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星辰（1979
好书一本， 推荐
\ 启蒙，来源于法语的lumière，本意就是光亮。
三十年前，思想界上承先贤未竟事业，再开启蒙的进程。
思想的风云雷电，跃然纸上；文化的古今中西，汇聚笔端。
从哲学致思的趋向到社会文化的转型，都经历了理性的一一辨析。
在缀满璀璨群星的中国思想天幕上，《读书》只是一颗小小的星辰，有幸躬逢其盛，却也映现出时代的明暗光晦。
本书选编了《读书》杂志从1979年创刊到1994年的经典文章，如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金克木的《〈日本外交史〉读后感》、张维迎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周国平的《智慧的诞生》、倪康良的《一时与永恒》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意义，即使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 葛剑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
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
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
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
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
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
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
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
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
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
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
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
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
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求《公司的力量》全部的解说词
你好，我解决你这个问题再适合不过了，我这几天也是在找这个解说词的，网上的东西杂乱不堪啊，经过我的细心整理及与原节目视频相对照，现在终于弄好了最完整的版本了。
详细解说词内容好多，直接粘贴在这里不方便，我发到你邮箱注意接受啊
两个版本文件，一个文本格式一个world文档格式，内容详尽
同时跟你说啊，能直接贴在这里的解说词是有问题的一般不全不完整，大多是随便弄一点糊弄你的，不过我也不排除有人把他所认为的解说词比较好的语句摘录下来了，这你还是可以看看的! 但每个人对相同的东西其体会和感受都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完完整的解说词后自己找出认为比较经典的话，这样才有意思嘛
还有，不知你把节目视频看完一遍没，我自认为央视这个纪录片拍的相当不错的，其实原节目视频更能给人带来震撼和触动，看完节目视频再来看这个解说词回味一遍，那感觉是很好的
节目视频可直接用 “'维棠”在线视频下载软件 在央视网 经济台或纪录片台 下载得到。
祝愿你能获得好节目带给你的欣喜之情
世界上一些有名的企业家因为创新成功的事迹?
专家聚首2003中国财富品质论坛 创造财富是需要某些品质的，而财富品质是可以学习的。
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更在于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胡润领衔的优秀团队，花费数月时间写就的，深入剖析了中国财富英雄们的成功特质，总结出企业家们较多涉及的十大财富品质(详见附件“解读财富品质”)。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话交流，让更多追求财富的中国大众分享那些优秀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从而更快奔向小康。
2003年3月31日晚在开幕，以下为会议实录全文： 张维迎：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中国财富品质论坛，我首先要证明一下，我们财富本身没什么品质，今天晚上要讨论的是创造财富的这些人的品质问题。
坐在台上的嘉宾有创造财富的人，也有渴望财富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是两个人，我们的主角是对中国财富的创造者进行搜寻、排行的人，他就是胡润先生，他是英国人，生在卢森堡，在英国的德赫汉大学拿到学位，也在留过学，从93年起在任职，他2001年从安达信辞职。
不过在他辞职之后，安达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有关中国富人排行榜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的二十多年里面，企业家一批一批在成长，中国的富人也越来越多。
到93年，我从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万元户已经不算富了，但是有一句话叫“一万元不叫富，十万元才起步，过了一百万才算个体户”。
当然，现在一百万对好多中国人来讲，也可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好多人买房子、买车，动不动就几百万。
但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对富人进行一个排行，重要的原因，所有中国的富人都是害怕富的，穷人是喜欢富，但是富不了，可富人又害怕富。
我想就连都难以搞到这样一个信息，胡润先生是不畏艰难，在中国收集大量的信息，并且一个一个企业去走访，在1999年第一次列出了中国首富一百名，先是在美国财富杂志上发表，之后连续又四年为财富杂志排出中国的富人榜，但是他本人多富有，我不知道。
今天坐在这里的，有几个富的人，坐我旁边的是杜厦先生，有人又叫他杜夏先生，他跟我是二十一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南开大学当教授，是中国最早下海的一批知识分子，而且是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他从事连锁销售，在北京、西安有好多的分店；我们还有一位创造财富的人是湖北天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龚家龙先生。
杜厦在2002年中国富人排行榜中名列第71位，我很怀疑，因为排的很不准确。
今天还有一位特别嘉宾是薛惠英女士，她是下岗再创业的明星，我们知道在国外好多人为什么当企业家创业，都是因为失去工作，没有工作要找口饭吃，只有自己雇佣自己，就变成了企业家。
这一位薛惠女士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创业过程，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另外我们也有渴望财富的人，是党宏伟同学。
他来自陕西偏僻的地方，现在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四年级大学生，我刚才讲到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创造财富的人的品质，不是财富本身的品质。
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胡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富观念，每个人对财富本身的看法都不一样。
张维迎：下面我们请胡润先生给我们讲一下他的财富品质榜，是他专门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
我们表示欢迎。
胡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会尽量用中文说，今天晚上我们首先要把财富品质名次榜揭榜。
我们请张维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
张维迎：下面请胡润先生讲解一下他的财富品质榜。
胡润：我最早到北大来可能是13年之前，13年前我在人民大学学习，经常到北大来，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饭菜比较好，所以经常来。
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全球揭榜我们的财富品质榜。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全球是最让人兴奋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这一代对社会、对经济、对政治方面的作用，可在英国这是完完全全的两件事情，在我的国家，我们英国首富，他是做房地产的，他的一块土地是四百多年之前就在他的家族里的，我们现在没法看他的第一代企业家是怎么进入社会，美国是一样的，摩根、肯尼迪，这些有名的企业家已经去世，我们看不见他当时的影响，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现在是第一批企业家，我们可以了解第一批企业家的价值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经济的、对各个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财富品质榜是这样一个概念。
很多人都问我做财富榜的原因，99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中国的变化是哪里来的
比如说中关村的变化是哪里来的，谁在领导
我当时在安达信，张维迎教授说了，公司已经没了，但是没关系，人还在，所以我当时就想知道这个变化是谁在领导
谁在做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英国人，我相对其他很多的欧美人我应该很熟悉中国。
为什么
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在上海工作了两年，我应该很熟悉中国，了解中国人，但是有人问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我开始做了财富榜，做了两年以后，我改变了，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也感兴趣。
我们现在，很多人谈笑的时候都问应该怎么发财。
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财富榜感兴趣
因为他们想了解怎么发财。
我们这个财富品质榜，是我们分析这些企业家的品质，看看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品质，而且我们想主动让这些人，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他的品质，他的优势在哪里，这是财富品质榜的建立的概念。
我也应该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这是我们采访100名企业家的调查结果，我很骄傲，我们做了调查以后，我们就发现中国企业家认为诚信是最主要的品质；把握机遇是第二重要，诚信第三重要，务实第四重要，等等。
我们同时也做过两个调查，一个是你们，北大的MBA和北大的学生，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发现把握机遇放在前面，我们也发现领导才能也是放在非常前面的，才能被企业家们放在第七位，但是你们认为放在最前面。
这也给我很多启示，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这也是我希望今天晚上讨论的。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是在新浪网上，很多网友也回答他们认为哪一个品质是最主要的。
我们就发现把握机遇是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诚信和创新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我就想给大家看十大财富品质。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品质，我们尽量发现这些品质是哪里来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多了解这些嘉宾认为他们自己拥有的品质，然后我们再讨论。
张维迎：谢谢胡润先生，他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企业家的品质对创造财富的人的重要性。
我个人认为这些品质是很难进行排序的，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不可替代，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什么的境遇，他有什么样的素质，还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可能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就不一样了。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有学生问我，这个东西你怎么排序，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可能应该学学孔老夫子的办法，看你缺少什么我就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缺诚信的人，我就说你要想成功诚信是最重要的。
对于一个不敢冒险的人来讲，可能冒险是最重要的。
对于不能把握好自己的机会，经常错过机会的人，可能把握机会是最主要的。
对于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这十个方面都需要有很好的造就，当然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可能有缺陷，在另一个方面可以弥补，他在其他方面目前可能差一点，但是也可能成功。
台上几位嘉宾都有所感觉，我所知道杜总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他在80年代的时候特别喜欢出风头，在90年代以后他富了以后，他特别的低调，我们请过他几次，他总是说自己还不够富有，等我有更多的财富，我的企业更为成功之后，让我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店以后，我一定来光华管理学院，所以今天晚上他来了。
张维迎：胡润，你要送我书是吧。
那你先送给我书吧。
胡润：我们要送给光华管理学院我们的第一套新书，是我们的财富品质、财富时刻、财富基因、财富情感。
张维迎：我要放在我们的图书馆里。
下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台上的嘉宾，就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首先，请杜总来讲。
杜厦：非常感谢，胡润先生和张维迎教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财富的问题。
我首先抗议张维迎教授说我80年代喜欢出风头，在中国语言里风头有点贬义，我们是在学术界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俩第一次相识是在21年前在西安，他刚刚读完大学毕业，我们共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在一起相聚，那时候就成为好朋友，这是一段历史，我伴随这20多年的路程，看着张维迎教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授。
我走向个体户，二者的分野居然如此清晰和差异这么遥远，张维迎教授请我到北京大学来讲点东西，我总感到我已经疏于此道很多年了，我现在已经54岁了，日薄西山，在座的各位都是如蓬勃欲出的红日，借一位老人的话说，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这是我们推辞的原因。
我首先要说，胡润做了一件好事，动机不清楚，尽管这个好事有很多令人感到遗憾，甚至身居富人榜，但是这个主旨是好。
一个是叫做为富不仁，毕人已经富了，必然不仁。
第二个无商不奸。
这个财富榜有助于让国民改变这样一种看法，下面我想说说我对这个财富品质的看法。
我个人既不同意胡润先生说把它分作轻重排序，也不同意张维迎先生说的，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要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在失败的过程以后，能够取得成功，所有的品质都需要具备，缺一不可。
如果缺少了诚信，一切化做乌有，如果缺少了把握机遇你将是一个傻瓜，机遇从你身边走你抓不住，你不会成功，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具备。
我16年前在大学里当教授，在，这16年的风风雨雨、艰苦历程，我自认为我是走了正确的道路，我认为这十条我都有，我如果缺少这十条的任何一条，我可能又回大学去了。
在这十条里面我不同意最后一条。
我觉得最后一条的定义错误。
你看看胡润的书，外国人把冒险做到第一位，中国人把冒险做到最后一位。
有的人喜欢现在去伊拉克，我的很多朋友都希望现在到伊拉克，到底美国人最后能不能统治这个世界，这跟创业和财富没有关系。
我想当他问冒险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创造财富的品质的时候，就相当于是问竞争意识，竞争是最残酷的冒险，经济里面的竞争，几乎全部符合竞争法则，两个人的商品在市场竞争必定淘汰一个。
这样的精神是企业家所希望具备的。
如果提冒险中国人就把它放在最后一个，中国人是不喜欢冒险的，但是中国人喜欢竞争，中国人是最喜欢赌的，作为企业家没有赌的天性，没有竞争的天性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
所以如果把这个词换作竞争意识，我相信它最起码应该排在第二位，不应该排在最后一位。
张维迎：你说你哪一个都具备，你现在觉得哪一个你不具备。
杜厦：我哪一个都具备。
我审视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16年前，离开张维迎下海到今天，我从没有星期天，16年都是如此。
张维迎：有没有哪一个阶段，哪一个不具备
杜厦：但是我确实不是吹牛，这十个品质我确实都有。
张维迎：我们相信你会继续地成功，刚才讲到一个问题，赌和冒险是不一样的，赌实际上为了碰运气，冒险一般来讲一定有一个失误的判断，好多情况下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是冒险，但对当事人来说是自信心，他的判断跟你不一样，这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胡润：你说的想法不对，我会把冒险放在第一，看企业家这个词的时候，你会看看它的定义，同时把冒险放在自己身体上，然后要冒险管理，最早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些品质，我认为冒险肯定会变成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词错了。
企业家，我翻汉语大辞典没找到这个词。
张维迎：时代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冒险这个词，后来编辑再三斟酌，把冒险改成探索精神。
在八十年代来讲，看排序的话，冒险一定是把握机会相联系，所谓一个冒险，如果不和机会联系起来，冒险就没有意义。
下面我们有请党宏伟同学来讲。
党宏伟：我先冒一回险。
本来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财富品质，但是我想讲讲我为什么讨论财富，我想发现自己的财富品质，在1999年12月31日，上个世纪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北大食堂门口排一块长布，写你在新世纪想实现什么心愿，梦想是什么，我写的是我想成为中国首富，我要成为中国首富。
大家可能会问这个小伙子是谁，不知天高地厚，我是北大光光华管理学院99会计系的学生，我来自陕西农村，我的家乡十年九旱，我的父亲在文革中受的教育，他只有初中文化，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他们都是非常朴实的农民，以种地为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一生要走的路似乎就确定了，就是和一起玩耍的伙伴都差不多，我可能上到初中就差不多了，或者像父母一样做一个纯粹的农民。
也可能成为民工中的一员，我可能在二十多岁就结婚了，这样我的人生就确定了。
但是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小的时候，我经常站在父母旁边，看着来往的汽车，我父母说我很傻，我想走出这个天地，对我来说，要走出这片天地，唯一出路就是读书。
1987年我七岁的时候，我进入我们村的小学。
张维迎：在十种品质里面，你觉得你最具有哪种品质
党宏伟：我觉得他漏了一项，我觉得是梦想，我渴望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甘心，我想改变它，我有这样的动力。
张维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杜厦：梦想最重要的地方是一天一个样，每天做一个梦。
我和张教授一起教书的时候，我曾经梦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但是梦想是会改变，我下海不是我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在下降，张维迎教授可以证明，当时是很火的时候，我决定下海了，当时下海的动机也是一个梦，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学者，绝大多数不懂经济，不懂市场。
我可没说张维迎教授。
当时80年代有一种现象，就是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大批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经常向一些年轻人，包括张维迎教授和我本人去请教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感到因为你说的一句话很可能就变成中国的政策了，很危险。
所以我决定下海，我想自己给自己定八到十年的时间，让自己到海里游泳，然后再回到教授的岗位，但是这不可能了。
后来一两年之后就得没可能了，然后就有了新的梦，既然下海了，就想成为中国首富，但现在又变了，因为我觉得成为中国首富没意义。
我40岁开始下海，我穷尽我自己的一生，最多还活20、30年，因为我的生命有限，我追不上，所以我决定调整自己。
如果这个桌子上面玩儿的人，还剩下四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游戏者，这是我今天的梦想。
张维迎：在80年代，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他水平不比我低，而且南开大学也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研究基地。
我想下面有请龚总，龚家龙在1988带领七个人，从做锅碗瓢盆起家，现在他手下有两家，其中有一家是卖汽油的，你们开车要加油，最大的公司是中石化和中石油，但是他在这个市场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
龚家龙：我很赞同刚才几位谈到，一个企业家这些素质都应该具备。
对于有冒险精神我是很赞同的。
我们就在很小的时候，我那个地方有一个领导，他跟我说，人就要有一点野心，有一点冒险精神，没有野心是不行的。
当时我在机关工作，88年很多人都到海南岛去，我也到海南岛去了，到那个地方虽然也买了一些地，卖地赚的钱也是我们刚开始的第一桶金。
刚才也介绍了，我主要是经营两个油，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吃的油。
两个油，可能说到天宜大家可能知道，说到国嘉耙，是我前年收购的国嘉耙。
我的名字是祖父给我取的，让我学农，因为我父亲、父亲都是学农的大学毕业生，后来登身份证的时候就弄错了，我一直还想在农业，农产品的加工方面发展，怎么样带动亿万农民富裕，所以我干起了油质的加工。
刚才说到冒险、把握机遇和领导才能，应该说一个好的企业家，应该都具备这些品质。
有了这些素质以后，首先要设计一个目标。
我的目标，以前在石油公司时，我要做成中国的第三大石油的零售品牌，同时食用油五年带动一千万户农民加入我的团队，让他们富裕，这有一点野心。
张维迎：你刚才你讲到，你认为冒险第一，你讲讲你冒的最大的一次险是什么
龚家龙：一说到冒险，好象有点贬义，不管是工人把工作丢掉，还是干部从机关把工作丢掉，我认为都是一种冒险精神。
张维迎：下面我们请薛惠英女士，她1998年的时候，在工作二十多年的时候下岗，一家人凑了八十万块钱，从广东进了五千只鸡，干起了饲业。
她成立了北京京郊最大的乌鸡养殖场。
对她来讲，一个下岗女工，借八十万块钱，买回来五千只乌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养鸡很不容易，发病会死光，这是很大的一个冒险。
我想请薛女士谈一下你的感想。
薛惠英：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向各位老师、教授、前辈来学习，能给我这次机会，我非常高兴，我把98年下岗以后所经历的一些坎坷简单地汇报一下。
我先谢谢张教授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通州区人，我叫薛惠英，原来我在通州区北京燕京背景集团办公室工作，我从事行政工作，从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是搞行政工作，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社会旧的体制需要改革，社会需要向前发展，这种旧的国有企业的模式必须要改，我就是在改革当中其中一分子。
当时我整个人想不通，下岗，当时不理解，作为我，28岁入党，我一直做行政工作，好多人就说你是办公室主任，看着你，你不下岗，是不是有好的政策
当时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在我们集团第一个要求下岗，是迫不得已带头下岗。
下岗以后，其实我可以在家待着，为什么这么说
我爱人92年下海了，他是从事珠宝行业，我家庭也有一定的收入，不能说富裕，但有一定收入，我可以在家当太太，带带孩子，也可以打麻将，可是作为我，我是属牛的，我有一股牛劲，我不服输。
为什么这么说
下岗的，我整体一看，基本上女同志多。
都说女同志能顶半边天，我看关键时刻都把女同志甩在后面，我一定要为半边天争气，做成一件事。
我要为女同志争光。
所以我走北京各大超市，各大批发市场，我想我能干什么
搞科技，我没那个水平，没那文化，所以我就是考虑了一下，自己在哪个台阶上，立足点在哪儿，应该从哪儿起步
从我的自身素质到我的经济基础，我给我自己选定位置，我想我在农村一定有我的一番事业。
比起他们，我起码是大专生，我跟一些农民抢饭吃肯定没有问题。
当时我这么想，确实这么想，后来我就走市场。
走完市场，我看中了我们北京的乌鸡销售，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以说各个方面的素质都相当高，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说乌鸡市场确实很好，销的很好。
我走完以后就下决心。
我要搞一个最大的乌鸡养殖场，来供应北京市的市场，要让我们的乌鸡走遍千家万户，所以就横下一条心。
那时候从机关下到下边选地，一个城里人在农村，那个泥泞的路，什么都没有，我选的那块地，很多黄草。
选这个之前，我找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了解建场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什么干扰，没有什么村庄和住户，这样可以防止鸡瘟。
我选了那片地，就在大兴庄村，张家湾镇。
一百亩地，当时是三十亩，现在已经扩大到一百亩，盖起了房，高跟鞋扔了，也不穿了，穿上了工作服。
我爱人在深圳，这边就我一个人跑，开着车，到处买建材，我在家最小，从来都是受宠，什么都没干过，回家尽哭鼻子。
当着人可不能哭。
经过一年的多的时间，这一百亩地的厂房建成了，这里的坎坷很多。
当时我投资了180万元，我爱人非常支持，他说想干这个事业，就干吧，后来我把所有投上了。
但是在边建设边生产当中，资金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比我预想到的困难的多的多，该过春节了，我的工人要吃，两万只鸡要吃，我兜里一翻就一毛钱，我不知怎么办。
我姐姐也陪我来了，我姐姐帮我借了很多钱，我的朋友借了十万块钱，就连我儿子，刚刚上初中，我不知道他私自攒钱，从他的房间里，拿了钱过来了。
我的儿子捏着钱，听我跟爱人谈没有钱，他走过来，拿着一千块钱跟我说，妈妈我这一千块钱够鸡吃几天了，我很受感动。
我和我爱人看着儿子就掉眼泪，是我儿子也给了一次力量，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当然谁创业都有艰难。
现在我经过这几年努力，我们场是一百亩，有两个商品鸡场，一个种鸡场，有七台电脑孵化机，商品鸡我们可以每年出40万到60万只，孵化能力是200万只，在我的努力下，我带动了300多户姐妹，都是从我这儿学的技术。
我是全方位提供服务，带动她们也致富，她们最少的也得八千元，最多的两三万块钱。
当然，比起我们的老前辈来，我们是脱贫。
不过能带动这么多户，我们企业今年成为北京市标准化养殖小区，顺利达标，而且我们在今年三月份，被北京市认定为安全食品生产基地，这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说我今年被评为全国下岗再就业标兵
为什么给我这么大荣誉呢
可能因为我带动了300多户姐妹，我经过这么风风雨雨有这么一点体会，刚才胡润老师的几点，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精辟的论断，我觉得这些是成功者每个人身上必须具备的，我还不够成熟，今天给我上了一堂课，给我鼓了一次劲，下回我一定在全国把我的乌鸡叫响。
谢谢大家
张维迎：我们看一下薛女士，女同志比较细，到市场一看，乌鸡比较好销售，所以她动这个脑子，然后做下去，做得非常成功。
世界上所有事情都这样，长的快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薛惠英：为什么是绿色安全食品
我们已经达标了，从饲料到管理，严格按照北京市的地方标准来做，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身体永远健康，多吃乌鸡更加漂亮。
谢谢
张维迎：安全第一，好吃第二，别吃出毛病来了。
下面我想请胡润先生，你对刚才几位讲的有什么评论
胡润：先从党先生开始，要做一个很大的企业，要做中国首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是一个梦想，但是如果加上一个眼光，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我见到所有的企业家，其中很少的企业家是为了挣钱做大，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在我经验下，他们喜欢做，他们就开始做，然后发现他们做得越来越好，然后他们就继续做。
有一个人在四川，我问他你一辈子钱用不掉，你为什么继续工作
他就是这样谈一点，他就说，如果我做这个工作，我发现我会做什么。
人们是开始做企业，然后发现他们做得越来越好，像你薛女士，做得越来越好，喜欢继续做，一下子就变成最大的杜厦。
党宏伟：我打断一下，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你这么说可能没有体会到一个人没钱，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能没过过那种彻底没有钱的生活。
张维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
胡润：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和英国、欧美最大的区别，二十年之前，我们班上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普通人，都是穷人，都是吃过苦，这跟欧美那些排行榜富人最大的区别，英国、美国这两个地方，我们有一些富人排行榜，但是25%的钱是继承的，他们不是从零开始的，我也不是从零开始。
在中国往往是零开始的。
张维迎：我想说一点关于财富的问题，大家希望自己富有，我觉得我一个观点，富人实际上是穷人的奴隶，他是给穷人在打工，作为企业家，特别是老杜和老龚都有这种感觉，财富是一种不断奋斗的手段，富人也消费不了什么，富人是给穷人打工，他创造这种机会，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价值。
龚家龙：我很赞成张教授说的。
我们当老板，实际上我们给我们的全体工人打工，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和老杜先生一样，我们从开始创业那天开始，88年开始的，实际上88年以前，我们已经开始了创业，我们没有星期天休息，我们职工每天八个小时工作，星期天还休息，确实是我们给他们打工。
张维迎：你打工快乐吗
龚家龙：确实很快乐，我每当看到我的企业能够带动我的职工，我有七十亿的资产，在带动了将近一千万的农民，利用冬季水稻地种油菜，以前这个地在我们长江流域都是空着的，都是休息的。
国家要想让农民富裕起来，从产量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希望，只有从怎么合理地利用土地。
我们动员农民把冬季闲着的地种上油菜，平均一亩地我们按照十亩地算，一个冬季就可以增加四千块钱收入，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给他们多少种子，教他们怎么种，每当看到这个时候，看到农民卖菜籽的时候，感到非常欣慰。
没有我们企业家干大企业，这些卖菜籽，他们的菜籽可能卖不出去。
现在国家油还不够吃，每年从国外进口几百万的油满足中国的市场，就是因为我的企业带动了这么多农民大家来种这个菜籽，城市的居民看到我们的生产的油是最好的，因为菜籽是油中之王，应该比大豆、比花生油都好，这是最好的油。
谢谢大家
杜厦：我觉得刚才党同学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像我这一代人都非常非常的穷困过，穷人的想法和我这边的金发碧眼的先生不一样的，欧洲和欧美比我们早进入现代化发展过程两百年左右，在这样一个过程以后，财富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我们在曾几何时还在一个月只可以销售五两、半斤猪肉，我相信在座的，包括今天的生活也在从美国和英国水准来看，也是在贫困线以下。
我们这样一个穷困的大国，想要有一个致富可能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钱，挣越来越多的钱，这个绝对正确，而且是这个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胡润他的祖辈已经参与了对亚洲的侵略。
据我所知，他的祖辈有两代人在印度，肯定运过鸦片来中国，他们在那个时候不像胡润今天笑的那么灿烂，他们也是像某种贪
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书指什么方面的书
让法律在心间长驻 我们生活在法制的国度，处处需有法，处处需遵法，而作为青少年，我们要应该让法律在心间长驻。
因为重要，所以学法 我们从初中开始便开设了法制教育课程，法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通过学法，我们对法律有了逐步的认知，法制观念也由此提高。
我们懂得了在法律范围内什么事该帮，什么事禁止做。
怎样行使权利，如何履行义务……而假如我们是法盲，也许在触犯法律后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就必定严重了，据统计，在各类犯罪人员中，不知道什么是违法行为或不懂法的人数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所以，学习法律是我们立足于法律社会的基础，是创造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
因为重要，所以守法 遵守法律和宪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俗语有云：“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法律的制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所以为了社会的安定，更是为了我们自身，我们必须自觉守法。
而且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必定是着眼于公民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没有理由不遵循，更没有理由背道而驰。
虽然我们有追求个性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能标新立 异，无视法律的存在。
与法律抗衡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自毁前程。
在我们身边，同龄人知法犯法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为了灿烂的明天，我们能不守法吗
因为需要，所以用法 我们都曾做过这样的一道题目：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该怎么办
回答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是这样说的，但未必能完全做到。
当我们真正遇到类似的事时，经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放弃了行使权利。
殊不知，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是不明智的，是纵容他人的错误行为。
既然我们学习了法律，就要善于运用，以法律之矛，攻违法之盾，敢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
法律是和谐之基，有了法律社会才能发展进步；法律是文明之花，有了法律公民才能提高素养；法律是实践之果，有了法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让我们一起学法、守法、用法，让法律在我们心间长驻
作为一个带班的如何管理手下呢
一、解除管制。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一项调查结果：中国社科院曾对我国内陆 省市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作了调查，结果是： 凡政府对经济管制越严，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反过来，政府对经济越不作为，经济 发展越快。
浙江省政府对经济管制最松，而中西部省份对经济管制最严。
今年初我 们到温州考察期间，也明显感觉到，温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经济活动没有多少管 制(这里的管制特指对经济活动的审批、干预，不是指对经济环境的整顿等)，政府 领导也好、部门领导也好，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熟悉程度(不是指对经济发展规律的 认识程度)，远不如我省各市地领导对经济活动那样讲的头头是道(但他们对经济发 展规律的认识又远远胜过我们一筹)，实践的结果是：温州市经济发达程度高于我 省任何一个市的经济发达程度。
这就是政府放开对经济管制的真实意义所在。
我国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今年两会期间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讲到供给政策时说：所 谓供给政策，第一条是减税，降低企业负担，第二是解除管制，展开竞争，第三是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可见，解除管制亦是实施供给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解除管制就能促进经济发展，道理很简单：第一，政府官员受知识的限制。
市 场千变万化，产品层出不穷，技术日新月异，竞争波诡云谲，谁也没有本事能全面 把握经济发展的各种变数。
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过多，有些本来可能是极有发展潜 力的因素，在管制中受知识的限制可能认为不合常理，而予以扼杀。
第二，政府官 员受时间精力的限制。
一方面我们没有精力去研究经济工作，一方面我们又对经济 的管制不放，岂不白白地把经济主体给困死了?第三，受工作效率的限制。
管制越 严，审批就越多，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不知要闯过多少关口，拖延多少时间，因为 你既然交给他审批权力，他就要认真把关，慢慢审查，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
殊不 知，这样层层审批下来以后，市场早已发生了变化，发展还有什么“机遇”可言? 据有关资料反映，江浙有近半数“走出去”的企业绕过审批这道关口，在国外境外 获得较大发展，如果他按正常程序办理审批，恐怕好多企业就“走不出去”了。
第 四，受人员素质的限制。
因为任何一项管制、任何一项审批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操作 ，这就必然受到办事人员素质高低的限制。
有些事本可以几个小时能办结的，他偏 拖上你几个月。
尤其想获取一些稀缺资源时，审批权掌握在素质不高的人员手里， 就变成了寻租的对象了。
最近，经济学家张维迎阐述了一个观点：管制最多的地方 ，骗子也最多。
他说，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 低，只要拿到政府的审批件，他就可以赚大钱，而老实巴交、诚实守法的经营者， 他们或者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 制越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入，骗子更容易出现的地方，当骗子越来越多时， 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它不该管制或管得太多，反而误认为管得太少，这样管制会 自我强化，变本加厉。
可见解除管制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何等重要。
二、规范引导。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规范，二是引导。
讲解除政府对经济 的管制，并不是讲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当 市场监管者，不当企业主管者；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当服务员，不当父母官。
”规范是指政府在经济工作中，致力于规范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打击坑蒙拐骗现象。
不能造成“合法的不挣钱，挣钱的不 合法”现象；稳定社会秩序，创造一个安定乐业的社会环境；规范政府自身行为， 建立一个透明的政府，使政府行为精干、廉洁、高效。
当然，这只是从规范而言， 如果从政府行为而言，还有更多，如建立规范的财政、税收体制，达到富民强省， 富民强市；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弱势群体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搞好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等等。
也只有政府才有可能考虑 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教育、科技 、卫生等事业，等等，这些都是政府按规范要做的事。
政府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都不能做，而公民的行为规范特点是：凡是法律没有禁 止的都可以做。
目前我们对有些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包括签订责任状之类，有些该 管的或该规范的反而忽视了，或者行动不力，如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安全隐患大的小厂小矿，管的又不严，关闭后死灰复燃现象居多。
尤其对假冒伪 劣、坑蒙拐骗现象打击不力，导致不得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集中进行整治。
如果不 从源头上治理，集中整治过后又如何呢?引导是指政府在经济工作中，制定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利用宏观政策来引导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同时，通 过建立各类服务组织，为经济主体提供各类信息服务、管理服务、人才服务、法律 服务、创新服务及各类咨询服务等。
目前我们的引导工作也有很多空白点，如对中 小企业的服务问题。
中小企业由于在资金、人才、信息、销售渠道、产品开发等方 面处于劣势，因此中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机率更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必须由政 府出面进行引导扶持，如建立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孵化等 ，这方面反而做的很不够。
三、顺势而上。
我们过去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堵”多于“疏”。
即和现成的 政策来“堵”，而不用创新思维方法去“疏”。
有些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是政府 始料不及的，是政策没有涉及的，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国家，政策的滞后性 非常明显。
而一些具体经济政策，绝对不能成为悬在经营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应成为保护经济发展的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
当一些经济行为是个别现象时， 只要它不构成对大局的不利影响，就没有必要去管它，如果它是合理的，它会发展 壮大，如果它是不合理的，它会自然淘汰，退出舞台。
江浙发达地区对一些新经济 现象就是采取这种宽容的态度。
而经济落后地区一般是容不得与现行经济政策不太 一致的现象出现，一俟冒出地面，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是扼杀了很多新经济因素 。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对一切经济现象都置之不管，对破坏经济秩序的现象，对坑 蒙拐骗，必然是迅速行动，如传销之类，就不能放任不管。
我们说“顺势而上”， 指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对富民强国有好处，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又超出了现存的政策 范围时，政府就要顺势而上，去修正政策而不是扼杀经济萌芽。
当我们还没有把发 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时候，一些地方不敢放手发展个 体私营经济，浙江则顺势而上，不是用“堵”而是用“疏”的办法，使浙江个私经 济大发展，现在看来，他们当初对个私的“放任”则带来了今天经济的繁荣。
如果 我们对经济工作难以把握，不妨采取“放任”的办法，俟成势以后再顺势而上，则 不失为领导的高明。
如果自恃领导水平高明，今天来重点扶持这个企业，明天去扼 杀另一种经济萌芽，是永远也摆脱不了被动局面的。
总而言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到改变政府行为的时候了。
在经济工作中， 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会得到不断修正。
问题是我 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要有“复归原位”的自觉性。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谈到“ 十五”计划时说：“十五”计划可能好多地方政府官员没读懂。
他说，“十五”计 划是我国第一个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作的一个规划，规划要求今后政府既不能“ 错位”，也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
“十五”计划的一个特点是：资源可 以由市场配置的，完全由市场来进行，有些需要由国家来投资的，国家要弥补政府 这个“缺位”。
他还说：原先习惯“错位”、“越位”、“缺位”的政府能否很快 适应现在的定位，多年的计划经济养成的习惯是否能克制，要真的让政府在很多时 候“靠边站”(这里讲的是广义政府，包括党委、政府)，估计还真的会有人不适应
五年中华文化发展，而科技创新反而落后呢
最近读到余秋雨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中国文学到司马迁就进入了顶峰，唐宋八家加起来也不如。
同时，也读到陈丹青先生所谈的“中国文化不断退步”的观点，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思想文化从一开始就步入了退化通道
”。
翻开中国文化历史，最震撼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武力逼迫思想自由事件；第二件是汉武帝独树儒家，把思想文化变成了统治工具，把学者偶像化；第三件是清朝乾隆的文字狱运动，把思想文化变成了民族压迫统治的工具，把汉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奴化。
然而，这些都是古代史，而最彻底最残酷的则是现代的马列主义文化运动，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摧毁了中国人所剩不多的做人良知。
这所有的流毒都可以归结到中国现有教育体制里，教育的退步是社会文化退步的决定性原因。
教育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国际社会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达程度上，有一个不是标准的标准，那就是诺贝尔奖。
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奥林匹克，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大奖。
可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的东邻日本，一亿多人口，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已经出了18个了，仅2008年就出了3个物理学奖。
小小的英国，仅一个剑桥大学就出了80多个诺贝尔奖。
而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上千所大学，都60年了，至今还是零。
是中国没有人才吗
中国人的聪明举世闻名，身在海外的华人已有9人得奖。
为什么在海外行，在大陆就不行了呢
古语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根子显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身上，在教育身上。
温家宝总理多次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先生总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讲过五六遍，形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据说温总理立刻约见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而几位校长的共同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 教育乃立国之本，国民的素质、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皆来之于教育。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由精英引领，一切精英皆来之于社会教育。
教育体制决定人才的培育，是人才辈出还是万马齐喑，归根结底就是体制的问题。
2010年4月，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到，“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
2010年5月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与两位校长的观点相认证的是：5月12日公布的年度QS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分列第12位和第16位。
这还仅是在亚洲。
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学界的骄子，几乎倾举国之力兴办，却还算不上世界一流大学，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据媒体报导，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像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
2010年5月21日，在2010中瑞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给出了答案。
他说，“大家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
”“理论上讲，一个人口大国应该会有更多的天才和创新能力和更多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会有更多的创新和发明。
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重大创新。
”“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做不到这一点。
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做不到这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比60年前还要差。
”“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告诉我们的学生，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准确答案。
”“意识形态控制太强。
我们整天讲我们要统一思想，怎么统一思想呢
这是很荒谬的，思想要多元化才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
所以我们整天告诉学生、小孩要统一思想，不能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这对中国人的创造力是扼杀和谋杀。
”学者汪丁丁也曾愤而拍案道：“愚蠢的管理体制产生愚蠢的管理方针。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为什么2010年北京高考的理科状元会被美国11所顶尖高校拒收，2011年，北京三名文科状元同时弃北京大学，内地共11名状元弃清华、北大而选择香港大学，这就是答案。
并不是港大特意来挖高考状元，恰恰相反——港大并不稀罕状元。
早在2005年，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申请入读港大时被拒绝。
理由是：港大对高考分数跟面试表现同等重视，港大不会收录“书呆子”。
国内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不仅与国外同行，即使与民国时的北大相比，甚至与战时的西南联大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西南联大这个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
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何其艰苦，在茅草屋里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竟然造就出众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其根本原因就是：遵从了“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人才培养规律。
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曾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流星一现的改革辉煌。
1980年代武汉大学，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在全面研究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成败利弊之后，励精图治，领全国之先，全面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奉为“武大的蔡元培”。
各项改革，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
改革后的武大，文气被发挥到极致。
抛弃一切形式主义，真正以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子培养学生。
学生可以“逃课”，逃掉不喜欢的课，自主选课，从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自由架构自己的知识结构。
期末考试没有统一的试题格式，没有AB卷，也没有标准答案。
学生的自由向学、自由论争之风炽烈，精神气象非今日能比。
成功的改革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
连北大的教授都想来武大，高考状元来武大，不少高分学生宁弃清华、复旦而报武大。
然而，仅仅6年，这场让全国学界甚至国外都叫好的改革，却被教育部的一纸公文突然刹车，化为乌有。
1988年2月，改革者刘道玉被毫无理由的突然免职，并几乎被封杀。
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一场令国内外瞩目的教育改革就这样被扼杀了，所有成果被冰封。
刘道玉成为制度的殉道者，从此离开教育，归隐山林。
2008年3月，时隔17年后，72岁的刘道玉应邀在武大人文馆就他的新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表演讲，也是他对武大学子做的最后一次讲座。
演讲结束后，所有学生都不退场，给与这位前武大校长、一个传奇式的长者，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以此表达对前校长的支持，对现制度的憎恶。
衡量一所大学的根本不在于有多少高楼院所，而是软环境。
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内的一代科学大家，要么是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要么是国外留学归国的。
中国这60年都干了些什么
只有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一场连着一场，不断的整人、害人；语：“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1957年，内战结束仅仅7年，百废待兴，正是国家建设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中共一场反右把整个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覆灭了。
其后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临，知识份子又被整体划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战战栗栗的处于被管制之中。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本以为苦日子可熬到头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不到5年，又搞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彻底断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从此被画地为牢陷在官方设定的思想牢笼里，一切唯党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
不仅如此，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同时，在物质上也被闹出造原子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可悲笑话。
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被禁锢没有痛彻心肺的感觉，是因为长期以来的高压统治对人思想的钝化，使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灵动的思想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了。
实际上，人之所以贵为万物之灵，就在于那个思想，没有了思想，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具活的尸体。
62年了，中国何曾出过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的思想家
何曾有一部在中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
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厚重积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能说得过去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
几十年来，文艺、学术一直为政治服务，只讲党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权威，膜拜权威，创造力被禁锢，得不到正常发挥；中国人只能像陈景润一样去求证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独创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轻时国民党时期的作品，整个一个黄金中年都在运动中度过，一事无成
巴金直到晚年才敢说真话，发表了《随想录》。
说是真话还是说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烂在肚子里。
岂止一个巴金，所有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是骨鲠在喉，却又不得一吐。
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
这就是亿万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六十二年诺贝尔奖中国空缺，没有听到当局的反思声音，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
而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捧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天就批评俄罗斯政府没有在年轻学者毕业之后，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导致了人才的流失。
梅德韦杰夫说，我们需要努力，这样我们的天才才不会出国。
” 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在一个写本书都要被抓去审讯的国度，思想还有几多价值
因为在诺贝尔奖的标准里，作家需要有独立的价值观，不能为社会政治和现实所绑架。
而在现实中，中国文学只是商业和权力的自娱自乐，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均不在视野之内。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言，一个人才的横空出世并不像预言那样简单，中国学术界若不能解决掉自身的种种问题，那么中国人还将会10年、20年永远等下去。
了解中国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一百年也不会产生新思想并对人类有所贡献。
对这种知识领域的专制，有学者如此感慨：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
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份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而不是创新中度过一生的。
一个让国民从生至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傲视世界的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
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原谷歌公司中国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国的教育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整整一代人丧失了质疑传统思维和创造独特发明的能力。
”对这种极端悖谬的教育体制，也有抗争。
海归教授清华美院陈丹青的愤然出走，北大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对研究生的罢招，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何家庆的提前退休，等等。
但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沉默。
陈丹青的出走，因于美术专业研究生招生的政治考试。
他说，艺术学院招生的外语和政治考试，外语考试是否必要，自是见仁见智，但是政治课考试，“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连苏联和古巴都没有这么做。
”不仅是艺术学院，中国人有多少人会去质疑，那个政治课是高考必考之课、应考之课呢
有多少人会认为那个政治课，其实是当局在强奸民意呢
有多少人会认为各单位那个党组织，其实是个绝对多余应该剔除的毒瘤呢
我们国家最成功的教育是体育教育。
因为体育教育不考政治，不考外语，只考肌肉、体能和速度，它按专业规律来培养你，择优录取，谁跑得快，谁进来。
面对自己的孤立与周围人的麻木，他发出如此感叹，“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
”这是一个长居纽约16年的海归人士，对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对比后的清晰、透彻所感，而真正久居此地的中国人已经无以分辨正邪了。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教育、知识份子历来都倍受尊崇。
封建时代，秀才见官可以赐座，而商人见官只能站着。
国民党时期同样如此。
1927至1937年10年，当今所谓的军阀混战年代，却是中国的大学教授境况最好的年代，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
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份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
1930年代，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军阀韩复矩支持下搞起来的，山东教育的进步令全国瞩目；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军阀刘文辉，明令县长：“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 早在1916年10月，奉系军阀奉天省长张作霖，严令各县增加教育经费，要占到全县总支出的40%以上，并以此作为考核各县的内容之一。
张作霖甚至以宁肯少养5万陆军的魄力，创办了东北大学。
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
东北大学的经费也是首屈一指。
北京大学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
而东北大学是160万元。
一直以来被中共一再抹黑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实际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开明人士。
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专门有一集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
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
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
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教育规模在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校训中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
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至于所谓的水牢、收租院等等，全系为了政治需要胡编、捏造，为了让人们相信所谓的“旧社会”如何坏，它的“新社会”如何好，为它的夺权制造依据，编造了多少谎言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唯独中国大陆例外。
据中新网报导，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排于世界各国末尾。
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早在1993年就提出本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如今新世纪又过去了10年，还是没有达到。
2010年五月，新的教改方案获得通过，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要到2012年达到。
一向被瞧不起的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达7.4%，比中国大陆的3%（很多年份还达不到）高出一倍还多。
印度1947年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1949年就通过宪法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
虽然当时的全民免费医疗还未能完全落实，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份，可是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也都由政府买单。
印度经过与“新中国”同样的时间，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名至实归。
并且政府办的医院对于所有在印度的人都不收费，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享受免费医疗。
200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41倍，印度以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负担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为10多亿人口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一年级到八年级，学校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教材由政府专门拨款购置并向学生免费提供。
每位在校学生每年免费领取冬、夏以及春秋季三套校服。
现在全印度1.2亿学生全部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
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被褥、牙膏、毛巾之类的生活需要都由政府提供。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唯一需要负担的费用是每月12卢比（合2.4元人民币）的“政府福利基金”。
学生每年只需要缴144卢比，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
大学教育，每年每生费用也只合人民币300元左右。
陕北的吴起县，在花5千万修一公里路和高中以前的所有学生教育实施免费之间，做出了良心选择。
吴起县能做到，其它地方为什么做不到
吴起县县委书记曾表示，吴起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有钱，而“全民免费教育”也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耗钱，在吴起县每年需要5千万元。
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发展教育的决心。
与此相印证的是，2011年2月，陕西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镇坪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3,400万元，却出台政策，在全县实施12年免费教育，将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陕西的另一个全国百强县府谷县，也在同月出台政策，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
但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教育部官员8月16日在湖北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时表示：未来10年，中国仍将坚持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
百姓翘首以盼的12年义务教育，还得等10年
而据媒体报导，2010年的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以国家经济能力来说，不仅可以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都完全可以做到。
但共产党就是不做
为什么搞三峡工程有钱
办奥运、办世博、搞国庆庆典有钱
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 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
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万5千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
……。
作家韩寒说：“一个国家，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到处撒钱，几百亿几百亿地为了一两句赞美签单子，几千亿几千亿地开这会那会，当研究表明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需要投入一千零几亿时，它却表示，拿出这笔钱有困难。
”多年来，官方一直吆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是空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的重视过知识和人才。
相反，对知识的践踏和蔑视，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却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对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任继愈、钱学森，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问题非常简单，不难解决。
但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其中包藏着党的一个天机：外国人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思考能力。
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只准知道给定的答案，只能回答给定的答案，只准你死记硬背上面的标准答案，不准你自己另寻答案。
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说，长期固守一种模式，必致思维僵化，头脑简单。
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听话，听指挥者的话，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是对的，第一反应实际也是唯一的反应，就是听，不折不扣地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维。
这种教育方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培养一批只知死读书、读死书的头脑僵化机械的书虫，而不是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环境和形势的可造就之才。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10多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当指挥者高喊：“让领导先走
”所有学生都乖乖地听话，在大火面前连求生的本能都失去了，最后只能葬身火海，这个教育模子出来的只能是书呆子。
这就是本质原因
知识本来是启迪人心智的，但罪恶的体制埋没了多少天才，造就了多少庸人
对教育来说，只要听话，听党的话就可以了。
党需要的永远是容易统治的应声虫、奴才、顺民，而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否则，若能独立思考，跟党不一致怎么办
还得让党拿出功夫、精力来搞思想统一，不如干脆就是一个不允许，省事。
2010年秋，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改方案通过，大学教育仍然沿袭旧的一套，仍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校长再有本事，仍然在党的手心里转转。
全世界都在搞素质教育，唯有中国大陆搞应试教育。
甚至把社会事业搞成了社会产业，把高尚的教书育人搞成了充满铜臭的赚钱机器。
这就是根本问题。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
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印入眼帘的赫然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完全就是统治者实施愚民统治的工具
——这就是答案。
罪恶的教育体制不仅误人还吃人。
2009年北京大学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一名硕士、一名博士、一名双硕士自杀。
2010年以来，也曝出全国多所高校学生自杀或杀人的消息。
克拉玛依大火，如果不是愚民教育，学生也断不会在火灾面前领导说什么听什么，没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致使自己葬身火海。
与其痛恨官僚的冷酷与极端自私，不如声讨罪恶的教育体制。
为什么美国、西欧等西方国家就是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
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发展，专制独裁永远都跟不上时代发展。
官方让人笃信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谎言太多，人一独立思考，就把谎言揭穿了。
试举一例，李大钊是中共的创始人，为了表现李大钊生的光荣，死的也伟大，一直宣传说李大钊死前曾两次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
而据《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发表的《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披露：“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
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 所以，北京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
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来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深知这种教育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因为它拒绝改造，谁要敢于提出改造就会被“改造”，除了移民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除非你能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一个思想自由国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