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广告》读后感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读了西游记可以明白什么样的道理
简单的来说吧：1、做什么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历磨难，是不会成功的。
2、路上你认为是朋友，也可能是吃你的妖精，也就是敌人。
3、所有的敌人背后都是有靠山的，当你真要要他们命时，就有人出来说话了。
4、天外有人，人外有天。
你即使有太多的本事，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狂妄自大，否则你的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爱看的书有哪些?
喜欢读的书 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
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
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
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
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
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革命家，的个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
据长期给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回忆，一九六六年夏，的藏书已达几万册。
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他需要的个人藏书室。
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
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
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借书的记载。
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所读过的书籍浩瀚如星海，要涉及读书的各个方面，不是区区一篇短文所能及的。
这里着重谈谈读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书的情况。
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
《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熟读成诵；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
在列宁的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读得最多的（当然不仅是这些）。
根据在延安时期给管理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在延安时期常读《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在这两本书上写了很多批语，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
当年经阅读、圈划并作批语的马列著作，现保存在故居的还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某些思考。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
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这个小册子，读了许多遍，据逄先知回忆，他看到的经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
作为一位长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在身体力行地刻苦研读马列著作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广大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
在延安整风时期，为了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极干部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
1945年，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
1963年，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读中国文史书可概括为“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俾官小说，几乎是无所不读。
为了开启疯僧那种对中国古籍只知道《三字经》的人之心智，这里稍微列举一下读过的古书（当然很不全面）：《四部备要》、《二十四史》、《智囊》、《笑林广记》、《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笔记小说大观》、、、、、、从阅读的大量古籍中，批判地吸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
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古籍新解）；二是吸取古书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
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
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
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
其然岂其然乎
”他对蒲松龄的《小谢》也写过类似评语：“一篇好文章。
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评语。
如对《智囊》中记载唐太宗用兵之道的评语：“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其他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岥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侍机灭敌”，等等。
在读中国古书中，对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
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改革的“二王”、“八司马”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都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
据逄先知回忆，康有为的《新伪学考证》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他是经常要看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思想，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这无罪，闻者足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人唯贤”、“百家争鸣”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原则，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对于通过博览群书积累的渊博学问和丰富知识，凡是与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通过对读书生活的粗浅了解，回过头来再看看疯疯颠颠僧的言论——“不知数学有没有去中南海参观过的住处
那满屋半床堆的是马列的书呢还是堆满了中国古代帝皇的书籍
”、“数学说中国古代皇帝没有著作理论，那毛主席看的是什么古籍呢
不可能是三字经吧”、“我一个小百姓家的马、恩、列的书，比他的多。
”是不是无知、狂妄而阴森
是不是叫人笑掉大牙
读不读马列的书
古书是不是只有《三字经》
“中国古代帝王的理论著作”又在哪里
疯僧的马、恩、列的书是不是比多
够了，相信各位会有自己一个正确的判断。
轻松一刻，就让我们在此和疯僧这个家伙告别吧。
附记：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1959年12月30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
是从逄先知的笔记本里照录下来的，网友可以从中见博览群书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
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推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份）》。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从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盘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四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词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籑》、《六朝文 》。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什么是浪漫主义。
详细的解释
浪漫创作方法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它反映客观现实往往主观出发，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颂自然美，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相对照，鞭打了现实社会的丑陋，重视民间文学，喜用夸张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一、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
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
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慨叹：“什么是浪漫主义
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
似乎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现象。
这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给它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因为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这种矛盾性不仅贯穿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而也贯穿于一个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
”无法解释，是否就不予论定呢
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
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
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
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例如，沈从文曾自封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他的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显得茫茫然而无法应对。
浪漫主义不像现实主义一样，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它具有跨学科的意义。
勃兰兑斯曾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概述：“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概念运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而且还渗入到历史科学、政治等。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论及“浪漫主义运动”一章时也写道：“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
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
”这里，浪漫主义涉及到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
”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
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笵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
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纠合在一起的。
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文明的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
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
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
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
”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
┅┅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
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
”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
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
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
”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
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
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
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
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
”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新人文主义宗师白壁德在抨击卢梭的浪漫主义时，曾涉及到浪漫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他指出：“错误的定义大多是由于在多少近似的事实中，把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
例如，把向中世纪回归认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然而这一种回归只不过是表征，决非是原本的现象。
浪漫主义的混乱与片面的确是起源于此——他们企图把并非处于浪漫主义中心的而是处于边缘的东西说是主要的东西，于是整个论题就不正确了。
”我国文艺界历来忽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与质疑，因为类似于“回到中世纪”、“回到自然”，或抗衡科技理性的“情感主体性”等，这些特质仅是由这一中心派生出来次要的、边缘的东西而已。
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
”只有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中，在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纠合中，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抗衡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宏大的历史性的语境中来审视，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内质。
日本各个名作家的各个作品及其相关简介
1.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 紫式部是日本平安时期著名的作家，她精通汉学，《源氏物语》是她的代表作。
《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001-1008年之间，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为三千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是世界上公认的亚洲文学十大理想藏书，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珍品。
本书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社会的腐政治和淫乱生活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而源氏的爱情婚姻，则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
在贵族社会里，男婚女嫁往往是同政治斗争的手段，妇女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和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
评论认为，《金瓶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图，在那里，女人是男人生理发泄的工具；《源氏物语》则是日本贵族社会的写真集，在那里，女人是男人政治交易的商品。
全书五十余回，近百万字。
故事涉历三代，跨越70年，所涉及人物四百多位，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
此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极具散文韵味；加之书中大量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史实和典故，因此读起来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
《源氏物语》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是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2.夏目漱石和他的《我是猫》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金之助，号漱石。
他早年受中国文化熏陶，后就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曾有诗文汇集于《木屑录》。
1900年赴英国留学，致力于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后编成《文学论》和《文学评论》两书。
1903年回国，在任教的同时开始文学创作。
长篇小说《我是猫》（1905）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
夏目漱石一生创作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许多诗歌、随笔、评论和短篇小说，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泛，风格也颇为多样。
中篇小说《哥儿》（1906）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和黑暗，短篇小说《一百二十天》和《疾风》对明治以来的“文明开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长篇小说《三四郎》（1908）、《后来的事》（1909）和《门》（1910），构成了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三部曲。
小说通过三四郎从山村到东京目睹教育弊病后幻想的破灭，代助不满官商之家却摆脱不了对家庭的依赖，追求自由恋爱却又不堪社会压力的痛苦，宗助追求个性自由和生活幸福不成的悲观和失望，描写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梦幻、追求和失败。
小说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的描写细腻而深刻。
夏目漱石在关心底层生活、讽刺利己主义、痛击时弊陋习的同时，也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唯美的倾向。
中篇小说《旅宿》（1906）通过画师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的世界。
它与随笔《伦敦塔》、《幻影之盾》和《一夜》等作品一样，都充满了浪漫、抒情和梦幻的色彩。
描写世外桃源的作品和带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小说一样，其实都是作家不满黑暗现实的思想情绪的一种反映。
晚年，他写有长篇三部曲《春分之后》（1912）、《行人》和《心》，带自传色彩的小说《路边草》（1915）和未完成的小说《明暗》等作品。
与《我是猫》的幽默诙谐，《三四郎》的认真严肃不同，这些作品长于剖析人物的心灵，基调低沉，笔力凝重、有力。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
小说的主角是一只猫，故事由猫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没有完整的线索，在看似不经意的猫的所见所闻所感的表述中，严肃的主题却鲜明地显示了出来。
猫的主人叫苦沙弥，是一个中学教员，喜欢清静，常常在家用功。
他兴趣广泛，但却一事无成。
主人常和自己的朋友们--“美学家”迷亭、“理学士”寒月、“艺术家”东风、“哲学家”独仙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弄文，打发时日。
一天，资本家金田的老婆为女儿的婚事上门请苦沙弥帮忙。
苦沙弥认为寒月会爱上金田家的小姐简直是笑话，又和迷亭一起把她嘲弄一番。
从此，主人家招来了不少的麻烦。
先是车夫老婆传播流言蜚语又哄闹辱骂主人；后是主人的老同学铃木上门规劝要主人少惹事；再是中学生们被唆使在主人家门喧哗吵闹，使主人肝火大旺。
猫来到金田家，听到了金田夫妇的商量，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在整主人。
主人仍与迷亭、寒月等一班朋友聚会，在高谈阔论嬉笑怒骂中攻击世道、痛斥资本家的可恶和侦探走狗们的可鄙。
主人有个学生三平，要和金田小姐结婚了。
他来邀请主人参加婚礼，主人断然拒绝。
猫在主人家也觉得沉闷。
“人类最后的命运不外乎自杀”，主人的说法大概不错。
醉酒的猫想着，不慎掉进水缸，在挣扎中死去。
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作品有力地批判了资产者的骄横和拜金主义者的势利。
金田策划安排、兴师动众，最终要苦沙弥“投降”，原因只在苦沙弥冷落了他的老婆。
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有让人“生就生死就死的本领”，原因是他财大气粗。
铃木百般巴结金田，卑躬屈膝，趋炎附势，成为金田的暗探和说客，其原因也在于金钱。
连猫都看出，“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
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作品对“鼻子、眼睛都盯在钞票上”、“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缺义理、缺人情和缺廉耻的“最坏的人类”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通过猫的眼，苦沙弥的“执迷不悟”、寒月的不慕时尚、迷亭的玩世不恭、独仙的“大彻大悟”，乃至铃木的自私与势利等，不同的品性凸现出来了。
苦沙弥们的嬉笑怒骂，蕴含着对拜金主义社会的嘲讽，对军警侦探等军国主义暴力的痛恨，表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们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品质。
与此同时，作品对苦沙弥们胸无大志、无所事事、孤芳自赏、故作风雅的弱点也加以批评和嘲笑，但这是一种“带有苦艾的余韵的”嬉笑怒骂，蕴含着作者本人的同情、苦闷和悲哀。
作品成功塑造了日本明治时代不满社会现状，但又不能与百姓为伍的中下阶层知识分子群像。
小说形式别具一格，以猫为主角，以猫的一生作为叙事架构（从“我”出生流落苦沙弥家始，到“我”误饮啤酒掉进水缸淹死止），新颖别致，流畅生动。
猫的议论看似东拉西扯，实则形散神不散。
猫既起叙述的作用，又起评论的作用，还起串连故事的作用，独特的构思形成奇特的魅力。
小说语言幽默，讽刺辛辣，从中也可以见到日本俳谐文学和英国讽刺小说的影响。
3.川端康成和他的《雪国》 川端康成生于1899年，死于1972年（自杀死的），他是亚洲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
《雪国》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是作家生命的结晶。
篇幅虽不长，创作过程却非常特殊，为世所罕见。
小说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完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跨越了整个二战时期，前后花费了十三年的时间。
不仅如此，川端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再次将本来已经完稿的《雪国》删改、压缩，并亲自用毛笔抄写出来，留下了两册极其珍贵的线装的毛笔版遗稿《雪国抄》。
这一工作完成之后，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八万字贯穿了一个作家从青年到老年的大半个人生。
合规律性。
。
合目的性。
。
是什么意思
关于“合规律、合目的” 已经说过，逻辑先生批评拙文更多地是出于文章立意或结构的需要。
他的文章既然开始于对我的批评，当然也要结束于对我的批判。
在对人的“内在尺度”能动性进行阐述之后，逻文是这样结尾的： 因此,笔者对杨曾宪先生针对“美的规律”的另一论断也持疑义。
他说:“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
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
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
”原本是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为什么偏要忌讳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这是否是杨先生忌谈“马克思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维定势所致
[17] 没读过拙文的读者不会想到，逻辑先生是将我的一段完整的话，一截两段，一段用在开头，一段用在结尾。
他的文章前后呼应了，我的观点却被歪曲了。
我之“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是我所说的“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的后文。
它们都是我对陆先生、朱先生观点认同的结果。
如果“内在尺度”不是主体尺度，怎能再把马克思这段论述概括为“合规律、合目的”呢
我这里的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又何来忌谈“马克思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维定势”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逻辑先生一面批判我否定“合规律、合目的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述”，另一面他却又批评了其它学者关于“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论述[18]。
我不禁要问， “美的规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究竟是不是《手稿》中“马克思所深刻论述的思想”
如果是，逻辑先生为什么反对别人这样概述呢
如果不是，他怎么又对我横加指责呢
如此左批右判，他的逻辑立场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即使不能把“合规律、合目的”再归纳到马克思的名下，但由于它揭示了“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仍是合理的美学命题。
我这里的所指同样很明确。
作为对“审美发生规律”的科学阐释，“合规律、合目的”是文化美生成的条件；而放到实践美学中，“合规律、合目的”又是“真善美”统一的重要逻辑思辨链条。
正因为《手稿》中这段论述适应了实践美学的这种思辨要求，“合规律、合目的”的阐释才不胫而走，进入多种美学教科书，成为“准经典”的阐释话语，甚至使人往往将其归于德国古典美学命题。
由于与实践美学的分歧，我之承认“合规律、合目的”是美学命题，只是就其揭示审美发生规律而言的，并不等于承认它是“美的规律”的等值概念。
就实质而言，“合规律、合目的”所揭示的主要是人类价值实践活动的规律[19]，这种价值实践活动是文化审美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但并不等于文化审美价值的现实生成。
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征，使人的实践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或文化动机。
动物既不能按美的规律制做，但也不能按丑的规律制做。
而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素质、品格所生成的动机，人却既可按美的规律、善的原则生产或创造，也可能按丑的规律、恶的原则进行实践活动。
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因“合规律、合目的”地追求最大化赢利而破坏自然美、城市美、艺术美的行为难道还少见吗
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都“名”存“实”亡的局面，难道不都是目光短视领导者“合规律、合目的”加快新城建设造成的吗
实践美学缺少现实阐释力，症结也就在此：“合规律、合目的”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产生的对象，大多数往往是不美甚至丑或恶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自由”了。
逻辑先生说：“自由则是与必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是要努力认识、把握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知其然而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能动地去适应与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
”[20]逻文所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由”的释义。
但这一“自由”并不能涵盖人类“自由”的全部。
美学所涉及的人类“自由”概念，细分起来有十多种[21]，其中包括动物性的躯体自由（如现代艺术造成的躯体解放感）、文化创造自由（如自由体操中的“自由”）、社会活动自由（如囚徒获得的人身自由体验）及“类自由”、“诗意自由”等等。
笼统地谈论“自由”，对于人文思辨美学是有意义的，但却经不起现实审美实践的检验。
如逻文所说，人类认识“自由”便一定会“实现人类进步向上的目的和要求”，便表达了一种古典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价值观。
而现实情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越多，主体创造自由度越大，人类可能面临的自身被毁灭的危机越严重。
这种所谓现代化悖谬，正是现代、后现代哲学家忧心忡忡之所在。
人类能否避免毁灭，当然不是美学课题。
但高速、超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全是美的福音，却是可以肯定的。
这使美学面临着挑战。
当笔者2000年在内蒙出席美学会议，面对草原严重沙化满目苍夷的情景时，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现实迫切需要美学的实践。
眼下，一些青年美学家对“实践美学”提出挑战，这是好事。
但挑战或超越“实践美学”目的，不应是仅仅寻求新的美学派别命名，而是要推进美学研究真正切入实践。
“实践美学”最大的局限是它脱离实践，无法指导美学实践。
如果超越者依然援引《手稿》中同样的论述，依然停留在对马克思“生命的自由”等概念的思辨中，甚至更远离实践，那么，这种新美学也是难以承受时代赋予美学的历史使命的。
这便是我呼吁美学界共同建设社会科学美学的原因。
如果说，这将终止对《手稿》的重复讨论、阐释或命名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原则的——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他的重要使命不是用不同方式解释美的存在，而是要按美的规律指导和改造世界
巴洛克和文艺复兴的区别
浪漫主义 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曾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你既有能力而也愿意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的。
好的
反之，我，总觉得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绘它。
”乔治·桑的这段话表明她在创作上所遵循的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就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想主义，就是按照作家认为生活应当有的样式来反映生活，因而总是理想地描写对象或者描写理想化的对象。
由于要反映“人类所应当有的”生活，浪漫义义作家的主观情感就特别强烈，爱憎异常分明；为了表达强烈的感情，浪漫主义作家经常借助于热烈的幻想和大胆的夸张，用奇特的想象和瑰丽的语言描绘色彩斑斓的理想世界。
浪漫主义由于理想性质的不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
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因而能够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增强人们的斗争意志。
高尔基说：应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自尊心。
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国这类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反映的是没落阶级对现实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敌视。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总是美化和怀恋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妄想历史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倒退，因而思想悲观，情绪悲哀，作品内容表现为怀旧，逃避现实，或者陷入神秘主义。
在艺术上则是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往往蒙上一层迷离恍惚、虚无缥缈的纱幕。
十九世纪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古已有之。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却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主张“天赋人权”，要求“个性解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革新创造。
雨果的浪漫主义作品《欧那尼》上演时，轰动法国文坛，从此战胜了古典主义，确立了浪漫主义作品的地位。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肯定与提倡，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
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
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
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
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
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
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
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
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
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
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
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
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
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
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P它首先产生在德国。
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
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
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
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
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
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
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
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
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
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
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
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
浪漫主义（英语romantic）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
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s）。
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
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
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
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
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
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
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
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
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
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
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
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
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
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
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
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
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
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
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
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
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
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
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
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
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
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浪漫主义美术 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
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
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
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
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
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
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
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 ，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
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
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
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
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 ，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
18世纪60年代～19 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
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 。
19 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
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
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
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浪漫主义音乐 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不论作曲或演奏，都以个性为重点，注重感情表现。
这种变化部分地是由于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所致。
17世纪的作曲家是受托为贵族保护人而创作，而18世纪的作曲家则依靠城市音乐会的听众。
就这一意义来说，贝多芬上承古典主义时期，下启浪漫主义时期，因为他的音乐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他把自己的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从而为19世纪作曲家树立了重要的典范。
一般认为C.M.von韦伯是真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开端 。
他以《魔弹射手》建立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随后有舒伯特、柏辽兹 、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瓦格纳等大量作曲家。
他们分别在艺术歌曲、标题交响乐、钢琴小品、交响诗、歌剧等浪漫主义新体裁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论在浪漫曲还是在器乐方面，往往从诗歌、童话和民间故事吸取灵感。
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更加自由 ，它服从于感情上的需要，有意识地带有片断或即兴的性格 ，对远距离和声和调性关系的探索使和声语言大为扩展。
把浪漫主义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世纪的大歌剧，强烈的民族主义，对英雄的崇敬，奇异的布景和服装，描述性音乐 ，以及交响和声乐配曲所显示的精湛技巧，都是构成浪漫主义音乐的因素。
浪漫创作方法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它反映客观现实往往主观出发，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颂自然美，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相对照，鞭打了现实社会的丑陋，重视民间文学，喜用夸张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一、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
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
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慨叹：“什么是浪漫主义
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
似乎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现象。
这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给它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因为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这种矛盾性不仅贯穿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而也贯穿于一个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
”无法解释，是否就不予论定呢
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
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
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
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例如，沈从文曾自封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他的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显得茫茫然而无法应对。
浪漫主义不像现实主义一样，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它具有跨学科的意义。
勃兰兑斯曾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概述：“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概念运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而且还渗入到历史科学、政治等。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论及“浪漫主义运动”一章时也写道：“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
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
”这里，浪漫主义涉及到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
”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
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笵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
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纠合在一起的。
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文明的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
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
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
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
”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
┅┅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
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
”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
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
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
”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
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
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
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
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
”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新人文主义宗师白壁德在抨击卢梭的浪漫主义时，曾涉及到浪漫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他指出：“错误的定义大多是由于在多少近似的事实中，把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
例如，把向中世纪回归认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然而这一种回归只不过是表征，决非是原本的现象。
浪漫主义的混乱与片面的确是起源于此——他们企图把并非处于浪漫主义中心的而是处于边缘的东西说是主要的东西，于是整个论题就不正确了。
”我国文艺界历来忽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与质疑，因为类似于“回到中世纪”、“回到自然”，或抗衡科技理性的“情感主体性”等，这些特质仅是由这一中心派生出来次要的、边缘的东西而已。
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
”只有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中，在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纠合中，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抗衡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宏大的历史性的语境中来审视，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内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