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的生平简历和绘画特点
1人物简介蒋兆和（1904—1986）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风骚蒋兆和的艺术巨匠。
蒋兆和学贯中西的代表作《流民图》，以其前所未有的宏大、悲壮，以浑厚有力的笔触揭示了大师至真至善的人性，倾泄着对战争的愤怒，表达了对正义与和平的呼唤，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光荣的地位[1] 。
蒋兆和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变革思想的艺术家之一，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体系的重要人物。
在徐悲鸿先生的影响下，他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中国的水墨人物画由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迹化转换为表现人生、人性，表达人文关怀，呼唤仁爱精神的载体。
蒋兆和在水墨人物画领域中把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国的现代水墨人物画一跃而并立于世界现实主义绘画的行列。
2人物生平蒋兆和，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泸州；原名万绥，1904年生，自幼家贫。
1920年至上海，曾画广告，从事服装设计，并自学西画。
[2] 1927年受聘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为图案系教员。
1930－1932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素描教授，并参加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绘抗日宣传画。
1935年至北平，次年返四川正式开始现代水墨人物画创作。
1937年春返北平，任京华美术学院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并举办个展。
1947年受聘于国立北平艺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2、3届理事，为第4届顾问，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第3、4、5、6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之初，蒋兆和站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那幅画着裸体少女的壁画前多次称“好”。
蒋兆和始终是以一个博大学人的胸怀看待中国的艺术、看待西方的艺术、看待未来的艺术的。
在他从教的五十年间，创立了一整套培养和造就现代水墨人物画人才的教学体系，几十年来，已是桃李芬芳，更多的艺术家走上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道路；他的许多作品至今仍然是后人仰慕至极难以超越的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至高点。
记者先生出版有《蒋兆和画册》、《蒋兆和画集》、《蒋兆和画选》等；发表有《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论文。
3弟子中国当代画家王明明、纪清远、卢沉、马振声、马泉、姚有多、范曾等人都曾师从蒋兆和先生[3] 。
4作品作品列表蒋兆和先生的主要作品计有：《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阿Q像》、《乞归》、《流浪的小子》、《卖子图》、《小子卖苦茶》、《流民图》、《一篮春色卖人间》等；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创作了《鸭绿江边》、《给爷爷读报》、《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小孩与鸽》等，表达了他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之情。
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更着重于历史以及现代人物肖像画的创作，如《杜甫》、《曹操》、《李白》、《苏东坡》、《文天祥》、《李清照》、《杜甫行吟图》、《茅以升》等，多为抒怀写意之作，而且线条更加简练，笔势益趋奔放。
现实主义巨作蒋兆和作品《流民图》(局部)《流民图》是蒋兆和先生最重要的的代表作，从1941年开始构思，至1943年完成，该作品高2米、长约26米，表现逃难群众悲惨的生活。
在画面中，蒋兆和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与真人等大。
构图多为半身特写，重个性刻画，使形象有呼之欲出之感。
笔墨侧重悲怆氛围，烘染愤慨情绪的宣泄，缩短了艺术形象与观众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为民写真”的现实主义杰作，显示了画家宏观上把握矛盾冲突、把握社会现象的构思才能和水墨人物画方面的创造精神。
《流民图》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悲壮，以他浑厚有力的笔触起诉战争，与所有不幸的人们一起呼吁下放与和平，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艺坛上确立了光荣的地位。
5艺术特色绘画融中西技法2007年9月，苏富比中国书画拍卖会举办前期，苏富比中国及东南亚区高级董事、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超群特别介绍了蒋兆和这个市场较为陌生的画家作品。
他说，蒋兆和是一九四九年前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很少，大部分都在其家人手上，因此市场甚少流通，但张超群认为，蒋兆和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不比徐悲鸿逊色。
他说：“蒋兆和把西画技巧结合中国笔墨，以西画改良中国画的艺术理念，与徐悲鸿不谋而合。
”秃笔与苦茶2007蒋兆和作品年4月23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会”的揭牌仪式。
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的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他直面人生，以毫不掩饰的画笔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人物画的新风。
他创立了中国画造型基础课和水墨人物画教学体系，直接培养或影响了一大批卓有成绩的人物画家，被称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
他的作品不仅充实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瞩目，成为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为纪念蒋兆和诞辰九十周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精美画册《蒋兆和作品全集》(上、下二卷)。
集中展现了他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代表作品，较全面地记录了蒋兆和独具特色的艺术成就。
蒋兆和于1941年在《蒋兆和画册》自序中写道:“……借此一支秃笔描写我心中一点感慨……”1946年在《后流民图作者自序于胜利之日》中写道:“……秃管一支，为我难胞描其境象……”1974年在自画像上题道:“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
”他屡次以“秃笔”比喻自己的艺术，并非偶然，此中的寓意是深刻的。
我以为，首先含有自谦之意。
其次，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惨澹艰辛，其中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不可言喻。
其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以为庄子所说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他的艺术，其目的在于人生，艺术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对于现实主义艺术来说，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不择手段。
这是技艺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作为艺术家，艺术的基本功、形式、语言、技巧是至关重要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蒋兆和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又备受徐悲鸿的爱护和帮助，他有过硬的造型能力和深厚娴熟的笔墨基本功。
在他的人物画创作中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艺术技巧，而是谦恭地研究时代生活，研究社会人物，诚挚地表达自己那炽热的感情。
他作画，从来不择笔纸，兴之所至，随手拿来，皆可采用。
更“不必当其明窗净几”，以修增雅兴。
为他所感动的人物，所谓“登毛坑，坐土炕，傍砖依石，皆可随地作画。
”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严于规矩，对于年轻人那种缺乏耐心、随便“帅”几笔的表面功夫，批评的尤为严肃。
他所痴情追求的是天地辉辉、万物浩荡、至真至善至美、情理融贯为一体的大道，与那种“一招鲜吃遍天”的小技、小巧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所谓秃笔，正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以浩然之气，夺造化之工的艺术上的大手笔。
可贵的品质蒋兆和具备有伟大艺术家所共有的、最为可贵的品质——真诚。
他的苦难人生，使他独忠于社会的苦难，灼热而正直的良心，使他独忠于劳苦大众。
“于茫茫的沙漠中，看看那慢慢奔走的骆驼”，“当炎威烈日的时候，听听那不可忍受的苦蝉。
”触动他的灵魂的是人生。
“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碗苦茶来减渴。
”“……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共茗此盏。
”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穷愁悲苦的难民，都有着纯朴、善良和不屈服于命运的个性，天真的儿童和纯情的少女，于美丽可爱之中总包含着苦涩。
在那倾注着情与血的画幅上，或许见不到“一波三折”的优柔和“墨分五色”的绚丽，但细心的观众都可以从那频繁顿挫的勾勒中和苍劲、枯涩的皴擦中，用心灵体察到那个时代悲怆痛苦的节奏。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把蒋兆和画中那“黝黑、粗壮的线条”比喻为“伤痕”，蒋兆和就是这样真诚地发挥着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个性。
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创造的美是庄重而幽深，那么现实主义的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创造的美是崇高而苦涩。
如果说，法国世纪的现实主义画家米勒，通过和平、温馨的日常生活表现劳动者的圣洁、纯朴，那么蒋兆和在20世纪通过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那悲壮的凄凉。
蒋兆和的艺术，为人减渴，“雪中送炭”，因此必然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艺术。
蒋兆和从不自命不凡，然而他却创作了非同凡响的艺术。
6人物事迹与北京老百姓说起旧京画坛来，没有人不晓得蒋兆和，但论京派画却从不把他当做正宗，因为他和齐白石都不是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
在极左的岁月，往往不正视画学研究会精研古法弘扬国粹的用心；重视传统了，又往往忽略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们革新创造的意义。
说实话，他们都已成了传统，前者是老传统，后者是新传统。
他们已构成了一股合力，缔造了北京的美术，培育了北京的几代画人，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品牌。
要论画家与民众的关系，蒋兆和与北京老百姓贴得近。
蒋兆和(1904～1986)原籍四川泸县，16岁浪迹上海，而立之年流寓北平，自此为京城老百姓写照，成为老百姓的画家，给他那些悲剧性作品做过模特儿的老人们还有不少健在。
正如1942年他在北平出版的第一本画册的自序所言:“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尤其1943年完成的《流民图》百位难民形象虽情系大江南北，但也都是北京人做的模特。
此高2米长约25米的巨制在北平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时，不及一日即遭日方军宪禁止。
它在日本侵略者的鼻子底下把人生被毁灭的惨状如实地呈现出来，发出了对罪恶战争的批判，那“贼”怎么不心虚，怎么能容忍呢
1967年，不懂事的红卫兵们把《流民图》批判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他们怎么没有想过日本军宪怎么会禁止“反共卖国”的作品呢
今天，将《流民图》称为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伟大画卷，将它与毕加索的《哥尔尼卡》和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原爆图》并称为二战期间反战爱民的三大经典，这也应该是北京老百姓的骄傲。
蒋兆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执着地为下层民众呼吁呐喊的水墨人物画家，解放后是人民大众的歌者，又是自成体系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的一代宗师。
时下的美术市场那么红火，仍有许多画家坚持为民写真，这自是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续，是蒋兆和艺术传统的继续。
因此，把蒋兆和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以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作为弘扬蒋兆和艺术精神，弘扬现实主义艺术的阵地实乃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该会在筹备期间即已有多项学术活动，它正式挂牌之际又在策划以“民生·生民”为题的人物画邀请展奉献给首都百姓，可见蒋兆和的艺术精神深深地活在人民心里。
蒋兆和寓所蒋兆和寓所——竹杆胡同113号竹杆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二条胡同。
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朝阳门南大街，长600多米。
明代，称“铸锅巷”，据传当时此地聚居铸锅匠人，故名；清乾隆时称“竹杆巷胡同”，据说因当时此地有竹竿市场而得名，其实“竹竿巷”乃“铸锅巷”之音讹传也是可能的；宣统时称“竹竿巷”；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两条南北向的小胡同(贵人关、北扁担胡同)并入，称改“竹杆胡同”。
竹杆胡同113号，旧时的门牌是竹竿巷甲34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现已被改造成为楼房居民区，北竹杆胡同8号楼占地的一部分。
据房屋档案记载:竹竿巷甲34号，坐北朝南，由东、西两个小院组成；街门开在东院的东南角，为穿墙式小门楼，故西院为里院，东院为外院。
外院是一个呈刀把形的三合小院，院子的南部是通向街门的狭窄过道；房屋集中在院子的北部，有北房4间，东房、南房各3间，西院墙有穿墙门与里院相通。
1943年，著名画家蒋兆和在这个小院里完成了扛鼎之作——《流民图》。
有评论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流民图》是蒋兆和的代表作，它融西画与中国画传统笔墨于一体，集大成地将中国水墨人物画技巧前所未有地推到了现实的面前，代表着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新纪元。
”“《流民图》，它走向了画家爱国精神的顶峰，走向了画家崇高艺术的顶峰，走向了画家人生的顶峰。
” 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贫穷的书香门第。
其父蒋茂江(字汇泊)是清末秀才，虽书画诗文为当地所敬重，却因家无余荫只能以教蒙馆为生，生活自是困苦。
旧时有谚:“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可为佐证。
蒋兆和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科举已废，新学已兴；然而，却因家境窘迫蒋兆和不能到新式学堂读书，只能在其父执教的蒙馆中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在其父的影响和指导下研习丹青。
自学成才蒋兆和对于美术，有天赋，有兴趣；美术对于蒋兆和，则是其生存的需要，谋生的手段。
他在《蒋兆和画册》(1941年版)自序中写道:“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余荫，幼夫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数十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列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1920年，16岁的蒋兆和因生活所迫离开家乡，沿长江东下流浪到上海。
为了糊口，蒋兆和画人像、画广告，搞商业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自修素描、油画和雕塑，他像阿Q一样“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
即使这样，有时还得忍饥挨饿、露宿街头。
对于阿Q，人们习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蒋兆和创作于1938年的《与阿Q像》，阿Q的左手托着右手，虽然显得无力，但右手却是攥着拳头。
蒋兆和说:“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
”蒋兆和与贫苦大众是息蒋兆和先生塑像息相通的，他画黄浦江畔的黄包车夫，画北平城里捡破烂的老人和算命的盲人……画自己亲历、亲见的人间苦难。
齐白石看到蒋兆和画《卖子图》，题写了“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
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的诗句。
《艺海春秋—蒋兆和传》的作者刘曦林说，蒋兆和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可能的范围内，以诉诸视觉的形象，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给人以悲剧般的感受。
”蒋兆和自己说:“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谈到蒋兆和，必然要谈到《流民图》。
《流民图》高7尺、长9丈，称得上是巨幅长卷，通过一百多个不同人物的造型，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浓缩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
《流民图》饱含着艺术家的心血，也体现了蒋兆和的大智大勇。
《流民图》于1943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诞生和展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凝聚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沦陷区人民的支持。
蒋兆和以画像为名广泛收集素材，1942年完成了《流民图》小稿，为防人耳目，逐一找模特儿写生，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
1943年9月《流民图》停笔，琉璃厂宝华斋裱画店的师傅们连夜在当街石台阶上，画面朝下，装裱了《流民图》，开创了裱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
为防不测，蒋兆和印制了50套《流民图》的照片。
为了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流民图》改名为《群像图》，作者被迫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能够通过审查的《启示》。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殿展出，络绎不绝的人群静静地走过那漫长而悲哀的画卷。
仅在开幕之际，50套《流民图》的照片就全部售空。
当天，日伪当局就禁止了画展，当蒋兆和正要离开现场时，一位监督收场的中国警察走到画家面前，恭敬地敬了个礼。
二人泪眼相望。
婚姻萧琼，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女儿，画家萧琼参观了《流民图》画展，第二年，萧琼与蒋兆和结为翰墨姻缘。
蒋兆和时年40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以满腔热忱用自己的画笔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
他画面上的人物不再是乞丐、流浪汉、苦力出卖者或其他受命运拨弄的人，而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自己国家和土地的主人。
7相关书籍书籍简介《蒋兆和论》《蒋兆和论》作者：刘曦林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蒋兆和论》主要介绍了他的艺术创作过程和他的作品多幅。
20世纪上半叶，以蒋兆和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先驱们敢于直面人生，关注现实，他们的开拓精神使得人物画逐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执著于民生关怀成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核心所在，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人物画贴近了大众，贴近了时代。
且有不少作品笔墨精妙，造型生动，余味隽永，臻于高品位。
作者简介刘曦林，1942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研究生班。
历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主任，为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编委；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高级艺术顾问。
以美术理论及中国现代美术史为研究方向，著有《艺海春秋—蒋兆和传》、《郭味蕖传》、《中国画与现代中国》等，主编有《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等。
爬格之余，兼事中国书画创作。
图书目录第一章人生、艺术与时代[1-19]一、一个世纪二、两个时代三、四个时期1.艺术准备期2.艺术盛期3.新生与困顿期4.晚期四、五大主题1.人生的价值2.战争与和平3.人物肖像4.祝颂抒情5.教书示范第二章 融会中西的造型与笔墨[21-43]一、历史上的中外美术融合二、在20世纪融会中西的新潮中起步三、中西一理，求二者之精1.画之本旨，中西一理2.中西有别，取长补短3.创造意识与时代意识四、素描与笔墨的矛盾五、造型、笔墨与精神表现第三章 直面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45-63]一、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1.席勒首先使用“现实主义”概念2.库尔贝揭起“现实主义”旗帜3.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1)现实主义的真实性(2)典型性与个性的统一(3)关于倾向二、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三、蒋兆和的选择四、蒋兆和与徐悲鸿创作思维之异第四章 造型艺术的悲剧[65-89]一、人生价值的毁灭与肯定二、人生的悲剧三、精神的悲剧四、民族的悲剧五、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第五章 《流民图》析[93-131]一、《流民图》自身析二、社会效果析三、创作动机析四、所谓“授意”析五、躲避轰炸析六、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析七、艺术表现析第六章肖像艺术与以写我心[133-157]一、早期的肖像作品1.油画肖像2.素描肖像3.雕塑肖像二、水墨人物肖像三、历史人物造像四、写真、传神与写心第七章 结构方式与诗文题跋[159-173]一、中西章 法与透视的灵活运用二、半身像构图三、全身像构图四、群像构图五、内外结构与诗文题跋第八章 新生、困顿与升华[175-201]一、艺术基调的转换二、在艺术“滑坡”的背后三、十年恶梦四、再度新生五、真实的晚年第九章 教学体系的探索[203-219]一、早期艺术教育实践二、中国画造型基础课教学体系的创立1.确立中国画的基本造型法则2.认清西画素描的基本造型规律3.吸收西洋素描之长，建立中国画的素描教学体系三、水墨人物画造型规律的总结1.白描是水墨变化的基础2.笔墨的变化与相互关系3.形神论与人物画写生的最高准则第十章 在蒋兆和之后[221-249]一、在20世纪美术史上二、当代现实主义人物画的第二梯队三、蒋兆和弟子群与第三梯队四、又一代“校外传人”五、蒋兆和留下的课题第十一章 在国界之外[251-269]一、在欧美二、在日本三、在苏联第十二章 杜甫很忙附录：一、蒋兆和年表[271-279]二、蒋兆和研究、评论、重要报道之书目、文目索引[281-285]后记8作品赏析作品集(6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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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极多主义》和《念珠与笔触》两个抽象艺术展在北京举行，至今圈子里还在议论这两个展览。
两个展览策展人高名潞和栗宪庭都是中国前卫艺术的“领袖级”人物，也是我的老朋友和在《美术》杂志时的同事。
从展览规模、参展艺术家和展览题目来看，两位策展人都试图对被冷落的各地抽象艺术创作给以关注，并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总体特征加以概括和总结。
两个重量级人物同时关注中国抽象艺术，连参展艺术家都有相当数量属于“资源共享”，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尽管总的来说负面看法比较多，有的甚至相当尖锐，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过些逍遥话，但展览毕竟提供了一次广泛深入地讨论抽象艺术问题的机会，而且由于两个展览都突出了“中国性”，因此问题也就必然涵盖对“西方性”认识。
我也看到了中西抽象艺术的不同，也认为这个差异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但不想延续二位老朋友的文化学路线，只想从艺术学和艺术史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是“抽象”还是“非具象” 在今天探讨学术问题，几乎不能不从对词的审视开始。
Abstract（抽象）这个词的原义是“从…拉出（抽出）”的意思。
Ab（s）是“从”的意思，tract是“拉”、“抽”的意思，tractor（拖拉机）就是从tract来的。
在实际使用中， abstract 通常是和concrete（具体）对立的概念，指从感性世界提取出的理性认识，由于抽象概念与抽象思维在表述上比较深奥、晦涩、难懂，因此abstract又引申为深奥、晦涩、难懂的意思。
用abstract painting给一种前卫艺术命名，应当说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它把没有具体形象因而晦涩难懂的绘画悄悄推到哲学的高度，当有人发觉这并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的形或概念，而是对形的瓦解与纯粹的形式构成，因而应当叫non-fugurative（非具象）的时候，这个命名和被命名事物之间的命名关系已经固化为不可更改的公共约定。
然而，一个准确概念的学术价值肯定要超过一个狡猾命名。
“抽象”一词不存在否定性，所以我们只能说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概括，而不能多对具体事物的否定或者破坏，因此，它更适合指称对行进行了高度概括的大写意中国画，大写意的确是从自然之形中抽取出笔墨之形。
“非具象”一词则不然，它的意思明显是对具象的否定和反运做，而西方的abstract painting的确是对传统具象绘画的否定和反动。
从西方美术史的线索上看，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三步曲”也的确和figurative、non-figurative 和re-figurative (具象、非具象和再具象) 相对位。
三、西方艺术从具象到抽象的转变 具象阶段追求“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
这里只需要提一句：“模仿”，不是英文的imitation，而是拉丁文的mimesis，这个词首先指幼儿的咿呀学语，大概是西方人的学语不是“咿呀”，而是“咪么”，所以叫做mime-sis。
“按照应有的样子”就是按照理想的样子或者理念的样子。
在源于前苏联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中，“模仿”被称为“源于生活”，“按照应有的样子”被称为“高于生活”，模仿的另一种表述“镜子说”则变成了“反映论”。
说白了，“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就是既要像，又要完美。
对于手工制作的艺术来说，完美第一要求形象好看，第二要求做工精细（大理石和汉白玉分别成为中西石雕材料，就是因为它们较好地满足做工精细的要求，陶被瓷取代也是因为后者更为精细）。
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文词Beaux-Arts 强调了好看，beau (x) 这个法文词就是英语里的beautiful。
但是英文并没有采用beautiful-arts一词，而是选择了Fine-Arts。
Fine 这个词在英文中不是“美”的意思，而是“精细”的意思，在法文中也是“精细”的意思。
中文的“美术”一词是来自法文的Beaux-Arts 而不是英文的Fine-Arts，如果是来自英文，那中国的所有美术学院就连一天“美术”都没教过，只教过rough-art，即粗糙的艺术，中国美术专业教的画法是德拉克洛瓦以后的画法，fine-arts的标准，这种画法绝对不fine而是rough，以至在当时被称为massacre de peinture (法文，意为“对绘画的屠杀”)。
西方绘画在德拉克洛瓦以前都是追求形似（模仿）、精细和美，这一点与中国的工笔画的追求相一致。
德拉克洛瓦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上抛弃了精细和以精细为保障的精确，他说：“许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尽一切可能不表现笔触，而一味追求轮廓，其理由是认为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笔触；但轮廓又何尝存在
”同时，他还强调绘画形式要素的“音乐性”：“这种效果由一定的色彩安排，明和暗的转换，也就是说，是由可以称之为画的音乐所创造出来的。
”为了支持这种“音乐说”，他把音乐说成“艺术中最伟大的”，并以音乐的非模仿性质疑“模仿说”。
摆脱形的制约，放弃对精细的追求，无疑是视觉艺术主体化的表现，也是结束工匠艺术+文盲受众的说教艺术史的开始（象形是文盲的文字，象形文字便是最好的证据）。
这段艺术史在西方持续的时间要远远长于中国，原因是西方没有丝绸和纸这种方便的材料和文人这种创作与欣赏主体。
今天，生活在落后的中国的中国人，不可能发现“舞文弄墨”曾经是一项中国文化特权，因为中国有丝绸和纸以及这两种材料缔造的广大“识文断字”群体（羊皮纸这种昂贵材料只能用于抄写最重要的读物《圣经》和缔造少数几个认字的神职人员）；也不可能想象先进的西方推崇的文艺复兴master（大师、巨匠），就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的中世纪手工作坊的顶尖师傅和工匠，所谓master piece，并不是什么“杰作”，而是“师傅的活儿”，painter更不是什么“画家”而是“漆工”，连工具都不是画笔而是漆工刷子，画刀则是漆工刮泥子的刮刀（木版坦陪拉先要糊布刮泥子，后来演变成亚麻布上打底子的油画），所谓“工作室”（studio）不过是中世纪的手工作坊。
我不知道painter（漆工）德拉克洛瓦“对painting的屠杀”是否用了“泥子刀”，但库尔贝把“泥子刀”变成“画刀”肯定是继承和发扬了德拉克洛瓦“对绘画的屠杀”。
如果西方现代艺术史可以分为现代和后现代，那么整个现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 对绘画的屠杀 而持续不断地非具像化，塞尚和毕加索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们分别确立了与具象截然相反的非具象理论与实践，凡高的意义则在于他实际上把德拉克洛瓦的 音乐说 演变成表现性的色彩构成，其表现性得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洛克的彻底推进，其色彩构成则与塞尚——毕加索的几何构成共同导致了所谓 热抽象 和 冷抽象 ，因此，无论是 热抽象 还是 冷抽象 ，都可以在作品题目中看到德拉克洛瓦音乐说 的影子：两种抽象作品均喜欢冠以composition多少号的题目，这个词在西语中就是 作曲 的意思，翻译成 构图 x 号 也许是因为译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 音乐说 对现代艺术非具象化的巨大影响。
四、中国的抽象艺术之路 中国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实际上非常接近古希腊的“按照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即既解决形似的问题，同时又不照搬自然。
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神既对象的活性，后者强调对象在形上的完美。
但顾恺之的“形神论”用了一个“写”字（以形写神），代表自东汉发明造纸术之后识字阶层的迅速扩大，并开始结束文盲画工+文盲受众的初期艺术史。
文盲画工或画匠是只能画（画）不能“写”（字）的，只有识字阶层才能“写”。
这个“写”字不断地被顾之后的画论沿用和巩固，如“以形写形”（宗炳）、“传移模写”（谢赫）、“写山水之纵横”（元帝）、“写百千里之景”（王维），并出现了“写竹”、“写意”、 “写生”之类的术语，甚至对引进的西洋画法也冠以“速写”、“写实”等。
识文断字之士的“写”当然不会像文盲画工和西方文盲“漆工”那样在现成的主题下追求形似、好看和精细，因为这些都不是“写”的目的。
“写”的目的是表达写作主体的思想、观念、情怀等，道出写作主体的“思浩荡”和“神飞扬”（王微），是“畅神而已”而非“以形写形”。
因此，到了工匠式的具象写实发展到宋代《清明上河图》的水平的时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苏轼）的批判便降临了，“画中有诗”的“意境说”便崛起了，同时，唐诗宋词对意境的发掘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审美价值观。
“意境说”显然更加强调绘画的主体性，“意”本身就代表创作主体，但这种主体又是与客体“境”同一并受其制约的主体，不是随心所欲的主体。
随心之所欲的艺术主张与追求，充分体现在元代倪瓒说的“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和“余之竹，聊以抒胸中之逸气耳”。
他说的“画以写胸次之磊落”清楚地说明了“画”就是“写”，“写”就是表达自己。
但是由于“写”自身规定的可识别性，“随心”不可能完全排斥“形似”而成为彻底的非具像，中国草书也是因为受“写”的可识别性的制约而未能成为所谓“抽象书法”。
于是“似与不似之间”就成了中国画颠扑不破的底线，太似便不是“写”而是“画”了，那是文盲画工的事情；不似便违背了“写”的可识别原则，那就不是“写”而是“涂”了。
实际上，中国画是“写”的特质，在谢赫提出的“六法”之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完整论述。
在这“六法”中，有“四法”同时适合于书和画，只适合于画的只有“应物象形”和“随类赋采”。
而最重要的第一法“气韵生动”和“古法用笔”绝对是和书法相通相同的法则。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传移模写”中的“写”字。
至于中国书画都是从临摹开始，都是记住形而作（胸有成竹）而非边观察边记录（写生），都是在空白上留墨而非在背景色上造型。
也正因为这个“写”的特质，中国石碑的价值要高于石像的价值（无论是中国石像，还是西方的画和石像，都基本上是工匠或巨匠为文盲受众提供的视觉代码）。
长期的“写”的传统、牢固的“写”的价值观与“写”的规定性，使中国艺术家眼睁睁地看着朗世宁和波洛克突破“太似”和“不似”这两条边界，自己却只选择符合中国笔墨趣味的西方品种。
德拉克洛瓦之前的属于“太似”，是匠气的“洋工笔”，不要；毕加索之后的属于“不似”，是不具备“写”的可识别性的“洋欺世“，也不要；二者之间则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洋写意”。
因此，徐悲鸿——苏派体系实际上就是这种“齐白石折中”的西画版，加在一起可以叫做“齐白石——徐悲鸿折中”，简称“齐徐折中”。
这个“齐徐折中”体系在清代画家邹一桂和当代画家吴冠中对西画的排斥性吸收中得到有说服力的具体体现。
邹一桂提倡“形似”和“入细通灵”，指名道姓地批评“以形似为非”的苏轼“直谓之门外人可也”。
他当时见到的西洋油画符合他“入细”的主张，能够起到“醒法”的作用，避免初学者误入“以形似为非”的歧途。
但因不符合“写”的规则（“但笔法全无”），因此，虽然有工细的优点，但又染上了匠气的毛病，因此不能算做好的作品（“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这里，邹一桂显然把当时的西洋画当成了匠气的“洋工笔”，如果他见到的作品是德拉克洛瓦画法的“洋写意”，他就不能说“笔法全无”了，最多只说西洋画笔法与我中国不同。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艺术家的确欣赏甚至崇拜德拉克洛瓦开创的洋笔法。
吴冠中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著名的“形式主义”者，反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内容主义”，因此，充分肯定波洛克纯形式的艺术价值，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艺术实践，形成一种波洛克风格的“似与不似之间”。
是青年艺术家迈出了走向彻底非具象的步伐，打破了“写”规定的可识别性。
这迟到的突破既困难又轻松。
困难的是新老传统支持的齐徐折中体系强大、坚固，突破谈何容易；轻松的是千年中国书画“笔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引进、消化、吸收的油画“笔触”经验使中国艺术家在“抽象水墨”和“抽象油画”创作上具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分寸把握能力。
但当旧习惯的阻力逐渐减弱之后，笔墨笔触上的轻车熟路又使中国艺术家在光洁材料的非具象与几何构成的非具象方面相对迟钝，使手工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超过工业感。
当然，全球范围的包括现成品、行为等在内的具象符号类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乃至全球艺术家在非具象领域的探索：纯形式要素的组合，似乎成了设计师的专利。
五、视觉值：非具象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我不否认非具象艺术在理论与批评支持上的不利地位，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创造出的只是一个服务于眼球的“视觉值”，一般观众很难看出个所以然，批评家很难进行社会学联系和阐释（这一点与纯粹服务于听觉的音乐是一致的），这大概就是抽象艺术在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写实传统的致命一击之后自己也失去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在英文中“值”和“价值”都是value这个字。
实际上，视觉艺术首先是向我们提供一个有区别特征的综合视觉值，这个视觉值决定了一件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区别，告诉我们这件作品不是其他作品。
所谓具象作品就是其视觉值构成了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事物，非具象作品的视觉值则只构成作品本身，不构成我们视觉经验中的任何事物。
当视觉值构成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时，我们变能够借助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来读解、欣赏或抨击作品，包括其思想性与技术性；当视觉值只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构成的时候，我们对事物的经验便失去了读解作品的能力，同时也不会感到制作技术的高低，但不同的视觉值绝对提供不同的视觉感受与视觉心理作用。
视觉值在具象作品中与起表现的事物“绑定”，在设计里则与特定的实用功能形态“绑定”，只有在非具象作品中，视觉值才具有对立的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绑定”成分或“附加值”，那只能是模糊的视觉心理因素，通俗的说法叫做视觉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视觉感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伴随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我们对服装的选择，相同款式的衣服有不同的色彩值供我们选购，每种色彩都有其他色彩不可替代的视觉价值，这时，色彩值就转换成视觉价值。
同理，构成、机理等视觉值也能直接转换成视觉价值。
这种纯视觉意义上的价值是很难用语言陈述的，我们对这种价值的确认通常用“我喜欢”或“拍案叫绝”来表达。
实际上，中国古代画论画评中有大量对视觉值价值的间接确认和肯定，比如用“疏可跑马，密不透风”来肯定布局的视觉价值，用“力透纸背”、“枯笔渴墨”等来肯定墨迹的视觉价值，用“荒寒悠远”肯定意境的视觉价值，等等。
但进入非具象领域，传统的描述与评价用语几乎全部失效，这种间接的价值肯定方式也随之失效，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批评困境。
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批评，艺术品就降低为普通商品，从而在与具象作品的竞争中处于无法逆转的弱势地位。
其实，抽象艺术作品的视觉值就是它的视觉价值，就像服装的视觉值就是服装的视觉价值一样。
具体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面，艺术家的创造性只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不曾有过的视觉值，并且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作品之间视觉差异越大越好。
六、从《向塞尚致敬》中的悖论看形式变革的意义 1900年，法国艺术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创作一幅题为《向塞尚致敬》的作品，用纳比派的具象象征方式表达了艺术家对塞尚的推崇，而这种方式有恰恰与塞尚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相违背的，因为塞尚的道路是否定模仿说的道路，是走向非具象的道路。
因此，真正的向塞尚致敬的是毕加索，尽管他没有画过专门向塞尚致敬的画。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用文言文写一篇“向白话文致敬”的文章，另一个人用白话文写一篇“向文言文致敬”的文章，或者用白话文写一篇反对使用白话文的文章，我们宁可相信用白话文写作更具有否定文言写作的意义，而那篇用文言支持白话文的文章，是以自己的文言写作方式否定了自己提倡白话文的写作内容。
也就是说，德尼是用表达方式上对塞尚艺术的否定来表达对塞尚推崇。
以上分析表明，表述方式比表述内容更具有变革的实在性，现成品、超现实、照相写实、观念摄影、video艺术、行为艺术等等，首先都是表述方式的变革和出新。
艺术品的生产如此，非艺术品的生产也是如此，所谓工业革命，首先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不是生产“内容”的革命。
社会革命也社会组织和运做方式的革命，而不是把一些社会“内容”破坏掉。
中国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没有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组织和运做方式，其结果只能是所谓改变统治“内容”的“改朝换代”。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非具象艺术在中国的前卫意义是否已经结束，应当被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之类的具象作品取而代之了。
喧嚣热闹的“抽象水墨”和到处可见的非具象城市雕塑或景观表明，非具象在中国还属于发育期或前卫期，但除了这两个特殊领域，中国当代艺术几乎是现成品、行为、观念摄影、video艺术、具象油画等具象方式的一统天下。
至于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位的几何抽象作品更是少而又少。
用“后现代”、“读图时代”、“人文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传统”等来解释90年代至今具象作品在中国的压倒优势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克隆一下所谓西方“后现代”就能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入后现代，那么克隆中国青铜器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回青铜时代。
如果作品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看的，那么一定出现大量对图象的阅读即精确语义分析，而不是现在这种给不同的图象贴上相同的语言学标签。
“人文关怀”更是一个“放只四海而皆准” 的空洞能指，一个贴到哪里哪里亮的广告词。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未经历深刻的视觉革命，只是从一种歌颂的具象变为讽刺与抨击的具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与过去用文言（药）提倡文言（汤），现在用文言（不换药）提倡白话（换汤）没有什么不同。
视觉革命走道尽头的标志是确立新的视觉方式在民众心目中的稳固地位（就像扬州八怪从“怪”变为不怪），进而变成新的视觉标准与习惯，这样才能为下一场变革提供前提和意义。
古代唐装
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
我们现在总说到的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
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高腰将裙带束到胸部的裙子，至尽还影响着朝鲜韩国的女子裙装风格。
其实在电视里看到的，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唐装，在唐朝，女性穿着时，里面穿的不是现在的内裤而是一条短裤，所以啊不用担心在骑马时会曝光的。
我是一个高中生，要写一篇研究性学习报告，想不好课题。
跪求有创意创新的课题。
先谢过~
你好
如果我帮你写，没那么多的时间，只能给你几篇作为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可以的话采纳下，谢谢
第一篇：有人说书要越读越薄，那这本史学家约翰??赫斯特的就是本“薄书”。
全书分别以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文化的角度，把欧洲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讲了六遍。
这犹如在一个看历史，很有立体感。
这种立体感，如果仅抱有唯物史观，是感觉不到的。
我们说历史是以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呈现给后人，但历史的密码就在于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故事背后的联系。
历史是连续的，也是活的，我们也是活在历史中。
历史流经我们眼前。
只有看到历史的延续性，我们才能明白当下；只有看到历史的延续性，才能敏锐地判断未来。
深切的现实关怀感，在我看来是本书的最大看点。
作者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发端之初，其组成元素有三：（1）古希腊和罗马文化；（2）；（3）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这其中罗马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史就是古罗马的延续。
“直到19世纪，某个称作罗马帝国的东西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更明晰的线索还是希腊的理性和希伯来的上帝，作者用这两条线索把欧洲历史串了起来。
前者是欧洲科学进步的远因，而希伯来的上帝则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政治和法律，塑造了欧洲的社会形态。
欧洲历史一直是权力多中心的局面，正因如此，后来才能生长出权力相互制约的代议民主制。
国王和教士之间的政教关系，是欧洲文明的重要因素。
本书虽然内容简洁，但结构和思想并不简单；虽然内容简洁，但是言简意赅。
作者省去了众多事件和人物，保留的都是形塑了当今世界轮廓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英国的议会改革，法国的民主革命等。
作为中国人读欧洲史，难免会来个中西对比，回想起“李约瑟之问”，也许在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点什么。
第二篇：如果说欧洲历史是一幅唯美而华丽的画卷，那么文艺复兴便是其中最为绚丽而悲壮的片段。
它的绚丽点亮了冷酷黑暗的中世纪，它的悲壮惊醒了庸庸碌碌的“梦中人”。
它复兴的不仅仅是文艺，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复兴。
它的到来让人们冲破了会给人们思想紧紧裹上的束缚衣，让人们不再整日纠结于自己是否邪恶堕落，让人们重新思考怎样生活最好，想些什么最好。
文艺复兴就像黑夜中的呐喊，唤醒了迷醉的人们，唤来了久违的黎明。
在那个漫漫无边的欧洲黑暗时代，会是如此的盛行猖獗。
它成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上帝再也不是那个被神圣光环笼罩的救世主，而逐渐演变成教皇用来约束人民的绝对权威。
“君权神授”，在那个时代就连君主也要受到神的制约，也要借所谓的上帝来行使权力，更何况那时期的人民。
日耳曼蛮族那漫长的战争摧毁了曾经百花齐放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曾经富裕繁荣的城市生活也不见踪影；古代的艺术、文字也在其中消亡。
此时“上帝派来”的教皇站了出来“拯救”世界。
基督教会找出古希腊古罗马的学术典籍，截取它们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中的段落编在一起，构筑出一套基督教神学。
这样下来，希腊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基督教。
在日常生活上它们让人们禁欲，鄙视金钱，就连追求生活中的快乐也是不允许的。
他们反对服饰之美，甚至反对个清洁卫生，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在教会的打压下，人们忘记了为何而生，因为没有欢乐的生活毫无意义，此时的人们活着已经死了。
对于艺术来说，艺术是一个人内心灵魂的体现。
当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时，他的艺术创作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观看古希腊时期的艺术作品，像、每一个都充满的浓浓的人性，他们歌颂人性美。
因为那时人们认为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并非是神。
而教会统治下的人们创造出的作品像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他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上帝禁忌的水果，亚当在责怪夏娃，而夏娃在责怪蛇。
两个人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愧。
画中的人是生硬死板的，画作表现的感情也是冰冷的上帝是至高无限的。
这正是人们思想被束缚的表现。
就这样，欧洲人民在黑暗中生存了千年之久。
13世纪末，但丁来到了这个黑暗世界。
他的到来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黎明前的一丝曙光。
他创造的《神曲》让人们通过作者与地狱、炼狱、和天国中各种著名人物对话。
从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主张。
这也便是“文艺复兴”的开端。
他用他的生命及一部部“人文主义”著作唤醒人类，他是黑暗中的呐喊者唤醒了一位又一位思想家。
他们渐渐开始思索生活的意义，努力冲破思想的禁锢，抨击禁欲主义，让人们追求现世的幸福。
从此，那笼罩千年的教皇专政迷雾逐渐散去。
欧洲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渐发展。
人们思想在也逐渐得到解放。
我们看到了拉斐尔手中的《西斯廷圣母》眼中充满了母性的慈爱，我们也看到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迷幻的微笑，更看到了米开朗基罗那个完美、高尚、尊贵的《大卫》。
每一幅作品都笼罩着人性的光辉。
我们看到了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为辉煌的艺术成就。
这鲜明的证实了人们脱离了基督教的思想束缚。
也证明了欧洲开始走向了世俗社会，从此不断发展。
当我翻看这段历史，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欧洲中世纪时期被教会统治下的人们就仿佛被关在了一间铁屋子里，人们的生命在沉睡中结束，这似乎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其中总是有清醒的人，就像但丁等人，他们不忍看到这个社会中的人沉睡一生然后死去。
他们最终决定呐喊，并且相信自己的光芒能照亮黑暗，能融化这看似无坚不摧的铁屋。
他们的呐喊惊醒了铁屋子中的人，他们的决心让跟多的人充满力量。
最终，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原本沉睡的人们冲破了铁屋。
其实，无论看似多么万难破毁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开端，就一定能收获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