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简介100字左右
年轻的汉武帝刘彻。
原来刘彻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皇帝，并且有非常大的野心，想要改变文景之治下的汉朝略显死气沉沉的局面。
但其祖母窦太后的垂帘听政让他的改革受阻。
这种情况下，刘彻选择打匈奴，以来可以解除这个一直困扰着中原的敌人，另一方面可以让自己获得威严和朝中的话语权。
不得不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文景之治中，汉文帝和汉景帝信奉的都是“无为而治”，说到底就是轻徭薄赋，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干多少活，就能收获多少成果。
就像后来我们的土地承包制一样。
如果干了10000块钱的活，结果到自己手上只有6000，那又能有多少干劲呢
这样循环下去，整个国家又能有多少生产力呢
说到分封制和中央集权，视频里说到中央集权是我们治理国家的唯一方法，绝对不能是分封制。
这点还是同意的，一个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好处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统治而统治，统治的最高准则就是民心，这点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得到了验证，如何得到民心，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轻徭薄赋。
当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未来，这个国家显然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
孝敬、感恩父母的作文（100字左右）要多写些感受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01 孝感动天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
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
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
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
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02 亲尝汤药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
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
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
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3 啮指痛心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
”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4 百里负米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
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
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
”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语·致思》） 05 芦衣顺母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
”（《论语·先进》）。
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
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
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
”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06 鹿乳奉亲郯子，春秋时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
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
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07 戏彩娱亲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
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卖身葬父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
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
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
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
言毕凌空而去。
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09 刻木事亲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
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10 行佣供母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
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
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
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11 怀橘遗亲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
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
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
”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
”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
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12 埋儿奉母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
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
”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13 扇枕温衾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
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
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
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14 拾葚异器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
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
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
”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15 涌泉跃鲤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
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
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
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
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
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16 闻雷泣墓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
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
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
”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
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
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
”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鲤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
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19 恣蚊饱血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20 扼虎救父杨香，晋朝人。
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21 哭竹生笋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
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
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来他官至司空。
22 尝粪忧心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
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
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
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23 弃官寻母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
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24 涤亲溺器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
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文景之治对后来汉朝发展有什么意义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
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在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西汉文景时期以政富民，以德化民，维护稳定，社会和谐，是封建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文景之治”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借鉴。
一.治世之构建：无为之本，刑德兼施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但由于秦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惠帝和吕后时期，为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文帝即位后，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一是诸侯王强大骄纵，分裂割据倾向日重；二是北方匈奴时侵边塞，抢掠骚扰；三是商贾豪民巧法使假，社会奢侈之风渐长；四是农民生计贫困，衣食不能自给。
对此，文景二帝沉着应付，坚持“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经济逐渐恢复，国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史称“文景之治”。
(一)无为而治，政策稳定。
“无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学说的总原则。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烹小鱼，最忌不停翻动，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应以不扰民为上。
如果统治者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社会，朝令夕改，百姓就无所适从，国家就动乱不安；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二)以政富民，轻徭薄赋。
文帝继位时国家财政困难，农民虽有百亩之田，却日陷贫困，甚至衣食不能自给。
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在焉。
”“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此后他又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而且还多次参加耕作，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
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负担有所减轻，生活相对稳定，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以德化民，约法省刑。
秦朝独尊法术，严刑峻法。
贾谊主张废弃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的“德教”。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文景时期，既强调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的潜移默化。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南越王佗自立为帝，上“以德报之”，“匈奴背约人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兴于礼义”。
文景时期尊重法律，执法宽平，诛赏慎重。
景帝时晁错指出，要做到“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
景帝则多次下令审疑狱，慎刑罚。
文景时期的以德化民、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四)削弱割据。
维护稳定。
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矛盾。
汉初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形势逼人。
文帝时西汉综合国力已有增强，他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另一方面加强军事斗争，改革戍边制度。
前166年，文帝采用晁错建议，募民迁徙塞下，恳田筑城，巩固边防。
双方还通过和平的互市、和亲等方式进行交流，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使得中原地区缺乏牲畜的情况大为改善。
这些大牲畜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农业，对中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秦汉之际建立的“南越国”虽在汉初“称臣奉汉约”，但仍不断挑衅，最终称帝，成为西汉王朝的不稳定因素。
文帝时，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改变了对其单纯孤立打击的政策，而改用安抚的办法，终于使赵佗恢复臣属的地位，为南越问题的最后解决奠定了基础。
不盲目进攻，也不姑息退让，这一原则使西汉初年的统治集团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地方矛盾。
这不仅有益于民族的和解，地方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强调统一，反对分裂。
汉初实行郡国并存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前154年，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反叛中央。
西汉王朝坚决平叛，击溃了叛军。
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二、文景之治的特质：社会和谐 和谐，按词典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西汉文景时期经过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
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初封功臣侯，据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时期，“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文帝时，谷价低至一石数十钱，全国呈现一派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二)政治清明，君臣和谐。
文帝本人虚心纳谏，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
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
秦朝主张思想文化专制，采用强制性手段，将全国的思想文化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对于先秦以来的百家之学实行全面禁绝。
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准许私人藏书。
到汉文帝时，学者益出，书籍渐多，“广立学官，为置博士”。
应邵说，文帝本好黄帝言；司马迁说，文帝喜刑名之言，以刑名教太子。
所设博士又不限于儒生，各家杂用。
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
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
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实现君臣和谐和维护西汉王朝的统治都起了作用。
(三)秩序稳定，君民和谐。
文景时期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审慎，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一年只有400件。
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汉书·文帝纪》载：“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
”文景时期吏治政风较好，当时地方官员要公布汉文帝下发的诏书，一些老百姓，年老的、残疾的、有的拄着拐杖都要赶来。
这说明皇帝的诏书对百姓是一种福音，一种德音。
贾山说：“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
” 国家财富空前富裕，社会和谐，为武帝实行大一统奠定坚实基础。
三、治世之启示：农村安则天下安“文景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治世，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现今，我们全面分析“文景之治”，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以有益的启示。
(一)居安思危。
开拓进取。
治世的开创固然艰难，而治世的维护和发展却更加不易。
这就要求执政者，时时刻刻居安思危，慎用权力，励精图治。
文景二帝善于吸取前代教训，居安思危，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殷实，国家富强。
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三农”问题、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化问题、人为破坏自然环境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居安思危，开拓进取，构建和谐有序的新时代。
(二)戒奢以俭，艰苦奋斗。
孔子说：“政者，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一思想包含了坚持正道，正人先正己的基本含义。
统治者本身行为不端，不能作出表率，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汉文帝的个人品德有极大关系。
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园林、服饰、车马、玩物等没有什么增加。
有一次他想建造一个露台，让工匠一算，要花费100斤金钱，这相当于10户中等百姓的家产，他到太浪费了，就取消了计划。
他临终前在遗诏中说，治丧时间要短，其间不要禁止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将宫中的大部分美女放回家去。
(三)关注农村，和谐农村。
对农业和农民的重视是文景时期统治集团指导思想上的一大特点。
文景时期统治者在以政富民的基础上，在社会伦理上，提倡孝道，注重养老和社会救灾。
今天，尽管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种产业协调发展的时期，但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依旧是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在农村，只有农村达到小康，才有全国的小康；只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只有农村的稳定和谐，才有全国的稳定和谐。
农村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繁荣。
当前应该大力富民，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降低农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费用，让每个孩子都能读得起书，从而为农村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始终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西汉文景时期统治者在自己的实践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治世的形成和出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和谐。
虽然这只是一种古代的和谐社会，但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却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孝亲敬老的故事有哪些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
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
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
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
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
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
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
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
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
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
《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
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
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
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
《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
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
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
《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
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
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
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