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读书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读后感
——年轻人要不要读书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这儿的人都不识字，妈妈从外面来了，她是这儿第一个识字的人，此后办起了识字班、学校，学校有个图书室，书不多，老师定下一个苛刻的制度，要写100个毛笔小楷才可借得一本书。
读书使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家乡的人已经很富裕。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社会关系、机遇、方向的正确选择等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偶然看到的几本书，从这些书里面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力量，从而把他拉出了平庸。
只要跨过山坡，人生就不一样了。
——努力读第一流的书 读书的横向并不最重要，纵向才是重要的。
所谓横向就是指各个专业，理工农医等；所谓纵向就是指梯度，所谓的一、二、三流。
各学科的最高等级都是合在一起的。
像爱因斯坦去世前，有人问他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
他说的不是再也不能研究相对论了，而是说再也不能欣赏莫扎特了。
从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最高等级，要寻找“山顶”，“山顶”也许永远不会到达，但光辉会一直照耀着你
——看和自己有缘分的书 有人认为自己出生的地界，国家等等会决定自己的喜好。
其实是错误的，出身并不决定你和什么有缘分，也就是和谁有同构关系。
文学无国界，文学是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天域。
比如，安徒生是丹麦人，丹麦语也是一个小语种，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
所以，你可能喜欢欧美的、日本的作家，也可能喜欢非洲的。
在阅读中 寻找和自己有同构关系的书，其实，也是在寻找自我。
①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②何谓平庸
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
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
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
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
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
”这就是平庸的写照。
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③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④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余秋雨《文化苦旅》表达了什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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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国人，一辈子要承受数不尽的苦恼、愤怒和无聊。
但是，有几个因素使我不忍离开，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其中一个，就是唐诗。
这种说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认同。
不少朋友会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啊，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
” 因此，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
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瑟中。
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国人一见相关的环境，就会立即释放出潜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
心中的意象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潜藏下来的。
也许是父母吟诵，也许是老师领读，反正是前辈教言中最美丽的一种。
父母和老师只要以唐诗相授，也会自然地消除辈分界限，神情超逸地与晚辈一起走进天性天籁。
于是，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而且，这种唤醒全然不是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体细节。
这种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筛选，已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敏感、通用话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境，却不存在。
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
失落了什么
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
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
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
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贵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间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
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而唐诗，则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二 很多文学史说到唐诗，首先都会以诗人和诗作的数量来证明，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
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应该明白，数量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正像，现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证明这是一个音乐的时代。
若说数量，我们都知道的《 全唐诗 》收诗四万九千多首，包括作者两千八百余人。
当然这不是唐代诗作的全部，而是历时一千年后直到清代还被保存着的唐诗，却仍然是蔚为大观。
《 全唐诗 》由康熙皇帝写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写诗的数量已经与《 全唐诗 》差不多。
因为除去他的《 乐善堂全集 》、《御制诗馀集 》、《 全韵诗 》、《 圆明园诗 》之外，在《 晚晴簃诗汇 》中还说有四万一千八百首。
如果加在一起，真会让一千年前的那两千八百多个作者羞愧了。
只不过，如果看质量，乾隆能够拿得出哪一首来呢
宽泛意义上的写诗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经学会造句的人只要放得开，都能随手涂出一大堆。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当代很多繁忙的官员出版的诗文集，在字数、厚度和装帧上几乎都能超过世界名著，而且听说他们还在继续高产，劝也劝不住。
这又让我想起了乾隆。
他如此着魔般地写诗，满朝文武天天喝彩，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
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绝句—— 慎修劝我莫为诗， 我亦知诗不可为。
但是几馀清宴际， 却将何事遣闲时
对此，今人钱钟书讽刺道，李慎修本来是想拿一点什么东西去压压乾隆写诗的欲焰的，没想到不仅没有压住，连那东西也烧起来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从这蓬火，我们也能看到乾隆的诗才了。
但平心而论，诗才虽然不济，却也比现在很多官员的诗作清顺质朴一点。
说唐诗时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对应，但这不能怪我。
谁叫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个人的诗作数量来与《 全唐诗 》较量呢
其实，唐诗是无法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杰出诗人手中，也已经不能了。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
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体温。
三 首先当然是李白。
李白永远让人感到惊讶。
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对他的惊讶，恰恰来自于他的惊讶，因此是一种惊讶的传递。
他一生都在惊讶山水，惊讶人性，惊讶自己，这使他变得非常天真。
正是这种惊讶的天真，或者说天真的惊讶，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们在他的诗里读到千古蜀道、九曲黄河、瀑布飞流时，还能读到他的眼神，几分惶恐，几分惊叹，几分不解，几分发呆。
首先打动读者的，是这种眼神，而不是景物。
然后随着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发现景物果然那么奇特。
其实，这时读者的眼神也已经发生变化，李白是专门来改造人们眼神的。
历来真正的大诗人都是这样，说是影响人们的心灵，其实都从改造人们的感觉系统入手。
先教会人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发现，怎么联想，然后才有深层次的共鸣。
当这种共鸣逝去之后，感觉系统却仍然存在。
这样一个李白，连人们的感觉系统也被他改造了，总会让大家感到亲切吧，其实却不。
他拒绝人们对他的过于亲近，愿意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
这也是他与一些写实主义诗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给人的陌生感是整体性的。
例如，他永远说不清楚自己的来处和去处，只让人相信，他一定来自谁也不知道的远处，一定会去谁也不知道的前方；他一定会看到谁也无法想象的景物，一定会产生了谁也无法想象的笔墨…… 他也写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可以让任何人产生亲切感的诗句，但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既然如此思乡，为什么永远地不回家乡
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拥有足够的自由，偶尔回乡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执意要把自己放逐在异乡，甚至不让任何一个异乡真正亲切起来，稍有亲密就拔脚远行。
原来，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属于陌生。
为此，他如不系之舟，天天在追赶陌生，并在追赶中保持惊讶。
但是，诗人毕竟与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乡拥入怀抱。
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一要素，是酒。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都道出了此间玄机。
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诗了。
对于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
作为一个永远的野行者，他当然很喜欢交朋友。
在马背上见到迎面而来的路人，一眼看去好像说得上话，他已经握着马鞭拱手行礼了。
如果谈得知心，又谈到了诗，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
他与杜甫结交后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见一斑。
然而，与杜甫相比，他算不上一个最专情、最深挚的朋友。
刚刚道别，他又要急急地与奇异的山水相融，并在那些山水间频频地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
他老是想寻仙问道，很难把友情作为稳定的目标。
他会要求新结识的朋友陪他一起去拜访一个隐居的道士。
发现道士已经去世，便打听下一个值得拜访对象，倒也并不要求朋友继续陪他。
于是，又一番充满诗意的告别，云水依依，帆影渺渺。
历来总有人对他与杜甫的友情议论纷纷，认为杜甫写过很多怀念他的诗，而他则写得很少。
也有人为此作出解释，认为他的诗失散太多，其中一定包括着很多怀念杜甫的诗。
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且也有可能确实是如此。
但是，应该看到，强求他们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毕竟是相当不同的两种人。
虽然不同，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友情领域的同等高贵。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
但在它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地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经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
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四 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
那一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相差十一岁。
很多年前我曾对这个年龄产生疑惑，因为从小读唐诗时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
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无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则温良醇厚，恂恂然一长者也，怎么可能是颠倒的年龄
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在读者心目中兑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
这种年龄形象，与实际年龄常常有重大差别。
事实上，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十一岁，而且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
那就是，他们将分别代表安史之乱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唐朝。
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乱以前大多已经写出，而杜甫的佳作，则主要产生于安史之乱之后。
这种隔着明显界碑的不同时间身份，使他们两人见面时有一种异样感。
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
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无以言表。
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采飞扬。
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时全然着迷，被李白的诗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
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
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他却很难看错。
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断。
杜甫让他惊叹，因此很快成为好友。
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最高君主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就是他们的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
到哪儿去打猎呢
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稀世大诗人纵马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高适。
高适比李白小三岁，属于同辈。
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
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
我不知道他当时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听到李白前来，一定兴奋万分。
这是他的土地，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至，比杜甫还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六岁。
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的地方当着县尉，张罗起来比较方便。
为了他的这次张罗，我还特地读了他的诗集。
写得还算可以，却缺少一股气，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诗人一比，就显得更平庸了。
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也有几个能写写诗。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
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
黑色的光亮 余秋雨 读后感
1.说来惭愧，虽然学习汉语言文学已有几年，但对墨子知之甚少。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余秋雨老师的一篇博文——《黑色的光亮》，才知道墨子，乃至他的弟-子们原来是那样的无私、无畏，令人敬佩。
博文中，余秋雨老师层层展开对比，语言深入浅出，使墨子的形像一下子就生动起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两个小故事：墨子为了阻止一场战争，日夜不停，整整走了十天十夜，终于从山东的泰山脚下走到了湖北的荆州。
他不眠不休、夜以继日，纵使受了伤也毫不在乎、从不停留，只为一个目的：阻止战争，捍卫和平。
遥想那漫长坎坷的旅途，要想那极其艰辛的十天，我不得不佩服墨子的坚忍不拔、一心为民。
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来此君因受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
那该是一幅多么惨烈，多么悲壮的场景呀!为了信守诺言，不惜慷慨赴死，多了不起的墨家精神呀!余秋雨老师的这篇文章，为我开启了一扇认识墨子的大门，也让我永远记下了这八个字：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2. 中国的文坛巨匠,老牛平生钦佩三人.一为鲁迅,是敬佩先生的人格魅力.他的完全无所求的境界,是人间少有,宁可无徒而自清,也不愿随波逐流.二是金庸,是折服于他的博学与造诣.牛敢断言,金庸先生将会成为继四大名著作者之后的第五大文学泰斗,领今后百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文坛风骚.三者余秋雨,是向往他的广泛的阅读能力.他的社会学者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当代之万一,宁可放弃多少人为之不择手段的领导职务,而在挖掘失落的中华文明的同时,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文化的闪光记忆.对鲁迅先生的定位,是伴随着老牛少年的成长历程不断深刻的.在牛的受教育的过程里,先生的精神始终涤清着牛的灵魂,他的身影在牛心中愈来愈显高大光辉.而金庸则是在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了他的文学作品之后,在感受他的深邃智慧和行云流水毫无做作的文学造诣之后,蓦然回首,顿悟巨人风范,遂感叹不已.及至秋雨先生,一本<文化苦旅>将我带进了似乎陌生但又与我血脉相连的原本阴暗的光明的所在.让我感到兴奋,感到亲切,也感到了慷慨.是他不辍的执着,扮演了一位历史文化的拾贝者的社会角色.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透过<黑色的光亮>,首先感受到的是余秋雨老师唯美的理想状态,他的希望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在他对于墨子的主观理解和偏爱情结影响之下,字里行间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感情-色彩.尽管牛的观点与老师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的热情和博爱的理想与希冀却被我深深地理解了.墨子,是属于被国人遗忘的文化巨子.他作为社会底层阶级的代言人,深刻同情并不断争取着基层百姓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待遇.以兼爱,非攻的基本指导思想演绎着一个思想家艰难的播种过程.然而,收获却少得可怜.是什么原因导致思想传播的失败呢?老牛说,不合适宜.墨子的思想,如果放在一个传统文化根基不很牢固,民族渊源的痕迹不很明显的国家里,也许会被社会主流所接受;但在中国,在那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和文化都处于激烈碰撞和竞争的时代,比较之下,就暴露出了其中的缺陷.让我们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层级效能上来区分诸子思想的历史地位.概括起来,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积极深远影响的当数道,儒,法,墨各家文化的代表了.他们彼此影响,互相渗透,却又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最终形成了门类清晰的学科划分.从理论来源上讲,诸子思想皆来自于<易经>,是<易>的哲学思想的部分继承和发展国学是一座庞大的蕴涵丰富文化内涵的年久失修的文物古迹,急需我们来抢救和修缮,在我们对这座古迹进行恢复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保留传统特征的同时,要大胆改革,毅然把不合时宜而且落后的建筑技术和风格摈弃掉,而更新以现代的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艺文化,赋予她新的生命力.让这位伟大的凤凰在浴火涅磐后再次得到新生.
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全文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
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
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
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
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
”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起来。
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
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
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
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
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
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
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
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有谁知道余秋雨最畅销的书名叫什么吗
《文化苦旅》《千年一叹》
《抱愧山西》的读后感
再读余秋雨所著的《抱西》，犹对山西的惭愧之情对他老人家也一种愧疚之感。
不曾记得第一次读《抱愧山西》是什么时候了，读完也在惊叹我们山西原来也曾如此辉煌过。
也许是心不够诚，也许是情不够切，惊叹之余并未细细品味，余秋雨同志著此篇文章大抵是想重现晋商长达数世纪的辉煌年代，以此证明他此前的愚蠢，表达他对山西的误解以及惭愧之情。
我是在读第二遍之后才有如此体会，第一遍读完居然以为是《抱槐山西》，抹杀了秋雨同志对山西的惭愧之情，“愧”与“槐”，字形差别不大，意义却相去甚远。
之所以把“愧”看成“槐”，估计心里认为“槐”代表了山西，毕竟我们都是大槐树的子孙么。
瞧瞧，这话说的多么顺口，多么冠冕堂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当然有资格这样说。
可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余秋雨同志尚且能为自己的无知而抱愧山西，我们这些地道的山西人呢
我们这些号称大槐树的子孙呢
可曾为自己的无知而惭愧，可曾为长达数世纪的晋商时代而激动，可曾想方设法去了解研究晋商的兴衰史
读罢《抱愧山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尽管我知道这仅仅是晋商庞大商业帝国的小小一隅。
“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
客观环境是如此的恶劣，可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山西人不是一味地抱怨，不是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不是自甘潦倒、忍饥挨饿，于是成千上万的男人们别离妻子儿女，背井离乡被“走西口”，“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文化苦旅》3000字的读后感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 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到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 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到两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旅。
这其间我领略了大智大愚的李冰创造的神话般的都江堰，三峡那翻滚咆哮的长江水；见识了中国华丽的文化瑰宝之地莫高窟与天一阁；拜访了清新婉约的江南小镇，精致幽深的苏州园林。
这其间和作者一起“苦”着，但自己也感觉到一丝丝的甜。
在读此书之前，也去过一些书上提到的地方，但那都是纯粹的游玩而已。
我没想过在那山水风物之中蕴藏着的文化灵魂和人生密谛。
所以在读过此书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自己也来一次文化苦旅，去道士塔，看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体会历史的深邃苍凉；去白发苏州，看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体会清醒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对于一个理科生的我，《文化苦旅》有点复杂、有点文化，每次我看里面的文章时，都要看上三四遍，涉及一些不熟悉的文学知识，还要百度什么的，但还总能感到体内有一股热流暗涌。
也许是我的文字太过贫乏吧，我无法细述我的感动，但这本书确实是一本感动人的书，他给了我游览山水所得不到的独特感受。
第一篇《道士塔》，沉重的让我几天之后才继续看第二篇。
一笔笔不能算作交易的交易，一阵阵满载文物的车队，留下了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不停的上演，车辙不久就随风消逝，可是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却永远也愈合不了。
依稀还可以听到余秋雨先生撕心裂肺的叫着“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
是啊，没什么好等的，腐败的过去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那块伤口也不会再愈合
恨，恨那个小丑一般的无知的王道士，恨那些不知廉耻的外国人，恨古代中国的文官……恨啊，再恨也换不来那无价的敦煌文物，再恨也换不来伤口的愈合。
但让我感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
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回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敦煌学回到中国，让世界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没有周遭的闲言碎语，走向比现实更高的殿堂，继续新的轮回。
我们当代大学生承担着一样性质的责任——振兴中华，让属于中华民族的荣誉回到中国
投身于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都要尽全力做到最好，为我们祖国的更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敦煌学者是我们的榜样，他让我看到了甜的希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风雨天一阁》。
以前我根本没想过一个人一个家族会和一个几百年的藏书楼有什么关系，藏书不是公家干的事吗
更何况是那一个百年的藏书楼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
他，范钦，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天一阁。
天一阁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刻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独存。
”范氏天一阁保留到现在。
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
但是，范氏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说的“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事实上我们知道，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上耿直不阿，最后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
看到这，反思一下，我们这些读书人，如果生在那个年代，身为一个藏书家，会像范钦一样吗
我想不会。
范钦身上的毅力，和乍看下的不近人情，让我们做，难
意志力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在挫折面前，爬起来的又有谁
成功后，又为了什么
这不正是我们该思索的吗
继续往下看，我又发现了一桩“怪事”：八十岁高龄的范钦终于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分家产时，将其分为两份，或是藏书楼，或是万两白银。
他让后代去选择。
我想，如果让我选，让大家来选，会选哪个呢
要么拿着白银万两，逍遥快活一生，要么死守一座藏书楼，世世代代，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什么享用的可能。
这样奇怪的遗产分割方法我想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好几百年前的古人。
是啊，承担藏书事业的人必须义无反顾，别无他求，不得有一丝掺假。
这样，才能让天一阁世代相传。
这是现实，不是故事。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余秋雨在这里总结道。
有人说《文化苦旅》中，那一字一字，是旅行的脚印，深浅不一；一句一句，是几百年踉跄的路程，弯曲绵长；一页一页，如一舀甘甜的泉水，似一碗浓厚的热茶。
那些隐于山川河流的前人的踪迹，流传于千家万户的盛世传奇，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模样。
在他所描述的秀丽绝美风光之后，对民族，对历史，对生命的探讨，对不羁的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求索，都撼动着人心。
也许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平凡。
因为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不在那么“苦”，我们是“甜”的希望。
也许我们不能像余秋雨先生一样有如此深刻的感悟，可是作为大学生的我至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的魅力，并深深迷恋上了那种感觉。
山、河、湖、海、森林、峡谷……每一个地方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我为之着迷。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倍感骄傲。
旅途的“苦”，也可成为最美最甜的感受。
余秋雨是个优秀的作家吗
为什么他会遭人非议
这样吧，如果你对他的书外之事真的有兴趣，可以读这样两本他自己的书，一本是早年的《借我一生》，一本是近年的《我等不到了》。
然后，他的事情，概括起来，两大块：一、学术之争，主要是金文明当初跟他的“金余之争”加上因此而掀起的接余秋雨史学错误的风潮；二、道德之争，主要是围绕在余秋雨文革时期的作为，以及汶川地震之事。
而汶川地震之事，个人建议，一定要读余秋雨的原文，因为太多断章取义和歪曲报道了。
汶川之事的另一方面，是余秋雨捐建图书馆的事。
此事我自己查过一部分，个人觉得是网友的“方舟子情绪“导致余秋雨招惹骂声。
另外，要补充的是金文明曾经指责余秋雨抄袭章培恒的书籍。
后，此事被媒体宣传得沸沸扬扬。
时，章培恒老先生已经抱恙在床，听闻此事，疾书一文为余秋雨正名。
然，此文竟只发表于一家学术专刊，而未受到其他媒体报道。
可见，媒体在”败坏“余秋雨名声中的作用。
另外，可以参考的是“维基百科”上的余秋雨词条，对余秋雨所陷的各种风波都有客观的双方举证和分析。
从新时期文学的角度来看，余秋雨是不可能被抹灭的，如今只要的新时期文学分类中，余秋雨都被划分在了“学者散文”这一块中的代表作家之中，与“燕园三老”同属一个行列，虽然就学术造诣余秋雨必然是不如“燕园三老”的，但文学影响力是绝对的。
（如上绝非复制粘贴的结果，一个个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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