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初期的焚书坑儒为什么还会有论语吕氏春秋留传于世
1、历史车轮的行进，往往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好的心愿，如果不辅之以好的方法，常常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方法得当，事半功倍。
方法失当，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历史常常会嘲弄一厢情愿的人。
对于秦始皇而言，“焚书坑儒”，不读孔子的《论语》、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死得很快，所以没有完全灭绝。
2、焚书坑儒，这种说法是不是历史真有其事，现在有争议。
吕望是谁
姜尚是建立西周王朝第一位功臣，又是开齐国的始祖。
他的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史考，姜尚即历史人物吕尚。
《鬻子》、《六韬》、《金匮》、《搜神记》等书中，已渐对其加以神化，至《封神演义》而达于极。
姜尚是什么地方人呢
本文就姜尚故里进行一点浅探。
一、姜尚诸多名字的由来姜尚，名牙，或字子牙，号飞熊，又称太公望。
他的称谓很多，但每一个称谓都有一段传奇。
究其源，姜尚是炎帝的后裔，伯夷之后，“东海上人”。
《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乃“东夷之士也。
”先祖被史称为东夷人。
《纲监易知录》云：“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 ( 今河南南阳宛县西一带 ) ”。
故，姜尚又有了：吕尚、吕望、吕牙等称谓。
“太公望”的名字又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呢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 ( 通‘干’ ) 求周西伯 ( 文王 ) 。
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 音 chi 、无角的龙 ) ，非虎非(pi 、似熊的一种 ) ’，所获霸王之辅’。
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 ( 北岸 ) ，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即是说，周文王姬昌的曾祖父公叔祖类，渴望有圣贤之士辅佐周室成就霸业。
当姬昌与姜子牙相遇，问定鼎天下大计时，姬昌不无感慨地说“吾先君太公望你好久了。
”于是姜尚又被称作“太公望”。
日照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即：文王访到姜尚时，尚让姬昌背着走，到走不动为止；让其儿子拉太公望坐的车，到不乐意拉为止。
文王背着尚走了四十八步，儿子们拉着太公车走了八百零八步。
尚当时向文王父子宣称：“你周朝只能出四十八个皇帝，有八百零八年的江山”。
此事虽纯属民间，但反映了姜太公的神奇及其丰功伟绩。
太公望辅佐周武王 ( 姬发 ) 时，被尊称为“师尚父。
”他挥军与诸侯会师于盟津，率兵和四方部族伐纣，战于牧野，平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此姜因“太公谋计居多” ( 《史记·齐太公世家》 ) 。
周王朝在分封宗室贵族和异姓功臣时，首先把太公望分封到齐地去就国 ( 侯爵 ) 。
这或许是周王朝对姜尚的特别信任和依重，亦或是用尚之智勇来继续扩展疆土，以达到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目的。
姜尚就国后，推行一套易于融合各部落关系以开发齐地的施政方略，即：“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对齐以外的五侯九伯只要不听从号令者，则征伐之。
于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 今淮南 ) ，北至无棣 ( 辽西孤竹 ) ，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 《史记·齐太公世家》 ) 。
致使齐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日渐发达，后成为东方大国；能号令天下诸侯，而称霸中原。
自此，史称姜尚为“齐太公”。
而日照民间，惯称其为“姜太公”、“姜子牙”。
二、姜尚故里之说( 一 ) 姜尚是东夷人之说： 《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东夷之士也”。
从考古角度来看：“聚居在今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
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祥地” ( 《历史研究》 1987 第 3 期 55 页 ) 。
《后汉书·东夷传》又云：“东夷率皆土著。
”也就是说，聚居在山东乃至周围地区沿海土著居民，就是东夷族人。
《吕氏春秋》亦载称姜太公是“东夷之士”。
从传说时代来看，姜尚是炎帝的后裔。
《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即岐水）成，成而德异，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后炎帝被黄帝战败，其部族与黄帝融合（华夏炎黄子孙由此沿说），一部分发展到今山东沿海一带成为东夷族。
至尧、舜、禹时，姜氏族已成为统领“四岳”之首领。
“四岳”，是官名，是四方部落或方国的大首领。
在《尚书·尧典》里说“四岳”不但参政天下大事、执掌部落的军政大权，还要推荐舜为尧的继承人等重要事项。
可见姜尚的先祖权利之大。
在虞夏之际，姜尚的先祖 辅佐大禹治水、攻伐三苗、会诸侯于涂山等立下了头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宛县西）。
由此可见，姜尚的家族是东夷的大氏族。
（二）姜尚是东海上人之说： 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曰：“太公望吕尚者（即姜尚），东海上人。
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
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
本姓姜钜，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 《孟子·尽心》篇里说：“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
”孟子（约前 372-289 年）在这里也肯定了姜太公濒东海而居。
《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说：“桀为暴虐，诸夷内叛，殷汤革命……”由此可见，象姜尚这样一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此时审时度势，隐居东海（边）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韬晦之计。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盛冬铃·《文史知识》 1986 年·第 6 期）一文里论述姜尚是东海上人是这样说的：“可能吕氏子孙繁衍流散，其中某个支系后来迁徙到东海之滨与夷人杂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势力的一个集团。
而太公望正是这个姜姓吕氏集团的头面人物，具有大族长的身分。
所以《孟子》等书提到豪杰归国，都把他与诸侯之子伯夷同时并举。
”由此可见，姜不但故里就在“东海上”，而且是和夷人杂居的大集团的领袖人物。
这亦符合姜尚出将入相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姜尚是山东人之说 以上谈了姜尚是“东夷人”、“东海上人”。
那么，何以见得是山东人呢
《说文》里云：“夷，东方之人也。
从大、从弓。
”夏商周以来所说的东方正是指山东。
史学界承认山东人即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夷字，象征着一个大个子的人（山东大汉）。
可以说，齐国人对东夷人发明了弓箭是很崇尚的。
东夷族人居齐鲁之邦，甚至范围还要大一些。
象孟子、司马迁所说的姜尚是“东海上人”，其本意就是指山东以东。
建国以来，史学界通过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对此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东夷族人就是山东土著民族。
逄振镐在《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中说：聚居在今天的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
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源地（见《历史研究》 1987 ·第三期）。
《吕氏春秋·首时》肯定了姜尚是“东夷之士”，即是说姜尚是山东人，应当无可非议。
（四）姜尚是日照市人之说： 《谷梁》云：“莒虽夷狄，犹中国也。
”这里所指的“中国”，是以夏商周先秦以来的帝都为衡量标准。
琅邪郡海曲县，即今日日照东港区一带，是在帝都正中间的最东边，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明、清乃至以前的各代方志学家，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考证、分析、推论，才敢在志书上这样定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 查方志皆云：太公望所出东吕乡。
东吕乡是西汉琅邪郡海曲县所辖的乡。
海曲县在公元 17 年被吕母起义军所破，此后，又先后曾隶属于昆山县、西海县、莒县、梁乡县。
宋哲宗元二年，莒县始置日照镇。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日照县。
公元 1985 年日照撤县划市； 1989 年，又升格为地级市。
古代的“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地域。
为进一步研究、考证姜太公之故里，现将有关志书所载资料摘录如下： 《后汉书·郡国志》云：“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
” 《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 《元和郡县志》云：“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
” 《续汉郡国志》中西海县条云：“太公望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353 页载：“西海县……古城在今山东日照县西。
” 光绪版《日照县志·古迹》云：“棘津：城东二十里，去海里许，一名姜公台。
” 三、日照东吕乡浅探史书和志乘所云“东吕乡，太公望所出”。
何以见得东吕乡就是太公望所出呢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乡党制”和东吕乡的基本脉络。
乡党制的建制始自西周。
《周礼·地官》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 ；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由此而知，周制是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
司马迁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但司马迁生于汉时，汉时的乡领一千五百至两千户。
由此来看，当时的“东吕乡”所辖人口（家）数，与现在乡的大小数相差不大。
由此推论，“太公望所出”的“东吕乡”即今东港区“东港（边）上”的秦楼、石臼一带地域。
为了进一步证实姜尚所出确是东吕乡，笔者又对各种版本的《日照县志》及《莒州志》、《沂州府志》、《胶州志》等方志进行了比较；对清代日照名士丁恺曾所著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史籍进行了分析。
其结论是：地域清楚，记叙趋一致——日照古时的东吕乡，太公望所出，有棘津、姜公台，明万历年（公元 1537 — 1619 年）间，尝有故迹可考。
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即当年姜太公垂钓的姜公台，台上曾置姜公祠。
清代学者丁恺曾有诗描绘姜公祠：“……征之班马符节似，即今钓鱼犹有台。
曾读邑乘见遗诗，鹰扬有像双白眉。
此祠尚留神宗末，何年瓦窜坦墉（ rong ，在此指墙）圮（ pi ，指毁坏）。
”因年代久远，蹋圮失修，姜公祠只保持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四、日照的龙山文化与姜尚的关系近年来，人们对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掘和研究都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给予山东的龙山文化很高的评价，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具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典型性，是光辉灿烂的东夷史前文化，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日照市的龙山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那么与姜尚及其故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就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来略抒这方面管见。
日照市自三十年代始首先在两城镇发掘了丰富的龙山文化，后又在东港峪和尧王城发掘了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继而又在崮河崖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正好是日照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基本上确立了父权制。
日照的龙山文化正好过渡到古文明的开始。
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800 — 1800 年，而日照的两城、东海峪等龙山文化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 2400 — 2000 年。
这一时期正是形成夏文化的时期，也是东夷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
有的专家查阅了夏以来的外交史，发现几乎全部与东夷族和四方部族有关，可见东夷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有的学者推算过，这个时期在中原是、尧、舜、禹的时代，在东夷则是少吴、有虞氏的时期。
姜尚的先祖掌四岳。
从日照的龙山文化年代上看，其时代基本上与两大派系活动的中后期相吻合。
即是说，从日照的东海峪、两城龙山文化形成年代来看，正好是姜尚的先祖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鼎盛的时期。
从制陶业来看，东海峪和两城出土的陶器从制作术到造形工艺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两个遗址中都以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较大比例，陶色纯正，质地细腻，油光放亮。
薄胎高柄杯，胎薄如蛋壳质坚如石，20多厘米高而重不过50克，并外刻纤细精致的花纹和镂孔，被誉为高柄蛋壳陶，堪称我国史前社会陶艺珍品。
两城、东港峪的制陶业，代表了东夷族的陶业艺术。
文献《韩非子·难一》有这样的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音 yu ，指器具恶劣），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周礼·考工记》亦云：“有虞氏尚陶。
”《世本·作篇》云：“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也。
”有虞氏尚陶是整个东夷族在尧舜禹时代尚陶的缩影。
二、三十年前，杨向奎先生就指出有虞氏乃至整个东夷族尚陶。
时至今日，已经在两城、东港峪龙山文化遗址得到印证。
那么，姜尚的故里不是由此也得到了印证吗
传说时代的少嗥（少昊），名鸷，一号金天氏，东夷族首领，以鸟为图腾。
《淮南子·本经篇》载：“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
”这或许是有九个崇向太阳的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被羿打败了。
而东海峪中层出土的龙山文化就有“鸷鸟形足鼎”，两城遗址里亦有象等腰三角形足或鸟头足鼎。
这说明，生活在日照沿海的姜尚先祖们很可能是鸟图腾部落，最起码也与少昊鸷和鸟图腾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城出土的石器，大都磨制非常精致，刃口锋利，用的是管制钻孔法制孔。
出土的玉器很精致，有扁平钻孔斧，扁形长方形锛，上面还有不同图案的面文。
这充分反映了先人们高超的琢玉技术。
这说明，日照的龙山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四千年前的日照早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
聚居在日照沿海一带的姜太公先祖们，是创建日照古文明的始祖。
在东海峪遗址里，还发掘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的夯筑技术。
这一建筑技术开了我国建筑史上的先河。
《文史知识》 1987 年 10 期转载了张学海先生的有关论述说：“在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至商文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如河南龙山文化的夯筑城堡，二里头文化的夯筑宫殿基，都是东方技术向西传播结出的硕果。
”前已探讨过，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迁徒到河南，而从河南夏文化的发掘来看，也正好与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把夯筑技术传播到河南相吻合。
居住日照的姜太公先祖，是夯筑技术的最早发明者。
在东海峪以西八公里处的崮河崖又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
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来看，是继两城、东海峪以后的文化，形成年代在公元前十九至十六世纪期间。
从出土的几件“伯鬲”来看，可能形成的时代还要下延。
此“伯鬲”可能是商朝中后期莱侯之物。
其它文物从形成的年代看正好是夏朝至商朝的中期。
这期间正是各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帝武乙（康丁之子）。
《后汉书，东夷传》载：武丁（盘庚的弟弟小乙之子，商王）时“东夷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说明商朝后期东夷族对华夏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到了帝乙即位时（帝乙之子帝即是商纣王），还屡屡攻伐东夷。
这期间正是姜尚在日照成长到成熟的阶段。
从以上考古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东夷族文化对姜尚的影响是相当关键的，是造就象姜尚这样叱咤风云、文武全才传奇人物的不可缺少的政治时势和文化氛围。
五、结语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以来的文献考证和对日照史前文化的对照分析，姜尚故里是山东省日照是毋庸置疑的。
日照对姜尚的成长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其一，先祖是东夷名门望族，是创造东夷族文化的重要部落，是日照乃至山东举足轻重的大部落，大酋长；其二，在东夷先进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使他具有安邦兴国的雄才大略；其三，在殷纣王暴虐时期，有利于磨炼姜太公的意志；其五，有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方志可考，又有考古发掘的大量史前文化可佐证。
可以说日照市不仅是姜尚土生土长的故里，同时又是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人生必看的十本书
一、酒文化的起源 东西方酒文化的起源，几乎同时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虽然，两者产生的地域相差几千公里，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在酒的起源上有着美丽的故事传说，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诞生，都给人带来了惊奇和迷醉。
但是，两者的不同还是最重要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酒的起源不同 作为东方中国酒的起源，自古以来历史就有明确的记载，基本形成了固定的说法：有的认为是仪狄酿酒。
公元前二世纪史书《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
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则进一步说明:“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日:‘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有的认为是杜康酿酒。
东汉《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有:“杜康作秫酒。
”《世本》也有同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对酒的起源，中国基本是有明确记载的。
西方则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据传，酿酒在西方，首先是在波斯，后来传到了当时希腊的克里特岛，然后才传到了法国等地。
在西方，酒的产生有着美丽的传说：据说，有一位古波斯国王，把吃不完的葡萄藏在密封的瓶中，并写上“毒药”字眼，以防他人偷吃。
国王日理万机，很快便把这收藏给忘记了。
这时有位妃子被打入冷宫，生不如死。
凑巧看到这“毒药”的瓶子，便有轻生之念。
打开后，里面颜色古怪的液体也很像毒药，她就喝了几口，在等死的当儿发觉不但不痛苦，反而有种舒恬陶醉的飘飘欲仙之感。
于是她将这事呈报国王，国王大为惊奇，一试之下果不其然。
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但葡萄酒的发现的确提高了人类的享受。
第二，酒的原料不同 最初，中国的酒是由果品等酿成的甜酒。
《 黄帝内经· 素问》中记载了黄帝与歧伯讨论酿酒，提到一种古老的酒---醴酪，是用动物的乳汁酿成的甜酒。
《诗经·风·七月》记载：“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讲的是酿酒所用的原料：如棠棣、芹菜、山枣、豆类、稻类、黑黍和稷等。
后来，逐渐发现用粮食酿造的白酒，无论口感还是力量，都要比甜酒好的多，粮食酿酒成为主流。
如今，谈到中国的酒，指的主要是白酒。
而西方的酒，一开始是用大麦酿造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葡萄可以酿酒，而且酿造出来的酒，更加甜美香醇，让人沉醉。
葡萄酒就逐渐成了西方的主流。
如今，谈到西方的酒，主要指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香槟、白兰地等酒。
第三，酒与政治的关系不同 在东方，自酒产生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政治的约束。
大禹一开始就认识到了酒的破坏力，提出了限制酒的主张：“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他认为，酒固然可以给人带来享受，但是，后世必然会有因为酒而导致亡国的，下旨限制酿酒。
等到了后世，尤其在汉、唐、宋等代，由于造酒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朝廷出台了多种政策，如收高额的税、限制买卖、官府专营等手段，来加强酒的控制和管理。
可以说，酒文化已经成了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自酒产生那日起，就受到了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崇。
波斯王喜欢酒，拿破仑更加喜欢酒，酒神还成了朝廷及百姓崇拜的重要神。
西方的酒文化，更多地与哲学、宗教联系到一起，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很大。
谢谢，希望能帮到你~
饕餮是什么意思
1、最理想的朋友，是气质上互相倾慕，心灵上互相沟通，世界观上互相合拍，事业上目标一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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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契克4、知识欲的目的是真，道德欲的目的是善，美欲的目的是美。
真善美，即人间理想。
——黑田鹏信5、一个人一天也不能没有理想，但凭侥幸，怕吃苦，没有真才实学，再好的理想也实现不了。
——张华6、一个人有了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还一定要有高尚的情操。
没有高尚的情操，再伟大的理想也是不能达到的。
——陶铸7、有理想的生活，即充满了公共利益，因而抱有高尚目的的生活，便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趣的生活。
——加里宁8、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热的。
——斯大林9、有理想充满社会利益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生活是世界上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生活。
——加里宁10、迎着阳光开放的花朵才美丽，伴着革命理想的爱情才甜蜜。
——莫贵英11、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
——罗曼·罗兰12、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
——徐特立13、在当前现实的狭隘基础上，有高尚理想，全面的计划；在一步一步行动上，想到远大前途，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才能有所成就。
——徐特立14、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费孝通15、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
——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