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
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
《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
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
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
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
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
《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
但德在何处
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据说这“风”，原写作“德”。
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
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
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
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
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
……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
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
……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
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
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
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
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
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
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
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
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
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其五是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
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
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
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
”这就是“终南捷径”。
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
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
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
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
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
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
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
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
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
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
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
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
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
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
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
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
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
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
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
“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
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
“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
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
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
《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
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
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
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
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
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
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
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
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
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
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
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
”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
”“明白入素，无为复朴。
”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
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
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
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
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
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
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
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
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
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
”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
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
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
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
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
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
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
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
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
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
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
《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
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
不得已而然故也。
”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
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
”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
”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
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
弱者呢
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
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
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
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又曰：“遁世无闷。
”又曰：“高尚其事。
”……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
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庄子 ?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
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史记》用寥寥几行字介绍了庄子，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攻击孔子的学说，从而辨明老子的主张的。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
??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质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
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
正因为爱得热烈，所以他才恨得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了我们的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
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
“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
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
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
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
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
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
苏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习作6 介绍家乡的名人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
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明末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
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卒于曲沃。
康熙间被举鸿博，坚拒不就。
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家族风波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
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
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
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
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
是年炎武45岁。
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
康熙十年（1671），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
正欠一死
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
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
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
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
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
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
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
……犹当博学审问。
……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
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
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
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
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
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
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
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
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
《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
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那时汉朝 怎么样
基本：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
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
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蜀汉昭烈帝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历史：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汉高祖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
汉高祖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皇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
虽然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才称皇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公元前207年12月汉高祖刘邦灭掉秦国算起，并以农历汉高祖元年十月为汉太祖元年的首月。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
鼓励生产，轻徭薄赋。
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
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汉高祖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帝国和平，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高祖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称制。
吕后尊汉高祖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汉高祖刘邦的黄老政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酿成“诸吕之乱”。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恒。
他和儿子汉景帝刘启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汉景帝刘启时期（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10个月即为周亚夫、栾布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
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和南越一样，出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
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治世时代。
汉景帝刘启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世宗孝武皇帝，也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
在政治上，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
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
尽管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霸王道杂之”，但汉武帝刘彻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
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
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
又收复南越国和朝鲜，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
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
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因此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
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汉武帝刘彻死后，汉宣帝刘病已时期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统辖的开始。
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
为此，汉武帝刘彻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
为抢救经济，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汉武帝刘彻晚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此被害。
汉武帝刘彻死后，年仅7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是为孝昭皇帝。
汉昭帝刘弗陵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田千秋、桑弘羊和霍光5人共同辅政。
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汉昭帝刘弗陵清醒地诛杀了上官桀等一批阴谋权臣，避免了霍光被怨杀。
霍光从此继续辅佐汉昭帝刘弗陵治国。
汉昭帝刘弗陵遵循汉武大帝刘彻晚年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以至于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
汉昭帝刘弗陵死后，汉武帝刘彻孙昌邑王刘贺即位。
他行为放纵，密谋除掉霍光，但反被霍光废掉。
之后霍光又迎立汉宣帝刘询即位，是为汉中宗。
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汉宣帝刘询。
地节二年，霍光去世。
但霍氏一门逐渐腐败黑暗。
汉宣帝刘询将腐败的霍氏集团一网打尽。
汉宣帝刘询治国摒弃不切实际的儒学，采取道法结合的治国方针，在整顿吏治上沿用汉昭帝刘弗陵，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豪强在国家中的角色。
经过了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的治理，国家经济明显恢复，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这就是著名的武昭宣盛世。
汉宣帝刘询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败。
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
汉元帝刘奭死后，汉成帝刘骜即位。
汉成帝刘骜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由于赵氏姐妹不能生育，汉成帝刘骜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
由于“酒色侵骨”，汉成帝刘骜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
汉成帝刘骜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权力急剧膨胀。
汉成帝刘骜死后，汉哀帝刘欣即位，是为汉孝哀皇帝。
汉哀帝刘欣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对象董贤厮混玩耍不理朝政。
外戚王氏的权力进一步膨胀。
国家已经呈现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
公元前1年8月15日，汉哀帝刘欣去世。
8月17日，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汉平帝刘衎.10月17日，刘衎即位，是为汉孝平皇帝。
但是，汉平帝刘衎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
公元6年2月3日，年仅14岁的汉平帝刘衎病死，王莽仅仅立孺子婴刘婴为皇太子，自己担任“摄皇帝”。
公元9年1月10日，王莽废除孺子婴刘婴的皇太子之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东汉 汉朝疆域 公元23年腐败的王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终于灭亡。
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
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了绿林军。
其后，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灭刘盆子，是为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
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社会安定，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号为“明章之治”。
期间，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从此基本扫除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
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
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
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
但是实际上都是窦太后操纵朝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
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
但是之后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
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
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
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
汉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
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汉安帝刘祜。
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
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
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
听信奸臣，肆意无忌。
朝政昏庸不堪。
东汉快速衰败下去。
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
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但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
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
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
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
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
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
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汉冲帝驾崩，年仅三岁。
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
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
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
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
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
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
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汉桓帝驾崩。
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
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
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职，朝政腐败到了极点。
终致在西元184年爆发了由张角所带领的黄巾之乱。
虽然不久便平定了此场叛乱，但是汉朝政府经此一役已国力大减。
且中央政府为了顺利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地州官。
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董卓等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
汉灵帝死后，董卓掌权，废后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汉献帝刘协。
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军阀割据完全表面化，出现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权；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璋等势力。
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丞相的名义讨伐各路军阀，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军的主力，但同时架空汉室权力，全权代理皇帝处理朝政，汉朝皇帝此时已经是空有名分而无实际了。
曹操虽然想以汉朝丞相的名义企图招安但却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抗，认为他是奸臣，不得已曹操只能逼迫汉献帝下诏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路军阀。
前期曹操虽连战得胜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仓皇北逃。
三分之势逐渐形成。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承曹操爵位，并于220年曹丕逼迫献帝让位，改国号魏，自称魏文帝，东汉灭亡，汉朝国祚告终，中国进入分裂的三国争霸时代。
班组长在公司的定位及作用
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象。
清谈又微言”、“清言”、“清议”、“清辩”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
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
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
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
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
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
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
”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
”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
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
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
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
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
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
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
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
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
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
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
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
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
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的诗句“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
《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
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
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
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
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
《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据说这“风”，原写作“德”。
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
而杨万里在《读〈严子陵传〉》说：“客星何补汉中兴
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
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
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
……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
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
……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张蠙《乱中寄友人》：别来难觅信，何处避艰危。
鬓黑无多日，尘清是几时。
人情将厌武，王泽即兴诗。
若便怀深隐，还应圣主知。
陈襄《白头》：白头四十未逢知，锻石裨天已后时。
正好中行求独复，岂能上施学颠颐。
生荣死辰如观火，吉去凶来莫问龟。
若有名山归便隐，一编周易是吾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