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读后感
[《文化模式》读后感]《文化模式》读后感创世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杯土，人们从杯里吸取生命的滋养，《文化模式》读后感。
——掘根印第安人谚语（摘自《文化模式》）老师说，学文化科的人应该了解什么叫文化，历史上许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探索。
从泰勒的“文化是个复杂的集合体（complexwhole）”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是功能的”（有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雷蒙德《文化类型》等著作），然后又有以露丝·本尼迪克特（其著作《文化模式》）为代表的民族心里学派的“文化模式”概念，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了解释。
功能学派对文化的解释主要考虑了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而露丝·本尼迪克特主要从历史和心理学的因素来考察文化。
总的来说，对文化的态度有两种：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绝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西方中心主义，即在社会进化论的提倡下以西方作为所有文化的标准，把西方以外的文化作为边缘文化。
文化绝对主义带来了战争、种族歧视等。
功能学派和民族心里学派都支持文化相对主义，《菊与刀》以及其对美国解决日本投降后的问题的显著效果，初步体现了美国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成功运用。
本尼迪克特提出的文化模式概念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组合，追求不同的价值和目标。
她开创性的运用团体心理学来探讨文化。
她指出，“各种文化不能在一种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但却可以比拟为共存的和同等有效的生活模式”。
这句话体现了不同文化有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一个民族的伦理标准不能强迫运用于其它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只能看作是各自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不能在道义上寻求借口。
因此，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文化的区别，而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可比的，文化是利己主义的。
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互相道德指责的事情发生。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许多婆婆都喜欢本地的媳妇呢
我想这是因为这样能减少文化的冲突。
当婆媳之间争吵的时候，大家都诋毁对方的品格（其实这不关乎品格的事），最后大家都不甘心对方对自己所作的评价，误会永不能消退。
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在生物结构上的差别，而在于文化的差别。
本尼迪克特指出，人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
“人类在大自然保护圈中失去的，却在较大的可塑性的优势中得到补偿。
”例如，原始部落中的人们在遇到挫折后，可以通过巫术、宗教等途径来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
人类的可塑性是指人可以创造文化，又要接受文化的改造。
本尼迪克特在文中有段话可以清楚说明这句话。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读后感《《文化模式》读后感》。
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
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
”以上话语说明，虽然我们创造文化，当我们又“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所设定的我们各自的框架之中”。
我们要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当中，这里就有一个“人性回归”及其可能性的问题。
这个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当我们厌倦了自己所创造的社会时，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到那个已给我们破坏的自然去呢
那个曾经的自然已经破坏了或改变了，又或者当我们重新回到自然时，我们已经不能适应自然了。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明就是反自然，因此，人类只有提高自己的文化意识，精心经营自己的文化，使文明与自然和谐，才不会出现同时被自然和文明抛弃的结果。
本尼迪克特在文中还讨论了个人与文化模式的关系，认为个体与文化之间并不对立。
虽然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其自身的文化。
个人对文化的态度有三种：适应、不适应但努力适应、天生对立。
对于那些不能适应自身文化的人来说，“对文化行为的强调就是对个人意志的否定”。
所以对于这些人，要采取宽容和鼓励的态度，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保持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革使多少人蒙受精神的打击。
在努力减少差异的同时，不能够害怕差异，害怕差异会给人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
记得有一部电影中，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会听动物说话，从而保持自己与“普通人”毫无差别，我觉得这样只能让自己非常的痛苦，这太过于害怕差异了。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所能理解的内容，但其中的深意我还需要好些时日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
这本书是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我觉得其中的翻译还是很有“英语”的味道，句子好长啊
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够重读这一本书，最好是不同版本的。
我把读书心得放在空间上，主要是为了鼓励自己多些读书心得，同时还希望与大家交流交流。
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我也很喜欢，觉得本尼迪克特把它放在文章前面实在是太秒了，这句话的深意我将在以后更加积极地思考。
〔《文化模式》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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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什么”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文化的流亡》读后感当今世界的科学和教育的中心无疑是在美国，《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是谁让美国取得了这个中心地位
如果说答案是希特勒，有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所说，“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
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顶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共有32名获奖者，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50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
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
到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已经超过200名，有的年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甚至被美国科学家包揽。
对于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国学界过去知之不多，更缺乏专门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积十年之功，完成了《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希特勒为什么要煽动种族主义
上台后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
为什么让犹太知识难民流亡出去
其他国家对犹太知识难民分别实行怎样的政策
公众对知识难民持什么态度
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发展条件
这些知识难民怎样适应接收国的环境
对接收国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都有详细的梳理和到位的分析。
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核心思想。
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经被纳粹党棍占据。
希特勒疯狂的短期行为，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配合，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其中的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犹太难民的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
美国毕竟遥远，中间还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民从欧洲来到美国并非易事。
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
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
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读后感《《文化的流亡》读后感》。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如果在艺术家与农民之间，文人与伐木工之间，诗人与矿工之间，学者与石匠之间，只能选四个人入境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都选择后者。
”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
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
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
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
10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1971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
190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
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1938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
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
书中说：“真正有功的绝非罗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
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
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等。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李工真先生青年时代目睹文革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摧残，如今又亲身体验权力和金钱对中国大学的扭曲和腐蚀，这都是他放眼全球，探讨别国兴衰成败的心理动力。
他对科教兴国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像美国这样由社会力量自主发展科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而德国19世纪由威廉皇帝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国家不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导致德国崛起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既不是“科教兴国”，也不是“国兴科教”，而是国衰科教。
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科教兴国的口号也提出了多年，虽然对大学和科研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但在尊重学术自由方面却乏善可陈，行政权力独大，致使学界媚权媚钱之风日盛，学术风气空前污浊。
别国的经验教训，当为中国所参考。
这就是李工真教授给国人的启示。
（丁东） 〔《文化的流亡》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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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读后感怎么写
企业文化心得体会（一）： 透过对企业文化的学习，我深受感动，倍受鼓舞。
企业文化是在必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构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
因此，一个企业只要存在一天，企业文化就同时存在。
企业文化就是鼓舞士气、陶冶情操、塑造知识型员工、培育奉献精神，为提高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带给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务必不断提高企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这是因为企业文化能否发挥的程度最终取决于文化是否能够吸引人和感召人，能否为广大员工所理解并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而对企业而言，首先就应思考的是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与社会、与环境、与员工的和谐共融；坚持以人为本，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个企业员工，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走上礼貌健康的发展之路。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服从与服务的关系，同时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还体此刻对社会义务的履行程度上，体此刻能否实现企业员工与社会的和谐双赢。
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构成，是一个漫长不断积累的过程，打造和谐完美的企业文化，需要大家有力地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壮大自我，真正体现创业热情与创新精神，有效地增强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
《当责文化》这本书读后感
张文隆先生的《当责》一书，为我们展示了有关“当责”这一最新管理理念的“全息视角”。
相信很多人在读完本书后，都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原来，有关责任的话题竟可以如此地引人入胜；原来，融合了“当责”理念的管理模式是如此地贴近日常管理的实际需要。
《当责》一书提出了信息经济时代应有的责任观。
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管理者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处理关系，所以关系导向、成果导向的“当责”概念比 “负责”概念更适用于中国人。
接下来转入重点，分享一下读书中的亮点。
在过去当责与负责常是混淆不明的，两者就像双胞胎一样，难以辨析其中异同；当责并不是在本书中被作者创造出来的，而是经由作者的引申，我们才更加的理解。
当责是成功人士在工作上甚至是做人的核心精神；作者在此观察到这个新的概念， 来符合现今社会与企业价值观需求。
期待读者以经营自己，领导团队组织机会，在最后总结这些当责方针，能对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提供更高的附加价值。
在实际情况中，不论责任过高或过低都是不健康的状况，其带给组织的杀伤力极大，因为这种不健康的情形下，组织的核心活力来源-责任感将被大大破坏。
如果我们愿意当一个勇于任事的领导人，必定遇事勇于负责，当仁不让；但是在显示面前，我们是不是过于神勇以致过度负责，没有估计到授权授责，更忘记培养新的领导人，接班人。
求与廉政文化有关的读后感。
回答可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近日，我阅读了廉政书籍《中国廉政史话》一书，从而深刻了解了廉政的理论意义和中国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借鉴和参考作用。
追根溯源，“廉政”的概念古已有之。
其本来的含义与“廉正”相同---“廉”为官德，“政”者“正”也，是指清廉公正的政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廉政制度、政策的日益完善，人们对于廉政的理性认识也日益深化。
尽管“廉政”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致有：造就一个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制订并严格实施确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要求各级官吏树立廉洁奉公的官德与不贪不淫的私德。
简而言之，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
该书记载了上起国家制度出现以前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廉政萌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廉政新风，时间跨越5000余年，历经五大社会形态，可谓源远流长。
漫长的中国廉政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
首先，是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的传统。
自从《尚书》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之后，历代进步思想家和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能坚持民本与爱民的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
民本与爱民，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其次，是如何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经验。
在中国政治史上，出现过德法并举、单纯法治、无为而治、德本法用等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模式。
比较起来，还是儒法结合的“德法并举”模式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但就廉政而言，无论是“德法并举”还是“德本法用”理想，对于中国的廉政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勇于进谏和善于纳谏的经验。
在中国廉政史上，御史监察制度虽然有人治之弊，但还是有正面作用。
在此制度下，涌现了许多勇于、善于或巧于向君王进谏的清官廉吏。
第四，是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廉政史上，涌现了许多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模范人物与典型事迹，如东汉光武帝时代的董宣、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明代的刘宗周。
第五，是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官德与政风。
任何时代的廉政，都是与执政官员的道德品质和行政作风密不可分的。
所以，中国的主流思想家总是把“修己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中国廉政史上，大凡清官廉吏，都具有严以律己、不欺暗室、廉洁奉公的优秀品格。
以上有关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中国廉政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
通过对《廉政教育读本》的学习，通过对违法违纪分子蜕变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的深刻反思，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何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如何从我做起，从自我管起，并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管得住自己，经受得住考验，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一、只有勤于学习，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思想放松，必然导致行为偏差，方向偏轨。
只有坚持学习，首先是理论上的学习，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思想上的警惕。
郑培民、汪洋湖等优秀领导干部，是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的楷模，在他们那里最为闪光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政治方向、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政廉洁的工作作风；相反，剖析王怀忠等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事人的年龄不一样，岗位不一样，所犯案情不一样，但导致他们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长期放松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最后导致他们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上了蜕化变质的不归路。
事实说明，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是领导干部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有所放松，就可能犯错误，摔跟头。
古人曾说，“吾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在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下，领导干部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诱惑。
如何拒腐蚀，永不沾，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结合新的实践，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切实加强理论学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加强经济、科技、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用现代科学文明充实自己，牢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牢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根本上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只有这样，才能洁身自好，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才能真正回答好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
《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近日拜读了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自觉小有收获，对课堂所讲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遂笔记于此。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著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於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因两部书中后者成书较晚，作者在其中对旧着的观点作了修正，而本文脉络亦以其体系展开，虽不守篇章之序，却以其体系为本，仅于个别处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填补，故撰此陋文题目为“《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徵，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於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徵贯穿起来，原都本於惟一之总特徵；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徵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於各章节以求畅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公思路是：首先将中国文化常被人指说的特异之处一一罗列，而后归并为十四特征，继而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解释其来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
（中略）总之，最后我们若能发现这许多特点，实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穿起来，原都本于惟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家。
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篇首所绘图示，乃根据书中所陈各特征之关系整理而成，反印证于各章节以求畅达。
一、理性早启一、理性早启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 。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
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
”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
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 ，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
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
二、伦理本位二、伦理本位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梁公谓中国社会为一伦理本位社会，是针对近三千年即周孔教化下的中国社会而言。
至於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於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至于三前年前的中国社会，他并不对其作过多研究，因为那段历史虽在时间上占有不少分量，但价值也仅止于此，远不及后三千年文化功夫重要。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因此他对前三千年中国社会形态观点也较含糊，只大致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而没有将此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与西洋进行比较研究，只说应该大致相同。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周孔以降的社会方是梁公发力之处。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著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於情谊之上。
他言孔子以一部《春秋》在旧秩序中勾勒出新秩序来：一面启导人类理性，是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失其不容怀疑、不容商量的独断性，而凭着理性作权衡；一面谆谆于孝弟，敦笃家人父子间的恩情，令其成为人伦至情，而后由近及远善推其所为，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后西汉世伦理终令封建解体并取而代之，原本在此。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於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此种由内而外的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在他滋养下，维系中国文化两千余年的礼俗不知不觉间诞生。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於天地间。
其诞生后千年不易，正如其根本所植的自然法，故能与其同寿于天地间。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孔子之学与其说在社会秩序与组织，毋宁说在完善个人，说白了就是“做人”。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一个完美的中国人格，是在一系列伦理关系中产生的，以孝子为始，进于慈父等事。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於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他终其一生始终处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及人与自然的普遍伦理关系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分毫脱离。
这就大不同於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於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这就大不同于西洋社会的人生状态，梁公将西洋对应于中国人家族生活的状态称为集团生活，若单从字面上理解，仿佛西洋人生活状态更为合理，更有“合”的意味在其中。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细查起来实则正相反，须知西洋人是在普遍、深入地将人域与自然、此群与彼群、自家与人家、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甚至灵魂内部割裂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某种利益，而极其局部地、谨慎地、不情愿地、小心提防地妥协结合成为集团，并在集团间角力。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故此集团决不含有“合”的意味，反倒是为了更好地“分”下去。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接下继续谈伦理本位社会对中国人人生状态的影响。
沿著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於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沿着孔子作大道儒学所谈“做人”问题思路走出去，相对于一个人，整个世界都处在以他为核心的伦理圈中，距离圆心愈近，他对其所负的责任愈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於至高地位。
例如离他最近的是他的亲族，亲族中又以本房最近，本房中以父母最近，故中国文化奉家族与孝道于至高地位。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於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以此组织社会，虽然某乙可能相对于某甲为不甚亲从之人，但某乙又自有其至亲至爱。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说得形象些，此圈在一处薄了，自有另一圈将此处垫厚，整个世界便处在广泛地伦理联系中，绝没有一处失缺漏空。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於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人便总可相互救济关怀，不致陷于绝境，世界温润和谐的气氛自然浑厚敦实，伦理社会实在居功至伟。
三、职业分途三、职业分途 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于西洋阶级对立。
先要讲清楚什麼是阶级。
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若从宽泛说，人间万般高下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但这种归纳之下的阶级并非对文化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故拮取其重要者，梁公将阶级解释为“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於政治制度。
此种阶级构成在经济关系上，而依托于政治制度。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盖在经济上存在剥削，而政治上则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占领之时。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於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阶级不是理性产物，甚至是反理性的：一面以强力施于人，一面以美利私乎己。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但人类理性总须渐次开发，当人类时间全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便无须臾工夫开发理性。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於理性始得提速。
只有当阶级产生令一部分人悠闲了之后，人类进于理性始得提速。
随著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随着经济与文化进步，更多人乃至全人类都有充足悠闲时间，理性方能得到极大跨越，阶级终归消亡。
那麼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那么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尝有阶级吗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经济上应说是不可能的。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於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我国史上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且基于伦理本位观念，土地不似西洋及日本之长子继承，而是在各房间均摊，故长期稳定集中土地实数不易。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於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根据梁公所获资料，全国范围内土地集中垄断情形不着，一般估计，有地者颇占多数，且此多数远不止于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淩驾於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於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於斯却不用於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而在竞争上更为激烈的商业和工业终不能凌驾于农业之上：古代商业兴旺均依赖国际大宗贸易，而中国商业从未真正主动向国外推销，反倒是数千年海禁，摧抑有加；而工业本身限制于理性早启，人们心思聪明全在于斯却不用于此，故工业与商业两衰，其对土地集中助力甚微。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於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於此而不得久固。
但政治势力促使土地集中，乃是对解放于封建的中国社会之莫大逆转，必不可久，史上不断回圈于此而不得久固。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因此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有剥削者，但因其分散流动，故并不存在一剥削阶级。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下面考查政治上是否有统治阶级，与上段互相印证。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在中国实行统治的人，从大处可说是读书人，从中细辨别，可以有皇帝家族、官吏、儒生三种，以下一一说明。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三种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儒生其实是个再松散不过的群体。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首先入门很容易，古人读书科考只有限的几本，不收学费的义塾亦随处可见，读过几年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科考，更有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类方法补贴生活。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只要有心仕途，接受教育总不是个难事。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而且儒生与农、工、商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人可能这一代经商务工，下一代读书，也可能此一时读书，彼一时从商，更有前面所提到半耕半读的口语。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於仕途和学术的。
因而儒生虽然在学问上是一共同体，但在生活中绝大多数都是不稳定于仕途和学术的。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即便有豪门世家世代官宦，也占不了儒生多大比例。
再言官吏。
再言官吏。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我们知道中国早早地便从贵族治国转入官吏治国，此事大约发生在春秋战国之时，名士鹊起各国仕官。
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过是为他人行统治。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他在步入仕途之前不过是平头百姓，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告老还乡之后又回归于百姓。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於斯、长於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任官只是一时之事，何必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百姓为水火不容之对立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因此只有皇帝家族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除皇帝而外多数亲族不能实际掌握政权，官吏不但不愿与百姓对立，反倒常站在百姓一边，以“爱民如子”、“民贵君轻”等伦理要求皇帝。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皇帝虽然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但每有大举动往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吏百姓们却也离不开皇帝，皇帝一倒台则天下大乱荼毒众生。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千年来往往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少有积极统治之实，而君臣百姓自然融为一大社会，都以对方为重，盖莫能逸出，更不能有阶级对立争衡之势。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中国虽本有卿、大夫、士之阶级，但此阶级逐渐消失，变成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各司其职。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
”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於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孟子尝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往往被误读为人生而有贵贱，但结合同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其真意应在于社会各有分工而无高下。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前文已述有分工有剥削方能有进步有文化。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於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只是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常易位，从不固定，故难形成阶级，我们称此状态为职业分途以区别于阶级对立。
西洋以强力加於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西洋以强力加于人走阶级之道行剥削之事，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理性中获得剥削的合理性，径向理性中开出路去，取进步所必须之分工，舍剥削所流毒之阶级，更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理性之早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