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鼻祖，他是费正清的师傅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功力深厚的经典导论性著作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通俗好玩 苏同炳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以人为本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民国高层回忆录 芮玛丽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作者》耶鲁大妈的个案研究，参考书级别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美]费正清：《剑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孙中山：《建国方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历史初学者如何入门历史
中国近代史：400年中国的曲折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蒋廷黻用他自己称之为“简略的初步报告”的一部只有五万字的小书，却能条分缕析，将近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奇迹。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的广告词：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
用小说笔法写历史，固然让历史摆脱了枯燥，但也同时影响了对真实历史过程的理解。
以至于读过之后，脑子里只剩下些名人轶事。
读《中国近代史》则不同，虽然它也象小说一样好读耐看，却能让人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把握近百年历史的脉络，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诠释，境界大不同。
这大约就是《中国近代史》能成为传世名作而《帝国政界往事》只能成为畅销书的原因所在。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
自1928年在清华教书时起，蒋廷黻已经有了一个长期规划，准备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为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从1934年起，蒋廷黻就开始走上仕途，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问了。
所以，这本书，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
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是他对历史资料融会贯通后的思考，是精品中的精品，说它达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全书共分总论和四个部分。
在总论中，作者开明宗义，指出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简单说，就是内忧外患的时期。
在这样的时期，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现代化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组织一个近代国家吗
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近代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救国救民方案，以期对目前的中国能有所贡献。
直接指明了“经史致用”的目的。
第一部分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
蒋廷黻以研究外交史著称，在这一部分，他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已经进入贸易和商业时代，但清政府却一味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正看到了晚清中国病的症结所在。
即使一贯被我们看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其实初与英国人打交道，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也是一无所知，也只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认识世界的。
精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
处于“中古”的中国与已经处于“近代”的世界该如何打交道
唯有革新，唯有改变我们的不图振作的现状。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
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
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
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代，勇敢地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中华民族并非不能从此富强起来。
第二部分洪秀全与曾国藩，乃讲内忧。
作者认为，在近代史上，外交固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在外患袭来的同时，清政府又受到了太平天国的冲击。
而曾国藩则为清政府的统治而战。
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十分积极，对社会革命则无认识亦无行动。
其实即使宗教，太平天国的宗教又哪儿称得上革命呢
前天看高尔泰的一篇文章，说到皇权崇拜对中国文化人的束缚，他曾有一句话，让我很不以为然。
说曾国藩“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保护了满清人皇朝”。
先不说这句话中苛求先人的一面，只说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太平天国的宗教也能称得上是基督教
那根本就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糟粕。
这一点，蒋廷黻看得很准确。
他说，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而在建设新朝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洪秀全而非曾国藩才是皇权的崇拜者。
曾国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保护中华固有的美德。
我倒觉得，曾国藩的道路，也许是未来中国可行的道路。
第三部分自强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应付大变局，谋求富强的实践，但最后却归于失败。
原因何在
蒋廷黻认为，在于他们的不彻底。
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接受的旧式教育，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束缚。
大部分则是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这个时代，包括很多：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又轻举妄动的的士大夫阶层；外国的趁火打劫；民众的迷信与无知等等。
最后的结果是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
第四部分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其实这部分是第三部分的继续。
变法运动是政治层面的革新；义和团是西洋化、近代化的反动；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才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西历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这是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
这一年，明王朝平定了西南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的叛乱，日后将要改变明王朝兴衰的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此时尚小心谨慎唯明朝马首是瞻。
同样是这一年，英国组建了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在印度的殖民与掠夺；而在日本，军阀德川家康统一全境，迁都江户，日本的中世纪史进入了幕府时代（1600—1687）。
回溯历史，1600年的世界史上，日后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1839年，英国东印度的走私鸦片为清政府扣留并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对清王朝发动了鸦片战争（1840——1842年）。
中国战败，从而进入了“近代”。
如果再认真琢磨一下的话，17世纪开初这个年份，处在西历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
彼时，欧洲的宗教革命如火如荼，天主教与新教徒势如水火，天主教徒为了传教以扩大教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这其中，就有是日后被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一再留心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人。
徐中约在本书中，亦有专门的章节给了传教士们，并认为对于西方先进科技的“不理解”或故步自封，是“错失的现代化”。
本书的末节，已经是2000年了，标题是《中国的崛起》。
这本“近代史”，就时间上下限而言，完全出乎我们熟知的近代史范畴（1840——1949年）。
本书用英文写就，书名原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准确的翻译应当是“现代中国的兴起”，本书在国际汉学界久负盛名，甚而为美国与香港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modern一词，译成“现代”，似更准确可信，也符合西方学术界的用法。
此命名，在西方语境中，带有浓厚的乐观主义情绪，而被翻译成“中国近代史”之后，则往往留给读者一片惆怅与痛惜，淮橘则北枳。
徐中约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回溯一个国家的“被现代化”与及“完成近代化”的历史。
正因为时间段的拉长，近代史成了一个兴起（清朝建立）——衰落（晚清与民国）——崛起（中国的现代化）的循环过程。
在史学写作上，徐中约的这一手法，汲取了年鉴学派长时段的方法，将传统的近代史扩大到整个清王朝，既方便读者对于传统中国的理解，也有利于为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曲折埋下伏笔。
这是极为值得褒扬之处，“近代史”以“鸦片战争”开篇，固然断代明确、时间明晰，但同时也遮蔽了很多问题的理解。
偌大一个清王朝，号称康雍乾盛世之后仅仅四十年，即一败涂地，为不足两万人的英方海军败
不理解清朝的制度、经济与外交状态，便无从理解清末一战再战、一败再败的历史。
徐中约师承美国汉学大家费正清，本书行文立章之际，不难看出其师费正清对 “冲击——回应”对本书的影响。
“冲击——回应”认为，中国的传统世界故步自封，缺乏自我更新的动力，也无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走向近代的过程是外力推动与回应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该理论在美国汉学界盛极一时。
国内翻译美国汉学的著作不少，较有代表性的是《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等。
费正清“冲击——回应”论在近年来遭到较大的批判，例如，假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静止，而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变动不居，以此看待中国，遮蔽了社会内部运动，被认为多染有“欧洲中心主义”。
不可否认，任何理论都有缺失，同样，以柯文为代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似乎也难以完全站住脚跟。
史学的最终基石，仍旧要还给史料。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一书较少教条化，但也有失之宏阔的之处且史料不足之处。
例如，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实际上是徐中约本该着重处理的问题，但本书仅仅一小章，基本上将责任推给了“传统制度积弊”，寥寥数语，读者岂不如坠云雾
又如何为1840年之后的一系列失败埋下伏笔
西方后代史学界有句调侃话，“历史就是小说”。
小说的伏笔，岂能不处理好
就史料而言，例如，本书开篇即讲努尔哈赤起事，作者即引稗史云，努尔哈赤年轻之时常出入李成梁住并熟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于正史并无私交，二则《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当日并未译成满文，努尔哈赤不通汉语，如何熟读
此等荒诞不经之事入作者采入，显见作者未曾仔细辨别材料。
另外，本书大段引用西方汉学二手资料或者费正清一派汉学家的观点而缺乏甄别与分析，亦使本书有立足不稳之感。
《近代中国史》，这是一本作者用心极大且为一人完成的近代史，一点批评，自是瑕不掩瑜。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忘记作者最大的优点，在长时段的历史中，以一种平和的心境向读者讲述400年中国的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