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上说的“哥德斯尔摩综合症”是什么东西
斯德哥综合症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
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
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
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
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
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
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
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
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
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
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
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
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
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
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
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
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
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
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
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
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
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
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
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
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
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
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
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
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
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
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
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
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 一项关于女性参与性虐待案件的研究中，他们通过访问了20多个女同谋犯(包括卡罗和珍尼斯)和分析她们的心理特征，指出男性患有幻想症和虐待症，通常很容易影响他身边的女性，而使她们也逐渐参与其中。
当女性参与作案后，她们对男人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强，而自我的独立性就越来越低。
如果感到自己被疏远，她们就会变得不可忍受。
这就是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常常发生在一些被绑架受害者、被虐待的妻子、被囚禁的犯人身上，他们会逐渐适应于被虐待和被囚禁。
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冬眠”，受害者以自我麻木和服从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更大伤害，这种麻木和服从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愿意为主人卖命或掉进“爱河”。
平时很多人初次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该是从港剧《谈判专家》，里面提到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剧中，被大智绑架的那些同事，他们都是出于公司领导盘剥及欺压员工的事实才会对绑架者大智产生同情和帮助的，而不是所谓的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现象”，难道人质和绑架者产生正面感情就是“斯德哥尔摩现象”。
因此，对于此现象的争议和研究还在继续。
不过，当今很多人已经开始将这个词汇运用到对一些事物的比喻评论上，不论其使用恰当与否，这些已经表明了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 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
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待，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
以减少心理压力。
而最后，由警察救出来后，由于前期的转变持续时间过长，已经对精神产生错觉，错误以为一旦失去施恩者（施暴者），自己将重新回到一开始被压迫，受伤害的过程。
因此，在众多案例中，都可以看见受害者拯救施暴者的情况。
同时，又对把受害者们拯救出来的警察，法官，律师等报以敌视，是因为受害者们知道，就算敌视、仇恨、甚至伤害这些人，这些人都不会为其带来伤害，因此……站在施暴者一边，对抗警察，法官，律师等帮助过她的人。
用最简单的中文来表达的话，可以这样说：爱不能恨的，恨可以恨的。
难以康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经写出惊世骇俗《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 1957年百花齐放时，因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后，丁玲却对把她打成右派的领导韦广祯非但没有微辞，反而主动、积极地为其辩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丁玲对那些与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言辞激进，比那个左派领导还要左。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
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了他一世声名。
面对文化大革命红潮，郭老曾宣称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
读过《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辈者，岂能不大跌眼镜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
但事实是，他也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何以至此
说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识。
重压之下无反弹，还说重压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无反转，反说扭曲舒张，甚至舒张得很。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观察到此间人（哪怕是名人、伟人）的复杂性、两面性———其实岂止此间人，外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
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
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
为什么
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
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
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
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
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
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
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
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
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
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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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怎么死的
早年生活孩童时期1889年4月20日18时30分许，希特勒出生在布劳瑙的一家名为波麦的小客栈里。
他是奥匈帝国一个海关职员在第3次婚姻中所生的第3个孩子，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均幼年夭折，只留下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妹妹保拉·希特勒。
希特勒年幼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
1895年，希特勒年满6岁，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的学堂念书，他在小学的成绩一贯良好。
恰好这年正是希特勒的父亲58岁从海关退休的时候。
在今后的4年中，他在林茨附近的许多村庄里频繁搬迁。
直到希特勒12岁的时候，已经搬了7个地方，换了5所学校。
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学习了2年，他参加了唱诗班，跟据他自己的记载，他当时的梦想是希望将来当个牧师。
11岁时，希特勒被送到林茨上中学。
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当个公务员。
但这却是希特勒最不想做的事。
他与父亲发生了争执，希特勒想要当个画家，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希特勒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念书了。
希特勒在林茨中学在还没有得到应有证书时，就不得不转学到距林茨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求学时期1903年1月3日，希特勒的父亲在早晨散步时肺出血发作而死，享年65岁。
希特勒的母亲当时42岁，住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里，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希特勒与保拉·希特勒。
她秉承丈夫的遗愿，百般的劝说儿子好好回学校读书，子承父业，但希特勒却比以前更加坚定，下决心不再干这行，继续荒废学业。
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开始热衷于政治，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成为了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并忽然喜欢起读书来。
他参加了林茨的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
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的历史与德国的神著。
1906年，希特勒过完17岁生日后，千方百计的劝说母亲同意他到维也纳的艺术学院去就读。
在1907年和1908年，他两度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
1907年12月21日，母亲死于乳腺癌，两天后，她被葬在丈夫的墓边。
父母双亡之后，希特勒的生活日益窘迫，之后因为奥匈帝国这个他憎恨的多民族国家征兵，他逃到慕尼黑，不得不流浪到维也纳街头行乞，靠卖画为生，有时被雇佣来扫雪、扛行李。
1909年11月，他来维也纳不到1年就不得不放弃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赁的房屋，在今后的4年中，他一直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或者位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第二十区的默尔德曼街，几乎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
希特勒称他至少得当一阵子“画家”，但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份工作的情况。
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况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当普通小时工了。
这时他开始当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
1913年迁居德国慕尼黑前无固定职业，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狂热信徒。
青年时代奥匈帝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前要求在慕尼黑逗留的希特勒回国参军，希特勒返回奥匈帝国后，装病没通过体检，之后返回巴伐利亚。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伊普雷斯战役、索姆河战役、阿拉斯战役、巴斯青达战役。
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且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曾跟他在一个部队的士兵说他在军中不爱与人交谈，收到的信件寥寥无几。
希特勒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时，大腿被炮弹炸伤，在1917年3月1日返回战场。
1918年10月14日，在威尔维克村附近，希特勒遭芥子气攻击而短暂失明，在此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
1919年6月，一战的胜利国齐聚凡尔赛，签订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凡尔赛和约。
此和约不仅违背了同盟国在休战前对德国的所有承诺，同时也分裂了奥匈帝国，树立了众多的东欧小国，导致东欧出现权力真空。
这样不仅破坏了欧洲原先的政治均势的传统，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德国的再次崛起。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屈辱，而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惩罚、限制，则是侮辱德国的标志，再加上数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德国哀鸿遍野，这个原先富裕的欧洲强国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
正在这种贫穷、屈辱的社会中，产生了纳粹主义，每一个德国人都要求摆脱屈辱找回大国的自信。
正如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所说的那样：“凡尔赛和约不代表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而已”。
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纳粹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反犹太人的狂热，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许诺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
1919年7月，希特勒奉命和其他“侦察员”一道前往莱希弗尔德的收容所，肃清那些曾在大战期间被俘虏过的德军战俘们中间滋长的斯巴达克思想倾向。
1919年9月，希特勒又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去调查一下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政治团体的情况。
就这样，希特勒以一个可以说是特务的身份第一次结识了当时只有54名党员的这个党。
这个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反犹主义。
由于希特勒在旁听这个小党的开会发言时，痛斥了一个主张巴伐利亚脱离普鲁士，并跟奥地利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共和国的言论，他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和兴趣。
两天后，希特勒突然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经被受邀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开始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希特勒决定成为这个党的第96名党员，并担任了党的主席团的第7名委员。
希特勒迈出了他人生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在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他在履行侦查员职责的同时，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
他从事多方面的社会交际，在国家主义者刊物《慕尼黑观察家报》上刊登党的启事，组织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竭尽全力扩大党的影响。
希特勒在群众集会上施展演说才能，竭力向到会的大学生、小业主、军官们煽动对“凡尔赛和约”、“11月的罪人”、“犹太人的仇恨”。
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因此其听众，特别是大战中的士兵们倍感亲切，从而也使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狂热。
就这样，希特勒组织的群众集会不久便名闻遐迩。
他演讲的内容、语言的才华、雄辩的论据很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纳粹党对他顿时刮目相看，纳粹党的主席力排众议，遂将希特勒任命为“宣传部长”。
希特勒大权在手，就着手进一步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他重新安排了党的日常管理工作。
接着又跟党的主席起草了新的25条党纲，基调是反犹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要求，其内容，除了犹太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尝到一点甜头。
为吸引群众，他利用德国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潮流，将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便是纳粹党。
党纲和党名都是在1920年2月24日的群众大会上向公众公布的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退伍，之后他便把他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了。
他筹划了党旗和党徽，又在赞助者的支持下，买下了慕尼黑的《人民观察家报》，使党有了自己的机关报。
在此期间有一批为希特勒的学识、胆量、惊人的口才所折服的各方人士加入到了纳粹党的队伍中来，使纳粹党的势力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由于希特勒的积极活动，一年之内，纳粹党就迅速壮大起来。
1921年7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准备同北德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把纳粹运动扩大到全国。
这时，党内有人反对他的领导，希特勒立即赶回慕尼黑以退出纳粹党相威胁，迫使党同意他当元首，并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
他还对党章作了修改，取消了党的委员会，废除了选举制度，确立了领袖原则，发展独裁统治，并把党名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不久，希特勒为纳粹党的党首。
1922年1月22日，纳粹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至此，希特勒终于把一个原来专事清谈的俱乐部，改造成了一个群众组织，并成为其中最为重要和最为著名的成员之一[9] 。
在幕尼黑，除了纳粹党外，还有许多右派政党，但他们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犯罪行为，其幕后操纵者是犹太人。
然而，在希特勒特有的热情和雄辩能力的影响下，巴伐利亚地区的主要人士神奇般地归属到纳粹党的旗帜下。
1922年，赫尔曼·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他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之一，得过战时功勋奖章。
他说：“我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并非出于什么信念，只觉得纳粹党具有革命性。
”接受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要支付巨额赔款。
法国为保证得到赔款和在德国面前有一种安全感，便出兵占领了德国大部分地区，虚弱的德国政府无力抗击，只能实行消极抵抗，结果导致德国发生了空前的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瓦解，经济陷于崩溃。
敏感的希特勒看到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正是他推翻共和国的良机。
他要以巴伐利亚为跳板，攫取全国政权。
10月，巴伐利亚和柏林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希特勒决心利用这一矛盾，他要求巴伐利亚邦政权趁柏林尚未向慕尼黑下手之时，就向柏林进军。
希特勒自认为时机对己有利，他执意要效仿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榜样，着手策划“向柏林进军”，以建立由他个人施行独裁的专制政权。
但巴伐利亚邦政府头目优柔寡断，无意按希特勒的意愿行事。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
1925年1月4日，出狱后的希特勒拜访巴伐利亚总理，承认1923年的政变是一个错误，并保证今后一定循规蹈矩，遵纪守法。
这样，在2月份，巴伐利亚政府就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
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正式复刊。
2月27日纳粹党正式重建，希特勒又获得了独裁元首的身份，但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说。
这时的德国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美元资本陆续流入。
故而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内政局趋向稳定，纳粹运动进入低潮。
但希特勒并不为自己政党的弱小而气馁，他仍不屈不挠，不丧失希望和信心。
他一方面利用这段不能公开讲话的时期，专心致志地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思考纳粹党和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充分施展自己的组织才干，在纳粹党里建立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党内机构。
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希特勒还陆续建立起一批群众组织。
希特勒事必躬亲，过问党的一切细小决定。
就这样，到了1928年，纳粹党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的政党”。
而且纳粹党的信徒们都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信念，把他们的元首视为众望所归的决策人物。
只是由于这时没有适宜的气候，它的内部力量与自身团结尚未显露锋芒，因而普遍被外界忽视罢了。
此外，在经过了相当的困难之后，希特勒又把冲锋队改组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队员的武装团体，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并要求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他 。
1929年10月的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给希特勒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他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
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
由于经济萧条，国家税收下降，相反失业救济的支出却迅速增加。
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因入阁各党在如何平衡国库亏空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垮台 。
从1930年至1933年期间，人民群众对魏玛共和国政府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政府。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展开更强大的宣传，对各阶层人民不断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一方面又通过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宣称该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而是“大众党”，并重点向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发动讨好攻势，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种宣传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诺言能够兑现，因而纷纷聚集在纳粹的旗帜下。
危机前，纳粹党只有10.8万人，到了1932年，人数超过了100万。
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不断获得胜利，1932年7月31日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37.3%的选票，获得230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
就在这时，帕彭和施莱歇尔为了一己私利，互相拆台，宁让第三者上台，也不让对方执政，通过政治上的交易，把希特勒推出来，搞了一个以“保守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统、国防军、钢盔团”为一方，以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为另一方的联盟，组成所谓“民族团结”的联合政府。
对希特勒的得势，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室的支持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3年1月22日，皇太子就曾致函兴登堡，敦促其授权希特勒组阁，威廉二世还给纳粹党提供了200万马克的援助。
就这样，希特勒终于在1933年1月30日通过后门交易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2月1日，在希特勒政府授意之下，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重新举行选举，确立了一党专制。
2月4日又颁布了《保护德国人民法》，以便广泛限制反对党，特别是限制德共和社民党在竞选中的宣传活动。
2月6日，解散普鲁士邦议会，使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纳粹党的戈林得以接管了警察局，为纳粹党在普鲁士夺权创造了条件。
随后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成员组成的所谓“辅助警察”又先后接管了各地的警察部门，并在各大区建立了集中营，关押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与社民党人以及其他反法西斯战士等反战人士。
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在暗中拉拢国防军头目和大资本家，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而赢得选举的胜利。
为了彻底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纳粹党徒又一手炮制了震惊国内外的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案，并将之嫁祸于德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共浪潮。
希特勒还在该事件后颁布被人们称之为“国会纵火法”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授权政府接管各邦权力。
他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参与下，对各邦特别是那些不在纳粹党掌握之中的邦进行自上而下的夺权。
从此，各邦的主权“一体化”，德国这一法制国家趋于瓦解，纳粹党一党专制的基础得以基本建立。
3月5日的国会大选以后，纳粹党获得了43.8%的选票，民族人民党获得8%的选票，这两个执政党虽获得了51.8%的选票，但没有获得2\\\/3的多数，就无法保证通过有些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立法。
于是3月23日希特勒软硬兼施，终于获得了他所要求的授权法。
有了它，希特勒在4年任期中就拥有立法权，就可以把国会和议员们撇在一边，不许他们问津。
授权法是希特勒在权力道路上迈出的所谓“合法”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建立他“元首国家”的基础，希特勒有了这个授权法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法规。
他通过撤销邦一级的行政区，取缔纳粹党以外的政治组织，解散全国的工会，摧毁纳粹运动内部的反对派，控制经济和文化这四个方面的步骤，使各个领域进一步实行了“一体化”。
就这样，希特勒在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基本上结束了从上到下的夺权活动，并建立了纳粹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极权统治。
6月30日，希特勒通过由希姆莱策划、海德里希负责执行的“长刀之夜”事件，以冲锋队政变为借口，铲除了冲锋队头目罗姆及前总理施莱切、前军情局局长布利多等大批要员。
借此大肆镇压打击及削弱党内反对派，获得了国防军及总统兴登堡支持，巩固了自身势力[6] 。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病逝，紧接着并未举办总统选举，取而代之的是由希特勒内阁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总统职权暂时中止并将该权力转授予总理，使希特勒成为元首兼帝国总理。
希特勒也成为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德国所有官兵向希特勒宣誓，他还把军队和教会之外的所有政治社会机构都一体化了。
并且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和团体，迫害和屠杀天主教会、自由派基督教会、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宣布纳粹党和纳粹德国合为一体，开始了一党专政及独裁的道路。
在纳粹德国初期阶段，他的经济措施使得德国经济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阴影。
在8月中的公民投票，这些行动获84.6%的选民认同。
希特勒正式实行独裁统治。
魏玛共和国被正式推翻，德意志第三帝国由此诞生。
希特勒承诺“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与面包”，而且他的承诺在纳粹德国初期（1938年）已实现了，从而使更多人拥护希特勒。
纳粹的政策鼓励妇女生育并留在家。
在1934年9月对国家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演讲上，希特勒认为“德国女性的世界是丈夫、家人、孩子以及家园。
”希特勒监督了德国历史最大的建设工程，水坝、高速公路、铁路及其他。
然而这些并未对于魏玛时期的大量失业有具体成效。
希特勒政府赞助建立巨大宏伟的建筑，与国家首席建筑师施佩尔确立希特勒对德国古典文化的重新见解。
参与二战希特勒在政治上整肃内部时，又把全部经济都纳入受国家控制、适应政治需要、实行强制生产的轨道，以更有利于扩军备战。
接着希特勒就开始将其计划付诸实施。
1934年9月底，希特勒下达了一个重整军备的秘密手令，到1935年春，则公开宣布了此计划：将国防军由10万扩充到30万。
这是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它立即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
法、英、意都提出了抗议，并达成共同防御的协定，但一切只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未去实施。
希特勒确信：这里出现的又是一帮和他昔日国内政敌一样不中用的家伙，只要他坚决、突然地把既成事实摆在这些家伙面前，他们势必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于是，希特勒于1936年3月7日悍然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不顾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竟派出3万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并沿德国西部边界建立起防御工事。
此时，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只要稍有动作，希特勒就会乖乖地缩回，但他们又只是满足于提出抗议，并未采取任何切实的对抗措施，这就使希特勒更加胆大妄为，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
1936年11月，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9月意大利加入此协定。
德、意、日三国就正式结成法西斯集团，三国轴心正式形成。
希特勒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外交上的孤立处境，于是，他于1937年11月5日召集国防部长、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和外交部长等头目，向他们宣布最迟在1943至1945年之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要占领与德国直接接壤的居住空间和原料基地。
而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这时的德国军事力量已有了相当的规模，经济形势也进一步好转。
所以希特勒自我感觉有了资本，就开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了。
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在奥地利的亲德份子和纳粹份子的帮助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奥地利，走出了他在中欧侵略扩张的第一步。
英法两国对希特勒的这一行动又只是听之任之。
吞并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就策划向捷克斯洛伐克开刀。
他瞄准英法等国不愿承担战争风险的心理，通过1938年9月30日凌晨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一枪未发地又把苏台德地区占为德国所有。
1939年3月，希特勒又撕毁了慕尼黑协定，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对希特勒的这一行径，英法除了提出口头抗议，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 。
苏联鉴于英法同自己的谈判缺乏诚意，背地里还向德国大献殷勤，继续推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决定放弃与英、法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反而与纳粹德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以争取时间及空间应对纳粹德国在日后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执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冲突，陷入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所以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
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则由此去掉了担心出现一场两线作战的心病并还能经常不断地从苏联那里得到粮食和原料的供应 。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向德国宣布德国遭到了波兰的入侵，德国被迫予以还击，随后，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
1940年4月，希特勒开始把他在1939年10月10日发布的进攻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密令付诸实施。
但他首先却去攻占了丹麦、挪威以保证德国有海上的战略基地和瑞典铁矿沙的供应。
接着，于5月10日至5月28日，命令德国军队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5月13日，德军大举入侵法国。
6月22日，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 。
在法国被占领后，希特勒的对手就只剩下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被严重削弱的英国了。
希特勒首先对英国实行诱和，条件是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海上的霸主地位，但没有成功，他下令实施在英国登陆的“海狮计划”，但未能实施 。
1940年夏，希特勒制定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指令德军“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
这时，希特勒看到苏联也在加紧备战工作，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他决定先解决苏联这个他称霸欧洲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认为，英国已被逐出欧洲大陆，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德国东进的后顾之忧，而且“苏联一旦被打败，英国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
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己占领了欧洲的14个国家，并且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为自己的附属国。
在战争初期的短暂得势之后，德军开始走下坡路了。
首先惨败在莫斯科城下，一年后又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决定性失败，被迫转入防御。
事实证明，他很难在辽阔无垠的苏联领土上打一场消耗战。
随着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希特勒被迫向美国宣战。
1943年2月，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而开始节节败退。
1944年，这时他已从公共场合消失 。
饮弹自尽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
希特勒得知此消息后，顿然又生出战争会出现转折的希望，而且这种充满希望的气氛一直持续至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
4月22日，柏林已被苏联红军包围了3\\\/4，这时希特勒才大梦初醒。
他悲鸣道：“战争打败了，我将留在柏林，只要时刻一到，我就用手枪结束我的生命。
”“但同时他也痛骂国人：“武装部队抛弃了我，我的将军们全是草包，我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一切全都完了，德国没能完成我给整个民族提出的任务。
”4月27日，整个柏林完全被苏军包围起来。
4月28日，希特勒的战时盟友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枪决。
同一天，希特勒又获悉，他的副手希姆莱企图同西方列强进行谈判；至此，希特勒完全泄了气，感到自己的未日已经来临。
他开始口授他的政治遗嘱，但他仍然要痛骂犹太人，要求后继者“必须竭尽全力恪守种族法律，无情地抵抗世界各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集团。
”1945年4月28日午夜前不久，希特勒和他的情妇埃娃·布劳恩正式结为夫妇，接受洗礼。
4月29日，苏联坦克向火车站附近的动物园推进。
4月30日，苏军经过激战，终于攻占了国会大厦。
此时希特勒的总理府已在炮火的射程之内。
下午3点30分，希特勒回到地下室的避弹房间，开枪自杀。
埃娃·布劳恩则与此同时吞下了毒药。
两人的尸体被侍从用军毯包上，抬至总理府的花园里，浇上汽油，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骨灰被埋进一个炮弹坑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才是立国之战，而不是解放战争
近日，韩国方面加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国国防部希望政府能在今年5月完成部署。
这个时间非常暧昧，因为韩国宪法法院将在本月就总统朴槿惠弹劾案作出判决，而一旦宪法法院裁决弹劾案有效，必须在6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
所以按时间表看，韩国统治阶层是铁了心在新总统落定之前把“萨德”这事落实了。
为什么韩国人心急火燎地加速“萨德”的部署，为什么部署反导系统会“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外交部语），而东北亚局势的风云突变跟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有什么联系，容我们细细道来。
（一）当代国际政治的“套路”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
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
相信有很多人会有疑惑，为什么韩国部署反导系统会“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人家就是防防朝鲜嘛，毕竟有这么个疯邻居搁你你也害怕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紧张呢
韩国搭建一个反导系统怎么会损害到我们国家安全呢，打死他们也不会打我们啊
美国在韩国建反导系统我们会紧张，同样几年前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也会跳脚，因为美国的层层推进会使别人的战略空间受到压缩。
当代国际关系不会说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而更多的是暗中的博弈、较劲，一种威慑力的比拼。
尤其是现代各主要大国基本都拥有了核武器，类似当年各国争霸那样的普法战争、美西战争、英布战争乃至一站二战就不太现实了。
那么在各国暗中角力之中“战略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就比如说，美国在韩国、东欧建起了完备的反导系统，那么假如我们发导弹就很难威胁到美国本土了，但是我们没有在美国大门口建反导系统，这样看来美国就占据了优势。
当然我们跟美国不会实打实真干起来，但是问题就会出在这“假如”和“看来”二字上。
政治说白了就是一个信心的游戏，全世界小弟认大哥，就是看大哥能展示出多少的信心。
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美国能让美元强行挂钩石油，因为人家实力强、战略空间遍布全球、航空母舰到处跑，萨达姆搞了一个欧元结算石油，分分钟被搞掉，全世界都怕你。
那么这个战略空间的缺失的负面效应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比如说我们搞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最近的韩国日本都不买账，只能从中亚搞起
因为韩日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两地有着很强的“假如”“看来”和“信心”，当年中日搞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马上被美国从中作梗搞掉了，这就是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意义。
其实国际政治跟女生寝室关系差不多，大致就是“我跟你天下第一好”“不许再理XXX”之间的博弈……毫无疑问萨德系统是对我们战略空间一次巨大的压缩，我国政府的愤怒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网友们抵制乐天啥的我没啥意见可发表，毕竟大家过的都挺辛苦的，总得有个发泄口呗。
理解了当代国际政治的“套路”，就能理解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抗美援朝能被称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二）立国之战首先要明确一点，说抗美援朝中美双方打了个“平手”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
美方的战略目的是什么：灭掉北朝鲜的红色政权，把朝鲜半岛当做在东亚限制中国乃至苏联的桥头堡；我方参战的诉求是什么：联合国军退回38度线以南，为新中国的发展留出一个安全的战略空间。
一方战略目的达到了，一方战略目的没达到，明显我们获得了毫无争议的胜利，总不能要说打到华盛顿才算赢吧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彭德怀元帅说的这句话再精确不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海边，架起几门大炮，就能让中国屈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要知道，如果当时新中国政府坐视不管，朝鲜半岛将建立起一个人口、面积相当于德国的法西斯国家——没有错，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这对于我们国家将会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安全威胁。
在当时，中国一直都是以一个积贫积弱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的，美国舰队说进台湾海峡就进台湾海峡，说轰炸丹东就轰炸丹东，一旦朝鲜半岛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必将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当时美国将军就叫嚣：中国的边界不在鸭绿江，而是在山海关。
可见美国的狼子野心。
而一旦东北至于西方的威胁之下，新中国政府必将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苏联势力必将无法抑制地入侵东北。
所以说一旦失去朝鲜，东北的下场是要么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要么成为苏联的半殖民地。
于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早打比晚打要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要好。
最终我们打赢了，所谓“一仗打出五十年和平”就是这个意思。
和平，是要有代价的。
你首先要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别人才不会欺负你。
我们现在坐拥着和平的年岁，不要忘记了我们离人见人欺、受压迫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年代，才仅仅过去了不到七十年。
1951年1月3日志愿军50军第442团攻入汉城——这是百年来我国第一次攻入敌国首都，此时距我们曾经的首都遭受大屠杀仅仅过去了13年。
听闻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捷报，一位百岁老人用颤巍的双手写下一首诗：师入三韩大有声，海东形势一番更。
美军屡败终难振，华裔方兴孰敢轻……这位老人是萨镇冰，北洋水师的舰长，亲历过甲午海战，目睹过山河破碎、主权沦丧。
还曾记得，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在朝鲜一溃千里，汉城更是不战而走。
到如今国人又在汉城扬眉吐气，仿佛走过了一个民族兴衰的轮回，这种感触恐怕没有人比萨老将军更深了。
老将军还意犹未尽，又赋诗一首：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很难体会到曾经的屈辱和来之不易的荣耀。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去想一个被打趴下的国家怎样再昂首立于世界之林，反而觉得如今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对美国的胜利带给国人的是全方位的震撼。
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从见识到现代社会开始，美国就是天下老大，连日本都是压在头上不可抵抗的力量。
我们能够战胜全世界实力最强没有之一的美国，这种鼓舞之心是不可名状的。
另一位大清遗老，还是大清遗老的top1——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遗老遗少人心惶惶，觉得共产党必败、美军打进北京城就是分分钟的事，怕共产党败退之前把他们全杀了泄愤。
结果看非但美国人没打过来，战线还不断往那边推，于是这些人就开始纷纷献殷勤，溥仪也献出了自己私藏多年的“宝贝”：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我反而越感到了安心，因为我认为如果共产党没有溃败，就不至于急于消灭我这个累赘。
……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
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
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
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岂止是这些遗老遗少，就连国民党将领，都是被打服气的。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记载了战俘营（功德林监狱）中人们对于朝鲜战争的态度：解放战争中，国军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视作战犯关押在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
改造嘛，是很艰难的，尤其是要他们否定自己过去的大半生，实在不容易。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批人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好多人都回忆起蒋离开大陆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讲话，以为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再一次的改变。
都觉得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也许还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打美国人，那是万万打不过的。
美国人可是比日本人还厉害的，而对于日军，国军可是基本没胜过的。
抗美援朝开始之后，文强（的舅表兄弟，曾经的共产党四川省委委员，后来的军统要员，被俘时正是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期盼着三战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一挥而就，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
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 国民党战犯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相同，可是外露形式却大不一样。
有的成天高喊“共产党万岁
”“美国必败
”有的夜不能寐眼角眉梢都是笑，梦里也在打哈哈；有的慷慨陈词，将心肺肝胆和盘托出；有的一言不发，却总是最先抢看报纸……就算是报纸上关于志愿军的胜利，他们也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就跟以前的国民党报纸一样。
可是，慢慢的，他们觉得情况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战役的胜负或许可以造假，伤亡人数也可能瞒报，但是战线的逐渐向南推移的事实绝对是难以糊弄的。
当有一天，连美国飞行员俘虏都出现在功德林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蒋介石是回不了大陆了，国民党的失败不是没有道理的，许多人开始真正地去阅读《资本论》这些马列著作跟的文章了。
再比如邱行湘，国民党少有的几名会打仗的将领，被称为“邱老虎”，不管是林彪、陈毅还是粟裕，都吃过他不少苦头。
结果呢：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为朝鲜战争出力，做干粮，他（邱行湘）是最卖力的人，亲自上阵搬粮食、大锅炒米，比小伙子还能干。
能干到什么程度
都80年代了，他去台湾探亲，被认为是共谍，不许入境，老部下求情到蒋纬国才网开一面。
他后来和攻进洛阳的解放军军官当邻居，别人怕刺激老汉，和他聊天从来不谈洛阳之战，他倒主动和别人谈细节。
还一定要问：“听说206师（他带的老部队）不少人（被俘后重新参军）到朝鲜去过，他们在那里的表现如何? ”张明（“洛阳营”干部）夸奖说：“他们作战顽强，有很多人当了战斗英雄，提了干，还有的牺牲在朝鲜战场，成了中朝人民歌颂的烈士。
”不只是这些政客、军人，民族资产阶级更是表现出了对抗美援朝无限的支持，飞机大炮一架架的捐丝毫不吝啬。
无他，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最吃过美国倾销商品的苦、最受那些洋人、买办的气，现在国家出面教训大买办的主子了，他们不兹词谁兹词呢。
周学熙的一位后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踊跃支援朝鲜战争的景象（周学熙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儿子，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
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
是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
周学熙亦因此与同时期在江浙一带致力于实业救国的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
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
“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四）东北亚的未来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我国发展赢得了一个和平的、长时间的战略空间。
朝鲜战争的结果——朝鲜半岛分裂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朝鲜与韩国相互制衡相互牵扯，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无论是一个统一的法西斯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金家王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并不好处理的事情。
东北亚四国角力变成三国演义，我们的战略回旋余地会小太多。
无论我们当时是不是把美国赶进太平洋当成终极理想，目前的现状只能说“看起来竟然还很不错”。
然而从我国角度出发，无论是朝鲜拥核还是韩国萨德，对于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当然要理解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朝鲜选择发展核武器、韩国选择接受萨德系统，都是以他们国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
潘基文那个老头子别看当秘书长的时候满口世界和平和谐发展，回了韩国还不是支持萨德系统。
当然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比较有趣的是美国在这其中的态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主基调很定时战略收缩的，然而他上台之前给军火商承诺了不少利益，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决策就看他怎么权衡了（他在大选时做出的类似自相矛盾的承诺还有很多）。
不过从他退出TTP而部署萨德的节奏来看，美国很可能在未来经济会收缩，而军事力量则会斟酌，中东北非的势力可能不要了，但是东亚韩日的基本盘一定还是要保的。
再说说朝鲜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比较逗。
东北亚五大政治势力，台湾负责卖萌，朝鲜负责装疯，中日韩三个正常国家，中国牌面最好，韩国最差。
朝鲜的装疯也是没有办法，苏联解体后它无依无靠，经济也垮了，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受待见的国家（之一），它必须得疯，才能保障安全、才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
金正恩的老爹金正日就是装疯换利益的高手，目前来看这几年来金正恩在国际关系上有着跟他爹相似的手腕，可见帝王家教还是足够的，然而或多或少能感觉到一些年轻人的浮躁冒进，还是没到他爹那种左右逢源处处揩油的装疯高手。
然而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装疯装久了就很难分别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了，毕竟这是论迹不论心的事，当三胖子拿着一颗核弹摇摆起来的时候，这个核弹不丢下去你就很难证明他是真疯还是装疯，简称“薛定谔的装疯”。
朝鲜毫无疑问是东北亚局势的最不稳定因素。
朝鲜早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早就从党章、会议精神、国家文件里销声匿迹了。
朝鲜的国体更像是“封建家族+军人专政”，我以前开玩笑说他是“半封建半社会主义”国家。
朝鲜历史上有什么东人党、西人党、南人派、北人派，看现在他们政坛的宫斗戏简直如出一辙。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朝鲜的工业化基本都死干净了。
网上总有人说，志愿军要对现在金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负责，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五十年前的人怎么预见五十年之后的事，至少当时金日成比李承晚可爱多了。
我之前写斯大林的时候就说，斯大林模式有一点好，就是它可以把此后六七十年的黑锅一并背了，有什么问题都是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苏联解体也是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也不知道苏联后面几位领导人干什么吃的。
有道是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不必苛求。
朝鲜的道路，要朝鲜人民自己去走，朝鲜人民也不会永远沉默。
东北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缘地带，相比于欧盟、拉美、中东（部分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广泛联合，东北亚地区同样拥有者相近的人种、文化体系、历史传承，但却迟迟没有像欧盟、东盟、拉美国家联合体一样走在一起。
这个锅是要日本来背的，美国也要背一半。
日本对于二战问题的态度，成为了东北亚走向合作的最大的、最根本的阻碍。
我在以前的许多文章里也论述过，合作肯定比孤立要好，找个兄弟一起发展肯定比单干要好，然而东方复杂的政治局势让我国的战略空间扩张被迫走上了“西进运动”，无论是上合组织还是一带一路，尤其是最关键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是走了西边的道路。
然而西部从来不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向西拓展战略空间肯定没有向东、向南来的效用大。
东北亚的局势与我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最后还是不要忘记了用生命和热血为我们换来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能让我们在东北亚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有足够回旋余地的志愿军战士。
求助，关于历史
这、、、关于历史
-----------------------对不起、我闪了
怎样挤时间呢
30年代的法国诗意主义个被人们认是介乎于诗和自然之间的一种概现实的诗意和诗意的现实的电影美学流派，随着战争的到来而逐渐走向消失。
诗意现实主义的主要贡献：一、更新“现实”观念让·米特里曾对待意现实主义的“现实”观念，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他在《电影史》中指出：“实际上，这一风格中，电影家并非重复或复制现实，那伯仅从形式的表层上看，他们在模仿生活创造的活动，它的情感进发、它的内在运动，依据此点进行创作，仅仅只保留其最奇特、最具特色的那些方面。
对真实的把握仅在于表达‘本质意义的’真理”。
二、景深镜头的确立与使用坚持独立制片的雷诺阿，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景深镜头，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电影语法。
他的创作实践为巴赞的“场面调度”的理论提供了实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电影银幕的创作。
景深镜头的确立与使用，对于“电影本体论”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发挥电影中的文学力量电影编剧使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影片在银幕上大放光彩，它再一次显示了生活自身的活力和电影文学的功力，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时期的著名导演：克莱尔、费戴尔、贝盖尔都是自己所导演的影片的编剧，雷诺阿、杜威维尔也均参与自己影片的编剧工作。
以新闻记者生涯起步的卡尔内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他自己的艺术观察力、鉴赏力与导演的功力，而另一方面则主要得力于来自超现实主义小组的诗人普莱卫文学力量的优势。
普莱卫在拉丁区“双烟头”咖啡馆超现实主义的氛围中，培育了他那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形成了他的创作灵魂，并成为支撑他全部作品的脊梁。
这一灵魂远不是“悲观”二宇所能完全概括的。
皮埃尔·马优曾中肯地指出：“这种从《兰基先生的犯罪》到《夜之门》的黑色和绝望，并不足以体现他的某种独特性，甚至统一性。
普莱卫的创作是从悲观主义的印证‘之后’开始的。
既然恶战胜了一切，腐化了一切，那么如果不返归本源，回到童年，人们又能到哪里寻到解救呢
从深层意义上讲，普莱卫的主题是一个：生活的信心只有在超越种种磨难之外，在与儿童目光的相接中获得。
这目光就是诗，就是语言的魔力。
但他使用的是生活的和惯用的语言，即最通俗的语言”。
在诗意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突出的误识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忽视电影艺术的视听性。
这表现在一些影片中，由于过于强调对白和编剧的作用，强调文学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电影首先是一门视觉性和听觉性的艺术，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这样的误识在帕涅尔的影片中极为突出。
其二，艺术群体对个体的冲击。
由于诗意现实主义时期的电影剧本通常出自于普莱卫、斯派克和让松等几位大编剧之手，因此，作品往往显现出某种近似性。
他们都是依据同样的戏剧模式而构筑的，即一种搬到当代平民社会现实中的悲剧的模式。
普莱卫、帕涅尔的门徒们一拥而起，这些平庸的模仿者匠气十足，抹平了电影艺术创作的独特性与个性。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出现，才宣告结束。
让·雷诺阿是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象征。
巴赞曾称他为诗意现实主义的真正首领，并在《法国电影十五年》中指出：“在战前有声片的决定性的年代里，雷内·克莱尔不在法国，而让·雷诺阿的作品以其构思的独特性和丰富的美学价值，无可置疑地占据了‘黑色现实主义’之行列，但是它们是电影的先锋，从诸多方面预示着后来电影风格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演进”。
这位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的儿子，曾做过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
他投身于电影事业，是从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兴趣，而逐渐走向电影专业制作者的行列中来的。
雷诺阿最初的创作并不成功。
然而，他却从中吸取了经验，培养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游戏性”的影片风格。
1928年，雷诺阿导演的反映失业边缘人物的《古城比武记》尚是一部默片。
自从有电影开始，他导演了使他获得偶然成功、并成为他电影生涯转折点的《坠胎》(1931年)和《猖妇》(又名《母狗》，1931年)。
其中《母狗》一片的创作，使雷诺阿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道路的开始。
《母狗》表现的是一个年愈半百的诚实职员由于爱上了一个娟妓，而那娟妓既和他相好，又与城市里的流氓保持着关系，最终使者职员身败名裂的故事。
这是根据一部平庸的小说改编而成的。
然而，雷诺阿却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超越了小说的表现。
影片以巴黎街头和男女主人公的家庭为主要场景，叙事空间影调黑暗、气氛浓重。
这种对于故事地点、环境所进行的描写，以及与流氓、歹徒杂处的巴黎小市民米歇尔·西蒙的杰出表演，均使影片纳入了诗意现实主义的兴趣和范畴之中。
1932年，雷诺阿的杰作《布杜落水遇救记》(又名《被救出水的布杜》)问世，这是一部描写巴黎流浪汉，多少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作品。
影片在表现环境时开始多次地使用景深镜头。
1934年，雷诺阿导演了“对意大利电影有过重大影响并预示了新现实主义”的《托尼》。
这部影片他与爱因斯坦合作编剧。
“从1934年(《托尼》)起，雷诺阿便系统地运用了使整个电影文法得到革新的‘景深镜头”，。
而美国电影只是到了1941年《公民凯恩》的问世后，才开始突破了传统电影剪辑的方式。
正是在此意义上，罗贝托·罗西里尼、德。
西卡尊他为先驱。
《托尼》一片同时标志着雷诺阿独立制片的开始。
他为经济和具有美学价值的电影开辟了道路，实现了电影生产制度所不允许的，然而，却是观众所期待的影片。
1935年，雷诺阿在《朗基先生的犯罪》(由普莱卫编剧)中，刻画了恶毒的企业家，以及小人物团结组织“合作社”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满胜利和乐观的影片。
“影片表现出来的温情、魅力、亲切感和丰富的幽默感弥补了它在技术方面的某种不足”。
1936年，他又改编了莫伯桑的原作《乡村郊游》。
这部同样由普莱卫改编的“辛酸而短暂的田园情史”下集却没有拍成，已拍成的素材，后由雷诺阿的学生完成剪辑。
影片拖到1945年才开始放映，片中因采用了印象派的表现方法，在展现自然风光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雷诺阿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影片：《大幻灭》(1938年)和《游戏规则》(1939年)。
《大幻灭》是一部充满和平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是对于世纪初欧洲历史所进行的微观的研究。
尽管战争使“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同阶级的人是会互相谅解的”。
麦斯特在他的《电影简史》中谈到：影片的“表面动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名法国士兵终于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故事。
它的真正的动作是一个隐喻：欧洲贵族的旧的统治阶级的灭亡，以及工人和资产阶级新统治阶级的成长。
战俘是雷诺阿对欧洲社会的一张缩图。
战俘中有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有教授、演员、技师和银行家，有贵族、资本家和劳工”。
《大幻灭》在情节结构上的特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影片的情节吸引佳人们的注意力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含义。
而雷诺阿却是通过以主题戏剧化的方式最终淡化或推翻了影片的情节。
他以一种反常规的方法，把我们投入到影片对话的具体内容的形式中，造成了淡化情节的作用。
这种作法在影片中多处可见，比如：雷诺阿为了削弱越狱的情节，他表现了战俘们更多地关心的不是想如何跑掉，而是希望能够饱餐一顿和渴望女人。
但他们所能够实现的却只是男扮女装。
再如：逃跑的计划则是偶然地促成的，这个场面本身对情节并不重要，但对现代历史的评价是极其重要的。
沙皇给俄国战俘们的礼物是一批书籍，引起了战俘们的不满，他们烧书为的是反抗贵族的昏庸和傲慢，他们准备越狱是为了摆脱贵族的沉重压迫。
在雷诺阿看来，社会性和纪实性，比情节更为重要，另一段谈化情节的处理，则是围绕着用于越狱的那根绳子的那场戏：德国人要来房间搜查绳子，大家忙把绳藏起来。
而当德国人进入房间之后，按照情节的发展接下来应该是搜查绳子，然而，却展开了一场关于贵族荣誉的议论，德国贵族军官要法国贵族军官以贵族的荣誉向他保证“在这个房间中没有企图越狱的行为”。
从而似乎让观众去品味着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的教养，雷诺阿在影片中谈化情节的处理，使他的作品趋于纪录，形成了写实主义的风格。
《大幻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影片中声音的处理。
首先在语言的运用上，这一点影片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德、法、英、俄的四种语言在影片中的混用，它丰富了电影声音的表现，同时，语言本身的冲突又造成了叙事的戏剧性和复杂性。
在一次突然的调防中，法国战俘离开了他们那即将挖好的越狱通道，而当他们与俄国战俘擦肩而过时，他们设法告诉俄国人，但却因为语言的障碍而相互未能沟通便离开。
二是，影片中的语言和对话同时表明着人物的不同身份和阶层，说明着人的隔阂状态。
不过，影片中的很多语言也应该说是带有很强的人工雕琢的痕迹的。
其次是音乐的处理，它几乎起到主导影片动机的作用。
那个用笛子吹出的小调，在影片中曾若干次地出现：在策划越狱时，笛声曾第一次出现；在越狱时，法国贵族军官用笛声吸引佐了德国军官的注意力，结果造成了他的死亡；在越狱后，笛声又使两个相互争吵的人重归于好，等等。
在影片的重要时刻音乐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起到了主导叙事的作用。
雷诺阿对于声音的运用的确是独具匠心的。
麦斯特在分析《大幻灭》时谈到：“在这部充满着灾难性的政治幻灭的影片中，很难决定哪一个是‘大的’。
是战争可以解决政治争端吗
是国界存在还是国界不存在
是阶级差别不存在吗
是民族的区别强于阶级的差别
还是阶级的差别强于民族的差别
不论这些有意搞得自相矛盾的幻觉之中哪一个更大些，《大幻灭》鲜明地谴责了那个造成这场大战，并将被这场大战所消灭的统治阶级的堕落和多余的人物。
欧洲的贵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了姿态优雅的自杀。
把生命变成冷酷无情的谋杀的游戏，并附有一套人造的规则，最终就是把生命变成死亡”。
在这部影片中，雷诺阿所做出的以上种种暗示，在他的下一部影片《游戏规则》中，则以一个专门的主题进行了表现。
在《游戏规则》中，雷诺阿“描绘的是一个死亡社会的死亡的价值——实际上是两个死亡的社会——富有的主人的社会和那个模仿他们主人的假绅士派的寄生的仆人的社会。
主人和仆人都是重仪表轻真诚和人情的坦率表露，其必然结果就是死亡”。
而在走向死亡中，影片揭示了说谎就是上流社会的准则，谁违背谁就遭殃的逻辑。
这部影片在叙事上按照小说的特点，以强调平行的事件、平行的结构、平行的人物、平行的反应、平行的细节等，精心结构而成。
麦斯特称：“这些在视觉上平行和理智上平行赋予雷诺阿的影片以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是影片的文学结构得到了雷诺阿的敏锐的视觉感的支持，自然、面孔和社会群体的镜头，在视觉上产生了影片的含义，以及对作品情调的控制”。
然而这种作品也同时给人以一种大幕拉开的感觉，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
当然，雷诺阿的布景是以现实真实为基础的，并创造着适合制作者主观选择的视觉空间的表现。
而这又恰恰符合了他那贵族化的主题的需要。
《游戏规则》中有两段重场戏：一是打猎，这里表现的是小动物的死亡，枪声响起之后，小动物在翻滚和坠落中死去，这是一种死亡的舞蹈，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美。
在这段落的表现中，雷诺阿几乎完全是用纪录片的方法拍摄下来的。
二是晚会，这里又是一种死亡，是关于游戏人生的死亡。
台上骷髅跳舞，台下真枪实弹的射击，最终导致了飞行员像小动物一样死去，这又是一种令人恐怖的美。
这两段重场戏构成了影片的含义和情调的核心。
“影片中所有的痛苦和悲哀都是作为人生快乐的副产品”。
同时，也都是由那个上流社会的中庸的处世哲学所造成的。
比如：让偷猎的人到别墅中来；留下丈夫的情人；把飞行员带到妹妹家，等等。
都可以说是一种中庸的错误。
影片本身就是一场大的游戏，大家在游戏中遵守着各自的规则。
“游戏中仍有意外，而那只不过是个意外，谁也不会把它认真地对待，那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
影片从某种意义上体现雷诺阿本人的深深地悲哀，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人生的真挚的爱，但另一方面又忍受着参加到“游戏”中去。
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本身并没有指责什么，剧中人物都是温存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人性和社会的制约真诚地行事。
这里更深的悲哀是人生的悲哀。
影片中同时也体现了雷诺阿自身的中庸的意识，在《游戏规则》中，他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情节体现出这一中庸态度。
然而，在〈大幻灭》中，中庸却造成了另一种结果，由于雷诺阿在影片中，对于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战俘营里的关于政治、国界、民族、阶级和友谊等问题，所作出的模棱两可的、暧昧的处理，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戈倍尔曾让人把这部影片剪辑成了一部为德国人服务的、美化德国人的影片。
这件事据说雷诺阿极为恼怒，然而，却是他的作品本身的“中庸”思想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游戏规则》和雷诺阿所拍摄的其它影片一样，在摄影风格的处理上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在这部影片中，继续了他从《母狗》时向着景深镜头努力风格，他十分重视动作在画面内部的场面调度的重要性。
他在大量地使用移动摄影的过程中，将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一一揭示出来。
从而突出了法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感，以及那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态度。
人们对于这部影片摄影机的运动，以及远近皆清的深焦距镜头的使用赞不绝口。
因为，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一种摄影方法。
这也正是这部影片为什么时常被排列榜首，被推崇为最优秀影片的重要原因。
巴赞在《法国电影十五年》中也曾指出：“如此看来，《游戏规则》是一部导演风格达到了高超水准的影片，至今仍能从其技术方面汲取教益”。
他还说到：“特别是《朗基先生的犯罪》或《游戏规则》一类的影片表明剧作的成熟，构思的复杂，感情表现和人物刻画的细腻。
可以说，从雷诺阿开始，电影已经是能够与小说相匹敌的成熟的艺术了”。
雷诺阿在创作中从不重复自己，他不仅能够拍摄具有探索性的影片，同时也能够拍摄政府订货的影片；他能够拍摄现实题材的影片，也能够拍摄古装片；他能够在法国拍片，—也能够在美国拍片。
这并不说明雷诺阿的不严肃，而事实上，他的影片往往却具有他的沉思，有着他那极强的社会内容。
帮你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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