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谈后感
学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几点体会 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于德国巴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
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根据日益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一最发达的国家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全书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义正辞严的控诉。
作者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已基本上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伦理观点的影响。
他从英国工业发展和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但作者后来也指出，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支配的社会事物要受到阶级的制约，因此人们运用统计认识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也必然带有阶级性。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立场、观点的对立，各自的社会统计也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应用统计科学观察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全面地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统计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并结合他亲身参加的社会实践，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名著。
重温这一名著，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无论是恩格斯亲自进行的社会典型调查，．还是引用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最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组成的一系列的统计指标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
社会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的生命力强弱，就在于它如实反映社会发展在数量上的真实程度如何。
社会事物不仅存在，而且是发展变化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也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各种状况的发展变化。
如大城市的工人数成倍的增长，工人犯罪的案件也相应增多，工人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又如大城市人口中的工人所占比重日益增强，工人中的女工、童工人数所占比重加大，城市工人中的爱尔兰人所占比例增加，以及工人中患热病、肺结核等疾病的人愈来愈多等等，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前后时期人数对比的增长情况，也反映了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比重增长的变化。
这些数据都是反映了社会统计认识社会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外部条件；以及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各种相关程度在数量上的发展变化。
二、恩格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找到可靠的坚实基础，肃清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空想和臆造，考察当时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就不能不用较长时期和巨大精力，从事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因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从蒸气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
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引起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英国就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的典型社会、典型国家。
所以，只有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有了对英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就可以了解德国、法国等其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境况。
典型调查从理论上讲，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问题。
一般和共性都存在于特殊和个性之中，无特殊性和个性，也就无一般和共性。
因此，要紧紧抓住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事物和个性事物，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了解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恩格斯运用典型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以及其它情况，为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一名著是一般与典型的社会调查统计的数据和资料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部社会统计综合分析的著作。
三、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社会问题时，是非常注意应用最基本的统计的。
如应用统计的绝对值、百分数、分数、比例数、平均数等统计指标，以及应用各种动态数列和估计等统计数量分析来论述社会问题。
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同时，对已获得正确的社会统计数据和资料，使用统计方法进行正确的数量分析，说明问题、叙述状况都很有说服力。
在运用统计方法时，借用数学方法为统计科学服务，这是正确的。
在进行统计数量分析时，除用社会事物全部总和的绝对值说明问题外，并在绝对值的基础上，用分数、比例数、百分数、倍数、平均数，以及动态数列等等进行定量分析，这不仅比绝对值更为简明，而且是一见便知社会事物内外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程度、速度、比重如何?这些数量分析是绝对值所不能，也不可能表明的。
社会统计研究社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在数量上的表现，借用数学方法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使统计数字更为简明正确，更为社会实践所需要，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的。
这是数学为社会统计服务的光明前途。
四、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并指出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变化，这一预测没有在英国的社会发展中实现。
但在其它国家，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已在世界一部分土地上获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必然要把社会生产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得到协调发展。
在此不仅要求经济上和社会发展上各自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全社会有宏观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规律性在系统工程上的必然要求。
而社会生产同人类社会生活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必然要求社会统计制定全社会的综合统计指标体系。
因此，对社会统计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在党的领导下，必然有重大的发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但它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统计工作，仍然很有指导意义。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到你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什么
是劳动价值论，重点发展完善了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人何时何地组织建立的，名称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者同盟。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个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在改造正义者同盟基础上建立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以争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组织。
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斗争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它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有觉悟的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先锋队和战斗指挥部，是工人阶级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的先进部队。
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能够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带领群众前进。
主要政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
历史：产生：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开始出现。
1836年，英国宪章运动诞生了第一个工人政治团体伦敦工人协会。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产生分裂，于1852年11月宣布解散。
此后，马克思在1864年又创立了第一国际，直到1872年海牙会议后停止活动，并在1876年解散 。
早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于布鲁塞尔创建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但是一年后就被迫停止活动。
1866年，德国创立了萨克森人民党，并在1869年与德意志工人协会等组织中的民主派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又与德国工人联合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为社会民主主义。
法国在1879年成立了法国工人党，1882年党内分裂为马克思主义派和可能派，后者另外组建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协会。
1901年法国工人党与革命社会党联合为法兰西社会党。
1905年，这几个组织合并为法国社会党。
自此之后，欧美各国都出现了工党和共产党，但是都没有成为本国之中主导性的政党。
而在一些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出现了一批以民族振兴为目的的改良型政党，而社会矛盾的激化更催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并走上了推翻旧政权的暴力革命之路。
并在取得政权后实行一党专政的制度 。
获得政权：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1903年内部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其后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党。
1917年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夺得政权，并建立起世界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
1925年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联共布），1952年再次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苏共）。
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国家也相继建立起共产党并成为执政党。
演变：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有的解散，有的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有的重建后成为多党政治下的一党；中国、越南和古巴等的共产党则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如何理解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
兑斯在《十九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作家中最富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1]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2]。
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
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3]、“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4]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5]，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6]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7]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8]。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
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9]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
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
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10]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
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
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11]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
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的特殊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