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 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读后感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
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
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
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 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
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
《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
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
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
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
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
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
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
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
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
“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
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
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
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
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
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
......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主要观点
《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
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
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
谁看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传》、《哲学的贫困》、《哲学笔记》这几本书啊
求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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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老子说庄子说这本书，你都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推荐了老子说庄子说读后感，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老子说庄子说读后感篇一大家都会知道一本叫《庄子》的书。
可是看完这本书都会发出许多赞叹。
于丹就把她的慷慨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庄子心得》。
在百家讲坛节目中也谈论过这个话题。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领悟于丹心语。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窗某学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
2007年春节期间在《百家讲坛》栏目解读《庄子》心得，受到观众热烈。
《庄子》心得也讲述了许多深奥的论语，里面讲的都是庄子何许人、境界有大小、感悟与超越认识你自己，总邮路可走，谈笑论生死，坚持与顺应，本性与物性，心态与状态，和大道与自然。
下面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庄子这个人，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文章气势磅礴，纵横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古今;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
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嬉笑怒骂，说尽天下英雄，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
他曾经做过漆园小吏，相当于现在的保管员。
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战国纷争、战乱频仍，而到处求贤若渴的时代里。
他隐居不仕，终老天年，没有什么社会名分。
庄子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经济抗面也很差。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人生在世，从古至今很难看破的就是“名”与“利”两个字。
应该说，大家首先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和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问题，生存的困窘。
庄子也不例外。
看到《种子心得》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于丹可以把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分析的十分透彻。
椰油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人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惧生死，那么我们的心灵将拥有一个多大的空间、一份多大的境界啊!是啊，每个人的境界都不同，有的人高过云端却有些人低于云端。
可是每个人只要穿透名和利，那么你个人的空间就会有许多色彩斑斓的花朵和温暖的太阳。
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才必有用。
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
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她)的思维方式。
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
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
往往一个人是不能轻易的认识一个事物的真正价值。
每一个人都希望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
只有真正清醒地认识了事物的价值，才可能获得人生的目标。
而认识一个事物自身的价值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读了《庄子心得》这本书，我的心境与梦境就立刻变得有声有色了。
不仿你也可以去文中了解庄子，从中受到感悟。
老子说庄子说读后感篇二寻寻觅觅，我独自一人徘徊在冷冷清清的书店中，尽权利睁大那双疲倦的双眼，在密密麻麻的书海之中，寻觅你的身影。
你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可以不顾政事，活得如此逍遥的人可能并不多。
文化名人更是少之又少。
可是在我看来，只能感叹：经典的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充斥了书店中这一小小的柜台。
哎!凄凄惨惨戚戚。
可好在我仍能在书柜的角落找到了你的身影——《庄子》那一日，阳光明媚，在上海柔媚的流云下，是一丝丝芊绵的野花。
几只粉色的蝴蝶，从波光粼粼的湖畔飞来，穿过杨柳撩人的婀娜，掠过蒲公英飞扬的轻盈，在几朵小野花上翩然落下。
我捧着《庄子》独坐一旁，不愿惊动她们，一如不愿打扰帘下悠然于梦中的睡美人，把沉睡的美人，定在做蝴蝶梦吧!蝴蝶穿过我的双眼，流下了美的印记，在我心灵中的画廊翩然飞过。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也。
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在周亦飘然。
蝴蝶如仙界闪烁着荧光的精灵，飞过显示与梦想的界限，飞过天上与人间的联结。
飞来告戒世人，摆脱欲望，何必被欲望所累直至生不如死。
在书中显示所想，常被你形之于梦。
而在你的梦中我所探寻到的，不仅只有美妙的蝴蝶，更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骷髅。
你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更不受欲望干扰，死后你愿让蛆虫蚀尽你身躯上残留的最后一点余肉，让野狗啃尽并任意玩弄你最后的骨头，让秃鹫啄食你的双眸。
热你始终躺在天地之间无力反抗，却又不愿防抗，我被眼前的一切所动容，我祈求司命之神，恢复你的身躯让你重回人间，还你父母，妻儿，送你回故乡，再做那个逍遥的庄子怎么样你愿意吗不，千万别这样。
你恳求道：我死后在无欲望干扰着我。
更不必为其劳形伤体，在这里天地的春秋便是我的春秋，我尽享南面之尊。
我亦可用天地做棺椁，用日月做双壁，用星辰做珍珠，用万物做礼物，还有什么葬仅胜于此呢我想这不就是骷髅给我们的忠告吗只有摆脱了欲望，方能无忧无虑，尽享天地赐予的一切快乐，这便是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住逍遥。
反复品读庄子的文章，除了惊叹于作者文学上的技巧以及哲学逻辑能力巧夺天工之外。
我又无数次责备自己的思想造诣的肤浅，无法渗透其逍遥的梦境。
同时也惭愧自己笔头上工夫的拙劣，否则倒是可以弥补内涵的不足，如同漂亮衣服之于平庸姿色，多少使文章读起来赏心悦目。
大哉，庄子!我只享受了你思想的一盂，但我已想飞，飞出这个充满欲望的社会。
我会在空中像你那样独自寻觅心灵之中最美的家园。
老子说庄子说读后感篇三新生代的糖衣古籍——序蔡志忠先生《老子说——智者的低糖》糖衣，是制药史上的伟大发明。
它使良药不再苦口，尤其让小孩子不再拒绝吃药，咕噜一声，欣然吞服，达到医疗的功效。
糖衣并不治病，苦药才治玻糖衣系手段，药效是目的。
针对小孩或成人怕吃苦的弱点，糖衣之发明，原有它很人道的贡献。
古籍难读，中国读书人早就吃尽苦头，不要说小孩，大人也怕读。
可是，现代人又觉得传统不可弃，文化不能绝，古籍再苦也不能全盘倾入垃圾桶呀!——于是，有「古籍加工事业」的诞生。
古籍之加工，先有「今注」，后有「今译」。
前者在书中难明之处加附注解，犹如路标指示迷津，以利读者理解;后者干脆翻成白话文，古籍今典藩篱尽撤，可以同步阅读。
有人反对古籍今译，以为古文一译白话，「原味」尽失。
这话是对的，糖衣之施也，原味(苦味尽失，此所以小孩子愿意咕噜吞食义无反顾者焉。
古籍今译，正欲去其原味，使现代人咀嚼吞食不以为苦呀!今注与今译，都得依赖文字。
但是一九六五年以后出生的「新人类」(完全没有战争和贫穷记忆的一代)，照日本人的说法，是「非文字的一代」(non-lingo generation)。
他们守着电视机长大，行会说「克宁奶粉」，才会说爸爸;善恶对错的观念来自《霹雳小金刚》卡-通，而非「公民与道德」。
这一组新生人口，当然有他们行为法则的特质。
针对这些喂食图像长大的新生代，有识之士要与他们沟通，也非得掌握「图像语言」不可。
蔡志忠的出理，就把古籍加工事业带到全新的阶段——图像古籍的时代来了蔡志忠的第一本图像古籍《庄子说——自然的箫声》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出版，开启了这个新时代。
到了初冬，这本书挤下了燃烧许久的《野火集》，跃居金石堂文学类畅销有些忧心的知识分子怀疑看了今译古籍或漫画古籍的人，后来就不看原典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人看过加工的古籍，心生孺慕之情，更有可能引发他们未来进攻原典的动力。
回想我自己的童年，读漫画版的《西游记》，每页分两栏，上图下文;看到长嘴大身的猪八戒、抓耳搔腮的孙行者，阅读之乐无穷。
真正读《西游记》原文，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
在我们乡下，求书困难，欲亲近传统文化而不可得，「旭仔册」，吾其披发左衽矣。
漫画家蔡志忠，在国内漫画创作的开拓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在《大醉侠》、《光头神探》之余，把漫画触角伸向古典的宝藏，又开启了新的境界。
现在，庄子说完老子说，他又要把《老子》改编成漫画版，雄心可佩，成绩可卜，对中国古籍的传承，自有糖衣式的贡献，不可抹煞。
但是，为什么庄子在前，老子在后呢?蔡志忠不小心触及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大公案，可能挨骂。
我觉得有必要为他进一辩护;庄子畅销，此老子所以出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读后感
费尔巴哈的是一份透露着观萌芽的天才大纲。
正是它的问世，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形成。
全文由11条大纲构成，全都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这个中心，强调实践的决定性作用。
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概念和意义，因此他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是直观的、非实践的，这导致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无法摆脱唯心论的巢臼。
马克思正是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扬弃，在提纲中主要提到这样几个观点：旧唯物主义是没有把事物、现实等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大量被引用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的雏形。
扼要的提纲勾画出这样一个有异于先前哲学家所确立的“人”：这个人与其周围的一切的联系都是一种东西——即是实践。
这个实践是最广义的，它涵盖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自然人体对周围环境的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作用，以及人的思维。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践本身就代表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因素而作用于他人，而同时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特殊的感性和情感，因此，人的客观真理性仍然需要通过来实践证明。
马克思很明确地写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真理作为人的思维的经验性的东西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视为实践，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
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实践决不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如青年黑格尔派在思辨哲学上的纠缠不清。
因此，实践也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
有人径直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
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马克思、恩格斯在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在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被界定为有着“主观”、“能动”内涵的“人的感性活动”，亦即人的对象化活动。
对象化意味着人的预期目的在其存在对象上的实现，即包含着人化的意味。
实践既然有了人的对象化，也便有了主体性的意味，因而实践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辨哲学上，更多的是社会性和人的主体活动当中。
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回避主体的人的活动与作用，而是使问题又回到主体的能动方面。
他认识到，只有在主体感性的参与下，才有认识的发生，否则就不可能建构起任何认识论。
为此，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决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主体感性束缚在思想和观念所决定的范围，而是把主体的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
他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实践活动被赋予一身二任的品格，既体现了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使主体感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自身的完满统一。
这个广义的实践与“社会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所面对的任何“客观对象”实际上都已经处在实践的“域内”，因而都总是已经有人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其中了。
我们确实可以在认识过程中尽量去排除不同认识主体的意识主观性的干扰，努力争取“主观符合客观”，把握客观规律；但我们却无法将人的存在、为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从客体对象中排除，因为任何客体对象都只能是在人的自为存在背景上面呈现出来的。
因此，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客观对象时，它的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识而言，即它是独立于“这一次”的意识，先于“这一次”的认识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是在实践域内。
而意识同样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因而客观对象仍在此前的意识域内，即最终不可能独立于意识、外在于意识。
于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寻求的客观规律就已经具有了某种“实践的规律”甚至“意识本身的规律”的意义了。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以个人的活动应该且必然社会化。
从现实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每个个体的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虽然我们依然还有相对孤立的生活。
作为单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接触的人和事，相对来说是比较局促狭小的，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着意去拓宽就会变得僵化，人身处于社会当中，活动却局限于社会的一个微小的角落，显然人只是这沧海一粟，晦朔相比于春秋。
在此，我们强调人的认识对象与人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这并不会影响客体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
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客观实在性”从旧哲学所想象的纯粹自在的领域归还于人的现实实践之中。
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
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
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
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
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
为此，我们需要以高远的视野把宇宙浓缩，把活动放到更广阔的现实中去，这个活动包括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取海量的信息，直接的方式指亲身实践，尝尝梨子的滋味，前者主要是“读万卷书”，当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不止是是读书了，后者主要是“行万里路”，自然也不仅指行路一途，通过两种方式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可以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加的全面、灵活、精深，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更加合乎科学，更具革命性。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实践是革命的。
而最后一条纲要引起了我最大的共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
实践把居于能动与主导方面的主体和居于依据与基础方面的客体联结起来，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它改造着自然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实践，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进步。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即“实践”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
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以“致用”为终极目标和最后归宿，即必须以能作用于原有的实践结果为目标，对现实的人生和全人类从物质或精神两个方面有益处为衡量标准，“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任何无助于现实生活向前、向上的改变不应看作有效的实践，比如“永动机”只是天才的幼稚的火花，终于会在现实面前破灭。
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
认识关系在改造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又作用于改造关系。
我们从外界择取种种信息，先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认识、思维甚至理论，然后知道我们自身的行为实践，反馈、反作用于活生生的现实环境中。
前者是自身思维、精神部分的革命，也就是“解释世界”，后者是非自身思维方面的现实行动，我把它理解为改变世界；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和“现实操作性”两者结合，实践才可以说是完整的，具有真正改变现实的革命意义。
求一篇读后感，《矛盾论》要求：背景，主要内容，典型观点，品论体会，在1500字上···
今天，我学习了同志所著的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时期，同志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发扬和光大。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8月，在当时，由于的爆发，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来，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使得得以形成。
但是，由于在长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不良影响一直持续到到达陕北，虽然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确立了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王明这些人在党内所造成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花费一番大的力气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此，同志写出了和这两篇文章，借以说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对建党16年来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我们党从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别是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不能死板教条式的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更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革命的路子来。
在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记得在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在苏联留过学，住过洋房，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们，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苏联的某些“经验”，甚至聘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来指挥红军打仗，结果致使中央苏区的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形而上学那一套，因为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理论。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的永远不变的。
”从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看什么事物，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唯物辨证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
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问题就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就决矛盾，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从内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可以说，同志的这段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就拿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吧，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亿多农民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可忽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而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粮是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粮，如果赶上灾年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遭灾的情况下你粮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么，那些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老财就要收回你所租种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卖儿卖女，从而家破人亡。
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说是官逼民反，这样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
不是吗
在旧中国，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诞生了代表全中国全体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它的诞生，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
所有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同志所说的“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可以说，同志所讲的这一席话真是太对了，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再有，同志在本文中还着重指出了“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可以说，这段论述可真是太精辟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件事来说吧，是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但是，这和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当时我们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硬起来，不和国民党妥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败，更不可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样，在江西中央苏区，如果我们不迷信苏联的某些“经验”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指示的话，就不可能发生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
可以说，远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面包、喝洋牛奶的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没经过调查研究，擅自发布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所谓“指示”，固然可恶，但是，如果没有党内那些对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灵的教条主义者，窃取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话，也就不可能导致第四、五两次反“围剿”的失败，弄得中央红军大搬家似的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所以说，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句话，说得可真是太对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个地球世界上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发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不是吗
这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可以说，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会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封建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是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强多了，但是，由于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致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这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渐逐渐地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视野也有了很大的开阔，但是，由于大官僚大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工人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月下来，被资本家七扣八扣挣下来的那点工钱根本就没法养家糊口，于是，就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就会首先站出来，探索改变这种现状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度过的，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刚才我们谈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到江西中央苏区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致使第四、五两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等吧，可以说我们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也是在充满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度过的，不然的话，能有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危亡中挽救了我们的党，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是啊，世界上无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同志的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指明了方向，这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质各不相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我们党内的矛盾，就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有一部分人还处在贫困线上这样就出现了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靠别的，只能靠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的岗位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这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当历史向前迈进了一步，旧的矛盾解决了，而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过的，而解决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们居民所食用的粮油实行的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粮。
特别是象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每个月加在一起也超不过那么五六斤，可以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苦，虽然每斤粮的价钱超不过两三毛钱，价格较低，但是人们却吃不到更多的细粮，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粮食本”，粮油敞开供应，这下子人们的餐桌上可再也见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面这样的粗粮了，可这好了好了，人们却又开始抱怨上了，抱怨什么呢
原来呀，是买粮食虽然不用粮食本了，可以敞开量地买，但这价格却上来了，而且这段时间是这个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却又是那个价，弄得人们是人心荒荒，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这还不如有粮食本哪会儿呢
虽然人们对这件事的认识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确实又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只好吃定量供应的粮油，而且每个月根本吃不上几斤大米和白面；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粮油的价格却又上来了，这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只要这样，才能解决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矛盾。
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再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片面地看问题，照抄照搬某些条条框框。
例如，1949年建国后，我们对城市里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就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没收充公大不一样，我党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条主义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苏联在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样做的话，就得事与愿违，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没有不出乱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总之，通过学习《矛盾论》这篇文章，使我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要做到对症下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据不同的情况解决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抠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条，要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能够拨正船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总之，《矛盾论》这篇文章，是我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过去，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有着它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