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初学者先看资治通鉴还是史记
资治通鉴属于编年体，他的历物都是按照时间来排布的，先秦的还容易些，秦后的都是很繁杂的历史，一件事他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和时间来写，比如，安史之乱长达八年，资治通鉴写这件事时从755年开始写，只是把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事情写一下，然后写755年唐朝发生的其它人或者事情，756年及之后的安史之乱进程则不写，等把755年唐朝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写完了，再写756年的事情，就这样一点点往后排，把一件事拆的很细很散，往往读到一件事情的结果却忘了原因和经过，所以说他是正统官方史书，跟三国演义不是一个档次，三国演义是白话文言文，并且是一事一述，读得懂三国演义并不一定能读的下资治通鉴。
纵观中国古代史上文人，能将资治通鉴完全通读并且能读懂的据说不超过十个人，就是因为太难读，所以后人编了个通鉴纪事本末。
现代由于印刷术的进步，读的人倒是比较多，但是很多人反映读起来一团浆糊。
你作为初学者，我不觉得你有这个毅力。
史记其实是集史学文学为一体的历史典籍，具有很好的可读性，版本也很多，你可以上当当看看，也不贵。
资治通鉴好的版本价格很贵且分为好多本。
除了史记，我觉得你既然是初学，其实也可以读读东周列国志，这个书也不错。
介绍一下剑桥中国史各卷情况
建议来北大听听课,最近正在讲
了解历史
一、注重更新知识，增强科研意识 历史科目包括内容特别广泛，一定时期的历史就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
因此，历史工作者应多读书，要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懂地理”。
比如读一些马列主义、思想等思想理论著作、文化常识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专业书籍(如《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甚至全部《二十四史》)。
要想具有广泛的知识面，就需要继续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
现代社会强调终生学习观，尤其作为历史工作者，就更应该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科学、人文素养。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历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因此历史工作者的知识要不断更新，不断注意汲取专业知识的营养，做到与时俱进。
同时注意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做到旁敲侧击，触类旁通，要求加强历史、政治和地理的学科交叉，才能形成知识的综合和迁移能力，也才能在备课中见微知著，讲课中深入浅出，才能不断启迪心智，培养创造思维。
除此之外，历史工作者在新课改过程中还要不断增强科研意识，及时把握当今史学发展动态和了解史学的新成果，同时能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吸收到历史研究中去，深化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水平，不断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在培养历史思维能力方面有所突破。
二、有开放的思维和思想见解，具有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历史教师头脑要活，观点要新，要与时俱进，把握历史和时代发展的主题。
要史论结合，允许和鼓励有不同观点和见解，培养自己发散思维和辩证看待历史观象和问题的良好习惯。
三 提高语言表达技能，顺畅表达自己见解 正所谓历史是有情感的个人和集体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进行的活动。
历史是过去时，但不是死的，而是活着的昨天，遗忘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工作者要想方设法创设情境来一场“穿越”回到那段历史发生的年代，体味历史人物面临的血雨腥风，体验重大事件的艰难曲折。
就是要学会培养角色意识，充满激情地讲故事。
学者李剑鸣说过“历史本来就是一种故事，历史学家本来就是讲故事的能手”这样才能展现史学的魅力。
高校的历史大师无不将深奥的道理娓娓道来，这也是大师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感。
提高语言表达技能首先要区别口语和书面语，口语让人一听就懂，书面语咋一听可能不懂，当看了就懂。
历史教育要讲究通俗化，运用大众语言，深入浅出。
四、具有面向世界的历史观和全球视野。
在当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历史工作者应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培养自己的全球意识，加强对自己的国际理解教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
认识到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清楚，在当今世界，解决不同文明和文化冲突、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宽容理解、平等对话和谈判，而不是暴力冲突。
同时还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尊重和珍视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五 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一定的业余技能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历史学的观念却又很多版本，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研究历史的历史工作者是现实中的人，可以允许有自己的爱好的喜恶。
一个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无疑是受到欢迎的，这无疑对于传达自己的历史见解是有好处的。
六 正直 治史的任务实际上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前者以确定事实为主，后者侧重探索原因，但回答这两个问题，都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即史料，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直观性，既无反复，也无法验证，因此历史的认识是具有间接性的。
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治史的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中心地看待问题，处理好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关注过去的同时要在现实面前保持独立的意识，努力突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重重阻隔，力求准确的了解过去。
但由于历史学家归根到底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并且由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私。
应该怎么看待偏私这个问题呢
作者认为，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承认和正视偏私问题。
第二，尽力抑制偏私的作用，尽力抑制偏私是为了尽力做到公正，因而研究者应该保持中性的立场，慎重地审查自己观察历史的视角和用来解释历史的资源，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
七 研究技能 首先要肯定的是，史学的核心任务是建构历史解释，人们所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解释的结果。
治史的过程是一个阐释的过程。
而理解是历史解释的前提，是构建历史解释的关键。
陈寅恪曾说，对前人的思想和行为要抱有一种了解的同情，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解释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历史事实，在这个基础上阐释事实的意义，历史事实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需要史料支持的，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是史家认识和重建过去的中介。
所以史学家要有泛史料意识，要注重对史料的解读，从文本考辩和意义阐释上下功夫。
是不是拥有了史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当然不是。
在对史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思路就是既要有所继承，又要突破创新。
两者既是相辅相成，又具有特别的张力。
要学有所成，便要注意两者的平衡。
利用好二手文献对于充分的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二手文献的旁杂性又时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对待二手文献比较可取的办法，作者认为，应该是交代各种不同的意见，认真比较各种说法，然后可以采用其中的某种观点，并说明取舍的依据，也可以不接受任何一种看法，转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带着问题去做研究则是学术创新的关键，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素质，首先表现为提出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的方向主要有“提出新问题”和“就老问题阐发新见解”。
而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依托一定的知识框架，并符合史学的范式要求，否则就只能是伪命题或者非历史问题了。
求几首怀古古诗，并附有简单赏析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宋•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思想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写作者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 二、写作者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六十四岁时，被召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这以前，辛弃疾被迫退居江西乡间已有十多年了。
起用他的是执掌大权的韩侂胄。
因为那时蒙古已经崛起在金政权的后方，金政权日益衰败，并且起了内乱。
韩侂胄要立一场伐金的大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起用了辛弃疾作为号召北伐的旗帜。
第二年（1204），任他作镇江知府。
镇江在那时濒临抗战前线。
辛弃疾初到镇江，努力作北伐的准备。
他明确断言金政权必乱必亡。
他又认为：南宋要取得对金作战的胜利，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他曾对宋宁宗和韩侂胄提出了这些意见，并建议应把对金用兵这件大事委托给元老重臣。
这无疑是包括辛弃疾在内的。
可是韩侂胄一伙人不但不能采纳，反而有所疑忌不满，他们借口一件小事故，给他一个降官的处分。
开禧元年（1205）索性把他调离镇江，不许他参加北伐大计。
辛弃疾二十三岁从山东起义南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在南方呆了四十三年，开始遭到投降派的排挤，现在又遭到韩侂胄一伙人的打击，他那施展雄才大略来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落空了。
这就是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一开头就从镇江的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说起。
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皇帝，他在南京建立吴国的首都，并且能够打垮来自北方的侵犯者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
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怀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孙仲谋（即孙权），只是现在已无处可寻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
“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字。
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平定叛乱。
“想当年”三句，颂刘裕率领兵强马壮的北伐军，驰骋中原，气吞胡虏。
作者借这些京口当地的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隐约地表达自己的抗敌救国的心情。
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几句也是用历史事实。
“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儿子。
他不能继承父业，好大喜功，听信王玄谟的北伐之策，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一败涂地。
封狼居胥是用汉朝霍去病战胜匈奴，在狼居胥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祭天大礼的故事。
宋文帝听了王玄谟的大话，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辛弃疾用宋文帝“草草”（草率的意思）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从事的深切鉴戒。
“仓皇北顾”，是看到北方追来的敌人张皇失色的意思，宋文帝战败时有“北顾涕交流”的诗句。
韩侂胄于开禧二年北伐战败，次年被诛，正中了辛弃疾的“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四十三年”三句，由今忆昔，有屈赋的“美人迟暮”的感慨。
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至开禧元年在京口任上写这首《永遇乐》词，正好是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两句，是说在京口北固亭北望，记得四十三年前自己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斗争。
（“路”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
）后来渡淮南归，原想凭借国力，恢复中原，不期南宋朝廷昏聩无能，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如今过了四十三年，自己已成了老人，而壮志依然难酬。
辛弃疾追思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佛狸祠下”三句，从上文缅怀往事回到眼前现实，使辛弃疾感到惊心，长江北岸瓜步山上有个佛狸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留下的历史遗迹。
拓跋焘小字佛狸，属鲜卑族。
他击败王玄谟的军队后，率追兵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宫，这就是后来的佛狸祠。
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神鸦”是吃祭品的乌鸦，“社鼓”是祭神的鼓声。
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三句，表示自己的隐忧：如今江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
这正和陆游的《北望》诗所谓：“中原堕胡尘，北望但榛莽。
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
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
”彼此意思相同。
辛弃疾这首词最后用廉颇事作结，是作者到老而爱国之心不衰的明证。
廉颇虽老，还想为赵王所用。
他在赵王使者面前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作的饭、十斤肉、又披甲上马，表示自己尚有余勇。
辛弃疾在这词末了以廉颇自比，也正表示自己不服老、还希望能为国效力的耿耿忠心。
辛弃疾词多用典故——“掉书袋”。
岳飞的孙子岳珂著《桯史》，就说“用事多”是这首词的毛病，这是不确当的批评。
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辛弃疾原有许多词是不免过度贪用典故的，但这首词却并不如此。
它所用的故事，除末了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眼前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应有的内容，和一般辞章家用典故不同。
况且他用这些故事，都和这词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就艺术手法论，环绕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用许多史事，以加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宋词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这首词的长处。
杨慎《词品》谓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
这是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语。
桂枝香•金陵怀古 宋﹒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写于作者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时。
词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无聊之时颐情自然风光的情怀。
全词开门见山，写作者在南朝古都金陵胜地，于一个深秋的傍晚，临江揽胜，凭高吊古。
他虽以登高望远为主题，却是以故国晚秋为眼目。
正、初、肃三个字逐步将其主旨点醒。
以下两句，借六朝谢家名句解道'澄江净如练'， 令人长忆谢玄晖之意，点化如同已出。
即一个似练 ，一个如簇 ，形胜已赫然而出。
然后专写江色，纵目一望，只见斜阳映照之下，数不清的帆风樯影，交错于闪闪江波之上。
细看凝眸处，却又见西风紧处，那酒肆青旗高高挑起，因风飘拂。
帆樯为广景，酒旗为细景，而词人之意以风物为导引，而以人事为着落。
一个背字，一个矗字，用得极妙，把个江边景致写得栩栩如生，似有生命在其中。
写景至此，全是白描，下面有所变化。
彩舟、星河两句一联，顿增明丽之色。
然而词拍已到上片歇处，故而笔亦就此敛住，以画图难足一句，抒赞美嗟赏之怀，颇有大家风范。
彩舟云淡， 写日落之江天；星河鹭起，状夕夜之洲渚。
下片另换一幅笔墨，感叹六朝皆以荒淫而相继亡覆的史实。
写的是悲恨荣辱，空贻后人凭吊之资；往事无痕，唯见秋草凄碧，触目惊心而已。
门外楼头， 用杜牧《台城曲》句加以点染，亦简净有力。
词至结语，更为奇妙，词人写道：时至今日，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
此处用典。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唐贤小杜于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句，词人复加运用，便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千古弥永。
七绝•步王安石《题乌江亭》 破釜沉舟气壮哉，虞骓死别意依徊。
包羞忍耻常人愿，项羽本非争霸才。
《题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以词著称，有较高的艺术造诣。
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
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
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
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
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
后人有《漱玉词》辑本。
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辞海》1989年版） 这首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作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
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南宋统治者不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抛弃中原河山，但求苟且偷生。
因此，诗人想起了项羽。
项羽突围到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急速渡江，回到江东，重整齐鼓。
项羽自己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便回身苦战，杀死敌兵数百，然后自刎。
诗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
全诗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
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元代济南（今属山东）人。
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
复职后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
后因上疏谏元夕内庭张灯得罪，辞官归隐，屡召不赴。
1329年关中大旱，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忙于赈灾事宜，积劳成疾，任职仅四个月，死于任所。
张养浩能诗，尤长于散曲，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
著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主要是归隐期间的作品，反映了乐于隐居思想，有时也流露出对官场的不满。
晚年目击人民的苦难，写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格调较高。
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就是其中之一。
《山坡羊•潼关怀古》是作者路过潼关时写的。
《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
登天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
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
《山坡羊•潼关怀古》从潼关形胜写起，题为怀古，实为伤今。
其揭露、批判的锋亡，指向历史上历朝累代的统治者，更指向当时的元朝统治者。
作者先从潼关形胜写起。
第一句写山，潼关东有崤山，北有中条，西接华岳三峰，形势险要，诗人只用峰峦如聚作形象的描绘。
一个聚字，不仅写出峰峦的众多，而且赋予众多的峰峦以生命和意志，从而表现出它们向潼关聚集的动势。
那许多峰峦，仿佛为了同一目的，从不同的方向奔来，拱卫潼关。
第二句写河。
潼关所俯视的洪流，就是黄河。
黄河从龙门直泻而来，汹涌澎湃，奔赴关下，诗人所见的就是这种情景；但他也未用纪实的表达形式，而只用波涛如怒作形象的描绘。
一个怒字，不仅概括了黄河波翻浪涌、奔腾咆哮的气势，而且赋予它以生命和感情。
它为什么发怒呢
这就给读者打开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第三句山河表里潼关路，便总括山、河，归到潼关。
这一路字，表明诗人此时正行进在潼关路上，那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的景象，都是他亲眼看见的，因而都涂上了他的感情色彩。
他在潼关路上行进，其目的地，就是用潼关作东方屏障的西都。
因此，在看清了眼前的潼关形胜之后，自然要遥望西都了，潼关路三字，既收束上文，又为向望西都过渡架好了桥梁。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表里山河，必无害里。
注云：晋国外河有内山。
表，外也；里，内也。
这里以山河表里形容潼关，极言潼关内有高山，外有大河，形势险要，为兵家所必争，关系着在关中建都的那些封建王朝的兴亡。
因此，当诗人在潼关路上望西都的时候，自然就想到历代的兴亡了。
关中，曾经有四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王朝那里建都，历时达千年之久。
那些都城，可以统称西都。
在本曲中，张养浩仅举秦汉，以代表在那里建都的所有王朝。
当他望西都之时，由于想到了那许多王朝的兴亡带给老百姓的苦难，心情很沉重，所以接着说意踌蹰。
这里在前面加一意字，形象地表现了心潮起伏，思想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
下面写意踌蹰的原因和内容。
伤心秦汉经行处一句，上承望西都，下启宫阙万间都做成了土。
所谓处，指的正是西都。
诗人在潼关路上遥望西都，想到了秦人在那里经行，看见的是宫阙万间；汉人在那里经行，看见的是宫阙万间；隋人唐人在那里经行，看见的是宫阙万间。
可现在呢
宫阙万间都做成了土啊
此所以望之伤心也。
当然，作者并不是说汉人经行时所见的宫阙万间，也就是秦人经行所见的宫阙万间。
凡读过秦汉史的人，都知道秦都咸阳的宫阙万间，已随着秦朝的灭亡化为焦土；汉都长安的宫阙万间，是汉朝兴起后修建的。
此后，王朝有兴有亡，宫阙又有成有毁。
在张养浩的时代，西都的宫阙万间，早已都做了土；而元朝的京城大都，又修起了宫阙万间。
宫阙万间修了又毁，毁了又修，剥夺了大量民脂民膏，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苦。
住在宫阙万间里的穷奢极欲、作威作福的达官贵人，更给百姓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苦。
诗人从望西都所激起的情感波涛中理出了这样的思路，并循着这样的思路，倾吐出惊心动魄的诗句：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无数个王朝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百姓之苦依然如故，甚至有增无已。
那么，怎样才能挖掉百姓的苦根呢
诗人当然还找不到答案，却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对立，敢于为百姓的苦难大声疾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首小令遣词精辟，形象鲜明，于浓烈的抒情色彩中迸发出先进思想的光辉，在元散曲，乃至整个古典诗歌中，都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山坡羊•骊山怀古》[中吕] （元）张养浩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
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 赢，都变了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注释】： 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杜牧《阿宫殿》：“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
” 阿房一炬：阿房宫，秦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阿房村。
《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两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后项羽引兵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见《史记•项羽本纪》。
故杜牧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阿房宫赋》）之叹。
萦纡：形容水流回旋迂曲。
列国：各国，即周、齐、秦、汉、楚。
【赏析】： 此曲揭示封建统治者因荒淫奢侈和争权夺位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
触目伤怀，引史为证，感情痛切，风格沉郁。
结论 古代咏史诗文化内涵浅谈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古代诗歌辉煌的成就。
在诗歌的海洋中，诗歌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结合，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咏史诗。
应该说，有了诗歌的出现，咏史诗也就相伴而生了，《诗经》中的许多篇目已初具咏史诗的规模与气象，如我们熟知的《王风•黍离》，是诗人路过宗周故都，看见黍（谷子）稷（高粱）都很茂盛，引起无限感慨、忧思之诗。
《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
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反复咏叹，盖“追怨之深也”。
据考证，最早以“咏史”为诗命题的当属东汉班固。
他的《咏史》诗以西汉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为题材。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通过对比，热情歌颂了不畏皇权、勇于救父的少女形象。
到了唐代，既是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咏史诗的丰收季节。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中、晚唐时期，因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咏史诗的创作在选材、立意和写作技巧上都呈现出新的风貌，产生了众多的咏史杰作。
唐以后，诗人们继承发扬了这一诗歌传统，历代都有名家佳诗出现，成为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咏史诗在行文上大都包括述史和咏怀两部分，多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融合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
立意上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作者阅尽沧桑之后的沉思，蕴涵了深沉的昔盛今衰、怀古伤今的忧患意识。
如李白的《越中览古》，通过勾践灭吴后“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与“只今惟有鹧鸪飞”的鲜明对比，将昔日繁盛与今日凄凉的强烈反差呈现在读者面前。
身处盛世的诗人能写出抒发黍离之悲的文字，足见诗人对国运的深深关切。
二是讽刺当政者的荒淫无道，以资政道。
李商隐《北齐二首》（其一）：“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诗人用“超前夸张”的手法，把“玉体横陈夜”与“周师入晋阳”两件事扯到一时，着眼于荒淫失政与失国的必然联系，自然引人深思。
三是表现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寂寞、苦闷情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诗人，不得遇如燕昭王一样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登幽州台时不禁产生“怀古之幽情”。
失意怅惘之情，抑郁不平之气，喷涌而出，读后自有广泛的共鸣。
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指出，咏史诗的写作在思想内容上要“出己意”，即言他人所未言，翻新求异。
因此，这一类文字以其独到的视角和睿智的见解，给读者以更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楚霸王项羽兵败之事，杜牧言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乌江亭》）在此诗中，杜牧否定其兵败自杀，与一般人赞赏其“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毅然自刎是截然相反的。
而王安石却又在杜牧翻案文章的基础上，又加以翻案，“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不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乌江亭》）杜诗力主“包羞忍辱”，而王诗则力主“审时度势”。
从写法上看，咏史诗也有一些鲜明的艺术特征与风格。
其一，叙议结合。
这类诗歌，一般都是先对历史事件进行高度的概括与提炼，再加以议论点评，阐发历史观和抒发情怀。
杜牧的《赤壁》是其典型之作，“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前两句煞有介事地说自己在水底沙中发现了一支折断的铁戟，后两句在此基础上生发议论，故作偏激之语，把周郎胜利的原因归到东风之上。
此中真味，无非是借史事倾吐怀才不遇的不平，抒胸中块垒。
罗隐的《西施》主要是通过精辟的议论，一反历来将国家衰亡归罪于“女祸”论调，具有鲜明的进步历史观。
“越国亡来又是谁
” 可谓是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其二，情景交融。
以景显情，寓情于景，使咏史之作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此诗没有直接涉及人事的文字，而是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
寂寞的潮水，多情的明月，伴着曾经繁华豪奢的一座“空城”。
句句景语即情语，虽无议论，但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箫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情。
杜甫《蜀相》的前四句描绘了一幅芳草自绿、黄鹂空啼的凄清冷落之景，后四句借歌颂诸葛亮的才智、功业、德操，表达壮志难酬的自伤之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其三，对比婉讽。
我们知道，对比的恰当运用，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刻。
在咏史诗中，对比是多方面的。
宋代李觏在《读长恨辞》中，把唐玄宗对杨贵妃与将士之死的不同态度对比，“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讽刺其荒淫误国，不恤民命。
刘禹锡笔下的“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是楼台“万户千门”与“成野草”的昔盛今衰的对比，从而引发了对失国因由的思考，“只缘一曲后庭花”。
李商隐《贾生》中将“重贤”、“求贤”与“问鬼神”的人事对比，抒发自己遭衰世、沉下僚的深沉感慨。
杜牧在《题桃花夫人庙》）一诗中，将桃花夫人（息夫人）忍辱苟活与绿珠刚烈就死的人物命运遭际两相对照，“至竟息亡缘底事
可怜金谷坠楼人”不着一字褒贬，“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
【200分+追加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1000字论文
这个论文好难啊，我们老师也出了个类似的，以下是我原来参考的资料，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祝楼主考试成功 阎步克先生所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简称《士大夫》)，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5月出版。
读毕静思，感到这确是一部好书。
众所周知，“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体，它介于帝王与庶民之间，构成统治阶级的主体，操作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发挥着不可或缺又无可替代的政治功能，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性质和传统。
这种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谓“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一书所研究的便是这一政治形态的演生过程。
毫无疑问，这是个重要而又有趣的课题。
学人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研究，成果甚丰。
《士大夫》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不仅表现为作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揭示出一些新的史实，还表现为作者选定了“政治文化”作为切入角度，并采用了“社会分化”即“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分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而对士大夫政治及其演生过程做了横向和纵向的系统说明。
作者一开始就声明：“我们的讨论将要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
”(第一章第一节)因此，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问题的专著。
近几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出版了不少，其中也有从文化角度分析古代政治及其演变的，但明确提出以中国古代政治文比作为研究对象的，在《士大夫》以前尚未见到。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并不是在已有的学术领域之外再增加一个新的领域，而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几个相邻领域进行新的观察。
这几个领域包括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等，它们各自都是独立学科，都是一门专门学问。
而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部分，因为存在于这些关联中的那些现象和规律，在上述各学科领域的孤立研究中是很难发现和进行分析的。
《士大夫》一书的新意大多由此产生。
“政治文化”是个现代政治学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 G· A，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次使用，此后很快流行开来。
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
”(阿尔蒙德、鲍维尔合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西方政治学家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S·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
”中国学者的解释也由此而来。
他们说：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政治文化”条)这个概念对历史学家不无启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
比起“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等概念来，“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或“民族”，其中不仅包括“精英”，也包括“大众”，因而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上述定义好像过于现代化、西方化了，用来观照中国历史，总有隔膜不适之感。
我注意到阎步克先生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时对它做了重新界定，指出“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它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象和问题。
做出这种处理，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以，书中的“政治文化”一词，主要是指称一些“形态”或“模式”，即“政治文化”的精致化了的结晶物，诸如“礼治”、“法治”等。
对这些概念，任何粗通中国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它们对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古代前期的政治传统非常重要。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解释这些概念，而忽略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内容，显然不能充分揭示其底蕴。
在《士大夫》作者看来，所谓“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形态”，它们在思想、政治和制度的有机关联中体现自己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书中有大量关于政治斗争和制度变迁的叙述，从而有异于其他许多古代思想史论著。
不过，在作者的定义中似乎还应加上“社会风俗”一项。
因为基于特定物质生活形态而形成的社会风俗、观念及政治心理、态度和期待，显然是各种“政治文化模式”赖以结晶、升华的深厚土壤。
就本书的框架来说，这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作者把“俗”视为与“法”对立的另外一极。
关于“社会分化”理论，作者也在第一章中做了说明：“社会分化……是这样一种社会过程：它的推进将导致社会的不同领域、系统以及相应的角色、群体、组织、制度、规范、价值等等的不断增值。
这些要素分化开来之后，随即就显示出各自特有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具有了自主性和专门性，并将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整合形态。
”通过用这样的框架来“透视”中国古代士大夫，作者发现，他们同时兼任着“知识分子”和“官僚”两种角色。
这和高度分化的西方社会的情形明显不同，因而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但这种“二重角色”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并非自初已然，而是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在这之前，“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官僚角色之间，曾经有过相当充分的分化与分离”。
全书的分析正是由此展开的。
历史学家，尤其是指中国古代历史者，如何使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认为，在适当层次和规模的课题中，我们应当让这些概念为我所用，因为它们常常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灵感。
当然，思想不能代替功夫，理论分析要以丰富的史料、精确的考证、确凿的史实为基础。
因此，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时，应力避生搬硬套，防止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80年代以来，涉足此道者不少，在史学界获得好评者却不多，问题往往出在这里。
《士大夫》一书在这方面的尝试，我认为很有意义，其中许多操作方法值得借鉴。
例如，作者在解析“士大夫政治”时充分发挥了“社会分化”这一术语，由此对儒生与文吏的分合，对“法”、“礼”、“俗”的三分，以至于对“和而不同”的命题，对“文质”理论等都作出了新的解释，并通过这种解释，把这些过去看来是互不相干的问题都联系和勾通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声称，在使用某些来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时，他并末严格遵循那些概念的本来含义，而是将之与中国固有语词结合起来，从而做了颇大的引申和发挥。
在私下交谈中，作者也曾说过，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如果看到他是从“政统”、“亲统”、“道统”的这种区分上使用“社会分化”这一术语的，“一定会大吃一惊”。
全书除第一章《问题与前提》和第十一章《结论与推论》外，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二至第五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秦以前士大夫政治的前身及其政治文化传统；第六至第十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秦至东汉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迁，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
第一部分的论述意图，是对秦汉间儒生和文吏的对立作溯源的考察。
汉儒主张儒生治国，亦即主张“君子治国”、“礼教治国”，而这正是周代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
对西周的“礼治”，以往学界阐释极多，而本书提出的“礼”在分化程序方面处于“俗、法之间”，在分化形态方面表现为“政统”、“亲统”和“道统”的“三位一体”，古人用来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理念是“和而不同”等观点，则是前人未曾论及的。
这一解说涉及对仁与义、乐与礼、和与敬、亲与尊等成对概念的新认识。
作者曾声明，他将把“士大夫政治”的实质理解为“一种处理社会分化问题的独特模式”。
在这一视角中，“法治”代表一种纯政治的秩序，而“礼治”则代表一种更大的、更具混融性的文化秩序，它把亲缘系统和文教系统规则、目标和角色，与政治秩序有机地融为一体。
对这一论点，陈来教授曾评价说：“确实值得深扣而细昧之”。
(《古代的宗教和伦理》，第285?86页)“和而不同”理念被作者看成是中国人对分化现象的一种独特回应，即立足于万事万物的既成分化，而力图在其间建立一种互渗互补、相济相维的关系。
具体到理想治国角色的设计上，“礼治”求助于“君子”，“君子”角色被解析为君、亲、师的三位一体，而“法治”则纯倚法吏为政。
由此，作者使礼与法、王与霸、刑与德等的对立，与周代士大夫阶层衰微后出现的学士和文吏的分化对立，联系起来了。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把“秦政”与王莽“新政”置于对极的位置，“汉政”模式则处于二者之间，并从单纯的理性行政和军政效率不足以整合那个拥有特定传统的社会这一点上，来解释“秦政”模式的失败；从“礼治”的较低合理化(行政理性)程序这一点上，讨论了王莽“新政”的失败。
其中对“文质”理论的发挥尤为有趣。
“文质”论本是中国古代关于文明与进化的重要理论，但以往思想史家对它的关注却相当有限。
秦汉史研究者多从“用刑”还是“用德”来讨论秦政之失，但在《士大夫》作者看来，这甚至没有达到汉儒的思考深度。
作者指出，汉懦是从文明与进化的视角，来俯瞰局秦间的政治文化变动的。
三代社会由“质”而“文”，剧烈的社会进化和分化造，成“文烦”的病态——赏罚爵列的穷极繁多，因此才出现秦政之“文弊”’也是因此，他们才有了“反质”的呼吁：从社会分化程序较低、较原始的状态中，求得对文明病态的救治之方。
具体说，就是以更具混融性的“君子”和“礼治”，取代充分分化了的文法吏和“法治”。
特别是，汉儒以“尊尊”、“等差”释“文”，以“亲亲”、“和爱”释“质”，而本书正是以“尊尊、亲亲、贤贤”的“和而不同”来解说“礼治”的。
这就意味着，“文质”理论与礼乐、礼法等概念，以及“和而不同”等命题，在本书框架中有着内在相关性。
而且，作者还指出，法家主“文”(文法、文吏之“文”)，儒家主“文质彬彬”，而道家主“弃文反朴”，那么秦之“法治”、汉初“黄老之治”、汉儒所倡之“礼治”，便都表明了它们与“文质”论的息息相关。
在儒生、文吏问题上，余英时曾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论循吏主教化、酷吏主法令。
而本书作者则进而讨论了儒、吏分化的根源，以大量史料揭示了汉代儒、吏融合的进程，并进而把这种融合进程所形成的“学者——官僚”角色，视为“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由此，本书就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展示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儒、吏问题的意义。
总之，全书论点鲜明，思，路清晰，微观考证和宏观分析都有许多精彩之处，可信度高，启发性强，文字表达技巧也相当好，很值得一读。
当然，《士大夫》作者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因而有些观点和分析便有可以见仁见智之处。
例如，作者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概括为“礼治”，其中的“礼”是广义的，可进而分为“礼”和“乐”两个方面，而“礼”和“乐”又分别对应着“义”与“仁”、“文”与“质”、“敬”与“和”等，在这一视角中，“礼”和“仁”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而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礼”和“仁”也可以被看作是两个并重的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
说它们相互依存，是因为二者密不可分，“仁”是礼的精神，“礼”是仁的体现。
说它们相互对立，是因为它们各自固有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礼”的发展趋向于具体化、规范化、法典化，“仁”的发展则趋向于抽象化、心性化、玄学化。
这一认识符合因而也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以下事实：中国政治文化的整个演进历程明显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不仅有礼法制度发达的一面，也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存在和发展，而此二者的“相异相维”也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政治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