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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书圣是谁
楼主请篇文章《中国古代十人》里面不仅有书圣，还他各行之圣。
一, 酒圣 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杜康沟里的泉水隐隐喷出,至冬不竭,流四里许入白水河,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 杜康生卒于白水,是白水人民的骄傲.杜康酒酿出了淳厚的风土人情,酿出了古老的白水文化.明清,民国年间,白水烧锅千家,酒坊四乡.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唐朝诗人杜甫写出了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杜酒劳频劝的优美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亦有滴滴连有声,空凝杜康语的佳句传颂,浓香的杜康酒将黄土高原的淳朴和热烈展现得淋淳尽致. 二,文圣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三,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四,诗圣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五,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唐宋以后将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六,武圣关羽 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后人称其为关圣,关帝. 关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在其殁后的41年,即三国蜀景耀三年(260,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穆侯.然而,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七,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 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八,草圣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人曾任常熟县尉.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而闻名.唐朝文宗皇帝曾向全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斐旻的剑舞可成为天下的三绝. 诏书一到洛阳城,顿时轰动了那些饱学之士.他们纷纷向张旭道喜,庆贺他以卓绝的努力夺得了最高奖誉.张旭作揖一一致谢,并设宴款待洛阳名流.席上,有人提议张旭谈谈草书到绝的秘诀,张旭推辞不过,谦虚的说:各位见笑了,我自知浅陋,皇上奖掖,收之有愧.说到秘诀,无非在'用心'两字. 张旭沉吟片刻,他油然想起杜少陵曾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便说:少陵曾对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烈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想必诸位是知道的.在邺县,我有幸见过公孙大娘的舞姿,每次看时,都引起我的联想 :她将左手挥过去,我就立即触到这次姿态像个什么字 ;他跳跃起来旋转,我想草书中的'使转'笔锋的驰骋应如此罢!他那整个起舞的姿态音容,给我一个全面的草书结构的启发. 九,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约686～760前后)唐代画家.又名道玄,画史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孤贫,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诏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 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堵,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 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其山水画有变革之功,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他还于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世称吴装.作画线条简练?quot;笔才一二,象已应焉,有疏体之称.吴道子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被人们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苏轼曾称赞他的艺术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好理于豪放之外. 吴道子绘画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送子天王图》可能为宋代摹本,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敦煌石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亦被认为是他的画风. ? 十,茶圣陆羽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研究经学坟典被视为士人正途.像茶学,茶艺这类学问,只是被认为难入正统的杂学.陆羽与其他士人一样,对于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十分熟悉并悉心钻研,深有造诣.但他又不像一般文人被儒家学说所拘泥,而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溶于茶这种物质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了茶文化.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海,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 陆羽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往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陆羽在茶乡生活,所交又多诗人,艺术的薰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构成他后来《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 十一,兵圣孙武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个为《孙子兵ā纷髁讼低车淖⒔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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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都是有风险的，不能百分百保证赚钱，但是现在干洗行业前景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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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1594～1658)。
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
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
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
明诸生。
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
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
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
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
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
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
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
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
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
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
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
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
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
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
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
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
。
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
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
，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
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
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
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
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
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
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
何其卑劣的小偷啊
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
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
”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
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
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
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
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
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
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
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
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
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
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
（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
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
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
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
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
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搜神记的编写意图是什么
撰写意图 文体定位 鲁迅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提出了志怪小说的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意图作了经典论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六朝人是否有意为小说，后世学者有的赞同，有的反对。
代表观点略举一二：王恒展认为“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宁稼雨认为六朝人心目中的小说是不包括志怪作品的，六朝志怪小说的作者不是一种有意的自觉的创作活动。
干宝是否有意为小说，干宝自己如何看待
笔者试图通过深入理解干宝其人及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对其创作意图和文体分类思想进行探讨。
写“史” 《晋书・干宝传》中记载干宝因王导的推荐有了史官身份，并得到“良史”之肯定性评价：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
”元帝纳焉。
宝于是始领国史。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成称良史。
把干宝与陈寿、孙盛等人放在同一卷立传，其意明显，即干宝的历史定位乃是史家。
干宝领国史约十年，史家笔法练得娴熟，又有兴趣私撰《搜神记》，因是同时写作，可能《搜神记》会受史家写作态度的影响。
干宝在完成《搜神记》后曾请刘恢品藻，恢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此事人的“排调门”。
同时代人刘恢的评价更证明了干宝创作《搜神记》是贯穿了写史态度的。
《搜神记・序》中干宝把自己的创作与写史联系起来，进行类比：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选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
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
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
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卫朔失国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然所载均与不同。
吕望事周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记载了吕尚遇周的另两种说法。
干宝担心读者质疑《搜神记》的失实，以和为例，为自己辩护“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但是“失实”并非“虚妄”之意，而是指很难做到“事不二迹，言无异途”，即亲自调查并作出唯一判断。
干宝认为《搜神记》是有很大作用的：“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干宝以此比况，《搜神记》与主流著述（如史书）一样“所存者大”。
《搜神记》的部分文本材料取自史书，又部分文本被后来史书采用。
笔者对李剑国新辑《搜神记》343则故事进行了统计，《搜神记》从和中直接取材约有26则。
中主要取的是的内容，如《犬豕交》《牛祸》《赵邑蛇斗》《长安男子》等。
《管辂筮怪》《鬼目菜》《公孙渊》等则取材于《三国志》。
《后汉书》《晋书》《宋书》直接引用《搜神记》的材料约有61则，与干宝引用《汉书》《三国志》的数据不重复，占全书总量约五分之一。
三部史书所引材料也多用于《五行志》和《符瑞志》。
由统计数据可见，《搜神记》的内容约有87则是和正史相重的，占全书总量近三分之一。
难怪干宝将之比附于史书了。
《搜神记》的文本记述亦体现出史家的风格，如对彭祖坼生的论述。
“彭祖者，殷时大夫也。
陆终生六子，坼剖而产焉。
”对此，干宝作了分析： 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
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
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
干宝举禹、契，又举近事屈雍妻生男儿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待得一清二楚，足证信实，完全是史家的严谨态度。
《搜神记》中有些文本的叙事模式也体现出史家的特点，对此李丰��有所研究。
《搜神记》中有一些识妖除妖的事例大体一致，如《五酉》《宋大贤》《斑狐书生》等等，都是“先告知，再证明”的模式，李丰桥认为这种模式“只要反复印证一种历史的真实，并不特别设计出说话或小说的趣味性，这一情况恐非原本民间口述的原貌，而为史家据笔直书的实用功能所致。
”笔者认为，《搜神记》中除《成公智琼》《谈生》《宋定伯》《倪彦思家魅》《紫��》等少数篇目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外，大部分文本叙事简约，体现史家“实录”风格。
释“易”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可见，“明神道”是干宝的创作意图之一。
“神道”一词，较早出于《易》。
《易・观》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孔颖达疏曰：“‘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
” 王恒展认为干宝所言之“神道”指“神妙不测的自然造化”，而“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说明儒家‘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语之不诬。
可见其创作目的并不是专意在证明世上真有没有鬼神。
”李剑国认为干宝“并不打算将《搜神记》弄成佛道的弘教之作，‘明鬼神之不诬’只是一项终极原则……可以说他为读者预设的期待视野统一在宗教神鬼的认同和好奇心理的舒纡上。
”李剑国理解的“神道”似乎是“鬼神之道”。
相对而言，笔者更认同王恒展的意见。
其未展开论述，笔者为之补充论据。
查《周易干氏注》，《系辞下》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干宝注曰：“能精义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于神道而逆祸福也。
”由此解，干宝言“神道”，即未然之事。
《搜神记》之“神”亦与“神道”相通。
《系辞上》之“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干宝注曰：“否泰盈虚者，神也；变而周流者，易也。
言神之鼓万物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也。
“神”与“易”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并与“神道”之义同，即它们都无常方无定体，而主宰了万物变化。
《系辞》中多处可见“神”与“易”意义相近，兹举一例：“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至神谓易，隐初入微，知几其神乎”。
《系辞》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神、道、易因之连成一体。
干宝撰《搜神记》就是为了贯彻了自己“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易学思想。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干宝是一个易学家，干宝的著作中就有好几部是研究《周易》的：《周易注》《周易宗途》《周易爻义》《周易玄品》《周易问难》。
干宝的易学思想是否会对他创作《搜神记》产生影响呢
以上我们分析了《搜神记・序》，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再从《搜神记》文本内容考察。
李剑国考证《搜神记》原书体例是分篇记事，可考者有《神化》《感应》《妖怪》《变化》。
就目前所辑，文中有对“妖怪”、“变化”的论述，“气”、“五行”、“道”、“变化”是其理论的关键词，与“易”之思想相通，尤其中心句“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正好和《周易》立象尽义、圣人以神道设教是同义的。
文本自身记载很多巫术感应、梦验、神妖变化之事。
《搜神记》对妖怪现象用“象――应”模式做解释的多达近90则。
其中17则直接引用了京房《易传》的分析，6则直接引用《周易》卦辞，还有一些是干宝自己的分析。
如《成公智琼》中干宝就弦超为神女所降事特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解释为仙人之卦。
《夫妇相食》，干宝用到阴阳理论“夫妇阴阳两仪，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
阴阳相侵，岂特日月之眚哉
”皆说明干宝喜用《周易》之道。
《晋书》载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
”马国翰所辑《周易干氏注・序》云“兹据参校而习刊之史称宝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之传，故其注《易》尽用京氏占侯之法以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运一一比附，后人讥其小物详而大道隐。
”干宝喜以易注史，可见干宝易学思想对其撰述的影响。
干宝还与道教人士或会道术者来往较多。
《晋书・葛洪传》载“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
可见干宝与葛洪交情之深。
葛洪“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曾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
葛洪著有《抱朴子》等书，道教理论著述颇丰，可称是道教神仙方术的集大成者。
此外干宝与郭璞关系也不错。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璞别传》载干宝曾劝友郭璞戒酒色以养身。
《晋书・郭璞传》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
”《晋书・韩友传》记载干宝曾向韩友请教筮卜之因。
韩友“善占卜，能图宅相�V，亦行京费厌胜之术。
”匿葛洪、郭璞、韩友等人自然会与干宝产生交互影响。
此外，干宝自己就亲身经历了神妙不可测之事。
《晋书・干宝传》记载其作《搜神记》的缘由是因为感父婢复活和兄干庆还魂后言鬼魂之事。
不仅如此，在《搜神记》的文本中，干宝也记载了自己遇败�肿跃塾诘篮玩⒎虮蝗讼鹿频氖虑椤4有味�下的层面，干宝也接受了“神道”之不诬。
干宝所尊之《易》，乃儒家之经。
干宝的“神道”偏儒，与佛、道、玄关系不大。
《搜神记》中很少出现佛教词汇，惟《李通》一篇较集中。
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约9篇，亦很少。
道教人物出现较多，但服从于“变化”之宗旨。
从《晋纪》《周易干氏注》等书看，干宝思想中显示出对东晋玄学的批判和儒学救世的主张。
如：“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此乃对玄学猛烈抨击。
“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后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
”此乃倡儒学救世。
供“游心寓目”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反复说明自己是在以史家笔法撰书，但难免存在他说；该书有明神道之用；最后说“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此句何意
何谓“游心寓目”
就目力所及，大多数研究者对此理解有些偏颇。
王恒展的理解是：“他希望将来的读者要‘录其根体’，只要读后能够‘游心寓目’，就不要批评他著述失实了。
而‘游心寓目’四字，显然已经涉及到小说的社会功用和审美心理问题。
”李剑国认为：“但他也明白，小说‘微说’毕竟不同于史书，有着供“好事之士”“游心寓目”的愉悦功能，因此必须注意材料的择取和描写功夫。
” 显然，大家都把“游心寓目”理解为“赏心悦目”了。
翻检古典文献相关词条，发现“游心寓目”乃“留心观看”之义。
如《北史・常爽传》载常爽《六经注略・序》：“《六经》者，先王之遗烈，圣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习性文身哉
”通过上下文理解，阅读《六经》的态度是相当严肃的，“游心寓目”绝非轻松消遣之态。
常爽距干宝时代不远，词义应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干宝希望将来有读者能仔细阅读他的书呢
干宝以“好事之士”命他将来的读者。
“好事之士”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一般的读者，即有闲情喜欢多事的人。
干宝的好友葛洪在《抱朴子・序》中也用了“好事者”一词：“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
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
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好事者”在此指喜欢道教的人，是“识者”。
干宝《搜神记・序》的“好事之士”意义应该与此相同，指和干宝一样雅爱搜神之士。
干宝与葛洪一样，很重视自己的著作。
他对《搜神记》是比较自信的，写作过程中曾经请纸，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
当时纸张是很珍贵的，一般官吏买不起。
成书后还曾请刘�雌吩澹�刘恢可是当时第一流人物，高傲至极。
干宝一定在内心自诩《搜神记》为得意之作，才会示人，而且示的是清谈领军人物。
由此可证，“好事之士”绝非一般读者，应该像刘恢一样有学问有眼光。
“无尤”即“不加谴罪”之义。
干宝序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遇到知音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而不加责怪其有失实之处。
刘恢一句“卿可谓鬼之董狐”，或许可以缓解干宝的这种焦虑。
魏晋时，谈风甚浓，不仅有品评人物和探讨玄理，还有戏谈、聚谈。
干宝撰《搜神记》，当然不是给人提供戏谑的谈资。
《抱朴子・疾谬篇》对东晋礼教渐颓，以清谈为名的戏谈作了批判： 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
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I野。
若问以《坟》《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庙之大礼，郊祀�E袷之仪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阴阳律历之道度……虽心觉面墙之困，而外护其短乏之病，不肯谧已，强张大谈曰：“杂碎故事，盖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不足以问吾徒也。
” 可见，“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是不才之士所不屑的，却是“穷巷诸生、章句之士”的话题，“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者”应该了解的，因而这些内容不是用来娱乐的。
干宝《搜神记》不正是讲“鬼神之情状，万物之变化，殊方之奇怪”吗
以今人小说艺术观点考量，《搜神记》较之以往志怪小说，“做出了许多新的努力和贡献”，“增强了叙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提高了叙事的艺术性，注意细节性的描写渲染并加强人物形象的描写。
书中有少数幽默、赏心之故事。
如《宋定伯》中宋定伯骗得鬼的信任，以鬼教给他的方法捉鬼卖鬼。
《倪彦思家魅》中的狸物不喜人背后议论自己，各种报复手段让人忍俊不禁。
《谈生》《紫��》《河间男女》《韩冯夫妇》等蔑视礼教和权力的爱情让人赏心；《鼍妇》《吴郡士人》等一夕姻缘似有喜剧效果；《三王墓》《李寄》人物英勇机智，故事扣人心弦。
此类故事性强的篇幅恐怕趣味性更多。
这可能是导致研究者误解“游心寓目”含义的原因。
但我们要还原干宝的创作语境和他的主观意图，才更贴近事实。
演“八略”、成“微说”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
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
”此句似乎是干宝序的中心句。
干宝之前，目录学上有刘歆对七略的划分：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以此编书目。
及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晶，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之初，渐更鸠聚。
著作郎李充，以�跃刹拘V�……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
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由是可知，干宝所能够了解到的目录学分类方法，仅有七略和四部。
李剑国认为“干宝对‘七略’又增出一略而称作‘八略’，所指应当是汉魏以来不断出现的佛道教著作，而‘演八略之旨’就是发挥佛典道书的大旨，也正是张皇神鬼仙佛。
”李剑国对“八略”的解释依据是南朝宋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又附录道、佛二类，实是九类；梁阮孝绪撰《七录》，正式将佛录、道录列入七录。
笔者并不赞同李剑国之说，干宝不可能知道后来者王俭的分类法，何况阮孝绪。
当然，也可能干宝时代佛道之书已较多，足成“八略”，但《搜神记》也不可能人佛道类。
《隋志・经序》记编纂过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基本继承了王、阮的分类法。
《隋志》把道经、佛经列入集部，《搜神记》人“史部杂传”类。
《隋志・经序》载王俭《七志》中“经典志”有“杂传”类。
《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中《记传录》设立“杂传部”，《子兵录》中设“小说部”。
《隋志》承续二书，二级分类上改动不大，所以，《隋志》将《搜神记》入“杂传”类，应该也符合王俭、阮孝绪之意。
加上前文论证，干宝“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明“佛道”之不诬，可以推论，干宝所言“八略”非“佛道”也。
干宝把《搜神记》划为“八略”，应该是相对“七略”而说的，也就是说《搜神记》非七略中的任何一类，那么非“小说”乃题中之义了。
干宝既然以“七略”为参照系，那么他应该明了汉代人的小说观念。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家”的论述代表了汉人的小说观念：“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鲁迅对班固所列小说目录进行了分析：“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当代学者王齐洲对汉代小说观作了很好的阐释：“正是由于汉人的小说观念的主导面是学术，却又隐含有文体意味，因此，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而就学术而言，‘小说家’喜欢搜奇记逸、道听途说，并无作为一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系统学说，因而它不可能在学术思想方面发挥实际的影响力；就文体而言，‘小说’兼记言、记事、考证、辑佚等多种形式，可谓众体兼备，这便使作为文体的小说庞杂而琐碎，很难与其他诸多类似文体划清界限。
”《搜神记》非汉人所言“小说”。
离干宝较近时代的文献出现“小说”一词不多，主要有徐干《中论・务本第十五》把“小说”与“丝竹歌谣”、“雕琢采色”、“辩慧切对”、“射御书数”等同并列，说明“小说”乃小事而非大道，并暗含小说有娱乐消遣功能。
此外还有鱼豢《魏略》记载曹植和滑稽人物邯郸淳讲“俳优小说”，说明了小说的不入流和消遣功能。
至干宝时代，“小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干宝舍用之，而代以“微说”，说明《搜神记》也非魏人所言“小说”。
干宝认为《搜神记》不是“小说”，那么当然不是有意作小说了。
文首所举鲁迅之论，乃真知灼见，只不过，鲁迅所说“非有意为小说”的“小说”，是西方文艺理论范畴中的概念。
微说，可以理解为“微末不足道之说”，也可以理解为“微言大义之说”。
笔者更偏向于后者，因《搜神记》被干宝列为“七略”之外并名之“八略”，其对《搜神记》寄望很高；《搜神记》隐微地说明了微妙深奥的神道。
《搜神记》既非汉人所谓的“刍荛狂夫之议”的小道，亦非魏人所指用来消遣的小事。
《搜神记》也并非张皇神鬼仙佛。
《搜神记》乃以史家的态度和笔法，载古今怪异非常之事，明《周易》神道之不诬，成一家之文体，概为“八略”。
今从干宝22种著作篇名看，经史子集都涉及到了，但干宝对《搜神记》的分类却很暧昧。
干宝意识到自己的著作很难分类，这是很敏感的。
从七略与四部目录内容基本对应的情况来看，干宝没有把《搜神记》划入经史子集任何一类。
相对后来人刘知�住⒑�应麟、纪昀等在小说“子部”说和“史部”说之间纠结，干宝似乎更为干脆，两者皆不属类。
虽然他只是笼统的给予“八略”之称，但我们隐约可以从其对《搜神记》的文体定位，看出其认识的超前性，这对我们研究小说文体观念的演进是很有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