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武周（武则天时期）年间当时朝中比较有名的大臣有谁
1、娄师德(630—699年)，字宗仁，汉族，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县师寨镇安庄村)人，唐朝大臣、名将。
唐高宗、两代大臣。
他是文武兼备的全才，无所不能的的老师。
A 娄师德自幼才思敏捷，弱冠便以进士及第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
娄师德的才能很快便使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长史卢承业感到惊异。
为此，卢承业对他说：“吾子台辅之器，当以子孙相托，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
”() 上元初年，娄师德又累补监察御史。
B 一生久经大战，举凡大唐与吐蕃的青海之战、反击之战，后来的安西之战，平契丹，抚吐蕃，都由他主持。
尤其是反击之战，他率领大军八战八捷，大破吐蕃大军于白水涧（青海）,为后世传诵。
C 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博唇，为人宽厚，深沉有度量，即使冒犯他也不计较。
一次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而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来，便怒骂他：“为田舍子所留。
”娄师德却笑着说：“吾不田舍，复在何人
”()成语“唾面自干”也是他说的，足以形容他的大度与雅量。
D 他为官清廉，善于忍让，忧于国事，善于韬晦之术。
史载师德自高宗上元初年间，入任监察御史，至武氏圣历二年乃殁，相距几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大狱屡兴，罗织不绝，独师德与世无忤，从未殃及。
出为将，入为相，以功名终身。
狄公曾言：“娄公清德，吾不及也。
” 狄仁杰一生与之仿佛，当受到老师不少影响。
2、狄仁杰门生众多，时人言：“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 最出色的有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五贤以及姚崇、宋璟等人。
这些人当中张柬之、姚崇、宋璟三人都当过宰相。
3、张柬之（五贤） 一次，要狄仁杰给她推荐一个宰相之才，狄仁杰说出了“张柬之”三个字。
将其提升为洛州司马。
不数日，狄仁杰再荐之，称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
”遂得以升为秋官侍郎，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
张柬之（625年－706年），字孟将，汉族，唐朝襄州襄阳人。
张柬之中进士后任清源丞。
689年以贤良征试，擢为监察御史。
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长史等职。
与狄仁杰不同的是他的复李唐天下的志愿很强烈，曾因为上书催促武则天立太子一事被流。
后人一直认为狄仁杰推荐五贤是有深意的。
等他死后，这五个有着强烈复唐愿望的重臣就会发动兵变，还李唐天下。
换句话说狄公已经安排好了剧情，后面的人只要执行就可以了。
果然武则天病危，张柬之连同桓彦范、敬晖等人发动兵变，诛张昌宗、张易之，复唐社稷。
可是因为李显的老婆韦氏与武三思有染，韦氏替武三思说清，李显不顾五位大臣的反对硬是不杀武三思，还升了武三思的官——司空。
武氏余孽得以苟延残喘
武三思性命得保以后，为了自己的未来，构陷五贤。
他们的结局都是异常悲惨
张柬之被贬为新洲司马，活活气死了；桓彦范被流放到贵州（广西贵县），遭杖杀而死；敬晖被流放到崖州（海南岛海口东南），被谋害身亡；袁恕已被流放到环州（广河池东北），被逼至发疯，后遭击杀而死。
除了崔玄暐还保得一个全尸，都落入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境。
4、姚崇 姚崇（公元650年－公元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
父姚懿，曾任硖石县令，祖籍江苏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今属陕县硖石乡）。
崇出身于官僚家庭。
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
历任武则天、唐睿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
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A 他生于陕州一个武将之家，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
听从学子张憬建议，饱读诗书，入科考，登官场，三次为宰相。
B 善于韬晦之术，当年武则天病重，姚崇从边关回京，同张柬之密谋杀死了张氏兄弟，逼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显。
李显复位，以姚、张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为梁县侯。
中宗继位，武家势力十分强大，姚崇没有按受相位，以种种借口出任亳州刺史。
之后出现了中张柬之被杀、武三思和韦后掌权，太子杀死武三思，韦后和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权，发动政变杀死韦后拥李旦继位的宫廷权力争斗。
姚崇幸免于难。
C 做事雷厉风行，极有效率。
玄宗平定韦后与之乱，杜绝了后宫擅权之祸后，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起用他为宰相。
姚崇出任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政治的积弊十种。
主要是罢免冗官，行法自近，禁绝贿赂等。
玄宗很爽快地全盘采纳，并全力支持姚崇逐条落实。
姚崇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奠定了的基础。
姚崇被誉为“救时宰相”，与唐太宗时的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并称为贤相。
D 算无遗策，精于权术。
在这方面上，他很像他的老师狄仁杰，似乎无所不知。
姚崇与张说的关系很不好。
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
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
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
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
”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
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
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 与“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正是一对。
5、宋璟 宋璟（公元663年～737年），字广平，河北邢台市南和县阎里乡宋台人。
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
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
弱冠中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
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拜尚书右丞相。
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
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A 他与姚崇同是狄仁杰的学生又都是宰相，而且两人私交很好。
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
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
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
”（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肯定了宋璟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
B 武后时期与张易之兄弟结怨，二张屡次欲借故中伤他，但却不成功。
李唐复兴后，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
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
其后因为韦后叛乱，中宗被杀，睿宗子李隆基平叛， 睿宗继位。
宋璟重新被起用，睿宗将他由洛州长史调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
在这期间，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得罪了太平公主，变为楚州刺史。
C 姚崇为人虽然正直，但是精于权术，有时不甚光明
宋璟则不然。
品行高尚，爱民恤物。
朝野赞誉景为“有脚阳春”（风王仁裕《天宝遗事》）。
意言景如一缕春风，趟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
景都化岭（今广州）南人安成乐业;限制皇亲婚丧奢办;不为自己争名谋利;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均体现了景爱民恤物的高尚品德。
从废黜京城千名斜封官（用钱买的官），截汰居功傲的“铁骑军”，到查禁回收流行市场的伪币，采取量才录官的用人制度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正直官员的内心充满着清淡之气。
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他的老师。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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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画家有哪些
张仪(?-前310)，战国纵横家。
魏人。
入秦以连横说惠王，拜为相封武信君。
一度入魏为相，说韩、魏事秦，以制齐、楚。
后遭公孙衍等排斥，复返秦。
昭王时，奉命入楚说怀王，以欺诈手段拆散齐楚联盟。
武王即位后，秦臣诋毁其“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史记·张仪列传》)。
他俱诛奔魏，为相一年而死。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十篇。
张耳(?-前202)，汉初诸侯王。
大梁(河南开封)人。
战国末仕魏。
与陈余为至交。
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军，从武臣北定赵地，立武臣为赵王，自为丞相。
钜鹿之战后，与陈余绝交，被项羽封为常山王，都襄国。
继而又归刘邦，被立为赵王。
后异姓王相继被杀，“张耳以智全”(《汉书》)。
张良(?-前186)，西汉臣。
字子房，传为西汉初城父(今安徽亳县)人。
祖先为韩国贵族。
曾谋刺秦始皇未遂，后隐姓埋名，亡匿下邳(今江苏邳县)，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
前208年，聚众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
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皆为刘邦所采纳。
又与韩信整理编次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军事著作。
汉朝建立，封留侯。
见刘邦皆封故旧、亲近，而诛私怨引起群臣不满，遂建议封刘邦故最怨者雍齿，使群臣释疑。
刘邦曾夸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张释之，西汉司法官。
字季，南阳堵城(今河南方城)人。
文帝时以赀选为骑郎。
累迁谒者仆射、公车令、中郎将，后官至廷尉。
敢于直言极谏，多次劝谏文帝以亡秦为鉴，改善政治。
他处理狱案，严格依法办事。
有人犯跸与盗汉高祖庙前玉环，文帝欲分别处以死刑与族诛，他不曲法阿容，建议按法处刑，世称持平。
景帝立，任淮南相。
张苍(?一前152)，西汉历算家。
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
秦时为御史，有罪亡归。
寻降汉，从定三秦，封北平侯，迁御史大夫。
他博学好读书，明图籍，精律历。
肖何为相，苍尝佐办计政。
文帝立，为丞相，谢病免，卒谥文。
张仲景，汉末医学家。
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名机。
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相传曾任长沙太守。
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钻研《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医书，广泛收集有效方剂。
著《伤寒卒(杂)病论》，其书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成《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
倡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的辨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治法，总结了汉以前的医疗经验。
为后世医家所宗法。
张角(?-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
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
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发展组织。
十余年间，徒众达数十万人。
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天公将军”。
因头缠黄巾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
与弟张梁会集幽、冀两州黄巾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北)击败北中郎将卢植，后又败东中郎将董卓。
不久病死。
张宝(?-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地公将军”。
同年张梁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战死后，他率军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抗击汉将皇甫嵩，英勇战死。
张梁(?-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
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弟。
中平元年(184)起义，称“人公将军”。
与张角击败北中郎将卢植，后又败东中郎将董卓，东汉朝廷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往攻，他率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反击，因警戒疏忽，遭汉军夜袭，兵败阵亡。
张牛角(?-185)，东汉末黑山农民起义领袖。
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
中平二年(185)起义，称将兵从事。
不久，与张燕领导的起义军会合，被推为首领。
在进攻瘿陶(今河北宁晋西南)时，中箭死。
张让(?-189)，东汉宦官。
颖川(今河南禹县，位许昌西北)人。
少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
灵帝(刘宏)时，迁中常侍，封列侯，倍受宠信。
他以势霸占民田，建议加重税敛，大修宫室。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宦官以悦天下。
事泄，他与宦官赵忠先发制人，共杀何进。
后袁绍举兵大捕宦官，少长皆杀，他投河自杀。
张修(?-191)，东汉末天师道首领。
汉中人。
本为天师道首领，用符咒给人治病，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
他以此联络，于184年黄巾起义时，在巴郡(四川东部)起兵，攻占郡县。
后从张鲁，任别部司马，率部攻杀汉中太守苏固。
后被张鲁杀害。
张孝祥(1132-1170)，南宋词人。
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
字安国，号于湖居士。
为南宋词人。
高宗(赵构)绍兴间进士，因廷试第一，居秦桧孙秦埙之上，秦桧诬指其父张祁谋反，被投入狱。
秦桧死后，为秘书省正字，历官中书舍人、广西西路(今西安)抚使、荆湖北路(今湖北江陵以南至洞庭湖以北之地)安抚使，进显谟阁致仕。
词风接近苏轼，内容大多为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富有民族气节。
其所作长调《六州歌头》尤为动人。
著有《于湖集》、《于湖词》等。
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
字敬夫，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
丞相张浚长子。
以荫得官，除直秘阁。
金兵来犯，朝廷主和议，奏请誓不与金议和，继今以往，益坚此志，专务自强。
知严州，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升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抚使。
后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
始师事于胡宏，与朱熹友善，著有《孟子说》、《太极图说》及《诸葛忠武侯传》等。
病亡，嘉定间，谥宣。
张子和(约1156-1228)，金医学家。
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名从正，以字行。
号戴人。
继承刘完素的学说而有新的见解，治病以祛邪为主认为“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善用“汗、吐、下”三法，切责医者滥用补药与平稳药贻误病人。
主张药攻食养。
著有《儒门事亲》。
张即之(1186-1263)，南宋书法家。
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字温夫，号樗寮。
以荫入仕官至司农寺丞，授直秘阁。
工书，其墨迹为金人所珍爱。
学米芾而参用欧阳询、褚遂良笔法，尤善写大字，劲挺雄强，别具一格。
存世书迹有《报本庵记》、《书杜诗卷》等。
张贵(?-1272)，南宋抗元将领。
农民出身，别号“竹园张”。
咸淳八年(1272)，元军围攻襄阳五年，他和张顺以敢死士三千人应募往援，为都统。
突破元军封锁，进抵襄阳。
又率兵突围，顺流而下，迎接郢州援军，至龙尾州(在今湖北襄阳东南)，为元军所阻，力尽被俘，不屈而死。
张顺(?-1272)，南宋抗元将领。
农民出身，绰号“矮张”。
咸淳八年(1272)，他和张贵以敢死士三千人应募援 襄阳，率轻舟突破元军封锁、斩断铁索木桩数百处，转战一百二十里，身中四枪六箭，落水牺牲。
张宏（公元1577年—1652年后）字君度，号鹤涧，明代著名画家，江苏苏州人。
善画山水，重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画石面连皴带染为其特色。
主要宗法沈周、文征明，并上追元四家和米芾、董源、巨然，又兼学北宋李、郭和南宋李、夏融合而成自身风格。
又能画写意人物，形神俱佳，散聚得宜，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
吴门学者尊崇之。
另据史书称，张宏92岁尚健，仍在作画。
张勇(1616-1684)，清将领。
字非熊。
咸宁(今陕西西安)人。
曾为明军副将，顺治初降清。
历官经略右标总兵、甘肃提督、靖逆将军，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
进封一等侯爵。
勇智双全，为当时名将之一。
顺治中，先后平米喇印、丁国栋叛乱，随洪承畴讨伐云贵，破敌于七星关。
“三藩之乱”起，率部败王辅臣部，克复兰州巩昌，又破吴三桂部将吴之茂于通渭。
康熙二十三年卒于军，谥襄壮。
张石顽(1617-1701?)，清医学家。
名璐，字路玉，以号行，江苏长洲(江苏吴县)人。
颖敏好学，博通经史。
后弃儒习医。
自《内经》至诸名医书，无不披览。
立论平实，不标新异。
明亡隐居洞山著书。
书成归里，故名《医归》。
另有《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等。
张志聪(约1619-1674)，清医学家。
字隐庵。
钱塘(杭州)人。
20岁从张卿子学医。
广览古代医书。
尤对《灵枢》、《素问》、《伤寒》、《金匮》诸书研读甚深。
清初数十年间，与卢晋公声名相济。
他研究《伤寒论》二十年，古稀之年还传授医道，闭门著书。
医学著述有《伤寒集注》、《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伤寒论纲目》、《金匮要略注》、《针灸秘传》等。
张伯行(1652-1725)，清学者。
字孝先。
号敬庵。
仪封(今河南兰考)人。
康熙中期进士，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户部侍郎、礼部尚书。
为政崇实，清廉刚直，屡得皇帝赐榜嘉奖。
督修黄河堤防，赈济灾民。
提倡文化，改祠庙为学堂，刊行《正谊堂丛书》。
治学以程朱理学为主著有《困学录》及《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等。
雍正三年卒。
赠太子太保，谥清恪。
后从祀文庙。
张煕(?-1736)，清名士。
字敬卿，湖南衡州(衡阳)人。
从曾静治学。
雍正五年(1727)遵师命到反清名士吕留良家中访求留良遗稿，与留良子毅中、门生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结交，谋计反清。
次年奉师命化名张倬，往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告发下狱。
后释归。
十三年(1736)高宗即位，与师同被捕杀。
张广泗(?-1749)，清臣。
汉军镶红旗人。
监生。
康熙末捐知府。
雍正间授贵州巡抚，镇压苗民起义。
后讨准噶尔，以功迁湖广总督。
乾隆间以经略复镇贵州苗民起义。
授云贵总督兼巡抚，晋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加太子少保。
旋调川陕总督。
《清史稿》载其因伐大小金川叛无功，又“诿过于部将”，“观望推诿”，被处斩。
张廷玉(1672-1755)，清臣。
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
康熙进士。
选庶吉士。
雍正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规制多出其手。
乾隆时历充圣祖、世宗实录，《明史》等总裁官，《明史》至此成书。
为政求实效，受帝倚重。
历三朝五十年富贵寿考，为清一代之最。
有《传经堂集》、《澄怀园全集》。
张之洞(1837-1919)，清末洋务派首领。
河北南皮县人。
字孝达，一字香涛。
同治间进士。
屡督学典试，注重经史实学。
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
锐意新政，设立水陆师学堂、造船厂、兵工厂、矿务局、京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其所创办，又派学生出国学习枪炮、机器等技术。
德宗光绪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
卒谥文襄。
有《张文襄公全集》。
张振勋(1840或1841-1916)，清末民初实业家。
字弼士，号肇燮。
广东大埔人。
1856年赴南洋，在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当学徒，后结交荷兰殖民当局官员，获准“承办饷码，领垦荒地”。
自1866年起，在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和英属马来亚各地，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植公司，东兴矿务公司，万裕兴、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企业，1890年，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1895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
1905年清政府赏给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特派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
从1895年起，回国内发展实业，创办或投资的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广东福惠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企业。
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辛亥革命后，任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
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并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
病逝于巴达维亚。
张焕纶(1843-1902)，清教育家。
字经甫，号经堂，门人称宏毅先生。
上海人。
早年究心经世之学。
认为改造中国须从启蒙入手。
1878年创办正蒙书院(后改梅溪书院)，以学贯中西、讲求实务为宗旨，为近代新式小学教育创始人。
1896年与钟天纬、宋恕等组织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团体“申江雅集”，七日一会，讨论改良教育。
次年任南洋公学总教习。
1898年以病辞，归主梅溪书院。
1902年主上海敬业书院。
著作有《历代方略纪要》、《救时刍言》、《暴萌录》等。
张德成(?-1900)，清末义和团首领之一。
直隶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白沟河人船夫出身。
1900年4月在静海(今天津市属静海县)独流镇设置拳坛。
6月下旬，率团民五、六千人在天津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
后在清军和外国侵略军的夹攻之下，在战斗中负伤。
天津沦陷后，返回独流镇准备再起，未几，在静海县王家口被地主武装杀害。
张百熙(1847-1907)，清臣。
字埜秋，湖南长沙人。
同治进士。
初授编修，渐迁侍读学士。
甲午战争时，弹劾李鸿章妥协投降。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清史稿》)。
后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
张佩纶(1848-1903)，清臣。
字幼樵。
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
安徽按察使张印塘之子。
同治进士。
官历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以纠弹大臣著名，屡上疏言时政得失，劾罢尚书万青藜、董恂、王文韶等。
中法战争时，力主抗战，奉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务，马尾海战惨败，革职遣戍。
后被李鸿章招入幕，甲午战争时，再被驱逐回籍。
庚子议和，李鸿章再荐其佐办和约。
光绪三十四年卒。
张謇(1853-1926)，近代实业家、教育家。
字季直，号啬庵。
江苏南通人。
光绪状元。
先后在江苏赣榆、崇明书院掌教。
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受张之洞委托，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又陆续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
并自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天文台等文教事业，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的创立，亦多所赞助。
从1901年起，从事立宪运动。
辛亥革命后，拥护共和，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1913年任袁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至袁即将称帝时，辞职南归，继续在南通兴办实业，并主持江苏文化教育事业，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抵制新文化运动。
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其他张姓名人有传说人物张果老；《封神演义》中的张奎；东汉大臣张禹、张济、张湛；三国吴文学家张俨；南朝梁臣张岱；北朝北魏将领张济；唐将领张俭，诗人张潮，音乐家张野狐；北宋大臣张宏、张璪；南宋大臣张纲，词人张镃、张枢；辽大臣张俭；元词人张之翰；明大臣张瑄，将领张俊、张凤翼，目录学家张萱，医学家张介宾；清捻军将领张禹爵，实业家张煜南，藏书家张燮，医学家张璐，泥人张开山鼻祖张明山等。
近当代张姓名人有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革命家张伯简、张太雷、张闻天、张鼎臣，红军将领张子清，新四军将领张正坤，解放军将领张云逸、张际春、张震、张体学、张国华、张经武、张爱萍，政治家张玺、张仲良、张霖之、张启龙、张金保，妇运领袖张琴秋，烈士张秋人、张友清、张兆丰、张思德，爱国将领张冲、张自忠、张学良、张治忠，民主革命者张百祥，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张奚若、张难先，爱国宗教人士张杰、张家树，北洋军阀张勋，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皖系军阀张敬尧，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张辉瓒、张灵甫，国民党官员张群、张继、张君劢、张道藩、张静江、张厉生，汉奸张啸林，“四人帮”成员张春桥，金融家张嘉璈，天文学家张云，纺织专家张方佐，汽车设计制造专家张德庆，电气工程专家张钟骏，金属材料专家张作梅，力学家张维，石油地质学家张更，地质学家张文佑，地理学家张相文、张其昀，计算机专家张效祥，天文学家张钰哲，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张子高、张大煜，动物学家张玺，植物学家张景钺、张肇骞，水利水电专家张光斗，生理学家张锡钧，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解剖学家张鋆，内科学家张孝骞，外科学家张涤生，药理学家张昌绍，医学家张山雷、张锡纯，心理学家张耀翔，数学家张恭庆，学者张东荪、张采田，法学家张志让、张友渔，史学家张星烺，哲学家张岱年，教育家张伯苓、张如心，出版家张元济、张静庐，语言文字学家张相，图书馆学家张琪玉，工艺美术家张光宇，画家张大千、张仃，漫画家张乐平，雕塑家张景祜，书画鉴藏家张伯驹，作家张恨水、张爱玲、张洁、张贤亮，小说家张天翼、张资平，翻译家张申府、张仲实，新闻记者张季鸾，作曲家张寒晖、张曙，电影导演张石川、张骏祥、张艺谋，电影演员张瑞芳，相声演员张寿臣，戏剧理论家张庚，京剧演员张君秋，川剧演员张德成，杂技表演艺术家张英杰，象棋名手张德魁，乒乓球运动员张燮林、张怡宁，排球运动员张蓉芳，射击运动员张山，羽毛球运动员张宁等
求诸葛亮真正参与的战争，若能以史料佐证更好，能附加评价甚好。
请以1.2.3.4....列举
诸葛亮擅长治军，他统帅的部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可以说当时难逢对手。
虽然北伐多年无功而返，但从未打过败仗，顶多是情况不妙全师而退。
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查看其安营扎寨处，叹曰“天下奇才也”，正是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最高评价。
以下列举的是诸葛亮全部作为统帅亲自带兵战役，共7次。
至于赤壁之战诸葛亮还是军师角色。
1、入川支援刘备。
事情发生在建安16年，即211年。
这次长途进军因为有张飞义释严颜的赫赫战功，使得巴郡之后并未发生较大激战，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表现机会。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2、平定南蛮。
事情发生在蜀汉建兴3年，即225年。
《三国志》并未提七擒孟获之事，但《汉晋春秋》有记载。
诸葛亮制定攻心为上的战略，只一年就平定南方，初步显露出诸葛亮的杰出军事才能，另外能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南人不复反”，体现出诸葛亮超群的政治才能。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另外，《汉晋春秋》记载：亮至南中，所在战捷。
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
既得，使观於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
”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
今蒙赐观看营陈，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
”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
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遂至滇池。
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3、第一次北伐。
事在建兴六年，先取三郡却因为马谡失街亭而撤退。
这次战争诸葛亮受非议较多，主要有两个，一是非议诸葛亮不用魏延奇谋浪费机会。
二是争议诸葛亮错用马谡。
我认为错用马谡确实是错了，因为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军事布置；但不用魏延之谋很难说，以魏延之见，率领几千人翻越秦岭奇袭长安，呵呵，长安很大的，就算守将毫无准备，城里长期驻守的军队也足够抗衡几千人，总不能去赌守将会否投降吧。
不过诸葛亮性格谨慎，很少用奇谋险招是事实，因此史书评价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
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
亮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
4、第二次北伐。
在建兴6年即228年冬天。
没有攻下什么城池，但斩了勇将王双。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
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
5、第三次北伐。
在229年，攻下两城。
此战说明即使是郭淮这样智勇双全的厉害人物遇到诸葛亮也只有输的份，何况王双一介武夫。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
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
6、第四次北伐。
在231年，同样无功而返，张颌即使这次不死，也快要老死了。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颌交战，射杀邰。
7、第五次北伐。
在234年，遇到可匹敌的对手司马懿，以木牛流马和分兵屯田之计维持粮草，这个本来是早该这样了，因为之前很多次粮尽而退。
可惜天年已尽劳累过度死于军中。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
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相持百余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你的问题又多了好多，而且问的事情几乎可以写本书，我只好挑主要的说了，就在原来基础上补充。
说真的一言难尽，我尽量说得有条理些。
首先说一下，账号【wen12668】那位观点挺好，赞一个；而账号【shuaihui661220】那位观点完全抄袭我的，鄙视一个!!!诸葛亮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历史上非常杰出的军事家、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发明家之一、古代还算不错的文学家、从古至今所有读书人的楷模、厚德载物的典范。
1、为什么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梁启超有本书《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柏杨亦有附议，但李德裕换成了王猛），当然这里只是说臣，不提君，所以这个结论不是我说的，是近代国学大师说的。
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扶汉室，并建立依法治国的政治体系，而不是空谈仁义道德。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这当然归功于诸葛亮，在内政上诸葛亮厉行法治，使得吏治清明、官吏廉洁、经济繁荣、百姓乐业，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经常用这些词，可见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确实国力强大。
那么诸葛亮治国有哪些高明之处
那就是信赏必罚、公平公正、物理其本、勤奋务实、以身作则。
这四个词看似平常，没有特殊之处，可实际上要十年如一日做到这些事，就没几个政治家可以做到了。
就拿物理其本来说，大概意思是处理事情能够抓住根本，即便是今天，人人高智商，做事情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寻皮毛、浅尝辄止，很难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比如说务实，这个难啊，因为从古至今人都喜欢虚套套，爱做表面文章，尤其三国两晋是以清谈著称的，大家都出来高谈阔论，真正的治国良策拿不出几条，至于现在，务虚更多）。
这其实就是平凡中见伟大，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治国理政的道理其实没有多么高深莫测，就是那么几条大家都听过的原则了，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理解并做到。
也正是因为古往今来大家都知道事情就是那样的，可是很难做到，所以对这么一个能人所不能者才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仰。
至于大家一致认可的政治手腕啊，战略眼光啊，我反觉得这些优点是很多高人都具备的，并非诸葛亮超凡卓越之处。
2、为什么是军事家，但不是最杰出，只是非常杰出。
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比如孙武、吴起、白起、韩信、李靖等等，都是在理论上有划时代贡献、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而且尤其是实践经历更为论者所重，像白起、韩信等人虽无兵法传世（韩信没写完就死了，白起还没写就死了），但这两人都是战无不胜，功勋卓著，为后世留下无数可借鉴的经典战例和军事思想。
诸葛亮有《诸葛亮兵法》传世，虽然也没打过败仗，可谓无敌于三国，但北伐常常无功而返，实践屡受挫折也是事实，所以难与上述军事家并列为“最杰出”行列，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了，自古亦然。
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三国志》有令人信服的盖棺定论，那就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
《诸葛亮兵法》其实是一本很好的著作，主要讲述如何管理部队，也就是如何练兵、如何用将、如何安营扎寨、如何为己方营造优势，使得兵精将良、如臂使指、静如山、动如风、将士用命、哪个敌人见了都头疼——这一切，正是陈寿所说的“治戎为长”，只凭这个本事，诸葛亮就足够“杰出军事家”称号。
为什么说“奇谋为短”，这并不是说奇谋为零，只是说相比治戎显得没那么突出。
诸葛亮性格谨慎，生平不弄险，像邓艾偷渡阴平这种死中求生的打法，他是打死都不会干的，不是想不到，是想到了也不干。
但是打仗这个东西很奇怪，往往要出奇才能制胜，越奇越胜，《孙子兵法》说了，打仗要“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以正规的形式交战，以异于正规的形式获得胜利。
与诸葛亮的部队正面交战，就是司马懿来了也不是对手，因为谁都不如诸葛亮兵精（所以司马懿选择按兵不动避战不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正确选择），但是遇到秦岭那样险恶的地形，遇到司马懿这样就是不出来打的对手，就必须设法出奇制胜（同样战例如长平之战请参阅），遗憾的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命这样做了。
因此我承认诸葛亮是军事大家，但非绝顶高手。
3、为什么是最杰出发明家之一。
古代人受科学技术所限，像诸葛亮这样一个人能发明这么多东西的非常少，我们可以列举他的诸多发明：木牛流马、馒头、孔明灯、诸葛连弩、八阵图、孔明锁、木兽、地雷，其中最了不起的是八阵图，至今依然奥妙无穷。
毕升发明个活字印刷术就是最伟大发明家了，那么诸葛亮也不该落后。
4、为什么只是还不错的文学家。
中国古代既是卓越政治家又是卓越文学家的人不多，在这两方面都能成为最顶尖人物的，也就是王安石。
在三国两晋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讲究辞藻华美，重形过于重实，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家，其中曹植得到最高评价，而诸葛亮的文学水平在《三国志》中被总结为“文采不彰”，而且诸葛亮的作品都是应用文，连写个诗的时间都欠奉，更难在当时得到好评。
可是现代文风早已改变，文学作品的灵魂和内在更受重视，所以现代主流观点认为曹操的文学造诣高过曹丕、曹丕又高过曹植（类似的观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读郭沫若的《论曹植》，收在文集《历史人物》中），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诫子书》等作品，也是后世才逐渐得到广泛的高度评价的。
只可惜时代的力量强过一切，即使是曹操和曹丕的文学造诣都淹没在魏晋骈文的华丽风潮中，何况诸葛亮的区区著作，魏晋文风得到彻底改革还得归功于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
只此又可见，韩愈的文坛地位又搞过了曹操，曹操又高过了诸葛亮，所以我认为诸葛亮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
或许诸葛亮他自己也没想过要做个文学家吧，毕竟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诸葛亮再厉害也不是黄药师啊
5、为什么是读书人的楷模。
那要看诸葛亮是怎么读书的。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对于这个话，易中天教授是这样解读的：“就是说诸葛亮的朋友们读书都非常认真，字字推敲，诸葛亮拿来一看，一目十行，观其大略，相当于后来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其实是会读书，观其大略就是能够掌握精髓，不求甚解就是善于抓住要害，这叫做会读书，而且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不是做学问的，读书就应该像诸葛亮和陶渊明说的那样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不要去咬文嚼字，不要去抠那些很小很细的小问题”。
咱们现代人读书上学特别讲究要专于一门，读到极致，这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领个高薪，无可厚非。
但是要成为顶尖的政治家，就必须知识渊博、包罗万有，江泽民同志就说过，“做领导干部，什么都要懂一点”。
在古代，真正的大政治家其实都是杂家，只不过大家都有个儒学的外衣。
请问诸葛亮是儒家还是法家，要么是兵家
后世儒家社会把诸葛亮推崇备至，可实际上诸葛亮读的是诸子百家的《六韬》、《商君书》、《申子》、《管子》、《韩非子》，给刘禅写的读书参考笔记供其学习的也是上述书籍，不是兵家就是法家，要么是史书；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有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话又有点道家的味道；诸葛亮讲究择主而事，维护汉室正统，一旦等到了明主就从此鞠躬尽瘁，这又是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要求；到治国的时候，又注重法律，且法律还挺严格，这又完全是法家的风格——是不是很混乱，是不是很复杂，是不是很值得想一想
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就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学习就是为实践而服务。
诸葛亮无心成为大文学家，所以他不做寻章摘句的学问，甚至不去填词作赋；诸葛亮无心研究周易，所以三国的易学大师是郑玄和虞翻，不是孔明；他做的，是把儒法墨兵道等等诸子的学问融会贯通，取其精华，得其大道，那是因为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志在匡扶天下。
古代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希望通过读书而当大官，可是研究儒家经典研究到极致的，反做不了大政治家，请百度历代状元，看看有几个认识的
我百度过，一片陌生人啊，什么姚崇宋璟赵普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张居正张廷玉，一大堆著名宰相居然谁也没考过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值得大家深思的地方，而且这个道理在当今社会依然不过时，怎样读书，读什么书，成就什么事业
咱们都要想想。
6、为什么是厚德载物的典范。
诸葛亮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为理想奋斗终生。
诸葛亮首先是个清官啊，身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余财，家只15亩薄田，桑树800株。
而且他以身作则，使得蜀汉官场风清气正且延续多年，很多人都是不置私产家无余财，比如邓芝、姜维、费祎这些股肱之臣都是如此。
康熙认为“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死后很多年，蜀国灭亡，天下归晋后，四川人民都在思念诸葛亮——这要做到多么好才能有此荣誉
诸葛亮掌国家大权，蜀国大小事务“咸决于亮”，可是他不但不谋朝篡位，还给自己累死了，我们现代有些人喜欢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来搏出位，就有人写书引经据典非要证明诸葛亮不是不想篡位，而且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布置，只不过先死一步。
我觉得很有趣啊，那些书里的证据很多都是寻章摘句、片面之言，反倒是《三国志》中的评价让人更感真实：“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也喜欢诸葛亮，就是因为上面这句话【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现在还有人很反感赞扬诸葛亮，觉得被神化了，不值一提。
我也觉得很好笑啊，难道《三国志》也神化诸葛亮吗，要说诸葛亮还是陈寿的杀父仇人呢，我读《三国志诸葛亮传》，就对这个人佩服至深难以言表——这种感情是陈寿这个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也就是说他即使不被神化也是超凡脱俗的。
退一步讲，接近神才可能被神化，本身是个草包，再神化也没人接受吧
二、有哪些人才华与诸葛相类评价却不如。
如果给诸葛亮这种人才做个定位的话，我觉得八个字比较合适“出将入相、国士无双”。
历史上有类似评价的人物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姜子牙、管仲、吴起、商鞅、乐毅、张良、曹操、王猛、李靖，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人物。
一般而言，是金子都会发光，所以估计不存在这么厉害的人物被埋没民间不留姓名的，大家差异大概在于身后知名度大小，评价好坏。
一类是像王猛、还有前文提到的李德裕，都是知名度不高，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大家好像很少关注南北朝啊、晚唐啊、五代十国这些国家乱成一团浆糊的时代，导致这些时代很多人知名度偏低，如果你感兴趣，百度一下就能看到这两位的详细资料。
另一类是做了儒家不喜欢的事情，不容于儒家统治思想，身死之后被妖魔化，如曹操；或给予不高评价，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
曹操咱就不提了；张居正和王安石都是因为执政期间推行改革，触犯了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儒家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功绩、品格和能力都是后世尤其近现代才逐渐被学界认可，有兴趣可以百度，也可以看郭沫若写的《论王安石》，收在《历史人物》书中。
至于商鞅，更是儒家反对改革的最佳教材，因为变法会得罪人啊，商鞅死前有个儒家叫赵良的劝他功成身退，商鞅是法家当然不听，后来被车裂，儒家当然要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凸显儒家思想之高明。
商鞅曾经带兵与魏国公子卬交战，摆了个鸿门宴把公子卬给俘虏了，于是儒家学者大做文章，说商鞅是不讲信用的人，不懂诚信，这个观念居然还流传很久。
我不得不发笑，所谓兵不厌诈，摆鸿门宴怎么了?商鞅变法实施前先来个徙木立信，可见他比谁都知道诚信的重要，所以儒家的批评站不住脚。
好在商鞅在近现代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高度评价，不枉一死
三、至于与现代著名人物的不同，又能治国又能打仗，德被苍生功盖寰宇，近现代出了几个这样的人，比如曾国藩、毛主席、等等，这个咱人微言轻，确实不好比较。
不过从大处讲，他们确实具备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做人做事的道理摆在那里，亘古不变，谁做到谁是伟人，谁做到谁就能经受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永垂不朽。
【以上个人观点，均属原创，谢绝抄袭。
几经修改终于发上来了。
百度知道回答问题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望采纳
】
周恩来的诗
周恩来写的诗歌不多，据说是为了不抢毛的风头，但也有精品以下面这首最著名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壁破，难酬蹈海亦英雄[注]（1）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
（2）“蹈海”（并非“韬海”
）指清末留日学生陈天华春日偶成其一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其二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注]这两首诗作于1914年，作者时年16岁。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注]此诗曾发表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人声嘈杂小池边杨柳依依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可没有人来问她[注]此诗选自1978年3月人民日报社《周总理诗稿》
卫辉市第一中学的历届英才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
据记载此战为先轸所谋划。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
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
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
楚军大败。
简介编辑公元前632年，春秋时期文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谋略制胜，在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
4月，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权，在城濮(山东鄄城西南)交战。
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
晋国下军副将胥臣奉命迎战楚国联军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
陈、蔡军队的战马多，来势凶猛。
胥臣为了战胜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以树上开花之计，用虎皮蒙马吓城濮之战唬敌人。
进攻时，晋军下军一匹匹蒙着虎皮的战马冲向敌阵，陈、蔡军队的战马和士卒以为是真老虎冲过来了，吓得纷纷后退。
胥臣乘胜追击，打败了陈、蔡军队。
晋文公于周襄王二十年，即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初，率军由棘津（河南滑县西南）渡河，进攻附楚的曹、卫，企图诱楚来援以解宋围。
正月占卫五鹿（河南清丰西北），二月进至敛盂（河南濮阳东南）与齐昭公会盟，都城楚丘（河南滑县东北）的卫人逐其君降晋。
三月攻占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
但楚军不受调动，反而加紧围攻商丘。
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用先轸建议，利用秦、齐“喜贿怒顽”的心理，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
一面让宋重贿秦、齐，请两国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卫之地与宋，坚其抗楚决心。
商丘未能攻下，而曹、卫之地又被晋送于宋国，楚因而拒绝退兵。
秦、齐遂出兵助晋，形成三强联合对楚的战略格局。
楚成王见形势不利，恐秦乘机攻其后方，退至申邑（河南荥阳西北），并令围攻商丘和缗邑以及占领谷邑的楚军撤回。
但围攻商丘的主将子玉，骄傲自负，坚请与晋一战。
楚成王决心动摇，同意子玉建议，但又不肯全力决战，仅派王室亲兵600人增援子玉。
子玉派人与晋交涉：如晋许曹、卫复国，楚即解宋之围。
晋国君臣认为形势有利，希望决战，但恐不允子玉条件，将遭宋、曹、卫三国仇恨。
于是一面暗许曹、卫复国，劝其与楚绝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
子玉果怒而求战，率军进逼陶丘。
晋文公为疲敝楚军，诱使子玉轻敌深入，以便在预定战场与楚决战。
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为30里，三舍为90里），至城濮与秦、齐军城濮之战会合。
四月初一，楚军进至城濮，初二，双方对阵。
晋军在秦、齐军声援下配置为上、中、下三军；楚军以陈、蔡军为右军，申、息两军为左军，主力精锐为中军。
晋统帅先轸下令首先击溃较弱的楚右军；并让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以诱楚左军进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
子玉及时收住兵力，方免于中军败溃。
楚军退至连谷（河南西华境）时，子玉自杀。
此战，晋文公及先轸等，决战前充分运用外交谋略，是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的转折点；决战中，晋军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示利诱敌，在战术上也有所发展。
2过程编辑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成就了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
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
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
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
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
晋、楚之战势在难免。
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 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叛楚即晋。
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mín，音民）邑（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
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
晋中军元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
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
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
因为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
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
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
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
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
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
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
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
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鲁国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
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
三月，晋军南下攻曹。
十二日，攻入曹都（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
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
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
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
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
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
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
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无从晋师
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又说：《军志》曰：'允当则归'。
又曰：'知难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敌'。
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楚成王一怒之下率王师回国，只给子玉留下了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的军队。
这里的若敖之六卒有些许争议，一说一卒一百人，一说一卒为兵车三十乘。
但若为后者，若敖一族便有一百八十乘兵力，晋国全国主力也只有七百乘，与楚王“少与之师”不符。
子玉他派宛春赴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
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
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
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
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子玉无礼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
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子与之
定人之谓礼。
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
我则无礼，何以战乎
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
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
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
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
文公回答道：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
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山东省范县南）。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
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
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
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
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
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
子上（斗勃）统率右军。
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
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
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
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
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
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
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
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
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
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
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
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此处并无证据证明楚军真实兵力比晋国多。
十余万仅是后人猜测，切尚有争议）晋国的胜利在于，认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
楚国则不然。
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
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
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
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
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
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
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3结果编辑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
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
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城濮之战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
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
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
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
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
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
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
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
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
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
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
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
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
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
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