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读后感
[觉醒读后感]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类精神觉醒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觉醒读后感。
对于哲学、思想、学术和文化，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未有统一的标准。
看过刘家和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一文深有感触，他似乎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加以概括，升华出了深刻的主题。
刘家和用三个部分系统论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对古代人类觉醒的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综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的那次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的条件；第三部分则是具体地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
通读全文，我们就会对对其观点有一定的思考与不同程度的认同。
关于 人类精神觉醒的概念，刘家和指出是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
可能很多人会将精神觉醒仅限于觉醒的层面，即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说是一般的认识，至于对反省、反思、思考及认识的内容就不会太关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会考虑到这种反省及认识的层次感，当然也就对觉醒的内容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因而，刘家和用三个层次的反省使我们认清了这一概念。
首先，要反省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也就是人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辨认出来；其次，要反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也就是人要认清自身的内部结构；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质或人性问题，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
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实现前两个层次的反省，才能最终达到精神觉醒的层次——对人性问题的反省与自觉。
这就体现出一种哲学倾向，也正如文章开头作者提到的：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首次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潜力遂得以充分展开。
可见，作者肯定哲学在人类精神觉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哲学的相关概念也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发展的历史。
正如列宁所说：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哲学笔记》）诚然，这也是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首先表现出的一个特征，即涌现出众多的先哲。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注意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在伊朗，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一种挑战性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和人世的生活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希腊也贤者如云，有诗人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
这些名字标志着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了。
哲学家首先出现在世界上，他们象征着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
出现了先哲，有了哲学，人类精神觉醒便开始了。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刘家和还通过分析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条件，界定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具体时间，即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再具体点提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的出现。
这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
刘家和和雅斯贝斯都认为：原始时代无精神觉醒。
刘家和用两例来证明：一是，原始的图腾制度，它使人类把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这说明人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二是，原始的社会组织——部落，它使人类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这又说明人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这两方面恰恰对应人类实现精神觉醒的前两个层次，既然前两个层次都没有实现，如何能达到人类的精神觉醒呢
作者同样又认为：文明早期无精神觉醒。
文明时代虽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等，而恰恰这些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虽有发展，但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兴起了，却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国家亦产生了，但早期国家发展并不充分，血缘与地缘组织仍然并存，国家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文字出现了，却没有关于人类对自身反省的记载。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始时代（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早期人类并没有出现精神觉醒。
正因为史前时代与文明早期不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人类精神觉醒的条件。
刘家和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古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条件有三：其一，这一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经济空前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其二，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血缘关系削弱或解体的过程，血缘组织的解体，使人们得到难得的自由，从而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过小邦林立的状态，邦与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争霸战争频繁不断，读后感《觉醒读后感》。
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赢得战争，各国都会不择手段，重用一切人才，当然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以难得的机会，因而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的人士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各种矛盾，人们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
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它只涉及少数区域。
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叉过程。
（同上）通过总结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三个古文明的共同条件，我们也清楚了为何人类精神觉醒偏偏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却没有发生。
（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皆因条件不具备，且深受传统所限而与精神觉醒无缘。
）最后刘家和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
在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仁同一起来；在人性问题上，古印度将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而古中国则将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
从这一部分的比较中，我们对三种古文明的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一目了然。
对于异地同时发生的这次突破现象，特点却迥然各异，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作者的分析阐述，也使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特点，从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点，那就是古代人类觉醒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在印度尤其重视宗教，不仅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在人与人关系上、人性问题上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子，因此古印度的这种精神觉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
同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
（《哲学史讲演录》）后世的欧洲文化都是在希腊古典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精神觉醒形成的正是那种科学严谨的欧洲文化；而中国则依然继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文伦理传统思想，处处彰显中国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信仰与觉醒》读后感在《信仰与觉醒》一书中把康德列在黑格尔之后，这在中外学者中并不少见。
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康德摆到了黑格尔之上的位置。
在反形而上学的氛围中，这是很自然的。
但我却不是太赞同这种做法。
尤其当谈到信仰时，我认为黑格尔还是应当摆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个波兰尼。
康德说，我限制知识，为的是给信仰留下地盘。
但他把知识限制得太过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学作为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全部作为准科学或次科学。
新康德主义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截然二分，就是这种做法的延续。
如果说近代经验主义（经验论）把物理学作为知识的典范，理性主义（唯理论）把数学作为知识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黑格尔是把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尽管当时作为典范被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不存在。
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贡献，恰恰在于像康德为自然科学划定范围那样，为人文社会科学划定了范围。
信仰与知识的界限，由此才获得了充分的含义。
也就是说，信仰与知识的差别，不仅是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且是信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别。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实际上是由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造成的。
当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必然会被从属于自然科学，而当劳动起而反对资本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也会起而反对自然科学。
当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也将消失，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成为同一门科学。
按照波兰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都应当消除。
至于信仰与知识的对立，在波兰尼看来也应当消除，因为任何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
这样，波兰尼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黑格尔。
黑格尔把宗教和艺术都作为绝对精神的一个方面，这表明，他混淆了知识与信仰的界限，实际上把信仰当成了最高的知识类型，而知识当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实证主义者把经过狭隘理解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尔，更加大错特错。
相比之下，马克思划分生活与意识，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然后把科学作为意识的升华形态，强调科学与生活的统一，这种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黄慧珍认为，马克思过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视了觉的作用。
这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
终结论意味着，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之后的社会称为人类社会）作为醒的状态，与它之前的阶段（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作为觉的状态，两者之间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
而过程论则意味着，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之间，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马克思一生既有终结论观点，也有过程论观点，但早期终结论色彩较浓，后期过程论色彩较浓。
表现在觉、醒关系上，马克思早年认为人可以完全进入醒的状态，后期则认为觉的状态会永远存在。
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中，马克思早期倾向于人类可以超越必然王国，晚年则倾向于必然王国永远存在。
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观点中的两种倾向分离开来，各自得到了片面发展。
这种分离和片面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错误的批判。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回到马克思，而且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进行批判，表现在信仰问题上，是重新划分绝对知识与绝对信仰的界限。
就我本人的观点而论，我认为共产主义在终结论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在过程论的意义上是成立的，终结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
只有过程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成为知识。
〔觉醒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闲来无事，在网上乱看一通，突然看见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说得太好了，拜倒
本人不才，陆陆续续读了30年书，不过关于读书为什么，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确实是始终混沌。
小时候是被父母逼着读书；长大些为了将来赚多多钱读书；工作后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二是没背景没靠山，想要上升只有读书。
可是人总是要有点追求吧，天天在办公室浑浑噩噩，与同事明争暗斗，拿着也够吃饭的一份薪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一天天变老，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真不甘心
而且但凡读了一点书，总该有点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吧。
现在的世道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过于在意个人的得失就不能心态平和，心意烦躁必定难成大事。
所以人一定要立志高远，心胸开阔，觉得现实不如人意时，一是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别人做不了的我做得了，别人做的了的我做的好，有这份自信时就没有人会小看你；二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多读些儒家经典。
千百年来孔子被尊为“致圣先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儒学的魅力。
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如何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儒家经典会给人提供很多的帮助。
心情烦躁时，多颂读些儒家经典，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会让人对现实的负面释然些，对暂时的得失超脱些，对将来的设想理智些。
回过头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非常能表达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可以说是对“为何而读书”这一问题的终极完美答案。
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做为一个读书人，你不觉得这四句话读起来非常有力，正是心中想说而未能说的那种感觉吗
不满于现状而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热血沸腾几天又归于浑浑噩噩，人除了穿衣吃饭，更需要精神追求，给自己定个高点的目标吧，然后配以切实可行的计划，坚持下去，坚信付出总有回报。
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枉来这世上为人一趟。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什么关系
因为上海当时是半租界，所以取名为且介亭鲁迅杂文集《华盖集》和《且介亭杂文》的得名由来 高一课文《记念刘和珍君》选自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题记》中引旧时命相家言，说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成祖的先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鲁迅觉得自己就和一个普通人交了华盖运一样。
“碰钉子”自然是常有的事。
用“华盖集”来作书名，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愤懑和反抗。
《拿来主义》一文于1934年6月7日发表在《中华日报》副刊，暑名霍冲。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先生写《且介亭杂文》中的作品时，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区域。
这是被称为“半租界”的地方，所以鲁迅称自己的住所为“且介亭”，意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且”为“租”的右半，“介”为“界” 的下半）。
住在“半租界亭子间”写成的杂文，故名《且介亭杂文》。
适合初一学生看的书籍
人类文明是多元文明。
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环境中，创造了各自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是民族凝聚与发展的深层动力。
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有：服饰、节庆、语言文字、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
这些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与当地的气候、山川、风物、传统等浑然一体，是民族历代先祖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
在民族内部，无论是文盲，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首脑人物，在这些特征上是一致的。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分成两类：一类叫亡国，另一类叫亡天下。
亡国，是一家一姓的“国”覆灭，被新的王朝替代，文化没有发生变化，对社会震动不大。
亡天下，是原有的“国”亡了，文化也被异质文化所置换，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种”，已被消灭，是亡国加上灭种。
亡国的责任，由享受高官厚禄的官员承担。
亡天下的责任，则属于国家的每一个人。
梁启超先生将顾炎武此文归纳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字。
顾炎武将文化的存亡与民族的存亡等同，极具卓识，可谓振聋发聩
之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它就成为鼓舞民众救亡图存的最有力的口号。
作于抗战时期的《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语，就脱胎于此。
民族文化越弱，民族凝聚力就越弱，如同一盘散沙。
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则民族将走向消亡。
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民族，由于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典型的例子是契丹。
契丹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号辽，曾长期与北宋政权对峙，影响很大，以致俄罗斯语中的“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
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注意固守本民族文化，盲目追随其他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民族内部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核心，尽管契丹人的后裔还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彻底消失。
历史是无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必遭淘汰。
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民族文化还在，即使被侵略者所占领，就还有复国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文化已经消失，既使没有被占领，也是名存实亡。
人类社会早期，曾经涌现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几大文明，但在公元前后，中国之外的诸文明，都被外来文明侵占而灭亡，成为失落的文明。
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因而人们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称呼加以区别。
中国文明是迄今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古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保持中华文明发展的势头，再造辉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西方人的文化战略 西方人很早就将文化运用于战略层面。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面对积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最初几年几乎毫无作为。
后来，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发现政府非常重视历法，王朝更替之初的大事之一，就是“改历颁朔”。
中国的天文历法之学原本非常发达，但明朝政府严禁民间研究历法，此学开始衰落。
传教士提出“文化传教”的策略，以此挫败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并要求罗马教廷多派懂得天文历算之学的传教士、多带天文仪器来华。
随后，又提出与中国天文学者比赛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大获全胜，得到康熙帝赞赏。
中国文化的缺口终于被打开，这是西方势力用文化楔入中国的成功范例。
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和平竞赛”，作为第一个交流项目，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举办一场展览。
苏联在美国举办的是炫耀其宇航技术的展览，美国人看到如此先进的宇航技术非常不安，认为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美国在苏联举办的是介绍美国人家庭厨房的展览，观众目睹美国家庭高品质的生活，自惭形秽，感叹自己白活了
由此对美国大有好感。
其后，美国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派遣文化间谍深入民间，传播贴面舞、脱衣舞等娱乐形式，腐蚀苏联青年，进行文化渗透。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生动地描写了这一背景之下苏联青年的整体堕落。
当时日本某记者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发表系列采访，认为苏联的年轻一代对人类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已经毫不关心，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到美国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美国的渗透最终获得成功，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他们的洲际导弹、人造卫星、航空母舰等，一件也没有用上，美国真正达到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不费一枪一弹，用西方文化彻底瓦解了苏联。
近年，美国人策划的“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其切入点就是文化认同问题。
美国在推行军事、经济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强势冲击各国异质文化，试图用美国文化统一全球文化。
不少经济落后的弱势民族无力抵挡，话语权越来越少，他们的文化正在被遗忘，越来越边缘化。
我国也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我国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婚恋理念等“向西看齐”的趋向不容忽视。
我国已经连续八年离婚率超过结婚率。
深入许多人的理念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想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不少大学生说，遇事不问是非对错，但问是盈是亏。
基督教在民众中尤其是在知识精英中迅速渗透，令人触目惊心。
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前所未有。
法国最早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文化全球化，加速弱势文明的消亡。
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电影市场的60％被美国占据，某些西欧国家则高达80％—90％。
美国对西欧文化的冲击如“铁罐”撞“陶罐”，西欧本土电影严重萎缩，市场所剩无几，国民价值观也随着美国电影的进入而悄然改变，长此以往，后果堪虞。
在美、法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强调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应该等同对待，法国则认为文化产品虽然有商品的属性，但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因此它不是普通商品，不能从属于商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法国人同仇敌忾，把文化的单一化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来加以反对。
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
”“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
”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
20多年前，韩国有学者提出“文化领土论”的观点，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国界在实际上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响划分的领土。
文化影响有多大，实际领土就有多大。
韩国国土虽然不大，但非常重视用文化塑造国家形象，近年不断加快文化输出的力度，成效显著。
三、树立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与自尊 20世纪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全线崩溃，妄自菲薄，甚至追随欧洲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他们认定，人类文明处在同一个坐标之中，西方人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中国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处在这一坐标的低端。
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上述论调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需要彻底澄清。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三大文明起源中心：两河流域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中国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
中国实际上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小米）与南方的水田农业（大米）两大块构成的，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汇与融会，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
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进入巅峰期。
上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北纬30度附近，东西方同时出现巨星级的先哲，如印度的佛祖，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人类文明获得重大突破，我们至今无法超越。
他把中国列入全世界四个“不同寻常的地区”之中，证明中华古文明是得到西方学界认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目睹这场列强之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再盲目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因而鼓励倡导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两大文化体系，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中华为五大洲之最大国，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四千余年历史未尝中断，有四百兆公用的语言文字，有三十世纪前传来的古书，凡此均为“世界莫能及”；又是“世界文明之祖国”中唯一“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的国家，无论是上世史还是中世史时代，中华文明处处堪与欧洲文明匹敌；“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但国民必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
他自称是“伟大国民一分子”，为中华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
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见解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界热衷于文化自戕。
时至今日，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已经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是其产物。
然而在国内，鄙弃中华文化，全方位追慕西方文化者依然不少。
《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
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意思是说，水的蓄积不深，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
在堂上的低洼处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一根芥草那样的船，放一只杯子就搁浅了。
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艘即将扬帆远行的航船，那么，它需要的不是一洼浅水，而是足以负载它的大海，不言而喻，这就是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我们古老的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犹如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四、建立文化战略 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增强向心力，消除离心力，发挥文化独特的功用，这就需要把文化放到战略层面来谋划。
首先，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汇通，正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
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人类的一切。
根据《圣经》的教义，人有“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想做坏事，一刻也不消停，所以人性本恶，因此，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管理。
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文化显示了迥异于西方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救世主，天地之间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性本善，人有良知，灵魂要由自己来管理；通过修身进德，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圣贤。
最近几十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由于上帝的存在得不到科学的证明，西方年轻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锐减，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动摇。
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证明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出了严重问题。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正好解决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必将受到未来西方社会的关注和欢迎。
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尽早从战略高度来谋划文化建设与谋篇布局。
第二，建立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
欧洲人对于自身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与认同，例如对于“文艺复兴”的成就，人人都能娓娓道来。
这既有利于凝聚民心，增强自豪感，也有利于向外部世界传播。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理念，举国西化。
其后，不少日本学者和政要出访欧美，东道主为之安排讲演，希望他们介绍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日本人顿时觉醒到民族文化对于提升国威的重要性，于是转而大力发掘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形象。
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
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自戕，举国上下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极为纷乱，全盘否定者、虚化者依然不少。
热爱者虽居多数，但大多处于自发的、散在的状态，所知不成体系，没有理论深度。
甚至一说中国文化，就是茶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似乎中华民族是只会吃喝，没有思想的民族。
我们应尽快组织力量，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
社会尊奉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是什么
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过哪些贡献
等等。
西方世界的对外行动，包括发动战争、经济制裁、政治打压等，总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切都在道德的旗号下出手，令对方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
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无论是在我们贫穷的时代，还是在崛起的时代，西方政客与媒体无不对我们加以抹黑与丑化。
痛定思痛，我们不能拱手相让，一定要把道德制高点夺回手中。
中华民族自古以道德立国，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特殊贡献，因而能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仁义是贯穿古今、深入民众之心的道德主轴。
有关的论述，经典中多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
中华民族是仁爱为怀的民族，是富于正义感的民族，我们始终反对不义之战。
对这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完美对接。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仁义、礼乐、谦敬、诚信、忠孝、中正、清廉、和谐、荣辱、自律等基本要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强的互洽性，与我们党的理念也有重叠的部分，我们应充分吸收。
当今的世界外交错综复杂，如何巧妙应对
我们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智慧。
《战国策》一书，记载了如何远交近攻、借力发力、分化瓦解、围点打援等，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智慧，对于提升相关人员纵横捭阖的能力，大有裨益，理应成为外交人员的必修课。
第四，文化立国，教化为本。
文化的基本属性不是商品，更不能等同于歌舞娱乐。
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用道德理性、正确的制度与规范引领社会向上。
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所以《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严复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树立人格与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如今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任何一个层次，人格与国性的教育都有一定缺位，使孩子从小只受到个人奋斗的教育，却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
某些为富不仁的商人，造假添毒，危害社会，民怨四起，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
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我国是礼仪之邦，讲究尊老孝亲、善友睦邻、诚信宽厚、礼让自谦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这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解决的，需要从学校、家庭、社区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五，做中华文明的领航者。
中华文明是东亚文明的灵魂，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是祖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强化中华文明领航者领军者的地位，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形象，构筑对话平台，保住海外华人的根，具有战略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