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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人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是机的诞生地，早在1962年就研制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比起号称机器人的日本起步至少要早五六年。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美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的机器人强国之一，基础雄厚，技术先进。
综观它的发展史，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由于美国政府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期间，并没有把工业机器人列入重点发展项目，只是在几所大学和少数公司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对于企业来说，在只看到眼前利益，政府又无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宁愿错过良机，固守在使用刚性自动化装置上，也不愿冒着风险，去应用或制造机器人。
加上，当时美国失业率高达6．65％，政府担心发展机器人会造成更多人失业，因此不予投资，也不组织研制机器人，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错误。
7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和企业界虽有所重视，但在技术路线上仍把重点放在研究机器人软件及军事、宇宙、海洋、核工程等特殊领域的高级机器人的开发上，致使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后来居上，并在工业生产的应用上及机器人制造业上很快超过了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
进入80年代之后，美国才感到形势紧迫，政府和企业界才对机器人真正重视起来，政策上也有所体现，一方面鼓励工业界发展和应用机器人，另一方面制订计划、提高投资，增加机器人的研究经费，把机器人看成美国再次工业化的特征，使美国的机器人迅速发展。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大厂家应用机器人的技术日臻成熟，第一代机器人的技术性能越来越满足不了实际需要，美国开始生产带有视觉、力觉的第二代机器人，并很快占领了美国60％的机器人市场。
尽管美国在机器人发展史上走过一条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应用开发研究的曲折道路，但是美国的机器人技术在国际上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其技术全面、先进，适应性也很强。
具体表现在： （1）性能可靠，功能全面，精确度高； （2）机器人语言研究发展较快，语言类型多、应用广，水平高居世界之首； （3）智能技术发展快，其视觉、触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已在航天、汽车工业中广泛应用； （4）高智能、高难度的军用机器人、太空机器人等发展迅速，主要用于扫雷、布雷、侦察、站岗及太空探测方面。
--------------------------------------------------------------------------------早在1966年，美国Unimation公司的尤尼曼特机器人和AMF公司的沃莎特兰机器人就已经率先进入英国市场。
1967年英国的两家大机械公司还特地为美国这两家机器人公司在英国推销机器人。
接着，英国 Hall Automation公司研制出自己的机器人RAMP。
70年代初期，由于英国政府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布了否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Lighthall报告，对工业机器人实行了限制发展的严厉措施，因而机器人工业一蹶不振，在西欧差不多居于末位。
但是，国际上机器人蓬勃发展的形势很快使英政府意识到：机器人技术的落后，导致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为下降。
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英国政府转而采取支持态度，推行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机器人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广泛宣传使用机器人的重要性、在财政上给购买机器人企业以补贴、积极促进机器人研究单位与企业联合等，使英国机器人开始了在生产领域广泛应用及大力研制的兴盛时期。
--------------------------------------------------------------------------------法国不仅在机器人拥有量上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在机器人应用水平和应用范围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这主要归功于法国政府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机器人技术，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开展机器人的应用研究上。
法国机器人的发展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是通过政府大力支持的研究计划，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
即由政府组织一些机器人基础技术方面的研究项目，而由工业界支持开展应用和开发方面的工作，两者相辅相成，使机器人在法国企业界很快发展和普及. --------------------------------------------------------------------------------德国工业机器人的总数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美国。
这里所说的德国，主要指的是原联邦德国。
它比英国和瑞典引进机器人大约晚了五六年。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的机器人工业一起步，就遇到了国内经济不景气。
但是德国的社会环境却是有利于机器人工业发展的。
因为战争，导致劳动力短缺，以及国民技术水平高，都是实现使用机器人的有利条件。
到了70年代中后期，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为机器人的推广开辟道路；在改善劳动条件计划中规定，对于一些有危险、有毒、有害的工作岗位，必须以机器人来代替普通人的劳动。
这个计划为机器人的应用开拓了广泛的市场，并推动了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重实际的民族，他们始终坚持技术应用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原则。
除了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将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工业之外，突出的一点是德国在纺织工业中用现代化生产技术改造原有企业，报废了旧机器，购买了现代化自动设备、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使纺织工业成本下降、质量提高，产品的花色品种更加适销对路。
到1984年终于使这一被喻为快完蛋的行业重新振兴起来。
与此同时，德国看到了机器人等先进自动化技术对工业生产的作用，提出了1985年以后要向高级的、带感觉的智能型机器人转移的目标。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其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在世界上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
--------------------------------------------------------------------------------在前苏联（主要是在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机器人技术是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
到了50年代后期开始了机器人样机的研究工作。
1968年成功地试制出一台深水作业机器人。
1971年研制出工厂用的万能机器人。
早在前苏联第九个五年计划（1970年一1975年）开始时，就把发展机器人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之中。
到1975年，已研制出30个型号的120台机器人，经过20年的努力，前苏联的机器人在数量、质量水乎上均处于世界前列地位。
国家有目的地把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当作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手段，来安排机器人的研究制造；有关机器人的研究生产、应用、推广和提高工作，都由政府安排，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
--------------------------------------------------------------------------------有人认为，应用机器人只是为了节省劳动力，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机器人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
这是一种误解。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了机器人能够充分发挥其长处。
它不仅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高度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将为我国的宇宙开发、海洋开发、核能利用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我国已在“七五”计划中把机器人列人国家重点科研规划内容，拨巨款在沈阳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人研究示范工程，全面展开了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基础元器件研究。
十几年来，相继研制出示教再现型的搬运、点焊、弧焊、喷漆、装配等门类齐全的工业机器人及水下作业、军用和特种机器人。
目前，示教再现型机器人技术已基本成熟，并在工厂中推广应用。
我国自行生产的机器人喷漆流水线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及东风汽车厂投入运行。
1986年3月开始的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规划已列入研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内容。
就目前来看，我们应从生产和应用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加快生产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实用型机器人和某些特种机器人。
--------------------------------------------------------------------------------日本在60年代末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年增长率达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劳动力本来就紧张，而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更加剧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
为此，日本在1967年由川崎重工业公司从美国Unimation公司引进机器人及其技术，建立起生产车间，并于1968年试制出第一台川崎的“尤尼曼特”机器人。
正是由于日本当时劳动力显著不足，机器人在企业里受到了“救世主”般的欢迎。
日本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采取了积极的扶植政策，鼓励发展和推广应用机器人，从而更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家从事机器人产业的积极性。
尤其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如由政府银行提供优惠的低息资金，鼓励集资成立“机器人长期租赁公司”，公司出资购入机器人后长期租给用户，使用者每月只需付较低廉的租金，大大减轻了企业购入机器人所需的资金负担；政府把由计算机控制的示教再现型机器人作为特别折扣优待产品，企业除享受新设备通常的40%折扣优待外，还可再享受 13％的价格补贴。
另一方面，国家出资对小企业进行应用机器人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指导等等。
这一系列扶植政策，使日本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经过短短的十几年，到80年代中期，已一跃而为“机器人王国”，其机器人的产量和安装的台数在国际上跃居首位。
按照日本产业机器人工业会常务理事米本完二的说法：“日本机器人的发展经过了60年代的摇篮期，70年代的实用期，到80年代进人普及提高期。
”并正式把1980年定为“产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开始在各个领域内广泛推广使用机器人。
日本政府和企业充分信任机器人，大胆使用机器人。
机器人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它在解决劳动力不足、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成为日本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品竞争能力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
日本在汽车、电子行业大量使用机器人生产，使日本汽车及电子产品产量猛增，质量日益提高，而制造成本则大为降低。
从而使日本生产的汽车能够以价廉的绝对优势进军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市场，并且向机器人诞生国出口日本产的实用型机器人。
此时，日本价廉物美的家用电器产品也充斥了美国市场……这使“山姆大叔”后悔不已。
日本由于制造、使用机器人，增大了国力，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迫使美、英、法等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奋起直追。
巴西的经济
巴西联邦共和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居世界第五，面积居世界第五。
巴西是金砖国家之一，得益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劳动力，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南美洲第一，世界第七。
巴西经济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美洲第2大经济体。
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其国内生产总值则达到1.8万亿美元，巴西在2011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和美洲第2大经济体。
巴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建成了非常完善的工业体系。
工业领域涉及各个方面，因为巴西的铁矿量非常丰富，所以钢铁部门是很重要的工业部门，并且铁矿石质地非常优良，因此产量和出口量都非常巨大，居世界前列。
还有化工、造船、石油、汽车、冶金等等非常健全的工业部门。
这么多完善健全的工业部门，也使得巴西的经济非常稳定。
巴西还拥有非常多，储量非常大，质地非常好的矿种，人均水资源也居世界第一，如此种种有利条件，都有利于工业经济的发展。
当然，巴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
因此，巴西的农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巴西的农业部门是巴西国民经济中非常基础的部门，巴西的农产品对巴西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巴西的咖啡，可可，柑橘，蔗糖等热带经济作物出口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每年赚取大量的经济外汇。
并且粮食可以基本自给，养活世界第五多的人口，这也免去了进口粮食的烦恼。
并且劳动力非常充足，成为经济增长坚实的保障。
而且巴西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农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且巴西拥有非常稳定的内政和外部环境，对发展经济非常有利。
巴西的旅游资源相对较丰富，每年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相对薄弱的服务业，也使得巴西的潜力非常巨大，经济前景非常被看好。
现在巴西经济现状非常好，稳定，并且健康可持续。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外资对我国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
我国的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满足了我国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明显增大整个社会的资本规模。
同时，也促进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
2.促进和升级。
在我国和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据资料显示，外资中的近70%投向，近30%投向第三产业，投向的比重尚不足2%。
这大体符合我国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从而促进了我国第二、三产业(特别是中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的发展。
3.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4.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不少较为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促进了我国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
通过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我国许多产品的技术水平也有明显提升。
从间接效应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示范作用，促使我国企业或通过技术贸易的形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创新来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
5.增加就业总量。
6.推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通过吸收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借鉴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推动了我国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我国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二)消极影响 1.形成对某些行业和市场的垄断，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
一是外商在我国抢先建立大企业。
二是外商在我国某些盈利率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实行垄断。
外商凭借其品牌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优势，加之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与我国进行激烈竞争，将我国一些民族品牌产品淘汰出局，或是通过合资收购中方的名牌商标，导致中方的名牌产品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2.削弱我国企业的。
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明显处于劣势。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R&D费用只占销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经费也只占销售收入的0.6%。
我国许多企业还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实施本地化战略，低价竞销，打垮；遏制合资企业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与争夺人才，导致内资企业和国内相关单位自主研发力量受到削弱。
3.通过不正当经营或转移定价，造成。
外商在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或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的过程中，往往低估国有资产，特别是漏估国有企业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从而使国有资产蒙受损失。
而且许多外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偷、漏、逃、骗税问题。
特别是不少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方式偷逃税款，给我国每年造成大量税收损失。
4.加剧资源短缺，恶化生态环境。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给我国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
外商在华设立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实际上是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不仅加剧我国资源短缺状况，恶化我国的生态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严重危害企业职工和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加剧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这种非均衡格局的出现，加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也促使西部、中部地区的一些人才和资金向东部地区“倒流”。
6.产业同构现象比较严重。
许多地方政府在引资中出现重复引资问题。
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现象比较严重。
价格转移问题。
跨国公司普遍实行全球化经营战略，利用其全球网络，转移价格或者利润是跨国公司的普遍现象。
对此，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止。
技术转移问题。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是追求利润，技术的转移和采用，主要基于市场竞争状况，这里的竞争不仅仅是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
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逐步向我国转移先进技术。
因为中国市场国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使得跨国公司必须向中国转移新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也迫使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新技术，如手机产业。
一个完全、开放、竞争的市场，有利于跨国公司面向国内研究开发和转移新技术。
技术转移问题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我们不能要求跨国公司使用、转移何种技术，不能因为跨国公司使用了落后的技术或不转移技术而将其看作是跨国公司的负面效应。
跨国公司存在的限制性商业措施，滥用市场垄断力量，出现一些反竞争行为，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制定《反垄断法》是一个有效方法。
引资成本过高。
现在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吸引外资的竞争力，过度给予外商优惠措施，导致大量土地浪费，投资密度不高，税收减免过多，甚至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导致引资成本过高，这种状况不是外资企业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无序竞争的结果。
环境污染问题。
有些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竞争吸引政策的机会，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降低环保标准。
但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环保标准普遍高于国内企业。
而且，东道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类似问题。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划分的三个发展阶段是什么
三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如何理解：一、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有些学者在论述今天人们的活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似乎都是以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根据的。
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是抓住“自由发展”、“全面发展”、“自由全面发展”这些词句，而不是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甚至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意义。
其实，“自由”这一术语，可以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可以是三种不同的概念。
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其相对的概念是“必然”。
在认识论中，“必然”是指客观世界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由”是指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这种认识来改造客观世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1]455恩格斯这里讲的“自由”，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概念。
人们还把人不能认识必然因而在实践上带有盲目性的状态称之为处于“必然王国”之中，把人认识了必然并利用这种认识来改造世界的状态称之为处于“自由王国”之中。
在认识论的视域中，人类在任何阶段都获得了某种自由，生活于自由王国之中，但这种自由王国是相对的。
我们不能把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必然王国时期和自由王国时期。
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类总是既自由又不自由，同时生活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中。
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步，只是表现为自由王国领域的不断扩大，即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其相对的概念是“纪律”、“统治”、“奴役”、“压迫”、“专制”、“独裁”等，相近的概念是“民主”。
当人们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时，这里的“自由”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是指一定的社会赋予人们能够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具体的和历史的。
在阶级社会中，自由主要由统治阶级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因而统治阶级本身具有最大的自由。
社会革命，就是新的阶级通过革命打破旧的阶级的统治、压迫，获得自己的自由。
在政治学的视域中，不能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不自由”和“自由”两个时期，也不能简单地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从“自由”到“不自由”再到“自由”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因为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总是有某种具体的自由，又有某种具体的不自由。
当指出，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的“自由”概念，既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也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可称之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其对立的概念是“异化”。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自由和异化理论（这一点下文再讨论），“自由全面发展”的概念总是相对于“异化”概念而言的。
人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就是异化；消除异化，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用“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这两个术语来指称人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存状态。
“异化”是指人们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们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而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劳动不是第一需要、不是目的而是谋生的手段；人们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人们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而是受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控制。
“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指人们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人们活动的最高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人们的活动不再被限制在某种特殊的领域，没有社会分工，没有职业，人们不再受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控制，而是能够支配驾驭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人的能力由此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存状态时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2]85“自由”是与“自愿”、“自主”同等的概念，自由发展也可以看成是自愿发展、自主发展，与人的“依赖性”、“被迫性”相对立。
不过，这里的“自愿”、“自主”不能从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必须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理解。
雇佣劳动者受雇于资本家，他们从事某种职业，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完全自愿、自主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样做。
但从“生存论”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是被迫的行为，是被自己的生活条件迫使的行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这种个人自由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3]160－161同样，资本家的行为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是自愿、自主、自由的行为，但从“生存论”意义上看，他的行为并非如此，因为他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受资本的驱使，是资本的奴隶。
从“生存论”意义来说，只有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需要而是出于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的内在需要的行为才是自愿、自主、自由的行为。
“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也是同等的概念，自由发展也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必定是自由发展。
“自由发展”着重从人的活动目的、意愿来说明人的生存状态，而“全面发展”则着重从人的能力发展的结果来说明人的生存状态。
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全面发展”只能是“自由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上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必定表现为全面发展，没有全面发展也就谈不上自由发展。
“全面发展”不能理解为什么都行、什么都会，而只能理解为自由发展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和我们的教育方针所提倡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我们的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但这种“全面发展”还不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教育方针，是由一定的阶级、政党、国家制定的，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
在这里，能力的发展还不是表现为目的而是表现为手段。
培养学生的活动，也是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从“生存论”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培养者还是被培养者，所从事的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活动，他们的能力的发展还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还不是真正自由发展的结果。
在“生存论”视域中，“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状态，从前者到后者是人的生存状态的质的飞跃，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生存论”意义上的“必然王国”是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自由王国”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状态，是自觉、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状态。
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4]926必然王国的终结和自由王国的开始是人类告别“史前时期”而进入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期。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指‘资产阶级社会’——引者注）而告终。
”[5]33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
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
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
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1]633－634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就可以明白，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成今天人们活动的目的并不合适。
二、马克思是否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许多人之所以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成今天人们活动的目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区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误把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理论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若以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理论为指导，人们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今天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类本质”，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有些人在对待马克思的思想时，常常缺乏历史的观点，以为马克思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转变。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曾经有个“理想主义”阶段，有个“黑格尔主义”阶段，还有个“费尔巴哈派”阶段。
在这些阶段上，马克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843～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处于“费尔巴哈派”阶段，在人本主义的视野中考察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理论集中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同费尔巴哈一样，这时的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类本质”。
与费尔巴哈不同的只是，他把“自由自觉的劳动”视为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在设定人的“类本质”的同时也就设定了人的“存在”与“类本质”的矛盾，并将这一矛盾视为“人本身”的内在矛盾。
这一矛盾的发展在一定阶段上表现为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的分离，这时人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在另一阶段上表现为人的“存在”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人的异化得到克服，人成为人，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
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异化状态得以克服而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其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已经包含了来源于黑格尔的某种历史性的观点。
人的异化状态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的历史阶段，必须经过人的“存在”和人的“类本质”的矛盾的自身发展，才能达到否定的否定，即达到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就是共产主义阶段（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私有制、阶级、国家已经消灭，人和自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冲突已经消除。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历史性观点，也不能说我们今天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只有经过“人本身”的矛盾的发展，我们才能实现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同时消除作为异化结果的私有制，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1845年，马克思超越了人本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以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时说：“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2]298“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2]299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一批评，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种自我批评，是对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5]34。
从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研究立场的转变，或研究出发点的转变。
人本主义从头脑出发、从想象的人出发、从设想的原则出发，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
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抛弃了对人的“类本质”和人的“存在”与“类本质”的矛盾的设定，从历史事实本身出发来观察历史、观察人的发展，不再把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这一设想出来的矛盾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是把人类生产所包含的真实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来思考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状态。
人为了生活，就必须有物质生活资料，而为了有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生产。
生产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人是怎样的，是由他的生产决定的，不能离开生产去说明人是什么。
生产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人是怎样的，不仅要看他生产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在什么样的关系下进行生产。
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关系。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的存在没有人和非人的区别，只有这种人和那种人的区别，这一阶段上的人和那一阶段上的人的区别。
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不存在人应当是什么或是怎样的问题。
从人的生活的历史条件来看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在私有制、分工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异化的。
异化不再被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的分离，而是看成由人们生存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种生存状态。
异化不再被抽象地看成是“不好”和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而是看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一定生活条件决定的人的生存状态，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85异化当然是要消灭的，但不能靠头脑来消灭，而是依赖于人们现实生活条件的改变。
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分工的消灭，个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的消除，是消除异化的基本历史条件。
这个历史条件是由社会本身的发展提供的。
马克思曾把人类生存状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并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3]104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异化的发展为异化的消除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着条件。
以上说明，在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上，存在着“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存在着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
我们只能让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回到当代”，即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当代人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
三、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条件能使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吗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人的生存状态取决于人的生存条件。
只要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要人们还生活于私有制、分工的社会中，只要劳动还是作为谋生手段而不是人的第一需要，只要能力的发展还不是目的而是谋生手段，只要社会还存在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只要人们的联合还是自发的而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异化的而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
相反，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彻底消灭了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彻底消灭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人们才能摆脱异化的生存状态而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
那么，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如何呢
相对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历史条件。
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谋生”或“谋富”是人们活动的目的，劳动是“谋生”或“谋富”的手段。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经济，是为了“脱贫致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当人们还在为“谋生”、“谋富”而活动时，他们的生存状态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把人们的“恶”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这是它的活力之所在，也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丑恶、腐败等消极现象。
市场经济使人们获得了个人的独立性而又成为物的奴隶。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进入市场，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
作为谋生的手段，人们不得不从事某种职业，或者是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工人、企业主，或者是一个教师、官员，等等。
总之，人的活动还被限于固定的领域，人的才能还只能得到片面的发展。
市场经济本身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在他之外的、独立于他的、控制着他的异己的力量。
同时，个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立、冲突，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贪污腐败蔓延等丑恶现象。
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喜欢生活于幻想之中，完全不顾社会生活的现实。
他们“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却不肯从事实出发去思考问题，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分离的。
他们赞同改革开放，赞同市场经济，赞同发展资本等等，但他们又说这些都是为了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种逻辑的荒谬程度不亚于说：我们培养足球运动员是为了让他不当足球运动员，我们招工人是为了让他不当工人，我们提干部是为了让他不当干部，等等。
反过来说，他们陷于这样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要让农民自由全面发展，却要他们束缚于土地上，多种地，多打粮
我们要让工人自由全面发展，却要他们在车间里长时间地重复机械的动作
我们要让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却要他们背着沉重的书包，走高考的独木桥
前段时间网上有消息称，台湾150名教授联名要求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停止剥削工人”，虽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求却是脱离现实的。
要求郭台铭“停止剥削工人”，就等于要求他不当老板。
我们只能要求人们当一个好农民、好工人、好老板、好干部、好学生、好教师、好演员、好警察，却不能要求他们不当农民、工人、学生、老板、干部、教师、演员、警察。
什么是“好”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遵纪守法，多创造财富等等；对先进分子的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国家、阶级、民族的利益。
然而，在“生存论”的视野中，不管他们干得好与坏，只要还有职业化，还有工作的固定化，还有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还在追求个别利益或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他们的发展就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们在实践方面提倡劳动致富，见面“恭喜发财”，然而在“生存论”的视野中，不论人们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只要追求致富，他的生存状态就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
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去评价事物的好与坏。
我们不能抽象地说奴隶制不好，私有制不好，资本不好，剥削不好，战争不好，等等。
它们本身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们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有促进历史进步的一面。
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去评价异化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好与坏，不能抽象地说异化不好，自由全面发展好。
我们只能说，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异化的；在另一种生存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是自由全面发展的。
从人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高级的生存状态。
人们的生存条件是历史运动的客观结果，是不能由人们随意选择的。
人们不可能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和存在着私有制、分工的历史条件下选择自由全面发展，同样，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私有制、分工的彻底消灭，人们将必然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
新经济时代，企业如何创新发展
汤加，全名汤加王国（The Kingdom of Tonga），一个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赤道附近、由172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岛屿国家，大部分为珊瑚岛，西距斐济650公里，西南距新西兰1770公里，面积约有699平方公里，人口为100673人（2011年），人口密度相当高。
1845年，汤加王国由多个岛屿联合而成，在1875年行君主立宪制至今，1900年开始成为英国的保护地，最后于1970年6月4日独立，为联合国第188个成员国。
汤加是现今在南太平洋众岛国中唯一维持君主制的国家。
2008年7月29日，汤加国王图普五世表示会将权力交给国会，放弃权力，走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