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知道那些美籍华人在宣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答：材料i3映了g林肯主张和平解决南北战不k希望以4打方0式来解决。
主张统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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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历史问答题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
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
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详细资料看这里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
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
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
例如，加拿大的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为基础。
美国的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
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
例如，1838年的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1907年的、1867年的、1889年的、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儒家对世界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
对朝鲜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和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
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
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
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
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
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
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
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
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
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
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
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
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
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
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
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
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
据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和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
“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
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献于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和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奖励“孝子”、“贞妇”。
701年，重视孔。
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
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
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
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
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
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
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
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
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
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
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
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作用。
对越南的影响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
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
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
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
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
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
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
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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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
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
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
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
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
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
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
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
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
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
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Y.K.Leong（郎）。
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
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
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
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
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
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
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
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
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
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
......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
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
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
（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
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
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
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
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
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
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
这容易引起歧异。
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
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
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
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
L·S·杨即杨联升。
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
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
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
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
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
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
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
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
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
（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
（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
（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
（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
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
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
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
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
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
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
《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
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
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
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
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
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
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
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
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
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
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
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
'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
......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
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
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
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
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
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
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
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
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
礼就是从这里来的。
（《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
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
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
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
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
......（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
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
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
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
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
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
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
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
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
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
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
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
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
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
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
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
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
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
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
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
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
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
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
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
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
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
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
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
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
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
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
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
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
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
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
参稽考订，几忘溽热。
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以后想出国读研，请问哪个国家法学比较好的
1、一般来说，如果水平具备和家庭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出学更好仅能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外语特别是口语，尤其是国外的教学方法类启发可长期受益；而且可以开拓视野，培养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增强自信。
如果是对国际法感兴趣则更好。
2、相对来说国内考研的难度也比出国留学大，因为国内考研不仅要考外语，还要考政治和专业课，并且单科和总分都有要求，而出国留学则主要是考外语。
当然，申请国外的名校也很难，但申请一般学校则不难。
3、不管如何选择，其实就是如何取舍的问题，要看各人的偏向和打算，未必有确定答案，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确认自己的选择并为之努力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是谁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