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读后感
一首好的抒情诗，应该是艺术美的结晶。
它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唤起人们审美的感情。
然而多年来，《雨巷》和戴望舒的其他一些诗作，却被视为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无病呻吟而排斥在文学史的视野外；直到最近，人们才像观赏出土文物一样，把这些作品从遗忘的尘土中挖掘出来，又重新看到了它们身上的艺术光辉。
戴望舒在坎坷曲折的二十多年创作道路上，只给我们留下来九十多首抒情短诗，《雨巷》，就是他早期的一首成名作。
《雨巷》大约写于1927年夏天。
最初发表在1928年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上。
戴望舒的挚友杜衡在1933年写道： 说起《雨巷》，我们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的。
《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叶圣陶先生代理编辑的《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把它投寄出去。
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远。
……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是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的称号，一直到现在。
（《望舒草· 序》） 《雨巷》创设了一个富于浓重点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
在这里，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
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
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雨巷中彳亍彷徨的孤独者。
他在孤寂中怀着一个没好的希望。
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
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到象征。
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她和自己一样充满了愁苦和惆怅，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过去了。
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
有论者说，《雨巷》时诗人用美好的“想象”来掩盖丑恶的“真实”和“自我解脱”，是“用一些皂泡般的华美的幻象来欺骗自己和读者”，除了艺术上的和谐音律美外，“在内容上并无可取之处”。
（凡尼：《戴望舒诗作试论》，《文学评论》1980，4），这些诘难和论断，对于《雨巷》来说，未免国语简单和苛刻了。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对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原来热烈响应了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不到革命的前途。
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
《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
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
一年多以前，他与同学杜衡、施蛰存、刘呐鸥一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的热情的笔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
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
“四·一二”政变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
（《望舒草·序》）他这时候所写的《雨巷》等诗中便自然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
这种彷徨感伤的情绪，不能笼统地说是纯属个人的哀叹，而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
《雨巷》则用短小的抒情的吟诵再现了这部分青年心灵深处典型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确实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
这是低沉的倾述，失望的自白。
然而从这倾述和自里，我们不是可以分明看到一部分青年人在理想的幻灭后的痛苦和追求的心境吗
失去美好希望的痛苦在诗句里流动。
即使是当时的青年也并非那么容易受着“欺骗”。
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
人们回憎恶这雨巷，渴望出离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宽阔光明的地方。
《雨巷》在艺术上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抒情。
象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诗歌中崛起的一个艺术流派。
他们一世界末的颓废反抗资本主义的秩序。
在表现方法上，强调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内心瞬间的感情。
这种艺术流派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传入中国。
第一个大量利用象征主义方法写诗的诗李金发。
戴望舒早期的创作也明显地就手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
他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挖掘诗歌暗示隐喻的能力，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中抒情。
《雨巷》就体现了这种艺术上的特点。
诗里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像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地姑娘，并非真实生活本身地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地抒情形象。
我们不一定能够具体说出这些形象所指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可以体味这些形象所抒发但朦胧的诗意。
那个社会现实的气氛，那片寂寞徘徊的心境，那种追求二不可得的希望，在《雨巷》描写的形象里，是既明白又朦胧的，既确定有飘忽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扩大了想象。
这样以象征方法抒情的结果，使诗人的感情心境表现得更加含蓄蕴藉，也给读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感到诗的余香和回味。
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
他译过这一派的诗。
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照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
”“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
”（《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大幽微精妙大去处。
戴望舒大诗歌创作，也接受了古典诗词艺术营养的深深陶冶。
在《雨巷》中，诗人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就着愁怨的姑娘的象征性的抒情形象。
这显然是首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
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
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
南唐李璟更把丁香结和雨中惆怅联系在一起了。
他的《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
风里落花谁是主
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作为人的愁心的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想象。
这种吸收和借鉴诗很明显的。
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唐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
我以为不能这么看。
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吮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
《雨巷》读后感
陈旧时代与不朽精神——读叶兆言《陈旧人物》有感写在前面知道叶兆言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不知道他的祖父是何许人也。
读罢这本书，更加对这位在书中多次出现、与许多大师交往甚密的老人着迷。
请友人帮我上网查一下，友人看了搜索的结果之后，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三个字：叶圣陶。
有了祖父这一特殊的“条件”，有过“从游于大家之门”的经历，叶兆言对于那些活跃在上个世纪的文人自然会别有一番解读。
在《后记》中，他写道：“陈旧人物，既代表人的陈旧，也试图把‘陈’当作动词，展览一下几个老掉牙的前辈。
”在我眼中，叶先生不仅“展览”了那几个老前辈，而且重现了那些逝去的时光，揭示了文人与时代的纠葛，彰显了那些“老掉牙”的文人身上的不朽精神。
（一）陈旧时代书中记述的时代集中于三个时期：抗战，新中国前期和“文革”。
在我看来，叶兆言展现了一幅上个世纪的人文景观长卷，用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部小型文化史。
在《梁启超》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政治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林琴南》则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保守派的抗争；《刘呐鸥》和《穆时英》论述了“新感觉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成败之处；而《周瘦鹃》《范烟桥》记载了“鸳鸯蝴蝶派”的命运……作为作家，叶兆言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历史，他也将犀利的文学批评寓于人物叙述之中。
在《刘呐鸥》中，他对刘的创作有这样一段评论：“郁达夫笔下的因为苦闷而沉沦的故事，到了刘呐鸥这里，苦闷没有了，是否沉沦也无所谓，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放纵……要在刘呐鸥的小说中找到‘新的力量的暗示’，那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不健全的、糜烂的’生活，倒是随处可见。
”“新感觉派”文学的失误被叶兆言一语道破。
也许是无心之举，叶兆言这种写法，让教科书上那段文学史充满生气。
《陈旧人物》的创作方法，想必会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有所启发。
此外，在这些陈旧的时光中，我们往往会体会到文人与时代（尤其是一时代之政治）的纠葛，而他们的无奈徒令我们叹息。
《苏青》中这样写道：“苏青是在敌伪时期成名的，有人给她按上了汉奸的罪名……抗战胜利后，属于苏青的那个时代也结束了……到了解放以后，苏青这样的女作家便几乎成了怪物。
”在这里，文人的处境犹如一个毛线球，被时代所拨弄，无还手之力。
处境如此，其思想亦如是。
叶兆言在《顾颉刚》中写道：“邯郸学步是五十年代的人文景观，一代知识分子失去根本，找不着北。
”面临意识形态的冲击，无论是像冯友兰一样选择改变，还是像陈寅恪一样选择执着地踽踽独行，抑或像顾颉刚一样以年老体衰为借口抵抗，思想受到威胁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恐惧，都会令他们受到深深的内伤。
文婧女士在为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写的《后记》中说类似的一句话：“有人选择背叛自己的良心，有人不能禁受这种精神上的乾坤逆转，选择了死亡，更多的人，用他们的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
王瑶亦曾评价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
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陈寅恪也说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何其难也
何其悲也
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和谐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引以为鉴
（二）不朽精神展现了那些“陈旧人物”生活过的时代之后，叶兆言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些前辈们不朽的精神。
先扯几句闲话。
近几年来，对民国人物的推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市面上关于民国人物的书也层出不穷。
我看过其中的一些文章，感觉太多的书都止步于“猎奇”，只是去描写钱钟书的背功如何了得，只是去描述叶公超说出那句“I will put a pot of shit over your head”时的状况等等。
这样的文章，和那些供人娱乐的小报无异，没有什么养分。
追慕前人，最重要的应当是追慕前人高贵的品质与清洁的精神。
《陈旧人物》正展现了这些老前辈的不朽精神
你也许听说过李叔同的风流倜傥，在书中，你还能看到看到这样的李叔同：“李叔同的优点就是认真，从来不恃才傲物，自以为是，他做别人的老师，不是仅靠自己的才华折服人，而是以身作则，处处严于律己，用实际行动教育弟子。
”你也许听说过张大千画假石涛的轶事，在书中，你还能看到这轶事背后的东西：“张大千画假石涛的功夫，得力于两方面，一是迷恋，一是苦练。
凡事不迷恋，通常好不到哪里去。
第一流的艺术家，好歹都得有些神经病，都得有些常人眼里的不正常。
爱是艺术的源泉，如果不真心喜欢，张大千绝对画不出那种能以假乱真的石涛。
”还有他们：“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顾颉刚）就有充分的理由停止学术活动，然而只要一息尚存，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祖父最看重的朋友，不是写小说的作家，而是能有耐性做学问的学者。
”……现在我们常常在反思，在如此优越的学术环境下，为什么我们近些年来的学术水平还是大大低于那些在战火纷飞中、在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容不下的条件下治学的学者的水平。
答案想必就是那些陈旧人物身上的不朽精神。
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
（特别鸣谢：厦门大学 王育鹏）
急求《梅雨之夕》读后感
施蛰存（1905～2003年11月19日） 作家、文学翻译家名施青萍，笔名安华、李等。
原籍浙州。
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中学时喜读唐诗，作过旧体诗。
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
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其间一度旅居香港。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
1937年以前，除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写作散文。
1950至1958年翻译了200万字外国文学作品。
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大量译作。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等篇，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戴望舒《雨巷》中“丁香姑娘”这一形象的象征意味什么
1.穆时英（1912～1940） 小说家。
笔名伐扬、匿名子。
慈溪人。
父亲是银行家，自幼到上海求学。
读中学时爱好文学。
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
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
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
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
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
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罗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迥然有别于《南北极》。
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
此后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这正是这一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
这些小说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但穆时英笔调却风靡一时。
随着政治思想的激变，于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
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
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参考资料： 一九二六年鲁迅谈到俄国象征诗人勃洛克时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1]杜衡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都市的文学，或者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
”[2]这时穆时英的创作努力就更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因为他不仅使都市生活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无论在表现手段还是精神上，都与此时都市的特点相适应。
“在（都市文学）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
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
”[3]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描写过都市，比如有京派笔下的都市，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
其中一些人的文学成就远在穆时英之上，洞察也比穆时英深刻。
但是，穆时英独特性在于，他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
这不仅仅是说他在穿衣打扮、生活方式是都市的，也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都市生活，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和上海这座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在精神上相沟通。
他的二重人格是这座城市给他打上的深深的烙印。
穆时英的作品，尤其是被目为“新感觉”一类的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和左翼理论界都曾经从各自立场上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和批判。
但是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在历史上有过“附逆”的行为，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干扰下，大陆的学界一直以“颓废”“腐朽”等低调字眼标示作者，不屑对他的作品加以客观研究，使之在文学史上长期沉没。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率先给予穆时英较为客观的评价。
步入新时期，对穆时英的研究慢慢就多了起来。
严家炎将其归入“新感觉派”小说，在整体的比较下研究作家创作的个性，突出其“新感觉”的特质。
现在对于穆时英的研究，既有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如吴立昌、饶嵎为《穆时英小说全编》所写的导言，又有探讨日本新感觉派，乃至西方现代精神对穆时英的影响，如蒋淑娴《穆时英小说简论》，用心理荒原分析他的小说；还有将他放到整个都市文学发展中，或者在与其他都市文学作家相比较中加以研究，如漆咏德《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小说的流变》，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李霞《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等。
但是现在的研究状况也确如黄献文所说，“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颈在于资料的匮乏。
穆时英本身就是一个谜团。
许多资料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整个研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
另外，对他的研究多围绕新感觉派做文章，视野受到局限。
一个作家显然不能只用一种标签标示，今后对穆时英的研究者会从更多的角度来来把握他及他的作品，挖掘也会更深入。
毕竟，对穆时英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补充：关于穆时英的附逆行为，史上一直有争议。
长期以来大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他的文学贡献。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有人化名嵇忧康撰文指出穆时英其实是被中统方面派入上海打入敌伪内部的同志，但却被军统的人暗杀，致使穆时英长期蒙冤。
2.刘呐鸥(1900～1939) 原名刘灿波，笔名伐扬等。
台湾台南人。
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
精通日语、英语。
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
20年代末倾向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
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进步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
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发表过一些进步作品，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
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后又赴日本。
抗战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筹办《文汇报》，任社长，报未出而于是年秋被暗杀。
据传是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但据施蛰存说，乃被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暗杀，原因是争夺赌场与流氓有矛盾。
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等。
刘呐鸥的小说适应都市上海快捷多变的速率，表现都市男女热狂迷乱的感性欲望，客观上暴露了有闲阶级的堕落、空虚和人生烦闷，而主观上作家对这一种弥漫性的颓废倾向又不无欣赏。
他的作品在灵活运用现代派手法表达都市人现代情绪方面有所开拓，表现人物的感觉意识也新鲜、丰富。
如《游戏》写一时髦女性结婚之际不是与未婚夫而是与旧日情人共度初夜，在所谓“都市的诙谐中勾勒都市女性视婚变为游戏的人生态度”。
《风景》与此同调，表现一有夫之妇在火车上与青年男子邂逅野合。
《残留》运用内心独白的技巧娴熟，《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以客观物象来影射主观感觉，绘景写物都充满了多样化的新奇的主观色彩。
刘呐鸥的小说还侧重从两性关系入手，强调生命本能尤其是性欲对人的行为心理的驱动作用和金钱社会人伦尽失人欲横流的都市畸态。
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性欲的苦闷中左冲右突，寻求满足。
3.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编辑本段生平简历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
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
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求《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的赏析
读《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有感其实，读了这篇文章，我没太多深刻的感受，脑海里只记得文章说的是一个男人，在赌马场遇见一个女人，于是吃茶、散步，并且跳舞，用了许多的时间，末了女的却说“谁叫你这样手足鲁钝。
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罗嗦。
——我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你的时候，你不自己享用，还要跳什么舞”，于是丢下人在夜总会里，去换衣衫赴另一个人的约。
我觉得：自以为的风情，那一堆琐屑的仪式，在人眼睛里不过是浪费时间。
吃一包速食面，其实是不需要顶礼膜拜的前戏的，直接开水冲泡就是了。
可是，从前有人卖一颗宝珠，他做了漂亮的盒子，于是来了个人，把他的盒子买走了，不要他的珠，世上也尽多买椟还珠的人。
对有些人，速食面还是满汉全席，一样都是不重要的，宝珠的意义曾不如木椟，或者说木椟就是他的宝珠。
“我”---雷维尔，也是时间的不感症者。
“我”10月来到布勒斯顿，却从明年5月开始记日记，也不是天天记，只是断断续续的写，可是总不记当天的事，总是追忆过去，5月追忆去年10月，5月的事要待7月。
“我”，总是那么迟钝，好像对时间，对别的什么，比如对阿妮、对阿妮的妹妹，总是什么都是无法及时好好把握。
其实，对有些人，比如“我”，什么都只如沙子，越用力越是把握不住。
不如在可以把握时不要把握了吧，放了手，至少过后可以假装曾几何时原来可以好好把握，却没有把握。
比如春天来了，开了许多的花，那么美好的花，而那么美好的花却让一些人过敏，所以珍爱生命，远离花朵，越美丽越远离，然后让自己相信幸运的是我曾经陪他们开放。
并且从文章的标题来看，《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不仅在空间上表明男女主人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也从心理上暗示两者的沟通是很难契合的。
男主人公还在想怎样追到女主人公时，而女主人公想的确实这男的真够扭捏，敢想不敢做。
最终单纯的爱恋沦落成金钱交易关系式的悲哀，沉重的击打着我们人性丑恶的一面，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
在万恶的旧社会中，男女的交往只剩下金钱的交易了，曾经美好的爱情渐行渐远，呼唤纯真的爱情和人性善良的一面迫在眉睫
我想这也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