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的特点有什么
先秦儒家把战争作为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看待，认为文、武之道不可偏废。
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性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战争目的或动机的正义性是战争正义性的前提，而战争的正义性又取决于战争的过程是否保民、恤民，保民恤民的仁义思想则源自儒家厚生利用、无伤为仁的深厚生命精神。
保民恤民、厚生利用的原则就必须反对战争，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而即使而“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是必要的，那么它也必须最大限度地不伤及无辜，不破坏民生。
先秦儒家“敌国不相征”观点乃认为平等的国家之间，一方纵然有征讨另一方的道义理由，但它也没有发起征讨的权利，而必须由超越国家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更高组织付诸实施；但是，先秦儒家并不以为“敌国不相征”可以成为对内持续暴政且拒绝外国正义性干涉的绝对理由。
为抵御外侮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先秦儒家以为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战备，加强对国民的战事训练，以低伤亡、低代价赢得“救无辜，伐有罪”之战争。
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特征：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整理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先舜 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六经也是为提倡古道。
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2、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来说，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 是政治的基础。
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名份制则是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
即“君君臣臣子子”，要按照礼的关系摆正君臣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要靠内心的自觉性，即思孝梯。
3、在治国方略上主张德治，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强调为政以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是对德政可能产生的良好效果的总的描述。
孔子还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应该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群众，认为理想的政治是免刑。
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礼化为主，强调道德礼教在稳定社会次序方面的重要性。
而德治的主体是统治者，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能正人。
4、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
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5、和贵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道德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核心是“致中和”，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发展，要求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要适度，达到“中的状态，事物总体才能和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6、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
二、伦理特征儒家的基本范畴是仁和礼，仁是思想的内核。
仁，其本意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密的关系，故儒家讲尊贤也讲亲亲。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就意味着不仅要求仁者爱人，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道德要求：“恭，宽，信，敏，德”这五者之中孔子比较重视信，他认为“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其性格具有刚、毅、木、讷的特点，也主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等等。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其“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并以人性论、良知论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
性善论是他学说的核心。
礼则是仁这一内在品质修养要求的外化，即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的“礼”却是积淀在仁中的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认为克己复礼是最能直接实现仁的。
即“克己复礼为仁”。
只有按照“仁”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才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是主观道德修养，礼是客观制度规范。
仁是内心自觉，礼是外在控制，构成了“内仁外礼”的整合关系。
三、经济特征在颇具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利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
从先秦到西汉初似乎只讲重义轻利，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因为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后人便以为孔子说的义利也是对立的。
但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说明他并非将义利绝对对立起来的。
对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
另外，先秦儒家具有明显的财富观点，在儒家来讲，认为人民的贫富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把民众的富贫看作是关系到五朝存之的重要原因。
孟子则提出了“恒产”说。
但同时他们都提倡对财富欲望加以强制，要重义轻利。
孟子更是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
四、教育特征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开创了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新时代。
先秦儒家除了学礼、义、信等知识外，还考察为政治国的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
另外还重视“学知知之”和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
在学习上，孔子要求弟子应具有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五、文化特征中国文化中普通存在着“和合”观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乃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及中心思想
子】杀身成仁。
孔子在春秋时期，诸相之间还是讲求礼义的（就连宋襄公洪水之还是想保持君子风度）孔子希望克己复礼，讲求有等级的爱。
各安其份。
使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教育上希望“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
【孟子】舍生取义。
孟子已经在战国时期了。
诸侯互相吞并。
孔子的那套仁政，已经有些过时了。
（孔子反对杀生）孟子（则有所让步）提出，“义”（可以替天行道）字。
这点易中天在《帝国的崩溃》就认为是世道社会功利化、“堕落”的表现。
但是，孟子也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依然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
【曾子】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荀子】提出“人定胜天”。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
而荀子更加突出孔子（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爱”的等级。
并要制定严格的制度进行约定，有了“法家的倾向”。
他的两个弟子李斯、韩非子，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先秦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有什么影响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源于其神学化的儒学。
董仲舒从天意在任德教而不用刑罚的观点 出发，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把道德教化视为防奸止邪的堤坝。
所谓道德教化就是在全社会 进行儒家伦理教育。
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际关 系，即五伦。
处理五伦关系的道德信条应该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
在 五伦之中，董仲舒最重视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他以天意在尊阳抑阴为理 论根据将这三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主从关系绝对化了，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王道三纲发展至后世，就是中国封建社?quot;纲常名教 的伦理学基础，三纲与五常合称，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 “三纲五常”被董仲舒论证为“天意”安排的永恒不变的信条，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这里，他所说的“道”就是指“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这些道德是 做为“百神之君”的“天”安排给人世间的，只要是“天意”不变，它就永远不能改变，董仲舒的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君权、神权、父权、夫权、族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给中国古代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鲁迅先生说“封建礼教吃人”。
\ 关于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董仲舒提出如下几条：\ 1.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
”由于“义”具有“养心”的重要作用，“利”只是“养体”是为了满足生理之欲望，因此，董仲舒在先秦“养心莫过于寡欲”和“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处理义利关系，或者说是修身养德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主张培养人为国家为集体的利益而献身的精神。
这种道德修养原则从统治者来说，应该起“正身”以“修人”的作用，而对广大劳苦民众来讲却是愚忠、禁欲的毒害，他让人“虽贫能自安”，逆来顺受，丧失反抗的精神和意志。
\ 2.躬身厚而薄责于人\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以来克己内省的德育思想，提倡在处理人我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当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矛盾、摩擦的时候，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他说：“仁者，人也；义者 ，我也”；“以仁安人，以义治我”。
意思是说，在处理人我关系的时候，应该用仁爱的精神对待他人，具体表现则为“求诸人谓之薄”，对待别人要“多摘花，少摘刺”，以宽容为怀；要用义的尺度约束自己，具体表现为“求诸己谓之厚”，多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 董仲舒所提倡的这种修养原则与方法，如果我们剔除其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识的封建遗毒余素，做为今天处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仍是可取的。
\ 3.积少至巨，以微致显\ 董仲舒继承了荀子注重注错积靡的思想，主张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中应该注意点点滴滴的积累，“不以善小而不为”。
他认为良好的道 德品质是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而成，不良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是由于对小事不注意而引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说：众少成多，积少必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故尽小才大，慎微者著。
又说：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所以道德教育一要防微杜渐，二要积善累德，这是有道理的。
\ 舒所独尊的“儒术”是经过他改造的，不是先秦孔子儒家学说的简单翻版。
董仲舒在改造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各家学说、尤其是法家学说中有利于当时统治者的内容作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封建思想体系，其特征是以儒为主，礼法并用。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精辟地概括了汉代正统法律思想。
在德刑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
意思是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
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
\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
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了古代思想家的追求,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所能构想对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也是他们所设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状态。
先秦儒家在主观上追求符合道义的政治,因而拒绝用功利主义和效果主义的观念理解社会政治,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不是空谈义理、反对国家富强。
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也反映了思想家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态度,因而也赋予了儒家思想批判的本质。
先秦儒家所以向往先王之道,其深层原因是由于他们通过经验性的历史过程理解道义原则的认识路径。
先秦儒家思想是什么
儒家思想特点：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
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
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
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
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
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
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