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风骨》的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并重气之旨也。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
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昼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
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盖防文滥也。
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
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
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
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风骨篇】译文 《诗经》包括六种义法，而风为六义之首，这是推行风化的源泉，也是展示心灵的手段。
抒写情感的时候，风为先行，推敲辞句的时候，骨为首要。
辞离不了骨，正像人体离不了骨骼；情包含着风，有加人身包含着血气。
语言挺拔，就形成了文骨；意气昂扬，就产生了文风。
倘使词藻丰富多彩，而风骨飞动不灵，正如空有彩羽而失风姿，徒具歌喉而无力气。
所以构思为文，要保持充盈的气势。
充实了内在的刚健之气，然后有外在的鲜明之采。
文章要善于用气，正像飞鸟要善于运用翅膀一般。
讲究文骨的人，用辞一定精炼。
深通文风的人，写情必然鲜明。
捶字坚实而难移动，声腔凝练而又灵活，这就是运用风骨的效果。
倘若意瘦辞肥，杂乱元章，那是缺乏文骨的徵象。
思理不畅，无精打采，那是缺乏文风的证明。
从前潘勋为了曹操写《九锡文》，用笔取法经典，群才为之搁笔，就因为他的文骨挺拔。
司马相如为了汉武帝写《大人赋》，号称有凌云之气，成为辞赋的宗师，就因为他的风力道劲。
掌握了这个要领，可用来驾驭文采；违背了这个方法，也无须追求词藻了。
魏文帝认为文章以气为主，文气的清浊表现为文体的清浊，那是不能勉强达到的。
为此他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它“体气高妙”（文体与文气都很高妙）；论徐斡的文章，说它“时有齐气”（齐人的一种迂缓之气）；论刘帧的文章，说它“有逸气”（气韵飘逸）。
刘帧也说，孔融卓越不凡，确有一股异气，文章风格之高，别人很难超过他。
这都是重视气韵的意思。
雉鸡五色俱备，而只能低飞于百步之内，因为它身肥而体重；鹰隼色彩单调，而一举高飞于云天之外，因为它骨健而气猛；文章的才与力未能兼备者，也像这样。
倘使有风骨而少文采，那就是骛鸟混迸了翰林；有文采而无风骨，那就是野鸡窜人了文苑。
唯有光彩照人而又高飞冲天，那才是文坛上善鸣的彩凤哩。
倘能取法于经典文章的规范，参照以诸子史传的方法，洞察文情的变化，探明文体的源流，然后自能萌生新意，创写奇辞。
深明文体，故文意虽新而不乱；善于通变，故文辞虽奇而无伤。
倘使文骨与文采的结合未能圆通，文风与文辞的运用未能熟练，却要跨越旧有的规范，侈谈新奇的创造，虽然也能够得到巧意，但是失败的机会更多，岂止杜撰奇字，须知错误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书经》上 说：“辞尚体要，弗唯好异”（用辞贵乎得体，不可但求新奇），就为的防止文辞泛滥。
而文章的做法多种多样，各适合作者不同的爱好。
懂的人不肯传授，学的人不肯求师，于是乎大家追随浮华之风，泛滥而不可收抬。
倘能确立经典的标准，以文风健美为能事，自然凤清骨高，通体光辉夺目了。
掌握了这些要点，离目标又何尝太远呢
[结语] 文情与文气相随， 文辞与文体相并。
文风健美动人心， 文心如玉光而润。
养成充实的风力， 锤炼坚强的骨鲤。
文才锋利而高强， 文采辉煌如云锦。
《风骨篇》译后记 作家要有作家的风度和骨气。
诗文要有诗文的风采和骨力。
刘勰针对六朝浮靡的文风，郑重提出了文贵风骨的要求，是很有价值的。
今天看来，这对当前的文风，特别是对当前新诗的诗风，仍然有宝贵的指导意义。
刘勰并不反对诗文语言的新与奇，反而赞美诗文作者“享甲新意，雕画奇辞”。
他提倡的是在继承优良传统、通晓文情变化（即通变）的基础上发挥新的创造，做到“新而不乱，奇而不续”。
他不欢迎有骨无采的骛鸟；也不欢迎有采无骨的野鸡；而对于“藻耀而高翔”的文坛鸣凤，发出了热情的召唤。
他的苦心是十分感人的。
文心雕龙神思 读后感1000字
自己的内心越来越朦胧，以至于我都无法读懂。
这些以别人美丽的段落堆积出的文章，往往不能带给我久违的成就感。
挥起笔，终于不懂该如何去写。
不去用他人的句子，笔下只是几句乱七八糟的话。
那些风华，不舍舍弃，亦不敢舍弃。
想起幼时，笔下如此朴素。
里面开出了小花，长出了小草，有我为买来兔子的快乐欢呼，也有我为松鼠死去的嘤嘤哭泣——这才是真实的自己。
对比，我不禁掩面叹息，这又是何苦，何苦? 变的不是笔下，而是自己
《文心雕龙·风骨》译文
《文心雕龙·风骨》译文 《诗经》总共有六义，风位居首位，它是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根源，作者情志气质的外在表现。
所以作者表达情志，必定首先注意作品的风貌；推敲作品文辞，没有比注意骨力更为重要的了。
因此，骨力塑造文辞，犹如骨骼支撑人体一样；情志所包含的感染力就如同形体蕴有生气。
遣词造句挺拔，文骨就形成了；表情达意爽朗，文风就彰显了。
如果一篇作品辞藻丰富，却缺乏风骨，那么文采也不会有鲜明，声调也不会响亮。
所以运思谋篇，一定要使意气饱满，刚健之气充盈，才能鲜明生动。
风骨为文章所用，就如高飞大鸟之舞动双翼。
因此注重文骨的，用词造句必然精要；讲究文貌的，表达情致必然显豁。
锻炼文字坚实而不轻浮，运用声韵凝重而不板滞，这得力于文章风骨的驾驭。
如果内容单薄而辞藻堆砌，就会繁复冗杂而失去条理，那是无骨的征象了；思想感情不饱满畅通，表意牵强缺少生气，那是无风的证明了。
从前潘勖作《册魏公九锡文》，构思布局摹仿《尚书》这样的经典，使当时的才子们搁笔，这是因为潘文骨力刚健的缘故；司马相如作《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文才茂盛而成为辞赋的宗师，这是因为其文风遒劲的缘故。
能够明确这一要领，就能使文章写得更为完善，这种方法不能违背，创作不应追求文才的繁复。
所以魏文帝曹丕称：文章的风格以作者的气质为主，气质的清浊各有其体，不可勉强用力而得。
因此，他评论徐干，就说：时常有齐地的舒缓气质，评论刘桢，就说有俊逸奔放的气质风貌。
刘桢也说：孔融卓尔不凡，确实具有特异的气质风貌。
文字几乎不能够表达他的才气。
这都是看重气质风貌的意思。
野鸡色彩丰富，但飞起来不出百步，那是因为肌肉过于丰满而力量不够；鹰隼缺乏色彩，但能高飞直达云天，那是因为骨力劲健而气势威猛。
文章才力，也与此相似。
如果有文采而缺乏风骨，好比鹰隼集聚文坛；如果有风采而缺乏风骨，又如野鸡窜伏于文苑。
只有文采光耀而又能高飞翱翔，那才是文章中的凤凰。
至于按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采择子书史籍的写作方法，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详尽地明了各体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然后才能萌生新颖的构思，修饰奇妙的文辞。
明了文章的基本体制和规格要求，就能构思新颖而不杂乱，深明作文情势的演变，就能文辞奇妙而不浮滥。
如果风骨未能具备，辞采不够精炼，却想抛弃旧有的规范，追求新奇的创作方法，即使获得了巧妙的用意，但导致的失败也多。
难道只是使用奇异的字句，就能将这种错误倾向变为正道吗
《尚书o伪毕命》中说：措词贵乎得体，不应只是追求奇异。
这是防止文章写得浮而不实。
然而文章写作途径很多，作者各据所好加以选择，深明写作之道的人未能传授他人，学习写作的人又没能向懂写作的人学习。
于是习尚浮华、追随侈靡，随波逐流而不知回返正道。
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体势，使文章鲜明而刚健，那么就能风明骨健，整篇作品焕发光彩。
能细心研究上述这些要求，那么离掌握写作之道也就不远了。
总之，情思与意气的关连，文辞和体制风格相结合。
文风清明刚健，美好的文才才能驰骋。
使风力充沛，使骨力强劲。
这样才锋刚健挺拔、特立突出，文章才能光彩夺目。
(提示：如何理解刘勰风骨的确切含义，后世众说纷纭。
风也就是要求作品有情志，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而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
骨也就是要求有情志的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
所谓风骨，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
这是刘勰对文学风格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或更高标准。
我以为风是偏重于作品内在思想的一种艺术感染力，它的表现与创作主体的内在气质有关；骨则是作品构成要素的架构，偏重于对文辞结构方面的要求。
)
《文心雕龙—神思》译文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器。
——刘勰龙》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
《文心雕龙》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文心雕龙》积学以储宝——刘勰《文心雕龙》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刘勰《文心雕龙》善于苦中作乐，连笑容都苦涩。
——郑江《文心雕龙》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
翻译:情感的发动就会用言语来表达，理智的发挥就会用文字来表现。
动极神源 ：翻译：动用心思，深入探究思想神妙的本源。
——刘勰《文心雕龙》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沦如析薪，贵能破理。
——刘勰《文心雕龙》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刘勰《文心雕龙》三车喻云花安去， 生如来家辆福祉。
具静律己用缘起， 入报喜地梦佛世。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有哪些建树，对后世有何影响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
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
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
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
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
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
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
“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
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
书中说“夫神思方远。
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
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
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
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
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
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
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道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
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
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
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
“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
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
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
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
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
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
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
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
”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
“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
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
”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见解精到，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
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
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
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
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
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
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
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
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
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
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
《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
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
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
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
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
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
“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
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
“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
“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
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
《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
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
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
“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
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物”即客观现实。
“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
《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
“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
《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
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
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
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
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
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
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文心雕龙》的行文特点
《文心雕龙》乃是精致的骈文，许多篇章便是出色的文学作品；“文心雕龙”这一精心推敲的书名本身亦足以说明，刘勰正以美的创造为旨归。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
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刘永济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校释》的“前言”中亦指出：“盖论文之作，究与论政、叙事之文有异，必措词典丽，始能相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