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后感
读中国古代文化史有感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
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
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
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尚书 召诰》曰：“有夏服天命。
”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
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
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
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
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
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
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
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
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
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
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
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
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
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
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
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
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
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
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
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
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
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
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四十七讲读后感
历时三年读完了这本书，最终也没有买。
其实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三年前在尔雅书店初读，两个多小时没有感觉就过完了；两年前在理工大学图书馆又看到，读到屈原；昨天，还是在尔雅书店看完全书。
依稀记着每次阅读此书，都会不知不觉的流泪。
有同情、有感动、有激动、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种课堂氛围让我依稀见到稷下学宫的影子，但要有这种课堂，也只能是北大台达这样一流学府基础知识一定扎实的学生。
纵贯中国文化史，那些当仁不让的思想先师，那些拯救中华文明于危难之中的前辈。
都让我深深的对他们作揖。
读此书，才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断层的文明，这句话被我们的课本说烂了，但是真正理解了，却又是那样的充满敬意。
曾经的辉煌，战乱，百家争鸣。
那些被忽略被重视的历史创造者，才构成了我们的今天。
儒墨道法、屈原、曹操、李杜、白刘、岳飞、陆秀夫、朱熹、王阳明、曹雪芹……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在用艺术构建这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
中华文明无疑是优秀的，虽不完美。
但却是我之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读后感怎么写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文体中涵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帮我写一篇关于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的读后感
今天，我利用放星期六的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这本书让我感受极深。
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什么是中华文化，我知道了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知道了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关汉卿、曹雪芹……他们用不朽的名篇在史册上留下闪光的名字!这本书告诉我，热爱祖国、团结统一，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他们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文化也称华夏文化，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化。
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 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朝代出现，自那时起，夏、商、周、秦、汉……汇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滔滔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文化，滚滚长江养育着华夏子孙，巍巍长河记录着历史的沧桑，雄伟的兵马俑展现民族力量，悠扬的编钟奏出了神州乐章。
从远古的部落到今天的泱泱，五千年悠悠而逝，其间的强盛辉煌令人赞叹，历朝历代的风流人物层出不穷，各领风骚，最终造就了一个伟大名族的辉煌，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读了这本书，我还知道了无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无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根植于中华文明血脉，又都赋予了时代的精神灵魂。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神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的特别出发点。
请你来读这本书你吧!它会告诉你许多许多……
孔子的思想主张以及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体中涵中华文化。
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
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
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
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
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
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
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
《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
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
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
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
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
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
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
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
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
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
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央视纪录片《中华文明》观后感300字
中国有五千年的人文史，中国界上唯一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
其他的文明古国都了，因为它们的文化传承断了。
中国之所以五千年来不亡国，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断，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亡了可以振兴。
但是如果民族文化亡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成了“游魂”，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这正是国家重视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的原因，从清明正式成为法定假期可以看出来。
如果世界都成了麦当劳将会不可想象，没有民族和文化，人们只生活在物质中，毫无精神可言，这也是为什么要寻根问祖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
北方区域文化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而以草原文化为基本形态，它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恰恰与中原一带稳定的、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对比。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这个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豪迈真刚，慷慨豪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主动进取，采取攻势；但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长时间内没有自己的思想哲人和文化巨人(从匈奴族开始，北方民族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因而当它一旦与中原接触就很容易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史。
与中华文明相伴而行的古老文明，有的衰落，有的消亡，有的融入了其明。
而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却延续至今。
始终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
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
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