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其人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
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
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
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
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
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
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
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
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
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
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
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
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
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
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
“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
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
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
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
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
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
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
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
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
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
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
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
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
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
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
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
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
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
编印《老百姓》旬刊。
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
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
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
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
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
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
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
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
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
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
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
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7年,发表《息壤考》。
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
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
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
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
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
《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
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
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
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
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
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
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
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
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
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
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
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
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
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复旦博雅杯的问题
白寿彝版中国通史是不错的经济、政治、民族军事等等都有，还是比较全面的。
我看过一部分，不过没有看完。
而且也比较好买，较大的书店都有，图书馆一般也有，我老爹买了套我只看过部分，挺专业的，挺权威的，挺深的
里面历史政治的评论还是有独特见解的。
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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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想看古代科技建议可以分出具体科目读。
比如古代军事类，科技类等等的丛书，这样比较具体化，专业化。
这类书往往比《中国通史》要具体的多，读起来也过瘾。
西汉时期谶纬学说对法律有何影响
谶纬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学说。
主要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及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
它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
魏晋后日渐衰落，刘宋后谶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 》等辑本存世。
谶纬之书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所谓的“谶纬”，其实是“谶”与“纬”的合称。
“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
谶有谶言、图谶等形式，如“亡秦者胡也”即为秦代的一句谶言。
“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
东汉时流传的“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皆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 。
谶大概起源于先秦时期，《左传》中就有一些谶语的记载。
纬则较为晚出，通常认为出现在西汉。
后来谶、纬逐渐合流。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
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
当时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甚至也要向谶纬看齐。
谶纬在汉代的流行，是与汉代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泛滥分不开的。
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
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渐衰。
由于谶纬本就是人为制作的，可以被一些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以后屡加禁止。
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
谶纬充斥着浓重的神学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很快就从经学中被剥离了出去。
但谶纬中并非全是荒诞的东西，其中还含有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此外，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即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
汉代思潮下：谶纬与反谶纬纬则是一种解经的方式，即用一种神秘的方式来解释儒家经典。
“纬，织横丝也。
”指经的支流，是由经典所衍生出的意义解释。
谶是用神秘隐晦的预言以决吉凶，《说文解字》曰：“谶，验也。
”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来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
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数术之言，即不知作者为谁，因附合以神其说，迨弥传弥久，又益以妖佞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之。
清代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谶纬条有云：纬者，经之纬也，亦称谶。
顾颉刚先生在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谶纬的造作》中亦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象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
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
严格意义上的谶纬起自汉哀帝、平帝时期。
天人感应在董仲舒那里，其目的主要是革命性的。
所谓革命，就是说，上天降灾异以表明其命，人主当顺应天命，变革旧政。
观汉元帝、成帝两朝，儒家多以灾异以诫惧人主，人主亦降诏自省求言。
至哀、平间，大概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汉朝的统治已失去人心，仅仅谈革命不足以拯救这种局面，于是，天人感应思想转为讲受命，期望一新的王者来受命以救时难。
可见，哀、平间，汉已失民心，于是受命代汉之要求出现，但又不能直言其事，于是假托神秘隐晦之语表达民心，谶纬的实质正在于此。
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这表面上是承认谶纬之学的政治地位，即将谶纬之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其实质不过是通过公开图谶的定本，以禁绝图谶的新的造作与损益。
谶纬对汉代思想界的影响同样是十分广泛，特别是对经学的影响。
《白虎通德论》，又叫《白虎通义》或简称《白虎通》。
《白虎通义》全书共分4卷，书中除征引六经传记外，杂以谶纬，将今文经学与谶纬糅合一起，十分典型地体现出东汉正统思想的特点。
这本书可以说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标准教科书。
该书以名辞解释的形式，对儒教的许多问题，从今文经学的立场予以了解释。
由于谶纬在当时被尊为“秘经”、“内学”，认为是孔子的心传，微言大义所在，是儒学的精髓，所以《白虎通》一方面以今文经学为主，另一方面又大量征引谶纬，而且是先引谶纬，后引经书。
白虎通论天与帝王之受命天子者，爵称也。
爵所以称天子何
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
”《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
”帝王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
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
《白虎通》则是从帝王受命的角度来理解天子之为爵称。
以为天子之为天子，乃是得天之命，甚至与帝王之优劣无关。
这与公羊家的意趣迥然不同，公羊家是贬帝王为爵，而以谶纬思想为主体的《白虎通》则是尊帝王为天。
白虎通论灾异与符瑞：天所以有灾变何
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援神契》曰：“行有点缺，气逆干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
”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
白虎通论阴阳五行与社会伦理男不离父母何法
法火不离木也。
女离父母何法
法水流去金也。
君有众民何法
法天有众星也。
长幼何法
法四时有孟、仲、季也。
朋友何法
法水合流相承也。
朋友合流相承也。
不娶同姓何法
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
丧三年何法
法三年一闰，天道终也。
反谶纬思潮郑兴传：“帝(光武)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
’兴对曰：‘臣不为谶。
’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
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
’帝意乃解。
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 尹敏传：“帝(光武)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
’帝不纳。
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
’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从此沈滞。
”桓谭传：“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光武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
’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 东汉反谶纬思潮之集大成者为王充。
王充论天道自然： 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
……使应政事，是有为，非自然也。
（《寒温篇》）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谴告篇》） “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
”（《明雩篇》）王充疾虚妄的方法：考之于心，效之于事。
评价汉武帝的诗
汉帝国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寂寥、童话般华丽的封建王朝，对于今天的东亚人，这个伟大的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值得我们去追忆与品味；总之：第一帝国无愧于“强汉”、“隆汉”与“雄汉”等诸多盛誉； 威震寰宇、煌煌盛大的汉帝国受到后世东方文明的推崇与景仰，从下面的贴图我们可以发现今学家笔下的汉代史观。
汉帝国（约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东亚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帝国。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
公元25年，皇族刘秀重建汉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汉代共历24帝，四百零六年，在世界历史上：汉帝国以国力强大、对 外 扩 张、持久的强盛统一而称誉世界，其疆域“东抵太平洋、西到帕米尔高原、奥克苏斯，南包整个印度支那、北及安加拉河，中西伯利亚”；帝国孝武皇帝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国家。
一个壮阔的王朝背影给我们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敬仰与尊崇，伴随强大帝国而生的伟大帝王是值得我们去撩发“思幽古之情”的，刘彻就是这样的“天之娇子”，是他还让我们日渐倾颓的大和民族在迷失中依然保留着一丝高贵与雄健，是他还让大和民族可以去触摸一个伟大的帝国的背影，是他还让我们贫瘠的血管里流淌着“血 性与勇武”.... 日本人眼中的汉朝和汉武帝“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当强大的大汉帝国坍塌于国内强大割据力量的争斗时，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古代国度中的光荣与梦想结束了，当“匈奴刘氏贵族”崛起于代北时，“华夷之辩”的魔咒在凛冽的朔风中开启，这些与汉武帝有点关系的草原雄鹰似乎也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汉武帝”似的诠释：征服、再征服
赛贤斋主人曰：帝国兴盛万国朝， 华夏运昌多英豪。
自强方能臣强寇， 神州复兴靠吾曹。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
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
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
《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
“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
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
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
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
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
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
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
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
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
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
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
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
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
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
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
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
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
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
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
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
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
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
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上叹息曰：‘善。
世岂有此人乎
’”(《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
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秋，马生渥洼水中。
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幸缑氏，遂至东莱。
夏四月，还祠泰山。
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
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
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
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
’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
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
’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
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
圣王之事，兢兢翼翼。
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
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
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
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
”(《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
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
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
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
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
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
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
”（《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
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
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
汉武帝刘彻写过什么诗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
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
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
《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
“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
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
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
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
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
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
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
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
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
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
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
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
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
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
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
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
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
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
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
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
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
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
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上叹息曰：‘善。
世岂有此人乎
’”(《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
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秋，马生渥洼水中。
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幸缑氏，遂至东莱。
夏四月，还祠泰山。
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
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
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
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
’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
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
’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
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
圣王之事，兢兢翼翼。
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
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
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
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
”(《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
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
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
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
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
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
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
”（《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
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
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