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读书心得：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不无惭愧地说，我对我身处的这个党的历史知之甚少。
有幸，我读到《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本讲述党史的普及读物，这使我能够重温这个党的九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我能够重新认识我所处的这个党，并使得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向上力量又一次充盈在我的体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标题很让人好奇。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一名研究党史的专家。
正所谓“医难自治，人难自知”，这样直白的设问，显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谦虚有礼的脾气秉性，有一些自卖自夸之嫌。
这本书的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说，世界上几百个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建党时间长达90年、连续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龄”已经很大的政党能依然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原因有四：第一，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错误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会带来更大进步。
就是总结“文革”的负面经验才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
第二，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主要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多学习西方，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股票、基金也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而来。
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共增强了执政能力。
第三，中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员先进性、高举爱国旗帜、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等，中共有能力把各阶层民众凝聚在一起。
第四，中共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管干部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使中共有绝对领导力。
谢春涛举例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中央要求很多省份对口支援灾区，这在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办到。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90年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用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概括。
所谓道，就是指人心相背。
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对双生子，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个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无法摆脱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阶层的束缚，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以至于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虽有数百万美械军队，但就像一栋腐朽的烂屋，踢一脚就轰然倒塌了。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个舶来品，但就像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发展需要，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获得了无比雄厚的民心资本，在最后的博弈中胜过对手。
国朝定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多次调整，特别是邓公等人，客观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些先天不足，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超越历史实际的极端主义做法，获得了远迈汉唐的历史功绩。
所谓天，就是指奉天承运。
古人常讲，要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至康乾为一盛世，但这一盛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伏笔。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整整百余年，国势衰微，内战不断，外敌频入，任人宰割，真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心思定，民众思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就能够有最有利的条件，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开国立朝，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邓公拨乱反正，抓住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
所谓地，就是指形势之利。
中国战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客观上给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个生存下来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开拓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根据地。
其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拥山带河，有崤函之固。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及时抢占了东北，为最后由北向南席卷全国提供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直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资金，顺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将，就是指聚拢人才。
中国从来不缺乏志士，在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人提出无数救国的主张，但都失败了。
1921年7月，南湖红船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回顾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聚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华，风华绝代。
强大的领袖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政治人才资产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完整严密的选拔任用制度，使自己的领导层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建立了非常严格规范的代际更替制度，防止了权力在老朽的人手中的衰变，增加了机体的内在活力。
所谓法，就是指方法措施。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我认为，这句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一切方法措施都是“唯实”的，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工作要求做出的，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等领导人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这与欧美的治国理念有着很大不同，也体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
无论说了多少中国共产党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能”。
“能”只代表过去，而“不能”才代表未来。
没有人会天天把“我小时怎么、怎么样”的无聊问题挂在嘴边。
曹雪芹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一旦“大厦呼啦啦倾”，王孙公子的名号只能成为别人嘲笑讽刺的把柄。
中国共产党已历时90多年，成为执政党也已经60多年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不符合了，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条，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扩大到全体人民，其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演化为一个“能代表各种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官僚集团的不好，其实美国的政党、英国的政党、日本的政党，也都不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选举政治的集团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能”。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不能太“胖”了，可以再瘦一点。
8000多万党员的规模实在太恐怖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人口规模，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胖墩”。
人胖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党太胖也会得病，就是人员难管控，思想难统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会非常模糊。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
其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太“高”了，身段可以放得再低一点。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代议制度，基层选民即便不能对国家方针有绝对的影响，但选一个街道的议员、一个区议员、一个市议员的权利还是有的。
这些议员选举出来就要为选民的利益服务，老百姓有了事可以不找政府找议员，你这次不帮我下次就别选你。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能够促进上下的联系互动。
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虽然也很接触地气，但还没有西方议员的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老百姓的要求可考虑可不考虑、可反应可不反应。
人都有两套神经系统，一套是运动神经，一套是植物神经。
我们现在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但植物神经还不发达。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好基层群众的问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僵化”，要时刻保持身心上的健康和灵活。
前面，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很善于学习。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劲头绝不能弱化，只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好办法都要学，并为己所用。
动植物需要不断变化，我们这个政党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化。
否则，恐龙虽大也不免灭亡。
元日译成现代文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
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
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
“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1021-1086），北宋诗人。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
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
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请问“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是什么意思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行义时方正，用智时圆通，在宁静中适意，但却在必要时机如龙飞九天，逞才报国，扬名天下。
这正是深得道家真义后才能悟出来的至理。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一句话概括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心思想，谢谢
欧阳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
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
北宋初年，面对土地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而当时风靡文坛的西昆体根本无法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
于是推崇韩愈、白居易，反西昆成为政治改革派们在文学上的反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是初发阶段。
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
柳开首举“尊韩”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尚朴、宣扬教化等，反对浮靡文风。
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
石介在《怪说》中抨击西昆体“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
他们的诗文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在当时影响不大，存在重道轻文，忽视文章语言形式的倾向。
除王禹偁外，他们的创作成就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时期，是运动形成高潮阶段。
代表作家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苏氏父子、王安石和曾巩等。
先是范仲淹提出主张改革文风，戒浮华，得到朝廷支持，于是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
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反对拟古和雕琢。
尹洙摒弃骈文，致力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
苏舜钦认为写作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
梅尧臣论诗强调写诗要有感而发，重比兴。
认为诗歌要写实，要对现实有所美刺，反对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主张语言要朴素，风格要平淡。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他有意把诗文革新运动与政治上的改革要求相呼应，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斗争服务。
文学主张上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提倡文章要有用于当世。
具体表现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应是易被人理解且可以照之去做，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他反对那种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
在文的方面讲求平易，提倡简而有法，反对追求奇险。
欧阳修还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中有许多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
此外欧阳修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并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
欧阳修上述主张、措施，使诗文革新运动达到高潮。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是诗文革新运动完成期，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而苏轼则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强调作文要有感而发，十分重视文章的文学价值，要求作家要有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艺术修养，主张为文要从不同内容出发采取不同表现形式，为文要文理自然，还要讲究章法。
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巨大。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被奉为正宗。
但同时，北宋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表现了该运动的历史局限。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 中国导航网 （2007年12月22日） 【字号：大 中 小】 【刷新】 【关闭】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
”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
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
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
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
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
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
居颍州。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
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
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
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
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
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
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
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
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
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
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
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
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
”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
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
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
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
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
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
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
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
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
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
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
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
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
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
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
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
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
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
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
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
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
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
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中国通史读后感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
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
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
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
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
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
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
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
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
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
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
《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
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
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
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
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
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
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