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余秋雨五城记读后感
我觉得五城记当中所写的五个城市都是余精心挑选的,五篇文章读后的感觉均非常不同,可见他对五个城市的感觉也很不同.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南京人,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二篇,他给了我们家乡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当年拜读后立刻反思自己为什么对周围如此熟悉的景物却没有任何升华与美感的视角,于是明白,咱是凡人,人家是文化大师.
概括文化苦旅中五城记内容简介
本文是展现余秋雨移自己的置身位置”,章“走向大气”的一品(晓《余秋雨,行者的闲谈》一文)。
他走出了书斋,用一种实地考察言观色的科学精神,关注着城市的命运,通过对开封、南京、成都、兰州、广州王城市文化积淀的发掘与展示,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与发现现实,试图从历史的隧洞中摸索出点经验给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文走向提供借鉴。
全文按对五座古城的写作自然而然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写开封。
作者首先指出开封历史年代的久远及它灿烂辉煌的过去,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接着作者没有一般地写景抒情,而是用类比的手法将开封古城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一番比较,凸现开封古城旺盛的生命力,“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
而为又是与我们民族的不屈不挠、顽强的创造力紧密相连的,因为“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
然而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它“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
因此作者在感叹古城旧时的风貌、辉煌的同时,更是要表达他对现实在的关注及对现代辉煌的呼唤。
他借爬开封古塔,来说明城市命运,尤其是人类发展的进程,犹如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地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第二部分,写南京。
作者勾写南京着眼于它独特的地理区域形成的奇崛的城市风格和文化形态。
南京的命运多姿多彩,它有繁华经济和染上了艳丽色彩的政治文化史,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战火,这一切构筑出了南京城无与伦比的气魄。
而这皆植根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楚风夷习侵染的)文明的强烈冲撞,是“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作者进而用比较的手法来突出南京的奇崛的城市风格和文化形态: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
因此,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它“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
这赋予南京永不衰落的动人魅力,所以作者毫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甚至在结尾时说:“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第三部分,写成都。
作者感慨成都的深厚。
他认为成都的深厚首先表现在它的茂郁苍翠的自然风物上。
那是人们看了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因此醒了拼命揉眼抱愧自己失责的造物主狠命地在这儿补上的。
高土高原的单调、缺乏生机,更映衬出成都的勃勃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
它虽然偏处一隅,躲藏于群山密布的西南,远离东南,远离大海,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紧汇聚,用它强烈的沉淀力,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所有一切。
然而在与山城重庆的比较中,作者又揭示出成都发展的未来,那就是: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大。
第四部分,写兰州。
作者借写兰州的两宗美食牛肉面和白瓜来抒写兰州独特的风韵:浓厚与清甜。
这本是两种对立的风韵,却在这里和谐着,造就了兰州独特的文化风貌,它的浓厚铸造了侠义、诚信、忠肝义胆;它的清甜又衍生出恬淡、宽广、疏朗开放。
作者用兰州朋友范克峻先生介绍的马师傅遭遇和兰州的民风点面结合地表现了这两种和谐交汇事例着的风韵下展示的文化风貌,作者感慨那是体力旺盛大的中华民族在遥远的地方挖出的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
第五部分,写广州。
作者笔触落在了花市与早茶上,借助议论“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
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作者透露了以小见大的心曲。
他用生活的小点缀,来展示广州天然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的逆反性。
广州地处南方,生活于此的人们大多渴望政通人和和安谧婉约的人间秩序生活,而在潜意识中却又会因对龌龊阴暗肮脏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引发叛逆意识。
由于对美好合理秩序怀抱憧憬与希望,使人易于看到社会的症结所在,对种种不合理之事有强烈义愤并进而有改造国民素质和社会风俗的种种抱负。
他们爷天长啸灾难深重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修复那千疮百孔的局面,为什么不能从贫穷、愚昧肮脏中挣脱,走到美好、富饶、文明之地
所以“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
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
它的关注生活,切近生活原性的繁忙、开放、勇敢本性,喷发于社会大事时,会开放出绚人眼目的光彩,使人们瞩目,心憬神摇。
而现在它要致力的,就是让它创造的步履不要那么匆忙,让它的功效,不要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综观全文,手法别致复精致,颇堪琢磨。
作者始终致力于营造一种亲切、轻松、愉悦的气氛。
而他本人,还有我们,都参与了交谈;娓娓道来,宛如三五如友,于雪夜围炉品敬,兴会所至,地北天南,说古道今,让不同秉赋、不同笑豸、不同才情、不同衣裳着的五座名城,变作彼此共有的五位知已,听任大家对它们的品评,其中也不无善意的揶揄。
议论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各种文化形态、文化剖面。
这些有关文化积淀的发掘与展示,又并非余秋雨刻意为之,实在是作为中国地方文化的结晶核,自动释放出来的热。
篇幅小,能量大,是中国城市命运发展走向的说明书。
《五城记开封》给我的启示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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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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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文化苦旅》表达了什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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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