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读后感
1.记》读后感 看了《昆虫记，这本书使我十分着迷， 原来昆界有这么多的奥秘知道了：凌晨，蝉是怎样脱壳；屎壳螂是如何滚粪球的；蚂蚁是怎样去吃蚜虫的分泌物。
还弄清了：“螟蛉之子”是错误的，蜂抓青虫不是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而是为自己的后代安排食物。
第一次读《昆虫记》，不知怎么的它就吸引了我。
这是一部描述昆虫们生育、劳作、狩猎与死亡的科普书，平实的文字，清新自然；幽默的叙述，惹人捧腹……人性化的虫子们翩然登场，多么奇异、有趣的故事啊
法布尔的《昆虫记》，让我没有梦幻感，那些具体而详细的文字，不时让我感觉到放大镜、潮湿、星辰，还有虫子气味的存在，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
被我忽视太久了的昆虫的身影，及它们嚣张的鸣叫，一下子聚拢过来，我屏住呼吸，然后，凭它们穿透了我心灵的幽暗。
是法布尔，让我看到了昆虫跟我们人类在生与死，劳动与掠夺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昆虫记》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世界，它不同于小说，它们是最基本的事实
是法布尔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夜，是独自的，安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与艰辛。
我仰起了头，这一刻，我非常想仰起我的头，像仰望星空一样，来对待昆虫们存在的奥秘。
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
于是，我接着往下看《昆虫记》。
接着往下看，《昆虫记》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螳螂是一种十分凶残的动物，然而在它刚刚拥有生命的初期，也会牺牲在个头儿最小的蚂蚁的魔爪下。
”蜘蛛织网，“即使用了圆规、尺子之类的工具，也没有一个设计家能画出一个比这更规范的网来”， 丰富的故事情节使我浮想联翩。
看着看着，这些虫子们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思考着：如果我们保护环境，不污染环境，这些虫子是不是还会在呢
现在的环境恶化，又是不是在以后还会有呢
我仔细地想着这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一次的阅读，《昆虫记》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当我继续阅读《昆虫记》时，我看到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毛虫的旅行，我看到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我看到他大胆假设、谨慎实验、反复推敲实验过程与数据，一步一步推断高鼻蜂毒针的作用时间与效果，萤的捕食过程，捕蝇蜂处理猎物的方法，孔雀蛾的远距离联络……一次实验失败了，他收集数据、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
严谨的实验方法，大胆的质疑精神，勤勉的作风。
这一次，我感觉到了 “科学精神”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昆虫学家法布尔以人性关照虫性，千辛万苦写出传世巨著《昆虫记》，为人间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散文宝藏。
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在作者的笔下，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
多么可爱的小生灵
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观察。
《昆虫记》让我眼界开阔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理解问题的深度也将超越以往。
我觉得 《昆虫记》是值得一生阅读的好书， 我想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地阅读一下 《昆虫记》，读出滋味，读出感想，一定可以知道得更多。
大概上600字 2.神气的昆虫世界 ——读《昆虫记》有感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昆虫记》中详细介绍了许多昆虫，介绍了它们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
《昆虫记》是一部很吸引人的著作，因为这部科学百科同时也带有文学色彩，文中的一字一句，都体现了作者的感情，同时也展现了的昆虫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的动作慢了，它甚至回像婴儿般哭闹”。
多么可爱的小生灵
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法布尔对昆虫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昆虫记》也让我在读时仿佛自己就是一只在旁观的昆虫。
每一只昆虫都有人一样的情感。
如：“已经慌了神的蝗虫，完全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一招忘到脑后去了。
” 在读《昆虫记》时，我甚至能想象昆虫在活动的画面，眼前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神秘的大自然。
蝉再歌唱，蟋蟀再管理家务，蜘蛛再捕获食物……神秘的自然中也有这么有趣的事物，我对大自然的敬意油然而生，它也有心细的一面。
法布尔再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一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没有挡住他探索的道路，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观察。
《昆虫记》不仅仅浸溢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某种精神。
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
这就是法布尔精神。
在《昆虫记》的引导下，我要继续探索神奇的昆虫世界。
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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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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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用的话必须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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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传播速度不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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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500字 这2篇怎么样
你也没说多少字啊，辛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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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全片共12集，免费在线观看和下载全部解说词: 法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像一个美丽的火焰，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还要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干柴。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干柴”就是国民的素质和教育。
依法国为例： 受文艺复兴影响的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教派与旧教分庭抗礼，他们争夺儿童和群众的手段就是教育。
通过这场争夺战，各方在教育方法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着意发展学生的智力。
这使得法国新一代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办于1684年的训练初等学校教师的讲习所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师范教育设施，对确保教师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世纪以前，法国高等教育享有桂冠的荣誉，其学术水平在西欧是很高的。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10岁时，父亲因受人陷害逃离瑞士。
卢梭13岁即开始自谋生计。
他当过学徒、杂役，为人抄写过乐谱，做过家庭教师。
寄人篱下所遭受的屈辱和冷遇，长期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培育了卢梭对于残暴和不正义的反抗意识。
1762年，卢梭的长篇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问世。
卢梭在这部构思20年，撰写3年，精思熟虑的杰作中，对当时法国腐朽的政治、宗教特别是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提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人的构想，描绘了一幅培养新人的蓝图。
这部长篇檄文刚一发表，就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
法国政府下令逮捕卢梭，焚毁《爱弥儿》。
卢梭被迫逃到瑞士，翌年又出走英国。
1767年，卢梭返回法国，避居于巴黎市郊。
1772年完成了自我评传性的最后一部著作--《忏悔录》。
1778年与世长辞。
卢梭的教育方法被他的同胞，瑞士人裴斯塔洛齐所继承。
瑞士政府首先他的按年龄分组来发展儿童的不同能力的教育方法实行教育。
后德、法、英、意、俄、美等国政府，也纷纷派遣专家和官员前来学习。
裴斯塔洛齐所创建的伊佛东学校成了蜚声欧美的“国际学园”。
有趣的是，瑞士政府首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卢梭、裴斯塔洛齐教育思想》的运动。
前者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后者成为今天世界上的霸主之一。
1789-1794年法国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执政的各派力量都拟订过方案，其中著名者有康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等人所拟的教育方案。
这些方案虽然在当时都未来得及付诸实行，但对法国教育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康多塞1792年向立法大会提出的方案，不仅给法国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讨论19世纪教育发展的基础。
由此可见，法国曾在19世纪初有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产生过巨大的能量决非偶然，是整个民族素质急速提高后的能量的一次爆发式发泄。
但法国的教育在拿破仑期间和之后屈服于宗教势力变得越来越保守，宗教势力重新掌握了教育大权。
直到进入20世纪后，宗教思想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有所削弱，50多个从事教育等方面活动的教会组织被解散，3000多所教会学校被封闭，1905年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废止法卢法案。
但此时的法国已经丧失了在国民素质上的优势，尤其是与宗教冲突较大的科学被毁于一旦，终于没有能再次平地而起。
功亏一篑，令人惋惜
德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
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
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
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
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
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
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
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
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
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
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
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
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
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
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日本真正的崛起之迷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
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
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
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
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
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
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
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
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
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
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
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
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
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
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
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
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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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
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美国真正的崛起之迷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
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
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
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
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
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
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
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
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
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
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
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
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
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
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
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结论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
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
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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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布尔的故事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1823年12月22日,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
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七岁那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
四年后,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
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
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
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
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
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
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
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
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
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
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
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
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
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
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两人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
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
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
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
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居住到逝世。
这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除了可供家人居住外,那儿还有他的书房、工作室和试验场,能让他安静地集中精力思考,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观察与实验中去;可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天地。
就是在这儿,法布尔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和科学札记,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
如今,这所故居已经成为博物馆,静静地坐落在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植物园中。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
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
《昆虫记》并非刻意写就,而是作者自得其乐地观察与写作的成果。
这便定下了作品的基调: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无时无刻地反映出作者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一如其朴实清贫,但宁静美好的乡间生活。
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不变的,但给读者的思索却是灵活可变的,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只是给读者带去了知识、趣味、美感以及思想的享受。
《昆虫记》原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了汉译本,引发了当时广大读者浓厚的兴趣。
到了九十年代末,中国读书界再度掀起“法布尔热”,出现了多种《昆虫记》的摘译本、缩编本,甚至全译本。
本译本从原著的十卷中选取部分章节,主角都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昆虫,如蚂蚁、蝴蝶、蟋蟀、蜘蛛等,并且特别集中了原著中文学性、可读性较强的片断。
《昆虫记》原著长达十卷,每一卷均由许多章节组成,每一种昆虫所占的篇幅不尽相同,而且有关不同昆虫的章节之间并无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不同于小说,不受情节的局限。
这种结构体裁,决定了精选本仍然能葆有原作的风格与趣味。
此外,节选本精练的篇幅,也可以使读者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以轻松的心情享受阅读的快乐。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两位译者共同完成。
《蝗虫》、《蟹蛛》、《彩带圆网蛛》、《蟋蟀》、《胡蜂》、《绿蝈蝈儿》、《朗格多克蝎子》、《萤火虫》等章节由刘莹莹译出;《迷宫蛛》、《克罗多蛛》、《黑腹狼蛛》、《蝉》、《红蚂蚁》、《螳螂》、《大孔雀蝶》、《小条纹蝶》等章节由王琪译出。
全部译文由陈伟先生细心修改订正,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忠实法文原著的整体风貌和表达特色。
一、法布尔传略(王光)1823年12月22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农民家中。
其父安杜瓦纳·法布尔能言善辩，好打抱不平；其母维克陶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
但他们是个山乡穷户。
法布尔四岁左右，父母送他到祖母家生活，暂时减轻家庭衣食负担。
天真的孩子爱上了祖母家的白鹅、牛犊和绵羊，迷上了户外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鸟。
长到七岁，父母接他回家，送他进了村里的小学。
校舍条件极其简陋，一间正规房间，一间房顶阁楼。
正规房间既当教室，又作厨房、饭堂和睡房，门外就是鸡窝猪圈。
老师虽有责任心，却经常无法正常教书，因为他还兼任着本村的剃头匠、旧城堡管理员、敲钟人、唱诗班成员和时钟维修工。
初入学堂，法布尔很不适应，26个法文字母让他花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但小法布尔求知欲望格外强烈。
他常有机会跑到乡间野外，每次回来，兜里装满了蜗牛、贝壳、蘑菇或其他植物、虫类。
大人一心向往城市生活。
法布尔十岁时，小学还没读完，只好随全家迁到本省的罗德茨市去住。
父母在那里开了个小咖啡馆，同时安排酷爱学习的小法布尔去罗德茨中学，只随班听课，不在校食宿。
这期间，为交足学费，法布尔每逢星期日便去教堂，为弥撒活动做些服务工作，挣回少许酬金。
整个中学阶段，法布尔家为生计所迫，几度迁居，又先后在上加龙省的图卢兹市和埃罗纳省的蒙彼利埃市落脚。
少年法布尔不得不出门做工谋生，致使中学无法正常读下来。
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强记勤问。
到了15岁那一年，他只身报考沃克吕兹省阿维尼翁市的师范学校，结果被正式录取。
从阿维尼翁师范学校毕业后，法布尔谋得同省卡庞特拉中学初中教员职位，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起初，他教数学。
一次带学生上户外几何课，忽然在石块上发现了垒筑蜂和蜂窝，被城市生活禁锢了八九年的“虫心”突然焕发。
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到一本昆虫学著作，细读之后，一种抑制不住的强大动力萌生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为虫子书写历史的人。
那一年他不足19岁。
研究昆虫的决心下定了，但维持生存的职业是教书，法布尔仍须为现实问题苦斗。
他先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考，拿到高中毕业资格的业士证书。
以后又坚持业余自修，通过各门考试，取得大学资格的物理数学学士学位。
24岁的法布尔，由政府教育部门调派到科西嘉岛，担任阿雅克修市中学的教员。
他一面努力任教，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做动植物观察记录。
四年后，他被调回阿维尼翁市，担任中学教员。
他心目中有个理想：有朝一日能在大学讲课。
两年后，法布尔仍靠自学，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
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以两篇优秀学术论文的实力，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关于兰科植物节结的研究》和《关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及多足纲动物发育的研究》。
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学年鉴》发表了长期积累的成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
《观察记》博得广泛赞赏，法布尔出色的观察才能令人折服，人们公认他不仅纠正了以往权威学者的错误，弥补了前人的疏漏，而且阐发了独到的见解。
法布尔的昆虫学文章，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34岁那一年，他发表了关于鞘翅昆虫过变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之精、理论意义之大，令同行刮目相看。
法兰西研究院向他颁发了实验生理学奖金，肯定他在活态昆虫上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昆虫结构解剖学的价值。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格外关注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待1859年《物种起源》问世时人们读到，达尔文称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
博学的法布尔老师，又发现一种从茜草中提取红色染素的工艺，当地政府准备采用他的技术。
可是没想到，经过数年周折，工厂主最终建造的是一个人工合成茜红色染料的车间，没有实现他想利用茜草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学梦”。
这期间，帝国教育部曾以杰出教师的名义为他授勋，主要表彰他在教师岗位上也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他为此还受到拿破仑三世几分钟的接见。
放弃化工计划后，为实施教育部长教学改革方案，增设自然课内容，法布尔给女大学生不定期作了一些讲座，听课者越来越多。
出于保守、偏见和妒嫉，一群有身份的政界、教育界人物无端指责他是“具有颠覆性的危险人物”，宗教界顽固派攻击他“当着姑娘的面讲植物两性繁殖”。
最后由房东出面，强令法布尔全家搬走。
法布尔决定离开阿维尼翁这座城市，决心今后再也不想登什么大学讲台。
这一年是1870年，法布尔已经46岁。
法布尔携妻室子女进入沃克吕兹省境内，在奥朗日市找到一处安身的家。
先丢了饭碗，再花销路费，生活没了着落。
一向腼腆的法布尔破天荒开口“求钱”，向只有几面之交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旧译“穆勒”)诉苦，这位英国朋友几年来在阿维尼翁侨居。
密尔先生慷慨解囊，法布尔一家度过难关。
此后五年间，法布尔主要以撰写自然科学知识读物为生，他的卓越文才开始显露出来。
他出版了不少读本，其中包括《天空》《大地》《植物》等讲解性作品，也包括《保尔大叔谈害虫》这样的系列故事性作品。
1875年，长期思考后，法布尔决定远离城市喧嚣，加紧实现整理旧资料、开展新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计划。
他带领家人，迁往乡间小镇塞里尼昂。
小镇各方面条件较差，甚至没有像样的学校。
他鼓励小儿子：在这里能锻炼出强壮的身体和强健的头脑，比在故纸堆里更能发现美和真。
经过四年努力，整理二十余年资料而写成的《昆虫记》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
1880年，法布尔的宿愿终于实现：他用积攒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进一步研究活虫子的计划即将变成现实。
他精神舒畅，用当地普罗旺斯语给这处居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
年复一年，荒石园主人穿着农民的粗呢子外套，吃着普通老百姓的清汤淡饭，尖镐平铲刨挖，于是，花草争妍，灌木成丛，一座百虫乐园建好了。
他守着心爱的荒石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独具特色的昆虫学研究，把劳动成果写进一卷又一卷的《昆虫记》。
他就是这样，孤独、欢欣、清苦、平静地度过了35年余生。
《昆虫记》是以大量科学报告材料和文学气质艰苦写成的巨著，文体基本为散文，主体内容集中在昆虫学问题上，同时收入一些讲述经历、回忆往事的传记性文章，若干解决理论问题的议论，以及少量带科普知识性的文字。
一位饱经沧桑、追求不止的昆虫学探索者的优势，在这部巨著中得到充分发挥。
十卷二百二十余篇，内容丰富自有公论；可其工程之艰难，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最清楚。
法布尔这样说：“散文写作”比求解方程根来得“残酷”。
第十卷脱稿时，他原来不打算把《菜青虫》《萤火虫》两篇编进去，因为这两篇是为计划之中的第十一卷写的。
就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85岁的老身子骨支撑不住了，而且耳聩眼花，手指僵到难以正常写作的地步。
最后，他心中埋没了“第十一卷”的念头，毅然将两篇文章定为第十卷的增补篇。
1910年，他已过86岁，第十卷问世了。
他抱着书，拄着拐杖，装上放大镜，一步三摇，流连在“荒石园”中，仍想再把《昆虫记》写下去……但老人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就在这一年，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集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友好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
法布尔倍感安慰，热泪盈眶。
消息传出，舆论界大哗大惊：法国人居然把隐居“荒石园”中的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法布尔不在乎这“疏忽”，他正开始筹划出版全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并亲自为这一版本写下一篇短短的序言。
序言结尾是这样几句话：“非常遗憾，如今我被迫中断了这些研究。
要知道从事这些研究，是我一生得到的惟一仅有的安慰。
阅尽大千世界，自知虫类是其最多姿多彩者中之一群。
即使能让我再获得些许气力，甚至有可能再获得几次长寿人生，我也做不到彻底认清虫类的益趣。
”新闻界造起宣传声势，“法布尔”的名字四处传扬；“了不起”“最杰出”“伟大”一类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一个接一个飞向老人；“荒石园”热闹非凡，赶往参观、慰问、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有学界要人，也有轿车成行的政府官员。
能令法布尔为之动心的消息只有一个：那一年里，自己作品销出的册数，是此前20年的总和。
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揭幕。
老人一辈子未识光彩荣耀为何事，此时下意识地摇着头，颇有莫名其妙之感。
近90岁的老翁，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这些作法，也太‘神乎’了。
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天比一天临近末日。
”离92岁生日只差一个月了，法布尔卧在床上，静候生命里程这又一标志性日子的到来。
那是1915年11月的一天，他平静得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
这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悄悄地长眠了。
一位以昆虫为琴拨响人类命运颤音的巨人，从此消失。
法布尔去世不到十年，十卷精装本《昆虫记》出齐。
他的女婿勒格罗博士，将介绍他一生的文章结集出版，续作《昆虫记》第十一卷。
法国文学界曾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可惜诺奖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便传来法布尔已经离世的消息。
然而，这一光荣称号被人们传颂开来。
人们曾称法布尔是“昆虫观察家”，到晚年公认他为“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称他为“昆虫学家、作家”，后来又把他称作“作家、昆虫学家”。
这些称号，对法布尔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二、法布尔与《昆虫记》 (邹华)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
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
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
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昆虫记》卷二)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
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
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
”(《昆虫记》卷二)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
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
”(《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
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
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
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
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
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
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
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
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
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
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
(《昆虫记》卷五)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
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
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
——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
”(《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
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
……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
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
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
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
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
回答者： andyjyy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0-2 20:09法布尔（Jean-Henri Fabre，一八二三～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法国南方一个叫圣雷昂的村子里。
由于父母都是农民，法布尔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贫困和艰难中度过的。
他的学习过程非常刻苦，但由于中学时拉丁文和希腊文都学得相当好，为他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兰科植物节结的研究》《关于再生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及多足纲动物发育的研究》《昆虫记》《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蝗虫》、《蟹蛛》、《彩带圆网蛛》、《蟋蟀》、《胡蜂》、《绿蝈蝈儿》、《朗格多克蝎子》、《萤火虫《迷宫蛛》、《克罗多蛛》、《黑腹狼蛛》、《蝉》、《红蚂蚁》、《螳螂》、《大孔雀蝶》、《小条纹蝶》
关于体育运动的感想
关于体育运动的感想------ 体是革命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没有高品质的生活，就不能更好的为国家出力。
所以，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令人担忧。
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报告表明，学生肥胖人数在过去5年内迅速增加，四分之一的城市男生是“胖墩”；眼睛近视比例，初中生接近60％，高中生为76％，大学生高达83％。
视力不良、超重及肥胖仍然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
全国大、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仍然居高不下。
与2000年相比，我国青少年学生、儿童的近视率已居世界第二位；青少年肺活量水平继续下降。
与2000年相比，7岁到18岁和19岁到22岁两个年龄段的城市女生，肺活量分别下降303毫升和238毫升，为下降率最明显的人群。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去年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今年又启动开展“全国亿万学生体育运动”，力争用3年时间，使85％以上的学生能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
中共中央、国务院还首次就增强青少年体质专门下发文件。
有人曾形容“阳光体育运动”意味着学校体育的春天到来。
“体育运动”号召学生到阳光下、到操场上、到大自然中去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这不，我们学校也开展了这一活动。
每到大课间活动时，操场的同学们有的跳绳，有的踢毽子，有的打篮球，有的踢足球，还有的玩一些体育小游戏。
同学们玩的真是不亦乐乎，每位小朋友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脸。
阳光体育不但可以促进同学间关系和谐发展，而且还可以带来欢乐，调节情绪，减少郁闷，舒展身心，陶冶情操，还有利人体肌肉的生长，真是一举多得啊。
如今，“体育运动”已经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很明显。
原来晨跑时总有一些女生不能坚持到底，现在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了。
学生跳绳、踢毽子的数量和速度都有了很大提高，肺活量呈上升趋势。
可见，“体育运动”这项活动成效确实很大，也确实普遍提高了青少年的体质。
因此，我们应该多多发扬“阳光体育”精神，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
所以，身为21世纪接班人的我们，更应该锻炼身体，好好学习，为祖国做贡献
白求恩简介
【简介】袁隆平 (1930.9.7 -) 籍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生于北京。
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
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
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
1980－1981年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
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
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1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发现很多人不理解杂交水稻的真正意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北方人，吃的是小麦，不吃水稻，就和袁隆平没关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设世界上有100个人，而粮食只够90个人吃，粮食紧缺再加上财富的不均衡分配，那么就会出现50个人有充足的粮食，而另外40个人没粮食吃，于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战乱就爆发了，这样这场危机就从10人波及到全部的100人。
如果世界有100人，而粮食够110-120个人吃，那么粮食就不再紧缺，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囤积现象。
全部的100人都可以避免这些危机。
【人物事迹】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世代务农，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并投身抗日战争。
隆平的母亲高小毕业，任过教师，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孩子。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9•18”事变，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
1953年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过着逃难生活，曾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几十个地方。
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
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
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
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上的高小和初中。
他学习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
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学会多种姿势游泳，可以横渡长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父亲迁回汉口上高中，曾获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冠军。
1948年，隆平又随父迁到南京，并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为隆平全家议论的焦点。
他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慈善的母亲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过家庭民主协商，最后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
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
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
他教外语，效果良好，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
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
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
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
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
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
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
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
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到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
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
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
从1964年在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仍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在漫长的19年教学生涯中，袁隆平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
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杂交水稻之父】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
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
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
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
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
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
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
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
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
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
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
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
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
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
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
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
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
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
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
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
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
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
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
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
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