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斗争的一生读后感
海瑞何许人也
海瑞本不很出名，但经由那动荡的十年，我想稍微上点岁数或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是印象深刻。
一出《海瑞罢官》掀起多少风雨。
但这不是我想在这里说的。
估计说了也会被删
海瑞，明代著名的政治家。
广东琼山县人。
回族，嘉靖朝举人。
为人刚直不阿，关心百姓疾苦。
人称“海青天”。
海瑞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影响，非常注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
他在《严师教诫》这篇文章里痛斥那些阿谀奉承、巴结权贵之人，并且承诺做一个刚直不阿、雅逊无私之人。
观其一生，海瑞可谓说到做到。
这是我敬佩这个人的第一点，海瑞一生严于律己而且决不献媚权贵。
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他提倡教师不叩拜上官，结果提学使来视察，大小官吏跪拜于途，独海瑞揖而不叩，笔挺的站着。
后来被誉为“海强项”。
我发现古代的知识份子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那就是都读的是圣贤书，但却极少作圣贤事，换句话说都是伪君子。
这其实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
说时必须冠冕堂皇，做时一定不择手段。
而像海瑞这样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官员，即便在现在也是凤毛麟角。
这是海瑞难能可贵的第一点。
海瑞一生嫉恶如仇，不畏权贵。
连奸相严嵩及其亲信一样不给面子，而且很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不蛮干。
这是我敬佩海瑞的第二点。
不论做人还是做官能嫉恶如仇，不畏权贵。
这种人实在可算君子。
我们总是讲明哲保身，不害人但也不惹事，觉得这就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殊不知纵容也是一种恶行，你对不平之事视而不见其实和同流合污区别不大。
而海瑞则是嫉恶如仇，不论你的身分地位如何，誓要和你斗争到底方才罢休。
独善其身不是君子所为
这是海瑞叫人肃然起敬的第二点。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奉调进京。
两年后，海瑞看清了朝政形式，大胆上言《治安疏》，矛头直指嘉靖皇帝，大骂嘉靖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弄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
甚至说“嘉靖者，家家皆净”。
他自知如此言论必死，早就备好棺材，安排好后事。
幸亏首辅大臣徐阶力保他才获释。
这是我敬佩海瑞的第三点，直言敢谏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敢大骂皇帝的还真是没有几个。
而且海瑞听说嘉靖驾崩，大哭不止，这说明他还是忠君的，骂皇帝没有个人私欲，不是沽名钓誉，这更加难能可贵。
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想着社稷安危，这是海瑞叫人敬重的第三点。
海瑞打击地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
敢拿首辅大臣徐阶开刀，强令徐阶退出土地。
徐阶乃是海瑞的救命恩人，海瑞能不讲情面，不徇私情，非常人所能为。
这是我敬佩海瑞的第四点，中国人作什么总讲个情面二字，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其实这是对其它人的不公平。
你徇了私情，看起来只是一个人的事，但你破坏了规则，是对其他人的犯罪
尤其徐阶是海瑞的救命恩人，能顶得住这一关海瑞可称铁面无私。
这是海瑞让人敬重的第四点。
海瑞得罪了徐阶这样的权贵，结果被陷害罢官。
这就是有名的“海瑞罢官”。
这一罢就是16年，海瑞靠十几亩祖田侍母度日。
万历十三年海瑞再次被起用，他依然是刚直不阿，万历十五年，海瑞死在南京任所，终年73岁。
这是我敬佩海瑞的第五点。
一般人受了教训，都会学的聪明一点。
以免重蹈覆辙。
可海瑞被罢官十六年，起用后依然不改初衷，照样和贪官污吏斗争到底。
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种操守和气节实非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可比
可叹几百年过去了，海瑞这样的人依然难寻。
即便出了几个这样的人物，也像说的：“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有时候我想，“青天”这个词更像一个绝妙的讽刺。
本来是不应该有什么青天的，所有的为官者都应该是青天，这是一个为官者所应该做到的基本准则。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嘛
有青天，就说明其余的人都是贪官污吏。
但愿以后再没有什么“青天”
论积贮疏读后感
古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当今中华民族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扬和继承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加注重语文教学中的中文教育，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同所有的文化一样，古文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脱离于古文的时代性，则谈不到古文的教育作用。
我们高中课本中贾谊的《论积贮疏》是一篇优秀的古文，从现代的观点看，《论积贮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是积极的。
文章开篇就利用了管子的观点“仓禀实而知礼节”，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这是一个反问句的论点，正过来就是：只有百姓富足国家才能治理好。
而民富国强不但是对封建士大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目标，也正是我们现在努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有了剩余价值，才有了阶级，有了国家。
也就是说人们有了积蓄以后才能讲政治、文化、求索知识、艺术才能讲究礼仪。
这一观点与管仲的“仓禀实而知礼节”是一致的。
只有人民富足，国家才能强盛，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如果老百姓“家无隔夜之粮”却侈谈遵纪守法，为国效力，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有位伟人曾说过“弱国无外交”。
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近代名，去年的科索沃战争，都说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而落后的原因在于贫穷。
所以贾谊认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是千真万确的。
只有人民富足了，才能发展各项事业。
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现代化，就是要人民富足。
贾谊的《论积贮疏》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其积极的指导意义。
但《论积贮疏》中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就有其局限性。
文中写道：“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残也。
”认为“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这个观点有其两面性。
如果把“食者甚众”看作是机关事业人员繁冗，吃皇粮者众，追求优越的办公条件优厚的公款消费的福利待遇是“淫信之风日日长”，这不管是两千多年年之前还是现在无疑都是正确的。
我国自古以来庞大的机关，臃肿的人员，不但多吃了“皇粮”，造成财税的严重不足，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互相扯皮推诿，内耗严重，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滋长了不正之风。
据新闻报道，某些地方财税收入不足以发放“皇粮”的工资，那么这个地方又怎么谈得上发展各项事业呢
所以贾谊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对“食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提出鞭策，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贾谊的“今背本而趋末”的“本”看作是“务农”，“末”是作是“工商”。
那么贾谊这个观点有其消极的一面。
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必然会有工商之分的，这是人类的进步。
有了工商，才有了竞争，才有了科技进步，社会才更加发展。
如果一味的务农，那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必然会迟滞社会的进步。
贾谊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有限，农产品有限，因而要强本抑末，正如要剪枝打杈一样，需要对工商业进行限制。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正是由于儒家的这种“重本（农）轻末（工商）”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贾谊看不到或是不愿看到当时对社会起阻碍作用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对封建的国家。
正是庞大的封建统治机器耗尽了国家资财。
贾谊在分析了贫穷的危害及造成贫穷的原因后，开出了一个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方“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则积足人乐其所矣。
”要驱赶老百姓务农，认为工商业者是“末技游食之民”。
要让他们靠自己生产养活自己。
然而,把百姓都赶到田园里去生产就一定多产粮食吗
新中国建立后，曾出现全国务农的现象，文化革命末期，将全国几千万中学生驱赶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到处学大寨，最后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情况：物资奇缺、粮、肉、蛋、菜、柴什么都缺。
为什么全国那么多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反而奇缺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放开了，农民开始务工经商了，务农的人减少了，反而现在什么东西都不缺，粮、肉、蛋、菜、柴都有了，而且价格近几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为什么务农的人少了，农产品却富足了呢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了。
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有了工商业后有了明显的竞争，有了竞争就有了科技的进步，相应在的思想、艺术也得到了发展。
工商业发展, 又带动农业向更深层发展。
现在我们国家强调发展第三产业，这也是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现象。
越是发达的国家一二三产业的人的比例是越悬殊。
美国仅有百分之二的人从事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生产，其粮食不仅本国人消费，而且还要出口。
当然我们要承认政策的作用，承认在某些方面强制力的作用。
例如历史上的屯恳、强制开发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这些强制力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违背自然规律的。
相反违背自然规律的强制力都是要失败的，包括贾谊的某些观点。
我们以上观点是以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前人的。
我们的认识也是受时代发展的限制的。
尽管我们看到贾谊《论积贮疏》有其若干历史局限性，但这篇文章不失为一篇烩灸人口的范文，观点鲜明，言论谨严，条理清晰，扣人心弦。
贾谊不失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但囿于他所处的时代，处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贾谊不可能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缺失，并不是贾谊本人的缺失，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缺失，是他那个时代生产发展水平所造成的。
我们今天学古文，既要学习古人才智、思想、艺术手法，学习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吸取精华，同时又要注意古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造成的文章某些观点的谬误，不能食古不化。
只有透析古文的时代背景及古文观点的时代局限性，从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才能学好古文。
跪求两篇名著读后感400到500子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员工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微软公司还有三个月就要倒闭
”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令人费解的。
其实不然，盖茨这样说是要求员工都要有忧患意识，要不断进取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都经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有的只是阳光和空气”，“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地干，第二天就没有饭吃”。
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国民对本国国情了如指掌，因此都具有忧患意识。
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这些不是值得借鉴吗
引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曾经震撼亿万中华儿女的遗言赠送给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学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
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
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
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
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
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
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
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
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
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
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 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
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
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原君》)。
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
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
“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
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
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
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读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有感,读后感作文
辛弃疾（1140.5.18－1207.10.3）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
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
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
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
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
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
词至此亦足矣。
”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
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
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
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
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
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有《稼轩长短句》。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
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
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
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
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
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
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
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
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
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
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
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
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
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享年67岁。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
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
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
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
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
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
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
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
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
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后人遂以“苏辛”并称。
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
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
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
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
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
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
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
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
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
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
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
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
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编辑本段]瓢泉岁月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
在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文武全才。
1161年，辛弃疾自22岁率领2000多家乡父老兄弟起义抗金，便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20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是，他中年却屡屡蒙受谗劾，赋闲20年，直至忧愤而。
从1181年到1207年，他基本上是在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过着闲居的生活，其间有6年时间被起用又被罢官，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任上和带湖、瓢泉之间；而居带湖亦时往瓢泉小住。
瓢泉，是这位爱国词人南渡后的最后归宿地。
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
1181年春，辛弃疾来到上饶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
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当年农历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鹅湖山、灵山、博山等地，都是辛弃疾常去寻古觅幽的地方。
鹅湖山下的鹅湖寺，在通往福建的古驿站旁。
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八，著名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寺举行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鹅湖之会）。
鹅湖因而成了文化胜地。
辛弃疾常去鹅湖游憩。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
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
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
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
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
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
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爱国志士，将这次会晤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将期思村前的石桥称为“斩马桥”，并在桥旁建了斩马亭。
至今，当地还流传辛弃疾和陈亮“斩马盟誓”的故事。
斩马亭还在，虽经历风雨，仍有不少刻有“斩马亭”字样的釉瓦覆盖其上，为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1195年春，瓢泉“新葺茆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浣溪沙·瓢泉偶作》），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举家移居瓢泉。
1196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
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 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
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1203年，辛弃疾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
1205年秋，又被罢官，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1207年秋，68岁的辛弃疾，身染重病，朝廷再次起用他，任他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
诏令到铅山，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这年农历九月初十，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的遗愿离开了人世。
后葬在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
补充： 辛弃疾墓 辛弃疾墓在铅山县瓜山虎头门阳原山腰。
坐北朝南。
立于绍定年间（1228—1233），其侧驿路旁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
原碑毁墓残。
清代辛弃疾后裔于墓前又立新碑，今亦斑驳陆离，字迹模糊，碑文上行是“皇清乾隆癸卯年季春月重修”。
中间是“显故考率公稼轩府君之墓”。
下行是“廿五代玄玄孙囗囗霞溪囗囗囗凌湖囗东山辜染安北囗立”，据考，此为辛弃疾之仲子辛柜之后裔所立。
建国后，1959年辛弃疾墓被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1971年和1981年又先后两次修整。
墓系麻石砌就，分四层，顶堆黄土，两连围以坟柜。
墓高2.5米，直径2.5米，占51.5平方米。
墓前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
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
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
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
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
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
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
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
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
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
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
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
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
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
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
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
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
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
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
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
”（《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
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
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
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
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
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补充： [编辑本段]有关书籍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06月出版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 邓广铭《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03月出版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10月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2月 连环画《辛弃疾》 绘画:陈光镒连环画《辛弃疾》编文：陆士达 绘画：陈光镒 孙崇恩 刘德仕 李福仁《辛弃疾研究论文集》 追问： 还有么、你好象那么了解他誐、佩服。
佩服 了不起
《滕王阁序》中“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 出于哪两个典故
1，“屈贾谊于长非无圣的典故出自以下故事：汉朝时期有个才子贾谊，18岁就以著称，20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深受倚重。
一年之内超迁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对贾谊的才能颇为赏识，拟任贾谊为公卿。
然而，朝中的那些公卿王侯对贾生并不宽容，在文帝面前毁谤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只得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后转任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堕马而死，他自恨失职，一年后也忧郁而死，年仅33岁。
古代贾谊常作为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代表。
2，“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的典故出自以下故事：东汉文学家梁鸿幼年丧父。
东汉初年，梁鸿入太学受业，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但一生怀才不遇。
学成后梁鸿被分配到上林苑养猪。
一次，梁鸿不小心烧毁了人家部分财物，欲以猪作价抵偿。
那家主人为人刻薄，以为赔少了，便让他做护院，梁鸿克尽职守。
几位邻居看不下去，一起责备。
主人便要将猪归还给他，梁鸿拒辞不受，也不再当猪倌，径回老家平陵去了。
汉章帝时，梁鸿因去看望好友高恢，经过京城，作了一首《五噫歌》，对王室多有抱怨，对百姓多有同情，这首诗被章帝知道了，章帝勃然大怒，便下令搜捕梁鸿。
梁鸿闻讯后改名换姓，携妻儿逃到了渤海边上居住。
章帝的派出的人追到了齐鲁，梁鸿见只得携妻子和一个儿子南逃。
梁鸿夫妇逃至吴地后，在富商门下做雇工。
后代文人常引“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来抒发自己一生襟怀未曾开的抱怨。
拓展资料：《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于上元二年（675年）所创作的一篇骈文。
文章由洪州的地势、人才写到宴会；写滕王阁的壮丽，眺望的广远，扣紧秋日，景色鲜明；再从宴会娱游写到人生遇合，抒发身世之感；接着写作者的遭遇并表白要自励志节，最后以应命赋诗和自谦之辞作结。
全文表露了作者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
文章除少数虚词以外，通篇对偶。
句法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多，对得整齐；又几乎是通篇用典，用得比较自然而恰当，显得典雅而工巧。
在艺术上，《滕王阁序》有以下写作特色：（1）句式错落，节奏分明全文以四六句为主，杂以六四句。
七字句，六字句，四字句，三字句，二字句，乃至一字句，这些句式，根据表意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使节奏分明，内容起承转合。
一般来说，二字句用于抒情（文中有两处：“嗟乎”“呜呼”）。
三字句、四字句用于一个话题的开始或转折。
六字句或七字句连用，为平实的叙述。
四六句或六四句连用，为叙述或抒情的展开部分。
仅有一个一字句“勃”，是自指兼表提顿。
这样，全篇的行文，既起伏跌宕，又自然流转。
（2）骈俪藻饰，辞采华美全篇采用对偶句，不但字面相对，而且音韵大体相对。
如“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瞳，岂乏明时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一句中平仄交替，上下句之间又平仄相对。
如此讲求音律，又不影响意义表达，写出来的句子抑扬顿挫，富于乐感，富于诗意。
这篇序文，如“物华天宝”“俊采星驰”“紫电青霜”“钟鸣鼎食”“青雀黄龙”“睢园绿竹”“邺水朱华”等，都是讲求辞采的典型例子。
这样，文章辞采华美，赏心悦目。
（3）运用典故，简练含蓄这篇序文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有的是历史故事，有的是前人文句，而运用的手法又有所不同，有的是明用，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有的是暗用，如“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有的是正用，如“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有的是反用，如“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典故的运用，加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