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mzd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高分）《论十大关系》《实浅论》《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读后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我写的论文 1500字左右 我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同时，我研读了的《论十大关系》，读完之后深有感触。
同时对于毛主席这部著作中涉及我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的论述对党和国家以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可谓影响深远，值得后人敬仰。
要了解《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就先要了解《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影和中国当时处于什么状况之下。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并且这一模式也未必适合中国。
所以，1955年2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找了34个中央部委同志谈话，对我国经济建设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在集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任务。
这就是当时《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就是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十大关系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可谓是涉及全面，见解到位。
所以在当时中国那样的背景下，《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正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做了铺垫。
《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
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50年的实践表明，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这个战略思想既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
因此，结合新阶段的新任务重温《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论十大关系》的研读，我对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也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马原著作的读书笔记
2000字。
不必原创急求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活中的那些高科技，也会来我们带来危害。
手机，想必大家的。
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手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吸烟。
当人们使用手机时，手机会向发射基站传送无线电波，而无线电波或多或少地会被人体吸收，这些电波就是手机辐射。
一般来说，手机待机时辐射较小，通话时辐射大一些，而在手机号码已经拨出而尚未接通时，辐射最大，辐射量是待机时的3倍左右。
这些辐射有可能改变人体组织，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而且，据《东方日报》报道，德国一项研究首次发现，手提电话可能会导致眼癌，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常用手提电话的人患上眼癌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出三倍，这项研究结果倘获进一步证实，势必会导致大量索赔诉讼。
由手提电话释放出的辐射，长久以来都被指会暂时改变脑细胞的功能，却一直无证据显示这些辐射会长远地危害人类的健康。
不过，今次由德国埃森大学施汤授领导进行的研究却有惊人发现，他们在调查一种“葡萄膜黑素癌”的眼癌时，便发现该癌症与辐射有密切的关系。
手机就是一位无形的杀手，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带来了危害，但现在人们又离不开手机，所以，不要将手机危害置之不理。
手机的危害作文二：手机的危害现在社会上，配带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以至这种风气四处蔓延，连我们当学生的都被感染了。
为此，我在本校内做了一次调查 就在上周星期三，我曾问过几个在高年级的好友，他们班有多少人配带手机，其中一人说：“我们班的手机数量基本上等于一副扑克牌数量的三分之一。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想要去买呢
”另外几个人报告的数量和他说的基本相同。
这能说明什么
这能说明手机已经在我们学生中传播开了
就在同一天，我也问过他们中的几个已经配带手机的。
问他们为什么要配带手机，配带之后有什么好处。
其中一人说：“我不知道，反正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有，我没有好像不太合适，赶不上潮流。
配带之后有不知到他能干什么，只能当手表用，看时间啊什么的。
闲暇时玩一玩上面的游戏也不错啊
”另一位说：“我买手机是为了打电话、接电话不让被人听到，我十分不喜欢让人听到我讲电话。
”还有一位说：“我买他就是为了装帅，让同学们对我另眼相待。
” 听到上面的这些回答，我不禁怔住了。
有的是不想让人听到他讲电话；有的是为了装帅；更有甚者，买了之后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用。
一个手机至少要200元，一个人要浪费200元，如果全国1300000000人都像这样要浪费多少钱呢
手机的危害作文三：小学生用手机的危害今天，我来说一说手机对小学生的危害。
1、用手机接电话时，辐射最大，听电话过久时，耳朵会疼，记忆力也会减退，身体器官也发育不全。
2、手机上的游戏，通常是销售商用来吸引顾客的。
游戏并不好，它会使小学生沉迷于其中，导致成绩直线下降。
经常玩手机游戏还会严重损害视力，也会浪费爸爸妈妈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3、手机也会引起一连串麻烦。
比如上课乱叫，干扰课堂。
手机丢失，到处寻找，没把心思放在课堂上。
有些同学甚至上课不听讲，回家发短信、打电话问同学，计算不知道时，用手机上的计算器计算……我觉得这是对小学生莫大的危害。
同学们，别让手机永远的“伤害”我们
谁知道关于毛概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就可以
（三）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
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
辛亥革命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
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
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
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
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
正如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这不仅说明了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注：《著作选读》，上册，51页。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注：《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
）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
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
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注：《著作选读》，上册，134页。
）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注：《著作选读》，上册，275 页。
）这是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
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
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
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
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
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由此可见，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精髓。
记得采纳啊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感想1500字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
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
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
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
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
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
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
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
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
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
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
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
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
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
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
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
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
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
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
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
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
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
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
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
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
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
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
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
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
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
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
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
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
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
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
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
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
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
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
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
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
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
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
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
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
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
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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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找了一篇供你参考，你看下有用没：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原理在现代景观（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从古典园林私密性空间到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 刘振兴 • 简介：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例，以其空间处理手法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为基点，通过对浙江省龙游市江滨公园的景点空间分析，论述古典园林私密性空间到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的联系与发展。
• 关键字：空间处理；私密性；开放性；公共休闲 1． 概述中国古典园林空间设计手法 园林是物质环境，构成园林的物质要素称为构景要素。
构景要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山水、建筑物和动、植物。
第二类建筑，广义的包括人工构筑的园林建筑、园路、广场雕塑和园林小品等[1]。
在中国的古典园林造园中，与其说是造园，还不如说是建筑的布局和构造，因为建筑构成了整个园子，而其他要素的则作为建筑的附属部分。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的园林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园林构筑物与山水要素、动、植物要素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根据文人雅客对圆子的实用要求与艺术要求构筑了独具一格的东方造园艺术。
中国传统园林空间处理手法：比例协调，尺度适应，高低变化，错落有致；即要能很好地运用光影明暗的变幻，虚实的对比，又能将各种空间彼此穿插、渗透，首尾相顾，前后呼应，互相因借，此外，还使静态空间流动，达到动、静结合[2] 。
2.. 城市化加剧，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开放性空间呼唤人性的场所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城市化”，城市整体所面临的建设环境范围的，速度快，甚至有许多大尺度的公共空间建设项目，都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立项、策划到设计的全过程。
前写年的“疏林草地”，“喷泉广场”流行与全国，对外来艺术风格和视觉形象过分追求，布置大量的草地，反而减少了人的活动空间，吸引不到人们来使用[3]。
现代人文地理学派及现象主义景观学派强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日常的环境中的活动，强调场所的物理特性、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一体性。
这里的物理特性包括场所的空间结构和所有具体的现象；这里的人则是一个景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里的含义是指人在具体做什么。
因此，场所和景观离开了人的使用便失去了意义，成为失落的场所（placeless）（Ralph，1976）。
现代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关系应该是形式的，她是体验、是生活、是交流——人与人的交流，人与自然的交流[4]。
3 案例分析 3.1 以浙江龙游市江滨公园为例 3.1.1 龙游市概述 （一）悠久的历史文脉 龙游，地处浙江西部，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的中心，大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龙游为姑蔑国都城，当时一直是浙西南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公元222年秦始皇在全国首批设立县时，龙游为太末县治所，距今有2228年的建县历史。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更名为龙丘，五代时称龙游，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厚，境内有各种古遗址十七处，其中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有各种石器、陶土出土，透露了“浙西文明发源地”的信息。
（二）得天独厚的条件 龙游县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拥有“二山二江二滩”，鸡鸣山、凤凰山盘踞县城南北，衢江、灵山江穿城而过，衢江船厂沙洲、石窟沙洲于县城东西。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创建“生态型文化旅游城市”和建设“没有围墙的景区”提供良好的基础。
龙游物产丰饶，是文明的“中国笋竹之乡”、“中国黄花梨之乡”，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资源丰富，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想区域。
近年来发掘的龙游石窟，位于龙游县城北三公里的凤凰山麓，是一处气势恢弘、瑰丽壮观的古代地下石窟群，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石窟群的发现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探谜、旅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成为华东重要的旅游新亮点，目前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它如鸡鸣山明清民居苑，龙南竹海森林，白佛岩瀑布，三叠岩，唐代古刹招庆寺等风景名胜均为中外游客钟爱。
3.1.2 龙游江滨公园实地考察 （一）概况 位于衢江南岸临环城北路，东至交警大队办公室，西接城西公园，长约1800米，宽为35~250米间，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4000平方米，绿化面积65000平方米，铺装面积35000平方米，水体面积6000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整个公园由杭州园林设计院设计，上海市政园林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工程建设历时160天，内设童趣苑，明月湾，凝碧轩，天香斋，翠光阁，日晷台，磊园，清幽谷，百舸急流，遍地龙游等十大功能分区，是集休闲、文化、娱乐与一体的城市开放性公园。
（二）主要景点分析 （1）童趣苑 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不同，本身公园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场地，主要面对对象是儿童，因此该场地建有迷宫、戏沙池、十二生肖、大双亭等设施。
各设施由一条曲廊相联系，顶为木制花架，两册设有大理石石凳，可供儿童和家长休憩见（见附图1~2）。
十二生肖石雕栩栩如生，程弧状排列在一小台地上，台地左边设有1.2米高的铁制隔离墙，既防止儿童划入对面的水池游乐场，又起到“引景”的作用；右边挡土墙上方种有一片竹林，既为景墙，又有隔离空间的作用，这样，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是作为现代的公园，本质上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至少也是一半围合的空间。
（2）明月湾 该景点是一个宽窄变化无规律的人工湖，引衢江之水，设为岩间涌泉，流至主体湖。
在此过程中设有流水落差，可听潺潺之声，湖畔置石与古典园林之法颇似，如仿自然之势，湖中种植睡莲、菖蒲以及本地的水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湾内有一长42米，重1500多吨的天然溪滩石，上设涌泉、流水，四周配有雾森，喷雾是云雾缭绕，流水潺潺，如梦如幻。
溪滩石一旁设有两列原石汀步，游人可踏汀步登上该石玩耍，同时汀步也形成水位落差，以观水之动感（见附图3）。
在处理手法上更注重公共休闲，使得游人能够亲自登上所置之石，满足场所由人来参与的思想，这在古典园林里的假山那里是见不到的，从古典的假山发展到现在的“假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
在湾旁设有多处亲水平台，一满足游人的亲水的天性。
（3）翠光阁 一座小桥横卧于明月湾上，直通向临江的翠光阁。
翠光阁是一仿古建筑，因与翠光岩隔江相望而得名。
阁分6层（地下1层），高30余米，总建筑面积1285平方米，以波罗阁木材装饰，上雕有精美的龙凤图案，黑色亚光琉璃瓦，栏杆材料为雪花百花岗岩九龙壁浮雕，阁内摆设主要体现龙游地方文化（见附图4）。
阁两旁还建有两道曲廊，不仅可供游人休憩，这样的布局还使得翠光阁显得更加的和谐，横与竖的结合充分体现了设计语言的表达。
翠光阁虽为仿古建筑，但它与一般的仿古建筑有所不同的是，他的底座气势恢弘，30米高的阁，真如一座玲珑宝塔，登于阁上，其感觉犹如王勃当年登滕王阁，可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景，在次美景之中也产生了“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之感。
此等借景手法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中的手法如出一辙，使得自然与建筑合二为一，我国古代造园家对借景一直十分重视，并认为园林设计最关键的便是借景，如计成在《园冶》中说：“夫借景，林园之最重要者也。
”接着，他对借景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借者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
晴峦耸秀，翰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手之，不分町田童，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
”[5] 阁以江面为背景，浩瀚无比，而高阁也成了江这一立面上的亮点，纵向的阁与横向的江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统一的关系。
而且，翠光阁作为全园的主体建筑，已经成为全园的中心和重心，同时，在阁中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是全园的至高点，这种处理手法在古典园林里也是比较常见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的布局，它处在园的中部最高处万寿山上，控制全园的风景，它既是颐和园的艺术构图中心，又可当作该园的标志（见图1—1） [6]。
（4）凝碧轩（见图1—2）、天香斋轩、斋是中国见古典园林建筑里所特有的，对它们也有特定的定义。
轩，园林中的轩，乃是指较高敞、安静的园林建筑而言，功能为供游人安静地休息，所以园林中造轩，形体要小巧，宜设置于体量较大的建筑物的后方，必藏而不露，隐现于幽静的花木深处[7]。
斋，其园林功能是给游人安静地休息和阅书读报，建设用地力求深处为好[8]。
在这里，凝碧轩为民居风格建筑，是游人品名休闲之处。
而天香斋主要功能是展现龙游饮食文化。
凝碧轩为歇山顶，屋顶用草披盖，轩前设一木制平台（见附图5）。
选址上，这里有一定的限制，但先从它的功能考虑，在这样一个公园中，而且是作为“没有围墙”的开放性空间，其次，面对对象是市民和游客，再者，它们得反映这里的地方文化思想。
即便这样，他的选址还是在明月湾旁边，处于众石所置之间，周围种有大树和竹子，构成了一个半围合的空间，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更多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可供大众游赏、观景的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
而在古典园林里，轩大部分只是作为园主及家人的书房，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私密性空间，那种宁静、幽雅的环境确实是一个在当时可以超脱世俗的“世外桃源”。
但是在今天，人的社会性越来越显著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得面对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必须要融入到这个社会里，虽然，现代的轩在形式上还是原来的风格，但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存在必须得满足大众的要求，否则，它们在现代游憩场所就回成为一个失落的场所[9]。
（5）磊园 在笔者看来，磊园倒是有点“少就是多”概念——在一个半径为15米的圆形的水池里，类似与一个平底锅（见图1—3），“锅”面镶嵌较小的卵石，“锅”的中间摆设了两块20多吨的大卵石作为主景，周围配有旱喷和花坛，倒是有几分禅意（见附图6）。
? （6）清幽谷 经历几分禅意后，沿着步道走进一片芦苇丛，感觉有一种压抑感，周围是密密的芦苇杆和芦苇叶，不是有步道的话还以为走到了荒野呢
穿过十米左右的芦苇，忽然，眼前豁然开朗，脚下的步道变成了一座宽3米的木制曲桥横跨在一人工湖上，曲桥的一侧设有一条40厘米高的木制“栏杆”——或者说是坐凳，可供游人休憩、垂钓（见附图7）。
湖岸设计为自然的形态，完全采用当地的植物种类，显得非常地自然和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可以说，这个景说是笔者比较喜欢的场所，它的自然生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惬意。
理性地说，它的空间处理充分表达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设计手法，先合后开，一张一弛，充分考虑到了人的环境行为心理学。
取名为清幽谷，似有表达环境的之意，这种场所对整天忙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能够放松的地方。
再说这座曲桥，在古典园林结构曲直对比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曲”，是以曲带直。
造园理论中的“水必曲，园必隔”；“不妨偏径，板置婉转”等都是古代艺术家对园林的曲直布局的经验总结[10]。
“曲”与“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既然是以曲带直，就还要包含直的因素。
因此，从图片上可以看到曲桥的左边是一块高地，那有一条沿翠光阁走过来笔直的步道，有4米宽，步道另一侧沿六个台阶走下可达一大理石铺面的水泥平台，平台上有一些现代亭以及可供休憩的坐凳，坐在登上可以望到平台下面的衢江，以及对面起伏的山峦，偶见江中渔帆点点，空中飞鸟掠过，自然心旷神怡。
从观赏学角度上来看，曲桥可以增大游览路线的距离，延长了赏景的时间宽度，扩大园林的空间感。
同时，风景延续空间的曲又为游赏空间序列的节奏感、音乐感创造了条件，单一的“直”无法形成简单的重复空间，惟有“曲”才能带来各种变化，使空间呈现出抑扬顿挫的韵律[11]。
加之为木制曲桥，其风韵无比，既是一道风景的好才场所，本身有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采用本地的原生植物，使得设计更人性、更生态、更经济，使得整个清幽谷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极至，更有几分野趣。
（7）日晷台 日晷台设置于一平台上，与其说是一个景点，笔者倒觉得它只是作为一个雕塑。
日晷为青铜所制，上刻有十二生肖图案，笔者认为它所要表达的意义更为抽象，日晷本身是古代计时的工具，与青铜、十二生肖结合所要表达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8）百舸急流 主景为旱滩和商船，作为一个景观和文化的符号，象征龙游历史上水路航运便利，水运商贸兴盛。
（9）遍地龙游 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气息很浓郁的场所。
在古典园林中，景观的设置不需要表达多少历史层面的东西，只要表达园主的个人喜好就可以了。
而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则不一样，特别是龙游，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她必须把这些历史和优秀的传统理念传承给年轻的一代，使之不断地发展。
以及，作为浙西地区的旅游名城，她也必须把这些历史文化展现给外地来的游客，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景点，设计师采用了一系列的图腾柱和各种抽象形状的景墙，上面雕刻着龙游的历史，以图形和象形文字的结合，使得直观却又那么地神秘。
这样一来，立刻就把游人的心理给抓住了，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人类的动机论认为，人类的心理，社会需求高与生理、安全的需求，在人的生理和安全之上还有社会认同、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因此，舒适的休闲环境还需要提供适当的、足够的人文因素，来满足人的文化心理需求。
例如，中国传统园林中，除了良好的物理环境之外，更多的注意人文环境的塑造，满足人们崇尚自然的心理 ，引导和暗示人们对文化上的认同感，追随空灵、幽远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12]。
例如，（附图8）所展现的是遍地龙游的一条步道，道旁边是历史字画浮雕——这种处理手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使游人了解龙游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同时，不知不觉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且这种布置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种开放性的设计格局在现代的园林景观营造中是比较普遍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手法已经完全超越了古典园林的手法，或者说是借鉴了国外的造园手法。
4 现代城市开放性休闲空间的发展 4.1. 设计要素的沿用与发展创新 4.1.1 自然设计要素 自然的地理、山水要素基本上沿用了古典园林的手法，特别是对“边缘区域”的钟爱。
但在现代城市里，这些要素也具有较大的限制性，设计师不能够根据理想的模式来设计，而只能运用现代的技术进行改造。
4.1.2 构筑物设计要素 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里构筑物的设计越来越显得抽象和艺术化，而不是想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那么精细。
特别是“景观盒”[13]（见图1—4，1—5）概念的提出，这些盒子由墙、网或柱构成，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人以三维的体验。
相对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亭。
景观盒同样具有借景、观景、点景等功能，但亭的符号意义是外向的，而盒子的符号是内敛的。
因此，通过景观盒，体验的是“小中见大”和“粗中见细”，相悖于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小中见大”。
4.1.3 视觉设计要素[14] 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设计中，在某些景观处理上更大胆地借用视觉的冲击力，不论在形式感、秩序感还是比例、尺度以及样式、图案、格局的处理上有超越古典的手法。
而且，在空间的层次性上，使得空间向着多维化发展。
4.1.4 历史文脉设计要素 城市的发展和文化、文脉、历史发展唇齿相依，与古典园林不同的是，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所表述的历史文化远远比古典园林中所表达的更系统化，科学化。
4.1.5 理论及技术要素 自1900年,Landscape Architecture 作为一门现代独立学科开始，西方的造园理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学科。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加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基于GIS上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使得规划设计更加科学化。
同时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格局[15]的提出，把人性的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心理更加直观化、理性化。
对景观敏感度的分析[16]以及设立最低安全标准（Safe Minimum Standard 简称SMS ）[17]对现代景观生态设计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夏建统的博士论文《面向对象设计方法》被国际计算机和城市设计协会评为“未来最具潜力希望研究课题”，以及2004年8月他在“2004北京国际城市景观与建筑设计博览会”上的演讲——《用自己的方式祈祷：当代中国景观规划设计的挑战》，不论对于国际还是国内的景观设计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5 结 语 记得劳伦斯 哈普林说过：“现代风景园林不只是简单地营造空间，而且是将环境设计理解成一种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的神圣行为。
”有这么一种说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出发，我觉得今后的风景园林设计应该是东西方的结合与升华。
中国的古典园林有她自身独特的东西，西方也有他理想的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正不断地加剧，开放性的公共空间的增加是必然的，所谓“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城市中的开封性公共休闲空间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典园林设计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不借助于任何先例而凭空产生的设计空间。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是为园主自己设计的，那是一种人性化，他所营造的私密性小空间也是人性化的设计。
现代城市休闲空间设计是为市民和游人设计的，他必须人性化，他所营造的开放性空间必须体贴人，否则就不能适应现代人类的思维，所设计的空间如果失去了人的参与，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3] 刘静， 孙风歧，文. 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与法规及规划的相关问题解析，《中国园林》 06\\\/2004. 北京：《中国园林》杂志社 2004. [4] 刘滨谊，文.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呼唤人性场所 . [5]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7]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8]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9]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10]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 荆其敏，张丽安，著.《城市休闲空间规划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3] 俞孔坚，刘玉杰，刘东云，文 .河流再生设计——浙江黄岩永宁公园生态设计，《中国园林》05\\\/2005. 北京：《中国园林》杂志社 2004. [14] 荆其敏，张丽安，著.《城市休闲空间规划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5]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6]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7]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