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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治学之道读后感

时间:2016-12-10 17:41

宗白华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主要有哪些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弘真 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

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

《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

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

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

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

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

《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

《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

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

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

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

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

怎样的努力才能

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 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 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

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

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

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

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

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

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读后感《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

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

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

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

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

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

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

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

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

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

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

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

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

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

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

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

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更为可悲的是,有些人还故作惊人之谈,例如把《道德经》全部说成什么隐语,于是乎肆无忌惮地胡乱猜测,这样,对《道德经》的乱译、谬谈几乎成时尚,老子思想的传播就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

张南君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站了出来。

他所著《道德经诗译》,对《道德经》作了逻辑关系排布,以正确无误的直译,真实地传达出老子的思想,以传神达韵的诗译揭示出原作的深刻含义和感情色彩,使《道德经》不再难懂,不再歧义丛生,不再给人以曲解、穿凿附会的机会。

今天,一部闪耀着活生生的老子思想、感情,贯穿着严密逻辑脉胳的《道德经诗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荣幸吗

张南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站在许多前贤肩上,历史不仅为《道德经诗译》积淀了物质基础,也在新的时空里提供了新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此外,张南君个人的特殊涵养、智慧、人格,也是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学术文化圈子里,张南君是一位曾经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即颇具才气,青年时期迷上了写作学理论,且深得业内权威人士之一、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主席马正平教授的厚爱。

正当他应有所作为之际,却又转向哲学研究,继而又以治学《诗经》、《离骚》、《老子》为务。

十余年间竟杳无音讯。

当他拿出《道德经诗译》手稿时,实在令人惊喜,惊喜之余,更为其一丝不苟的历史唯物主义及扎实的写作美学、哲学功底而感佩

1983年他开始研究《道德经》。

在读了大量前贤的注疏后,他深为不满,继而自觉承担起使《道德经》脉清、义正、传神、达韵的历史重担。

这是几千年来许多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何等繁难,可想而知。

稍有不妥,不是流于平庸,就是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他深知自己应当怎样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完全按老子所说的悟道方式,抛开书本,远离是非,自己以老子的方法,再度体验老子的心态。

十多年来,在身心合道的深切体验中,他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闪耀着灵感,以至每一个历史上任何版本未曾解释清楚的字词,真实含义是什么,依据何在等等,都一一详尽。

他仍不满足,继而又决定以最好的的诗歌艺术为《道德经》传神达韵。

实现这一切,他依然是以空明的灵感在禅定中去完成美妙的建构,终于面壁十年图破壁。

现在,当人们读到他庄重严谨无可挑剔的导论,读着传神达韵的诗译,有谁能想到这完全出自身心合道的空灵呢

作为一个求真者,他忠实地进入老子情态、心境,而完全无意一展才华。

老子五千言文约义丰,感情丰富,历史上各家各派解说出入甚大,但张南君理清了修道——悟道——弘道这个前后相续、因果相成的线索。

以及弘道又分辩证思维、立身处世、安邦治国这几个并列成分后,将每章各归其位,从整体上把握了思想的准确无误。

每章的诗译,他又注意主题、情调、节奏的不同,以传神、达韵、发幽、阐微为诗译的美学标准。

为此,在体裁上,他不拘一格,灵活多变,语言上力避用典,即使一用,也无痕迹,绝不因辞损意,故雅俗不拘随遇而化,用他的话来说是缘情成体,步韵生文。

为了忠实地再现老子不言而教的精神,他甚至不为每首诗命名。

这样的结果,使他的诗译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优美。

读着他的诗译,几千年的语言障碍烟消云散,老子曰道的慈祥、睿智的形象似乎就在眼前,那赤诚、深挚的朋友与长者情感以及崇高、伟大的人格直接感染着我,产生着灵魂的震撼。

张南君以超越前人的努力实践了老子返朴归真的原则。

译作传神而造神,达意则不寓意,发幽阐微而不离根本。

这种无意立言的结果使诗译神形兼备,达到了高葆真的效果。

从而在诗译中完成了庄严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产生了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或许,它为翻译古代重要哲学、艺术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范例。

《道德经诗译》的成功,是老子思想的又一种成功,是治学态度高度严谨与独异的治学方法的成功,它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

  〔一本好书,千秋丰功——《道德经诗译》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谁知道钱钟书的读书方法

钱的读书方法 钱钟书,1910年无锡,曾任文学院院长,中会科学院长,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学问家、翻译家、小说散文家。

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长篇学术巨著《管锥编》等都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的成就和造诣是多方面的。

他的学问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出类拔萃。

就其治学之道,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博闻强志,深思慎取。

钱钟书从启学之时,就博览群书。

读中学时,就读了《天演论》等英文原版著作,还啃下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至于他喜爱的小说杂志更是爱不释手,披阅不倦。

考入清华后,他的第一个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

他终日泡在图书馆内,博览中西新旧书籍。

自己的书就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

他阅读面之广,连许多教授也叹为观止。

钱钟书的博览,不仅在清华闻名,而且蜚声海外。

1935年夏钱钟书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

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尤其是该校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它不仅有规模庞大的中心图书馆,而且在其周围建有几十个专题图书馆。

钱钟书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尽情阅读文学、哲学、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书籍,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现代小说。

由于钱钟书的知识面极宽,“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曾聘他为特约编辑。

钱钟书的博学,归功于他的博览。

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夸张,他写学术巨著《管锥编》时,所用的资料足有几麻袋。

钱钟书做学问的深思慎取首先表现在对待前人的态度上。

他的《管锥编》以札记形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谬误之处。

同时也充满了许多自创的新见。

钱钟书以文学的眼光发现不少被文学家忽视遗忘的“文心”,丰富了我国的文艺理论。

其次,钱钟书对当代权威敢论长短。

钱钟书的深思慎取,又是与自己的独创之见相联系的。

他常常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去丰富中国文学研究的宝库。

他以心理学来阐释古典诗文、小说中的心理状态。

钱钟书主张先博后约,由博返约。

即先广泛涉猎,博览群书,然后再在此基础提炼吸收,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学术泰斗,也为后学者指出了正确的成功之路。

论文读书笔记的格式是怎样

一首是7岁给父亲的小诗:父作盐梅令存淡泊风。

调和计,任其空

第二首是黄侃先生在少壮之年写的七言律诗“闺情”: 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栏西。

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赠五更鸡。

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

十中七八成虚像,赢得三春两泪啼

还有一首是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

佳讯竞传,海报贴出: 明朝院长表演阉猪

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

渺渺卵巢知何处

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

白刃再下,怎奈他一命呜呼

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

飘渺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曾何济

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 )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宗之櫆,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白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象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

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惊是古人与现代的我们在学习态度和从师方面的差异。

仔细思虑起来,我觉得值得学习的除了类似于“悬梁刺股”这样的学习方式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学习态度。

  宋濂家里穷,没钱买书,那时也没有复印机,就只能借别人家的书来抄。

“抄书”啊

什么概念

就是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

而现在的我们呢

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为了玩电脑、打游戏,书摆在眼面前都不读,更别说做些什么读书笔记。

得这是一种“时代病”。

我们这个时代,摆在学生面前的选择太多了,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是家里的掌中宝,根本不懂得什么读书苦,得书艰,要他们来学古人什么“凿壁偷光”

根本不可能

  古代的学生子弟想求学,得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地去拜师,到了老师那儿还得看老师的脸色,老师心情不好,靠边站去

可看看现在的中学生,他们好象把书本上的“师生平等关系”理解成了“师生互换关系”。

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湖南的一所中学里,一位老师跪下来求学生好好读书。

这个举动看似让人感动,但是也从侧面影射出现代中学生的待师态度。

“尊敬师长”这个美德是中华民族保留了几千年的传统,“天地君师亲”,从这个顺序就看得出,古时候,老师是排在爹娘之前的,比爹娘还重要,可现在的学生不是把老师当爹娘了,是把自己当爹娘了。

  我觉得看一篇文章不能一个劲儿的说空话,要学习

要模仿

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自省,学会他的态度。

宋廉手都冻僵了,仍旧在抄书。

你要学什么

学毅力

宋廉家穷,无钱买书,但他好学,于是就抄书来学;学诚信

宋廉借书从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时限;学勤奋

宋廉跑到百里之外求学,被老师多次责骂,也从不灰心、不抱怨;学吃苦

宋廉上学要走山谷雪地、忍饥挨冻,但他也没有放弃过;学会满足

宋廉一句“以中有足乐者”足矣,自己从中享受到读书的东趣,其他的吃喝玩乐不值得羡慕;学为了理想、为了追求,去不懈的努力,让自己心中充满快乐

  一种好的学习方式只是形式,一种好的学习态度才是读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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