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武灵王平昼闲居》翻译
《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原文翻译
赵武灵王平日里闲着的时候，独自居住，肥义在旁边陪坐，说：“大王您是不是在考虑目前时事的变化，权衡兵力的合理使用，思念筒子、襄子的光辉业绩，盘算如何从胡、狄那里得到好处呢?”赵武灵王回答说：“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这是做君王应遵循的原则；委身于君，致力于光大君主的长处和功绩，这是作臣子的本分。
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就要教育老百姓为国出力，战时则要争取建立继往开来的功业。
做臣子的，在不得志时要保持尊敬长辈谦虚退让的品行，地位显达以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业。
这两个方面，是做君王和臣下的应尽职责。
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我担心一辈子也没有人理解我的用心。
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付出的力量不大，就会取得非常大的成果，不使百姓疲惫，就会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
建立了盖世功勋的人，必然要遭受一些世俗小人的责难；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必然会招惹众人的怨恨。
现在我准备教导民众穿着胡服练习骑马射箭，这样一来，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我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行动在即还顾虑重重就决不会成名。
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那就一定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
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
从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着身子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怡乐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扬道德，建立功业，求取功名。
愚蠢的人在事情发生以后还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所察觉，大王您还是马上按您的想法去付诸实施吧。
”赵武灵王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
狂狷的人觉得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蠢的人高兴的事，贤明者却对此担忧。
如果国人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
即使举世的百姓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得到手。
”赵武灵王于是改穿胡人的服装。
武灵王派王孙?去告诉公子成自己的意思，说：“我已经改穿胡服了，而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
在家里听命于父母，在朝廷要听命于君王，这是自古至今公认的道理；子女不能违背父母，臣子不许抗拒君王，这是先王定下的通则。
现在我下令改穿胡服，如果王叔您不穿它，我担心天下的人对此会有所议论。
治理国家要有一定的原则，但要以有利于民众为出发点；处理政事有一定的法则，但首先的是政令能够顺利施行。
所以，要想修明朝廷的德政，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想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使贵族接受君命。
现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并不是想纵情恣欲只顾自己享乐。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有成功的基础、等到事情成功以后，政绩才能显现出来。
现在我担心王叔违背了从政的原则，以至助长贵族们对我的非议。
何况我曾听说过，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就不必顾忌别人说什么，依靠贵族来办事，就不会遭人非议。
所以我希望仰仗王叔的威望，促成改穿胡服这件事的成功。
我派王孙?特地来禀告您，希望您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三拜谢说：“我本来已经听说大王改穿胡服这件事了，只是因我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
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
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
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
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
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
”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
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
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
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
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
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
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
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
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
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
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
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
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
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
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
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
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
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
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
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
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
”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
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 “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
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
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
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
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
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
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
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
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
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
”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
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
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
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
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
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
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
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
”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
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
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
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
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
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
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
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
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
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
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
'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
您还是不要反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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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野是诸葛亮火烧的吗?说明证据! 2诸葛亮是蜀国最大的功臣吗?说明证据! 3是诸葛亮收复姜维的吗? 3易中天说的你们赞同吗?为什么? 1.不是。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中说是诸葛亮计烧新野城，大败曹仁等。
从史料中考察，事实却好像并非如此。
<1>《三国志•先主传》载：“十二年，……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
”这段史料说明，曹操亲自南征荆州的时候，刘备屯扎在樊城，而非新野，也就无从由新野逃至樊城。
而且这则史料也说明，此时刘备对于曹军的动向是不清楚的，甚至“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
同时，刘备此时应该没有和曹军交战，而是“遂将其众去”，仓皇撤退。
<2>《三国志•武帝（曹操）纪》载：“秋七月，公南征刘表。
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
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
”亦佐证，刘备当时没有屯驻在新野，而是在樊城。
同时，当曹操进驻新野之后，刘琮这才投降的；而并非如演义中所说，刘琮先投降曹操，曹军才和刘备在新野打了一仗。
<3>《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
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这则史料同样印证刘备驻扎樊城，而且没有诸葛亮用兵的痕迹。
作为胜利者，如果战争属实，在其纪传中应该会记录下来。
顺便一说，此亦载徐庶并非那么早就离开了刘备，其与诸葛亮还是共事过一段时间的。
<4>《三国志•曹仁传》载：“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
”没有记录平荆州时，曹仁有过什么战斗。
<5>《三国志•许褚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他参与过平定荆州的战役。
综上所述，新野之火，子虚乌有耳。
2.是。
其实力是问题仁者见仁，即使我坚定地说“是”，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也不可以盲目地否定，我只讲我个人的评价依据罗列出来，希望能够说服大家。
<1>参看《三国志》之中，列传的排序与是否单独立传。
封建史官修著正史，常常以开国元勋为先（当然除去亲族王族、后宫嫔妃），又以地位尤重者居尊。
来看看《三国志•蜀书》的排序，就知道陈寿本人如何给诸葛亮定位。
《蜀书》“先主传”后为“后主传”，后为“二主妃子传”，后为“诸葛亮传”。
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排序，仅次帝王和妃子，说他是首要功臣，应该无疑。
《蜀书》资料缺乏，然而纵观《三国志》中除去帝王，单人立传的只有他和陆逊，可见其二人都是国之砥柱，邦之栋梁
<2>参看功绩。
其一，隆中对策的提出，是刘备事业由粗放化朝集约化发展的转折点。
且不议论“隆中对”的具体规划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或者是否完全出自于其本人的首创，单就其对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的影响和预测来看，就不可忽视。
从刘备这一方面来讲，一改原来的无序化经营，而非常有条有理地开始经营自己的霸业，有了近景、中景、远景规划，光凭这一点，就是一件非常大的功劳。
可以说，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总设计师。
其二，精于内政。
诸葛亮精于内政，毋需多言。
但值得一说的是，稳定内政、巩固后方的功绩时常不被人看重。
汉高祖刘邦认为其开国丞相萧何是其第一功臣，他当时的一段“狩猎”比喻是非常经典的，用在诸葛亮身上也十分恰当。
“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指怀疑萧何功绩的武将们）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
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也就是说，军政大事的谋划决定，更加需要高瞻远瞩，故比那些具体实现的人来说，其功更高。
诸葛亮稳定后方，常有善议，保证蜀汉集团军需兵员，乃是头等大功，如萧何故事。
其三，长于治军。
这里说的是“治军”，而非“统军”。
诸葛亮是否善于统军打仗，争议颇大，鄙人不便妄言，大体观点：其统军之才，超乎常人，但决非三国之冠。
但是转眼看看其“治军”之才，可谓冠者矣。
蜀国地狭人乏，人口基数较之曹魏甚少，甚至少与孙吴。
所以诸葛亮实行精兵政策，对军队的治理十分重视。
他注重军队的质量和军队的补给系统建设；实行更战制以节省人力；排演阵发，至唐尚有流传；发明运输工具（木流牛马）和改进武器（诸葛连弩）；注重少数民族军队建设；注重军队思想建设，保持军队高昂斗志和和谐关系（诸葛在世，蜀军叛乱者不见于史）等。
由于他的治军，使区区蜀国数万军队（最多时至十万）能够以攻为守，多次侵扰成倍强大的曹魏，并且使其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不能不说其“治军”才能之高，对于蜀汉政权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四，澄清“过错说”。
有些人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就尽力网罗其过错，不凡有三：“压制人才”、“大权独揽”、“穷兵黩武”。
我承认诸葛亮的“人才政策”并非是最优秀的，但也不能说成是“蜀汉无人”根源。
“蜀汉无大将”一语出自小说，是否属实不能确定，一也。
由于蜀国人口少，文化水平低于中原，教育水平不高，接近少数民族（并非鄙视，而是当时现状如此）等，即是说蜀汉人才少与、劣于曹魏，那么也不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人才政策根本错了，二也。
这葛亮确实在对待人才问题上有失误，用人不当过，但不至于过分夸大，以成重罪，三也。
人才问题牵扯到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问题，任用谁，不任用谁并非都依据才能，其人的家世背景，所属利益集团，都必须考虑。
四也。
由此四点，可知“压制人才”一说，夸大其辞。
“大权独揽”一说，似有争议，鄙人只引晋人袁淮谓诸葛亮语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如果说他专权，那么在古往今来的专权者中，做到“国人不疑”的，实在很难找出第二个。
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当时的历史人物内心是否真有专权的动机，但是事实上却说明，其“专权”并没有欺凌主上、造成社会动荡和不安，凡而维系了一个王朝的生死，这种“专权”，我看即为实事，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毕竟“事凡庸之君”嘛
“穷兵黩武”说，争论更加激烈，我还是只谈历史事实，就是在诸葛亮在世时，并没有蜀国衰亡的大的征兆。
诸葛亮死于234年，蜀亡于263年。
他死后近30年，蜀汉才走到终结，诸葛亮毕竟无法预料身后事，把蜀汉的灭亡推到他的“黩武”身上，多少事对他的苛责…… <3>参看评价。
杨戏：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
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
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於未夷。
张裔：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晔：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
傅干：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
刘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司马懿：天下奇才也
陈寿：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又於杨洪传，谓“西土咸服亮之能尽时人之器能也。
” 这些都说明了诸葛亮的才能绝世，居功甚伟，所以说“蜀国最大的功臣”，诸葛亮当之无愧。
这得再补充一下的是，古代史官，喜欢突出历史人物而忽略人民的力量，喜欢彰显个人的历史功绩，而不愿看到集体的力量。
蜀汉政权的萌芽、发展、壮大、维系，无不受到蜀汉要人的影响，这葛亮虽居首功，但也不至于到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仙掐神算，预知千年的地步，所以还是要理性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
3.不是，姜维是不得重用、遭人怀疑、自投蜀营的。
《三国志•姜维传》载：“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
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於是夜亡保上邽。
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
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
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会马谡败於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
”这册史料记录了姜维归蜀的经过，大概如下：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军出祁山，天水太守刚好出行，姜维随行。
当时，蜀军势大，各郡县纷纷叛魏降蜀，太守怀疑姜维也有异心，于是连夜逃往上邽。
姜维稍后才发觉太守逃走了，没有追上，到了上邽，不接纳他；回到冀城，也不让他进城，于是，姜维等人（看来还有随行）主动拜访诸葛亮，投降了。
这说明，诸葛亮没有用计，而是姜维自己遭到了“太守” 的怀疑，难以容身，才投奔蜀营的。
《三国志》引注《魏略》载：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
”遂驱东还上邽。
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恐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
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
”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
”各自行。
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
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
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
亮见，大悦。
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
维不得还，遂入蜀。
诸军攻冀，皆得维母妻子，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
此语与本传不同。
这则史料的经过与正史稍有出入，但还是不见诸葛亮用计的痕迹，而且，姜维的老母亲也并非在诸葛亮的算计之中，可见，姜维投蜀，诸葛亮没有用什么计谋。
《诸葛亮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
恐怕，诸葛亮用计赚得姜维，纯属小说家之言吧
4.基本赞同。
易中天对于三国的品评，基本上还是中肯的。
但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从下定论。
一个人，对历史作品评，往往有诸多人会与他争辩，这是可以的；但不要变成对其人的攻击，这是我想说的。
易中天品评三国，深入浅出，史料详尽，这点是值得肯定的，对于解开《演义》中给人们造成的历史误解，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有人说他语言不严谨；只重细节，不重大义；混淆《演义》和历史等等，都值得商榷。
可以讨论，但不要构成攻击。
我本人尚算是读过《演义》及《志》，稍有心得，不敢造次，献丑在前，贻笑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