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读后感，演义通史类的
[历史小说的读后感，演义通史类的]《史记》读后感在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创性的大师，历史小说的读后感，演义通史类的。
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的名字足以与日月同辉，彪炳千古。
然而在当下的教育中，这样一些凝聚着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却日益离我们远去，除经院中的学者、教授们阅读、研究外，已是鲜有人问津。
真正的大师不只是来\\\\宴大宾\\\\，传统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
这对于精神缺钙的一代，显得尤其必要。
新课标的提出恰逢其时地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新课标规定：高中阶段选修课必须占有相当的比重。
这一规定使我们暂且可以从高考的阴影中走出来，堂而皇之走进大师，阅读经典。
那么，在高中阶段应开设哪些选修课?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论著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这是个众说纷纭，无需定论的问题。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短小精悍的《论语》、含蓄蕴藉的唐诗宋词、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成为学生与老师的首选对象时，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却往往被弃于思想的角落里。
究竟《史记》该不该读，读什么，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来。
或许我们应当换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两千多年前的这部著作了。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尚书》、《国语》、《春秋》、《左传》、《国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从中找到影子。
比如一万来字的《论语》，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就是一座先秦时期的图书馆，它详尽地记载着那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学、天文学等的成就，窥一斑可见全豹。
而较之先秦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许多的优越性。
首先，语言的浅显。
司马迁将书面语与汉代生动的口语糅合在一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貌，清新，朴拙，更浅显，更口语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与接受。
其次，情节的奇特。
清人袁枚说：\\\\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其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随园随笔》)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叙史时，仍不忘著上荒诞一笔。
《五宗世家》记载临江王刘荣被其父汉景帝谋害，后\\\\(刘荣)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
《史记》中类似这样的浪漫主义笔法还有很多，垓下之围、赵氏孤儿等故事皆绝妙之极，传为美谈。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最富文学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历史小说集，其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学生的审美兴趣不谋而合。
最后，体例上的相对独立性。
《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为经纬，贯通全书。
但同时，每一篇又相对独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
它犹如一篇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又如一首首耐人寻味的精美诗篇，读者自可从中任选一篇率性而读，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
对不具备充裕的阅读时间的中学生，这无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
此外，《史记》的悲剧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阶段学生思维的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纵然我们无法拒绝《诗经》、《论语》、《孟子》、《红楼梦》等等优秀的古典作品，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独钟于《史记》，却是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当下的阅读现状、我们的教育理念等分不开的。
当然，《史记》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适合高中生阅读。
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无功利性的，为了愉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种是带研究性的阅读，这是专家学者们考虑的事。
我们开设选修课，阅读《史记》，不是仅仅为了某种知识性的获得，不是为了记住几个烦琐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从中欣赏体验，汲取一种精神养料。
当孩子们今后面对困境时，能从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处获得一种力量，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
让学生从小结识这样一些精神大师，并与之交流，掌握一种做人、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这才是受益终身的东西。
按照这一思路，五体中书、表可暂且搁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传记，则可以任意选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事迹来一睹为快，总之，不拘一格，因人而异。
接下来就是怎么读，也就是怎么教的问题了。
回顾我们以往的文言文教学，逐字逐句地串讲，把文学作品肢解成一个个实词、虚词和一串串特殊句式。
于是《鸿门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讲中，丧失了它的灵魂，远离了阅读的本质。
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的生命质量和对生命的感悟，这也可以说是开设《史记》选修课的目的。
具体而言，其一是认识人生。
一部《史记》，记载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重点描绘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下至商人、平民、妇女、倡优。
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东西。
伯夷、叔齐的积仁洁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践的卧薪尝胆，残忍的吕后，狡诈的刘邦，阿谀逢迎的叔孙通、公孙弘…其中人性的善恶美丑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
其二，认识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今天我们缅怀历史，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确立自己的价值观。
黄帝汤武所以兴，桀纣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极一世的秦始皇临终竟与鲍鱼为伍的惨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史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舞台，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的一个小窗口，它对我们今天的治人治国仍颇多启迪。
其三，掌握一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史记》的完成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与司马迁个人的努力分不开。
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业于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
通过多方的学习，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成为一名融贯古今的大学者。
二十岁以后，司马迁离开家乡，壮游全国，前后十几年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这，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访寻历史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为目的的学术田野工作。
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向当地人民了解情况，实地考察，确保其著作的真实性。
\\\\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司马迁在学术工作上的真实写照，这两点对于今天的高中生来说，尤其重要。
这三点的学习，不是几个实词与虚词的精讲所能穷尽的，也不是几篇课文，几节课的选修就可了事的，读后感《历史小说的读后感，演义通史类的》。
对生命的感悟，对经典的阅读，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是一辈子的事。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是为了让后人引以为戒，明善恶，辨是非。
同样，我们今天读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大师那里汲取精神养料，获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当然，教无定法，关键是头脑中要有这样的理念。
以下所述教学实施方式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万章》)了解司马迁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环境，这应是让学生走进《史记》的第一步。
然而，在司马迁头上高悬着太多耀眼的光环，\\\\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只能让人心生敬畏，拒之于千里之外。
如何将司马迁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知人论世还只是阅读经典的初始阶段。
除此之外，我们可由学生最感兴趣的领域切入，分专题形式阅读《史记》，比如司马迁与旅游等等。
每星期设置一个专题，引导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渠道，共同探究，共同完成。
或以讲座、座谈的形式邀请《史记》专家、学者前来讲授、交流。
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探索。
在初步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我们再从语言学、文学、哲学的角度解读《史记》，由感性入理性，由表入里，透过字里行间，捕捉其精神内核的层面，挖掘司马迁的人生观、历史观、文学观等等。
《史记》是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是作者情感的喷发，对这样的作品我们理应满怀情感去解读。
选修课就是要给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机会。
同学与同学间，学生与老师间，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多重对话，多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教师的职能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灵魂，在互动的交流中开拓学生的精神家园。
这样的《史记》选修课方是生趣盎然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德国的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
\\\\开设《史记》选修课，其目的也正在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情感，教会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当然，经典的阅读不是一两个学期的选修就能完结的，这是一项终身的工程。
尽管以上的构思还只是一时的畅想，但我坚信事在人为，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实践。
读《三国演义》有感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
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
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
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
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
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
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
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
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
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
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
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
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
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
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
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
性格关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地走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这个暑假，我读了《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这本书由罗贯中以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元代的《三国志》为依据，经过熔裁在元末明初创作的。
它描述了近9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地历史时代，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相互争夺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副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
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
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
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
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这就是诸葛亮。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
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
他火烧新野，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
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
他有独特的人格,择梧而栖,择主而事,他尽忠于刘备,尽忠于蜀汉,最后中献身于统一的大业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随着蜀汉的衰亡悲剧,他也成了悲剧人物
再说曹操。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
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
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
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
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
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
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等等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
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权利，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活剧。
这样的心机，在如今又和偿没有。
商家绞尽心机，赚消费者的钱；骗子费尽心思，骗取他人财物。
人们可以看见：贪欲和权势欲如何主宰了社会中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
人们甚至为了钱财，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偷取，杀害。
所以奸诈狡猾的有心机的人，必将成为权势的佼佼者。
但是，心机是需要无心机来衬托的。
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奸诈狡猾，世界怎会太平呢?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与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三国演义》描述了三国时期的局面。
自从董卓被杀后，整个朝廷就乱了套，大家都争着当皇上，刘备、关羽、张飞为了恢复汉室，请来了诸葛亮，有了诸葛亮的帮助，他们一连攻下了荆州、南郡、襄阳等城池。
孙权一心要得到荆州，就千方百计去抢，诸葛亮识破了一计又一计，使孙权赔了夫人和大将周瑜，又打了败仗。
可好景不长，不久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都被曹操害死了，很快，诸葛亮也死了。
这时，地盘已被晋军占领。
我想：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的行动也是迅速的。
他只要找到了目标，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要达到目的。
我联想到了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说起李宁人们总说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但李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方向后决不动摇的普通人。
他相信，凭着顽强和汗水，心态和适应能力，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
退役后，李宁转向了新得事业：组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有人问李宁：\\\\经商和体育，哪个更轻松，更愉快?\\\\李宁说：\\\\要做好，哪个都不轻松，不过我总是很愉快。
\\\\不错，无论在那里，李宁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英勇善战，我应该学习；诸葛亮的机智，我应该学习；刘备的定了目标不放弃，我更应该学习
〔历史小说的读后感，演义通史类的〕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读《先秦诸子散文》有感
先秦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读《先秦诸子散文》有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议论、论说为主的散文作品。
从先秦说理文发展的过程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论语》和《墨子》（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 ,《论语》是纯语录体散文，《墨子》则是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对话。
所以,《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些语录, 但能围绕一个论题加以论述, 段与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就不再是语录的简单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因此，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如其《尚贤》、《兼爱》、《非攻》等篇目,都有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论语》记录的多是些片言只语，往往有观点而无论据；《墨子》是长篇大论，有论有据，称得上是论文。
第二阶段：《孟子》和《庄子》（战国中叶） 《孟子》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的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
其对话基本上是围绕一个主题而设立，以论说为主体，初步具备论述性质。
《庄子》则已经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
第三阶段：《荀子》和《韩非子》（战国末期） 《荀子》和《韩非子》的文字上基本是论说文的语言，抽象说理的部分增加，逻辑周密，结构复杂而严谨，篇幅增大，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最高成就。
先秦诸子散文的分述 一、《论语》的艺术成就： 1、文体的基本特征是语录体。
《论语》无论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还是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篇章。
其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富有启发性。
刘勰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
” 2、通过简短的对话，表现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如《侍坐章》 3、言近旨远，深刻平实、含蓄隽永。
二、《墨子》的艺术特色： 1、与《论语》纯语录体相比，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对话，已初具议论文规模；逻辑严密，善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
不过，《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 是在围绕着一个论题加以论述, 段与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就不再是语录的简单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有论有据的论文,所以，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如其《尚贤》、《兼爱》、《非攻》等篇目,都有标题概括中心思想。
2、语言质朴，不重文采 3、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
三、《老子》的文学成就 1、具有诗情：《老子》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
2、像散文诗：《老子》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了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等句式，行文参差错落，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是先秦说理文中的另一形态。
它也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
3、注重情感和形象性, 但就说理文体来说，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不是结构完整的说文。
四、《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1、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比《论语》有了很大发展。
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所以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散文。
2、长于比喻。
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又贴切深刻。
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
赵歧《孟子题辞》：“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
” 3、长于论辩。
这是《孟子》散文的基本特征。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
《孟子》中的论辩文，巧妙灵活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往往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
做到“辞不迫切，意已独至”。
尤其是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
4、气势浩然。
《孟子》散文很有气势。
这种风格，源自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具有“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视物质贪欲，刚正不阿，无私无畏，气概不凡。
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
苏辙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搏，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
”在形式上，《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若决堤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
5、塑造了孟子伟岸不屈的大丈夫形象。
《孟子》中所表现的孟子形象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他的傲岸不屈的大丈夫形象，关心民众的热诚心 理，藐视君主的傲岸气概，都表现出了“舍我其谁”的用世精神。
这种精神，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
五、《庄子》的艺术特色 1、大量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是《庄子》论说的主要方式。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既虚拟的寄寓他人他物的语言。
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与人，必须“藉外论之”；重言即为使自己的道理被他人接受，托己之说于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卮言即处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去。
《庄子》一书，大都用“三言”形式说理，但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
“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庄子⋅寓言》篇中自称“寓言十九”。
2、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
由于《庄子》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主干，从而使得《庄子》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结构线索模糊隐秘。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和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
3、“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以诡奇的想象表达深邃的哲理，是《庄子》的主要特征。
庄子富于形象思维，其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
所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所以，刘熙载又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
4、《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
《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
清·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昭昧詹言》卷十二） 总之，《庄子》中的寓言和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同时也有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
《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情感。
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裴哀；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的寂寞。
六、《荀子》的文学成就 1、构思周密，论述充分详实 《荀子》文章不但的观点明确，中心突出，而且用概括性的标题点明主题；体式上已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而大多是立意统一、浑然一体的完整篇章；标准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
2、淳厚老练 谨严有度。
荀子散文，循循善诱，娓娓而谈，虽有辩说，但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
艺术风格淳厚老到，圆熟练达。
其严密的逻辑性加上广博的学识，处处显得发扬蹈厉，高屋建瓴，锐不可挡。
3、通才之文，博大精深。
《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不愧为集大成之思想家。
4、独具特色的比喻 荀子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
如《劝学》，大量排比句的运用，或用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协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七、《韩非子》散文特色 1、《韩非子》的说理文，文风冷峻，多针对现实而发，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议论条分缕析，鞭辟入理，缜密透彻，入木三分。
是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2、《韩非子》说理文，最具文学意味的是寓言故事。
其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310多例）《韩非子》之前，寓言并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只是论说文中的一部分。
到了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成各种形式的寓言专集。
3，《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的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
《韩非子》的许多寓言故事，以其丰富的内涵、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千百年流传不衰，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
如“守株待兔”、“矛与盾”、“滥芋充数”、“郑人买履”等都是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是韩非思想深度的反映。
4，韩非寓言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
”(《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
先秦说理散文不仅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汉代文学与先秦文学相比有什么新特点
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
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
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
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
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
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
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
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
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
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
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先秦诸子中关于那些思想家的读后感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
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
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
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
《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
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
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
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
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
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
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
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
“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
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
他们分属各个阶级。
“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
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
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
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
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
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
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
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
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
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
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
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
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
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
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
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
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
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
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
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
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
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
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
“不治”，即“不任职”。
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
“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
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
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
《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
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
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
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
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
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
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
”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
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
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
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
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
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
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
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
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
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
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
“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
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
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
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
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