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观后感400字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 说盛唐诗雄壮浑厚,是就其总体风貌特征和主要倾向而言.大致说来,盛唐诗绝大多数是浑厚的,但有一部分诗篇特别是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篇,风格冲淡闲逸,虽也自然浑成,但并不雄壮.这类诗篇在盛唐诗中毕竟只占少数.盛唐气象是一种宏观性的概括. 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盛唐诗人的豪情壮志.诗人们面对当时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他们喜欢描写祖国壮丽的山河,边陲奇伟的风光、紧张的战斗和自己的豪情壮志.他们追求“鲸鱼碧海”（杜甫《戏为六绝句》语）的壮阔诗境.这就形成了盛唐诗的雄壮风貌.二是对前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人竭力扫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诗风,重视向汉魏古诗、乐府诗学习,注意发扬汉末建安时代明朗刚健的优良诗风.从诗歌本身的继承关系说,盛唐诗的雄浑特征,得力于此. 一部分盛唐诗,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国强盛期的时代面貌,但盛唐气象和盛唐时代面貌不是一回事.文学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肃宗两朝,约五十年.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国势开始衰落,中经安史之乱,更是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后期诗,仍然富有雄浑的特征.举例来说,杜甫的《望岳》诗写于盛唐前期,固然表现了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伟抱负.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写于安史之乱前夕,表现了唐帝国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诗人的忧心忡忡,却仍然气象雄浑.杜甫晚年所写的《登楼》《登高》两首七律,表现唐朝受外族侵凌的衰败局面和诗人的迟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壮阔大.此类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这类诗篇,往往被明清诗论家誉为表现盛唐气象的佳作.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乱后所写的不少诗篇,也具有雄浑风貌.盛唐后期,时代面貌大变,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态没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刚健诗风也没有消失,所以仍能写出不少雄浑的诗篇.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诗是唐诗史上的高峰,以雄壮浑厚为特征的盛唐诗气象,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盛唐之音:指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盛唐文化的表现和原因
所谓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开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
玄宗开元天宝间(713～755)，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统治，而且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也都表现出诸多高峰。
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的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
以诗歌为表征，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适岑参壮志酬国的边塞诗和王维等融于自然的田园山水诗，奏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史地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变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
唐代是佛教文化渐趋融入并中国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大加总结提炼的时期，大量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反映了唐人总体智力水平。
另方面，玄宗朝长达40余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安史之乱”，象一块界标，标志着时代内容的分野和转折，这种转折所带来的变异特征，由于加速度的发展，越到后代越为明显。
然而，在与这一事件切近或同时，在文化的发展中已有了这种变化的端倪。
本文试图对盛唐文化现象的诸多变异特征进行探讨，进而算是对笼统谈论盛唐文化而忽略其时代差异的研究现象的一种反拨。
一 隋唐关中门阀为首的政治势力统一中国，重演了各政治力量消长变化过程。
重婚姻门第的山东旧族渐被重官阶爵禄的关中军功贵族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选官制度的变化。
科举取士，扩大了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仕途之路，在现实的秩序中突破了门阀士族的权力垄断，强化了广大知识分子入仕参政的愿望。
他们带着不懈的热情去建功立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文学做为反映现实最敏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诗歌更是先声夺人。
总观盛唐诗歌，是对现实人生的乐观感受和充满青春昂扬热力的执着。
带着这种情感去观照自然，同时便是一种移情于自然，歌颂自然的强烈情绪体验，它少有一种沉重的现实内容，更多是一种抒发内心欢快、充满健康生活情趣的审美感受，这是盛唐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1]。
这是将内在本质力量与优美的自然景象，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
这是先秦以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融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
这是《诗经》以来比兴手法的圆熟运用，是南朝诗歌韵律形式的极致发展，是极盛的时代精神所显现的生命力的外化和对象化，是民族强盛时社会心理的最佳表达方式。
与这盛唐之音同一气象，反映同一时代风貌的便是草书、音乐、舞蹈的盛行。
书法做为“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艺术手段，借助草书特别是狂草的盛行，而达到了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艺术境地。
张旭、贺知章、怀素等人的草书，流走飞逸，迅疾骇人，将人生的喜怒哀乐痛快淋漓地倾注于笔墨之间，成为当时书法的时代风貌[2]。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长安已成为国际的大都会[3]。
不同区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等纷纷涌来，在长安这个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现。
“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4]。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唐人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予以再现和创造。
玄宗朝，由于前代的积累和玄宗本人的好尚，音乐、舞蹈格外发达。
广泛吸收各族乐曲和乐器，并设左右教坊和梨园，掌乐舞之事。
当时乐师（音声人）有10027人，散乐艺人也有千余人[5]。
我们从《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舞所表现的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唐代由创业到巩固政权和安定后的享乐、歌舞升平的变化。
多样化的舞姿和群舞的盛行表达出欢快喜悦的心境，而少有伤感哀怨失落悲愤的愁绪。
至于盛唐的绘画艺术，“亦一变陈、隋、初唐细润之风尚，以成雄浑正大之盛唐风格，而见空前之伟观”[6]。
玄宗本人擅以墨色画竹，也为一时之胜。
盛唐绘画特点有二：一是佛教绘画，脱去外来影响，渐具民族风格，以“吴带当风”为其代表，偏重写实，向风俗画发展；二是山水画法渐独立，且分南北两派，分别以王维和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王维的南派融解禅意渐发展为后代的文人画。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诗画中关于马的题材甚众，如曹霸、韩干、陈闳、韦偃等皆是画马能手，诗人杜甫更与几位画家过从甚密，画家们每有新作必请他鉴赏题诗，留下了多首咏马之作。
这主要是由于唐代开拓边土对外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马匹的畜养，开元初年的御厩养马二十四万匹，开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万匹。
正是这种开拓疆土、边塞立功的现实需要，才有诗画题材大量地反映这一时代内容的现象。
在盛唐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由于时代的需要，每一种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且大都表现着反映着大致相同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讴歌自然、状写人生、感叹人世间的欢乐、伤感和憧憬，借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和现实体验，构成一幅浑厚雄壮的艺术画面和充满壮美的艺术意境。
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的社会氛围，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与客观外界接触时，产生了一种主体本身的需要和对客体价值的一种新的积极的肯定判断，这表现在盛唐人大都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做为一个同构体来看待，普遍地眷恋世俗生活。
《太平广记》中有关李林甫不愿放弃富贵享受去学仙道[7]、秀才李俊二十余年未曾及第仍不肯放弃仕禄追求[8]的例子便是明证。
“仕”、“婚”，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的人生追求。
《太平广记》及唐人各种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唐代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种场面和多幕剧。
诸如嗜酒豪饮、挟妓歌吟、郊游远行、击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赏花、斗鸡走马、杂耍百戏等不胜枚举。
与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依恋相关联的是唐人重信用和忠义的行为准则，少有魏晋时那种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喟，这是由于对现实的满足而引发出的对人事交往的重视和肯定。
这与强盛时汉朝人的一般心理颇相契合。
唐人也总爱自比于汉人[9]，以汉代的贤主名臣来比附当朝或者对比切近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
这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唐代是关陇贵族建立的政权，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立一统王朝。
南方自东晋始就一直被看做同时自认为是华夏汉文化的正统。
唐统一全国后，急需标榜正统，因此，一方面推出老子为远祖，同时文化上承继南方，唐初一切制诰文体皆用四六文，使人们承认自己是汉文化的正统继承人。
这是一种深层的归属心理，同时亦是民族自尊的表现。
古文运动反对宗教迷信，去豪华见真淳，汲引西汉乃至先秦文辞，变革儒学，以道统与佛学抗争；由四六文而古文，更由形式到内容，正反映唐人对民族自尊认识的深化。
这种变化客体以认同自我的心态正是唐人逐渐确定了的价值观念。
前期唐人的婚嫁观念也有变化，不似南北朝重门第，离婚再嫁之事屡有发生[10]。
尤其在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为明显。
唐嫡亲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四分之一强。
民间改嫁离婚之事笔不胜书，而且由女方提出离异的也不在少数。
说明唐皇室做为西北胡化较深的贵族，统一中原后一时又未尽汉化。
他们抑制山东士族，对婚姻礼法观念也产生影响。
同时各族间融合频繁，也难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因而造成前期在婚姻关系上较为开放，少有约束。
二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破坏了生产力与社会生活，同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也影响到文化的发展。
“安史之乱”象一副清洗剂，使许多变化变得清晰了，表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文化内容。
如果说，唐前期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时代精神风貌是对空前高涨的社会繁荣的乐观展望，那么经此大动乱，则发展为相对深刻的揭露抨击现实的内容。
它打破了诗人们乐观的期望与理想，而变为对现实、人生的重新审视。
中晚唐经历了由中兴热望到有感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权没落的哀感。
带着伤感的审美情趣，使诗歌的直接性和哲理性向纵深发展了，到宋代诗歌更以深邃、富有哲理见长。
中唐的大历十才子，已不象盛唐人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偏重细腻的心态描写；山水诗也不多以雄伟奇险取胜，而以境界淡远深冷见长，偏重于工整精炼的艺术技巧和形式。
反映社会现实最为深刻的当为“诗史”杜甫，其诗歌艺术形式规范有加，对诗律要求更严。
一种规范和秩序的强调，颜字、杜诗、韩文成为这一时代要求在文学艺术上的代表。
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皆崇杜抑李，元稹评李杜优劣，即认为杜甫博采古今、涵孕各体，无人能超；而对李白则极尽贬斥，“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11]。
这可代表中唐以后一般文人的审美观。
如果说唐前期诗缘情论占上风，此时则言志论重新抬头，注重诗的社会功能，而忽略对审美规律、审美特征的探求，到宋代更发展了美善相兼的功能诗评，传统的儒家诗教重新取得了文学理论中的统治地位。
中唐绘画，以笔墨神趣为主的南宗山水画有所发展，出现了韦偃、王宰、张zǎo＠①、王洽等画家。
题材由盛唐的宗教百图，发展到仕女牛马，山水花鸟渐趋成熟。
世俗人物画也突破了单纯对封建伦常的宣传，出现反映仕女一般日常活动的张萱、周fǎng②的画。
再如韩huàng＠③，《宣和画谱》所录36件作品，大多是描写农村生产生活情况的，这比盛唐的总体直观感受进了一层。
安史之乱后，宫廷乐工流放各地，大型乐舞的规模很难恢复，只在宫廷中还存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单人、双人舞，盛极一时的音乐舞蹈随着帝国的衰败已不复振作。
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代宗朝渐次加强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文化的控制。
儒家思想做为一种有利的统治思想重新被肯定。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请立孟子，表明了这一趋势，出现了经学更新运动。
由唐前期对孔子和经典的怀疑（如刘知几等）到后期重新确定孔孟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变化是以社会动荡后统治者要求调整生产和社会关系，加强控制的社会内容为背景的。
与官方思想控制相反而做为互补，是中经动乱后，士大夫们都在寻求填补心灵空白的填充剂，退守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兼济的热情和仕进的愿望让位于对宗教神灵的信仰。
同时佛学本身的发展也走过了与儒学殊途同归的历程，完成了中国化的演进过程。
前期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等由于过分拘泥于印度宗教的形式，在中唐便相继消陨，而继起的华严宗特别是禅宗，由于变异为中国式的宗教因而得以有长足的发展，宋明理学正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吸收禅宗精神和道家思想，成为封建后期思想的主流。
后期政权中山东士族等官员成份增加，同时大批新的官僚出现，要求一种新的秩序来保障其地位的稳固，礼法观念重新反映到整个社会。
帝王开始提倡守节操，宣宗规定：“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
”[12]公主如此，社会自不待言。
宋明理学家们更重贞节，反对再嫁。
可以说唐后期是宋明理学重振纲常伦理的前奏，忠教节义为后期士子们遵从的主要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
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也反映到人的最高关系即法律关系上，统治阶级恃其居于统治地位，以强制性手段对危害其利益者予以惩罚。
后期法制具有过渡性质。
唐政府放弃了对整个帝国实行统一法律的原则，也不再有一部象初唐实行的具有绝对权威的行政法[13]。
据刘俊文先生研究，唐朝前期十六次立法活动，除一次外，其余十五次皆以修律、令、格、式为主要内容，频繁调整，以适应统治需要；而后期七次重大立法活动，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等有较大的灵活性的法律形式，以应付动荡变化的局势。
同时，后期法律也日趋保守，对祖宗之法难议刊改[14]。
从法律条文制敕内容上的诸多变化和增改上，可以照察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法出多门、政局混乱等时代内容。
三 盛唐时期是历史上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知识信仰进行融汇、总结、归纳、整理、输出输入最繁盛的时期。
因而从文化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转变时期的特点。
在七到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体之一。
1.盛唐文化的发展，同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的变化同频共振，走完了由封建前期向后期的过渡历程。
唐前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上较为开放，广泛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更多承继南北朝以来玄学思潮，佛教影响愈演愈烈，广大民众的价值选择较为自主，从而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高峰文化。
后期经时代动荡和统治阶级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一种对秩序的要求，传统儒学生命力再度显现，逐步上升为压倒其他的思想力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并向宋明理学过渡，补充了儒家哲学的传统命题和范畴，与后期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并驾齐趋，构成双驾马车，加强了封建的统治。
2.盛唐时期是南北文化的融汇时期，并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
先秦时百家争鸣，老庄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与北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形成对峙局面。
秦汉时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汉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15]。
东汉特别是魏晋，北方文化有所发展，曹魏时的文学为其代表。
西晋末年战乱，文人纷纷南迁，北方多被落后少数民族统治，南方文化发展迅速，并从总体上超过北方。
以致当时无论南北都认为南方文化为华夏正统。
隋炀帝由北方统一南方，仍大量推崇南方文学。
唐初一切公私文书，皆用四六文。
后来古文运动渐起，北方文风取得优势。
同时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为北人[16]，此亦对文化上的消长变化起干预作用。
《五经正义》的编篡，正表明经学上的南北统一，且多用南朝人义疏。
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过程。
3.盛唐时期也是传统文化中文化创造传播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分层文化明显化的时期。
官方的文化垄断不断被打破，民间文化有了大发展（特别是后期）。
汉代的经术取士，使文化创造传播更多地为累世家学和博士所掌握，魏晋时的高门世族同时也是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垄断人，文人学者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于他们的门第和官爵，而不在于学问本身。
因此他们对于后来研究者观察时的影响是：时代的差异多于个性的差异。
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层面必然较少。
唐以科举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识分子皆可凭其文才学问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会地位，从而改变了政权结构。
大量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出现，学派的产生、人才群体的涌现便是明证。
同时市民文化有所发展，这种与官方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反映着文化中间的不同层次内容，颇具个性明显的特征，使文学艺术流派纷呈，颇为繁茂。
4.盛唐时期又是传统学术文化不均衡发展的极致表现时期和科学文化的转折过渡期。
中国传统的重人文、重文学艺术、轻科学的文化特征，唐代有充分表现。
文学艺术、史学高度发达，自然科学相对落后。
李约瑟认为：唐代是人文主义的，宋代则较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
到宋代，“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17]。
以数学为例，唐代数学著作仅三、四种，宋代多达五十多种，唐以前几何学为中心内容向宋元代数学的过渡，唐代是一个转折。
唐代人文学科的片面深化，缺乏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比例发展，因此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看，盛唐文化似不如宋代。
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先生论之颇详。
5.盛唐文化做为创造主体除了对前代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诠释、理解，依时代的需要和统治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具有显明的个性特征外，还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融汇、消化，并弘扬以为己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盛唐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
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时代。
并且每次往来都多少与文化有关。
以宗教为例，除佛教外，还有多种宗教传入。
贞观九年景教僧阿罗本由波斯来到中国，于义宁坊立大秦寺，是为景教传入之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景净撰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颁并序》。
永徽二年（651年）唐正式与大食通使，伊斯兰教随商人传入，到贞元十四年（798年）止，大食国遣使至唐达37次之多[18]。
袄教，先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袄祠，贞观时崇化、礼泉、普宁、靖恭诸坊都立袄寺。
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为摩尼教传入长安第一人，大历三年（768年）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
这几种宗教，皆与佛教一同在“会昌法难”中遇到禁毁。
从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看，每个文化主体多是立足于本体的需要，依本体的文化结构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与唐处于同时代，尚有几个较大的文明区。
周围的附属性小国，从属于这个大的文化系统。
它们有着不同的认知、价值、规范和审美系统，使其各具不同的特点。
对它们各自的文化内容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完成对中古世界文明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从而能更清楚地认识唐代文化的地位。
南亚的印度文化圈。
文化的中心内容是佛教和婆罗门教，所有的专门学术都由神学发展而来。
梵文文学有所发展，梵文戏剧有十余种之多。
数学与天文学关系密切，代数学有较高发展。
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圣使（亚雅巴达）提出了地球绕地轴自转的主张，并对日月蚀现象有近似科学的解释。
当时唐代对印度文化的吸收重在佛教和天文、数学、医学知识等内容。
阿拉伯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遗产，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在世界科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方面，为当时世界上科学发展的高峰。
此外哲学、文学、史学也有相应的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把乳香、木香等药物、药方带入唐朝。
但有唐一代对其发达的科学文化却少有吸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中世纪西欧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为中心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世俗学术哲学、科学、文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
“自然知识只有在它是一种启发的工具，可以证明教会的教义与《圣经》的章节时，才被重视。
”[19]教育纯为教会服务，但所开文法、修辞、逻辑（初等三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高等四科）7门课程，却有利于文化的延续、普及。
当世俗学校大量建立后，出现了知识的复兴。
与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唐时传入，但影响很小。
当时唐朝做为与这三大文明区并列的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
象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
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
”中国文化由于其大陆性的特点，自发性独创性较大，因而封闭性也比较明显。
古代中国只有唐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最大，与外界接触最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最具有开放性。
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构思《杨贵妃》剧本时曾有如下的想法，即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
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把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
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20]。
鲁迅先生的这一看法，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总之，观察盛唐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唐前期较具开放性，后期则逐渐收敛，经历了由放而收的时间历程。
后期更象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间的过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会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应是前期的盛唐文化。
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文化部类上看，都带有区别其他朝代的独特内容。
佛教和道教在唐朝分别处于什么地位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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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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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历程读后感
第一篇：美的历程》读后感 如果你想读一本能整体感知精髓的书，或者你有一个想宏观了解中国各个特质的真切愿望，那么可以一读，又不得不读。
大约一本好书，你都能或是朦胧隐约，或是直接强烈，或者两者兼有地感受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别的，它只能是著者个体特有而迸发的天赋才华、“修为”的人生境界，“积淀”的生命质量，它在当时感动着你，而后给你无穷无尽的“意味”。
同样，也会在上述的一些方面让你“一唱三叹，流连忘返”： “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恢弘博大的气势。
似乎并不是优美语言的一时倾倒，也不是特立思想的盲目吸引，而是其恢弘气势的首先折服。
一书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从史前文化一路辗转明清近代，从图腾歌舞、青铜陶器一路延展经史辞章、诗词书画，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社会风貌、的俯观鸟瞰、整体把握，以诸如“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佛陀世容”……一些异常简洁明快而又高度凝练的原创概念阐释之、铺陈之、思辨之，彰显出作者宽阔的视野、深厚的积累，也正是这些，赋予了薄薄一册《美的历程》以恢弘博大的气势，他让你在可能并不深刻理解的情况之下，已经欲罢不能，便只好开始这场匆匆的美学旅程。
“”——敏锐深邃的思想。
固然恢弘博大的气势可以有如是的引人入胜之处，但是理论的空中楼阁、概念的空壳游戏，恰也可以在此发生，因此气势也必须要有实际内容的强大支撑，方才牢靠而不漂浮。
《美的历程》通过对浩若烟海的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的材料的点检筛选、整理汇合，准确深邃地提炼出各个时代特有的美学主题、精神特质，如“楚汉浪漫主义”，即是对楚地区、汉时代（楚汉文化）文学艺术特质的敏锐把握、独到概括，唐朝如是，宋元如是，明清亦如是。
它透过时代的表象、琳琅满目的呈现，为你提取出著者理解之下的独特的精神实质、美学实题，让你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过往时代的“庭院深处”。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珠玉圆润的语言。
如果说气势激发人的思考愿望，思想引起人的精神共鸣，那么语言则常常调动人的感官行动。
读《美的历程》，大约你是禁不住要读，要写，要背的，你无法阻挡住那一股从心中汩汩而出的要跟随而不肯离去的念头，而这足以说明他的语言魅力。
不是诗而胜似诗的语言，在这里你可以清晰看到，上下对仗、前后呼应、铺排列锦、博引旁征……如珠玉般圆润，似流水般勾连，没有刻意追求的刻板生硬，也没有辞不达意的佶屈聱牙，更不感掉书袋似的酸腐不堪，语言在这里达到了它能发挥的绝佳作用。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读后感受及真切推介，至于对书中内容的理论研究、学术感受在此无法一一言明，也各家各派对此已有相当的成果，我并不想重复、摘抄，重做“她人嫁衣”。
《美的历程》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完美断想，本身已成为一件不朽的艺术品，一座极难超越的顶峰，一种“李氏美学”特有的“美”。
然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首先在理论上建设一种饱含美学精神、性格的新道德——“审美性道德”：如何重新发掘已为本书所发现和尚在传统中所深藏的美学精神、心理结构，创造性转化西方、印度文明的正面、积极因素，并其中最主要是道德吸收、转化，与当下时代“轻浅浮躁”的现实精神相照顾、相调节，注入到“审美性道德”的建构事业中去，以期能够对焦虑不安、荒诞无聊的“后现代生活”以解毒、救赎，建立起闪耀着生命感性光辉、积淀着历史理性价值的“情本体”，赋予“时代个体和人类整体”的道德以活泼有力、“初晴”般的美学性格。
这是《美的历程》也即“李氏美学”其后的待完成的意义，也是我以及后来的我们或许能够去做的事情。
寥寥几句，远不足观。
后时努力，诚堪期待。
第二篇：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
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
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
《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
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
”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
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
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
哀莫大于心死。
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
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
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
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
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
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
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
这都得感谢李泽厚。
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
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
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第三篇：《美的历程》是由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撰写的一本美学著作，从宏观鸟瞰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艺的数千年历史进行了一次“匆匆巡礼”，全书共分为十个章节。
第一章论述了远古图腾时代那些糅合着后世歌、舞、剧、画、神话的原始巫术礼仪活动和陶器有意味的文饰、造型形式。
第二章从充满狞厉美的写到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的，与此同时，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
第三章从儒道互补、诗的赋比兴原则和建筑艺术三方面论述了先秦理性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论述了那种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的代表。
“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
第五章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
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
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第六章分三小节论述了“佛陀世容”，佛教艺术从南北朝的“”到隋唐大统一时期的“虚幻颂歌”，再到趋近消亡的走向世俗。
第七章的“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
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
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第八章是“韵外之致”，论述了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
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则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再到“有我之境”的美的历程。
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
以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描述的是那些社会矛盾和悲欢离合的世俗人情，而上层的传统文艺却笼罩着浪漫主义，又幻化成像《桃花扇》和《长生殿》那样的感伤文学。
这种鸟瞰式的宏观把握虽不能使每个问题都细致入微的描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模糊。
徜徉于本书不仅是一次文化艺术的的旅行，它给予我们精神.心灵.思想的洗礼。
不仅仅用“震撼”这两个厚重字足以表达其中的分量。
本书所要带给读者的，原本比作者预想的要更缤纷绚丽。
诚然，众所周知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人类意识的逐步提高.社会也会越来越进步，或更趋向精彩和先进。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读完本书你可以感受到，纵然时光流逝，社会再富足，有一样东西不会随时间而退化本来的价值。
反而，时间的积淀更能加重它的韵味。
和它所散发的魅力。
它会随时光的足迹为自己装扮更华美.更有气质的华衣。
不会随时间褪去光彩，反而更加清新，它就是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产物。
本书作者也正是通过历史的美的艺术历程，让读者品味到了他的新鲜和清丽，让我们读到历史艺术的美之瑰丽本质。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有一样与艺术.文化总如影随行的 原始艺术，随时代繁衍总是历久弥新。
在文艺领域的大花园中独树一帜，这就是巫术.宗教礼仪。
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对这些“传统”的依赖，上至君王，下达百姓，都把它供在一个崇敬的地位。
早期原始艺术大多有宗教.巫术的影子，人们在 精神领域一直对它有所保留。
但对我们这种现象从纯艺术.文化来说只能是思想借鉴，不应痴迷其中。
毕竟，封建迷信在科学社会是被摒弃的，又或着说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也越来越被弥漫在奇异想像和炽烈情感的图腾文化与诗歌.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文化。
也同样代表了一种根基深沉的文化体系。
对于这种文化，历来“美学家”们是抱着“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态度借鉴吸收的。
本书中作者写的具象.深刻，对艺术的宗源.历程，以及评价极具习究意味。
我们只能从书中读到浅显的文理，倘若有时间应是反复研读推究的。
反凭我们薄浅的艺术领悟能力难以读它的精髓，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而已。
读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原本幼稚而愚笨的认识。
在文化艺术琳琅满目的世界畅游，品味先哲们思想的乐土，让我们的“审美感情”丰富.厚实。
我读完这本书意犹未尽，楚汉浪漫主义的气势与古拙，魏晋风度的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淘潜篇，盛唐谙中.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杜诗颜字韩文篇等。
中国古典文艺的巡礼教会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文艺的客观发展规律，把社会时代风采与文艺紧密相连，用审评的独特视角观察文艺现象，这本书无论从内容，语言造字上极具功力，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注：就这么多，你在网上查也就这几篇
诗圣杜甫的读后感。
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摘要：杜甫诗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是与其诗歌意象生成的独特个性密不可分的。
这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杜诗选择熔铸着深厚时代情绪的个性化意象，铸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其次杜诗具有意象密集组合特点，丰富了诗歌内蕴，克服了近体诗自身格律的局限，使其呈现出迥异于古诗的审美特征；再次杜诗新奇独特的意象构造方式，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增添了审美趣味。
关键词：杜诗 意象 个性化 密集组合 新奇构造 沉郁顿挫 审美价值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
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本传）“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体大思精，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则被前人赞之为“古今诗人第一”“集大成者”，享有“诗圣”之誉。
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赡、思想深刻、题材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
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
本文拟探讨杜诗意象生成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一、杜诗意象选择的个性化与杜诗沉郁顿挫艺术风格之关系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
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
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论及“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缜密》则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指出意与象的契合与否的艺术效果；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
”（《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第67页）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而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则说成是“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
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
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
正所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语）。
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
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杜甫推陈出新，精研覃思，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
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
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
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 “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
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
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
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鹘、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
“凤凰” 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
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
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
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
《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
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
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
”（《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这首诗“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杜诗镜铨》卷一赵汸语），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
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而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一诗中，诗人极写角鹰除恶鸟，分枭鸾，表现自己除恶务尽、再造升平的情怀。
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
如《瘦马行》《病马》《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
到了《义鹘行》里虽则扶弱见刚勇，但诗人前期物象中所体现出的“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艰难时世，壮志未酬而变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豪迈之中多了一些悲壮底色；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里则发为英雄末路的浩叹了。
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
正如黄彻所云：“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
”（《碧溪诗话》卷二）至此，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
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
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
”这首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以更闻其群而呼之者”（蒲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之五）。
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
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
他如《鹦鹉》寓失羁栖之感；《鸥》则羡其闲适自得；《猿》则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乱世之危；《鸡》表殊乡之俗；《黄鱼》悯长大难容；《白小》伤细微不免等，都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
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此外，病树、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诚如叶燮所说：“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原诗》卷二） 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别林斯基论文学》）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
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
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
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同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
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
“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
对此罗大经说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鹤林玉露》十一）另有人则云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秋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在病愁中过却九可悲。
这里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交错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序而无时序，交织共时，一目尽收眼底。
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录，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诗中悲秋之情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独有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真正做到了“写现实而超越现实”。
再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清陈婉俊女士注此诗说前“四句十八层”，可见意象之密集，组合之紧凑，非如此不足以道出此诗的丰富、复杂、曲折、隐微、沉痛之处。
首联“国破”的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
司马光赞赏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温公续诗话》）杜诗在以天然景物构成意象时，还开创了意象叠加的方法，即全用实体性的名词意象拼接浓缩，省去诸名词意象之间的关联词语，“语不接而意接”，以高度的诗化语言，扩大了近体诗的容量，达到了言约义丰、以少总多的艺术境界，增添了审美价值。
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苹”（《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赵广州》）等都是意象密度极大的句子，其意象间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空白，造成意象间的脱节；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为欣赏者留下的空白，它延长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过程，增加了审美趣味。
此种意象叠加法，杜甫以后仿效者渐多，且不乏佳构，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柳永、马致远等人也有精妙的借鉴与创新。
杜甫对意象组合方式的开拓与创新，克服了近体诗自身的局限，扩大了这一体裁的容量，丰富了近体诗的表现技巧，使诗人情感的表现更为自由灵活多变，从而使近体诗具有一种异于古诗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
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 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
为此，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
”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
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
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清贺裳《邹水轩词筌》）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
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如“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初寒”之气充塞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碧瓦何能独居于外
但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审美经验和想象力，领悟到诗人因瓦之碧色联想到草木之青翠，再由“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生活经验，则眼中之碧瓦的的确确独居于寒气之外；而且仰视巍巍玄元寺，感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寒气，则非“外”字不可了。
诗句借碧瓦之实体，将诗人对高耸壮丽的玄元寺的独特感受和拜谒时的崇敬心理传达给读者，是所谓“逞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原诗》）者。
再如“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月或有“言圆缺，言明暗。
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
抑傍九霄而始多乎
不知月多乎
月所照之镜多乎
”叶燮进一步指出这一“多”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宫殿当前之景象。
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
”其实“多”只是感受，是诗人任拾遗值班时因忧国事不成寐而看月的独特感受，其中不乏诗人夜宿左省的甜蜜幸福感。
故只有“多”字才足以表达他复杂的心绪。
又如“晨钟云外湿”（《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钟声无形安能湿
又何能辨其湿
“高城秋自落”（《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秋”如何落
从何而落
对此叶燮赞叹道：“所谓言语通断，思维路绝。
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
”（叶燮《原诗》）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想象力的竞赛，创构新意象，让意味与诗的形式得到最完美的化合，乃是诗人神圣的使命。
杜甫创构的新奇意象乍看悖于常情常理，实则是利用所谓“阻拒性原理”与“陌生化”原则，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而那些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蒸馏出来的细节，经由诗人主观感情的点化，并用自己独特的用词遣句、意象结构，形成个性化的情感意象，创造出全新的感觉世界。
如《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判断，秩序井然，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吗
试看“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春日江村五首》）这样的语序，不是惟妙惟肖地绘制出了诗人因感受的强烈才引起对事物的关注的思维轨迹吗
杜甫还善于利用汉字的视觉性，将一些客观上无序的共时画面组合成有序的诗的语法，看似不经心实则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如“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在自然界，桃花、扬花本是错杂纷下，而黄鸟、白鸟也无所谓谁伴谁飞；一经杜甫组织入诗，“逐”“兼”二字顿然化无序为有序，而人情便宛然在其中。
这种新奇的意象构造，开创了由具有现实特征的意象向超现实的意象迈进的物化抒情方式，突破了旧的审美心理规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
其他如“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泛舟送魏十八含曹返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季明》）“驿楼衰柳侧，县廓轻烟外”（《谒元公上方》）“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秋兴》之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之八）等，皆属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