目。
就业指导课通过对大学生在求职择业中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对在求职择业中常见心理题目的分析和自我调适等的讲授，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心理特点、自身素质和个性特征，树立正确面对现实，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心理误区，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择业的自信心。
2.4 就业技巧指导 就业技巧是指大学生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应具备的技能与艺术。
择业技巧的把握对大学生求职成功与否影响较大。
通过讲授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目的是使学生把握应聘、就业的程序，把握机遇，顺利就业。
通过对写求职信，参加供需见面会、口试的技巧、择业前的预备等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把握自荐方式和口试的有关礼节，把握与人交谈时有声语言和体态语言的正确运用方法，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和应变能力，使学生避免由于方法不当而带来的求职择业障碍，使其在求职择业中保持主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